童年的老屋

李秉铎

　　童年的老屋在原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合作村一舍，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小学生时光。

（合作村一舍，现改名为四新村。）

　　1950年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定名为西南师范学院。1952年9月底由沙坪坝搬迁到北碚，那时到北碚还没有公路，我们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沿嘉陵江由水路到北碚。搬家那天，天上下着雨，学生们来帮忙搬运行李，那是我第一次坐轮船，沿途烟雨茫茫，江景朦胧，像一幅水墨山水画。最初我家住在北碚新校区驻地一一地主庄园（熊家院），平房、木地板，有三大间，两家居住，各住一间半，中间一间一分为二。随后不久修建了合作村新宿舍，我家搬到合作村一舍5号居住。

合作村共六幢，建在上下两个平台上，之间阶梯相连，每个平台三幢，一字排开（这六幢楼后被称为老合作村）。每幢两层楼，八家，分两个单元，每单元四家。房屋建筑是仿照苏联模式：两室一厅，水磨石地，每家有一内阳台，一楼阳台外有一小花台。住房和厨房分开，从住房出门进入公共过道才进入厨房，厨房连有一小房间是保姆房。每套房面积大约七、八十平方米，房前有一排高大的苦楝子树，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高档的住宅了。

搬进新房使我们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和姐姐、妺妹、弟弟们在校园内找到一些指甲花、牵牛花、鸡冠花，立刻挖来种在小花台里，感觉离我们憧憬的苏联老大哥的鲜花一样的美好生活更接近了。“苏联人民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那个时代的口号。我们向往的社会主义美好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也快要实现了（这个电话的普及终于在40年后实现了，不过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已不存在了，我们则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合作村一舍最早的住户）

　　70年过去了，在“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大拆大建中，合作村六幢老房居然屹立不倒，幸存下来，直到今天仍不显得落后，仍有使用价值，足见当年建筑设计的先进和超前。这使得流落在各地的当年住户的子女们还有机会回去瞻仰一番，回忆自己童年、少年的生活。那些斑驳的记忆，有灿烂的阳光，也有不测风云的狂风骤雨。

我家住一舍5号，是楼下。同一单元四家，楼上6号、8号是外语系教师阎童、熊正伦（外语系教授、留美硕士）的住宅。楼下7号，和我家对门是历史系教师金陶斋家。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接踵而至，在运动中一群书生阶级斗争觉悟大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越来越敏感，互相之间也产生了不信任和猜疑之心。

　　1956年春的一天，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金陶斋的爱人藏秀英敲我家窗户，把父亲喊醒，让他到金陶斋的房间听一种声音。原来从熊正伦的房间（在金的楼上）传出一种“达、达、达”的声音。藏秀英说以前也听到一次，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听到就向学校人亊处反映过，人亊处负责任人说：“下次再听到这种声音时就把邻居李峻岳叫醒听一听。”父亲听后又到房外巡视了一周，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不多时声音停了，父亲便回家睡觉去了。当时父亲觉得不会是发报机的声音，是打字机的声音吧？也不像。打字机的声音比那声音高，且有间歇，不会那样匀衡，同时打完一行一定要稍停一下，转一下轴子。是不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写字台上钢笔写字的传到楼下呢？父亲心中疑惑是钢笔划玻璃板的声音：因为合作村一舍的房子没有隔音，楼上的动静，楼下听得非常清晰，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同时熊正伦是个夜猫子，他是夜里读书，夜里搞工作的。就这样胡思乱想，也未解决问题。第二天因为忙于工作，来不及向人事处汇报，只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外语系书记，托她向人亊处反映一下。那时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控，特别是互相监控，互相揭发，这一方法在“文革”中发挥到了极至。

戏剧性的是：第二年，革命警惕性很高，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的金陶斋和被反映情况的熊正伦都成了右派分子，金陶斋因为还有历史问题，处理得比熊正伦还重，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后来死于峨边劳改农场。金家全家被撵出学校，回原籍山东禹城县。临走前金伯母藏秀英将家里的家具、坛坛罐罐摆在家门口低价出售，以換点钱作路费。那情景非常凄凉，至今仍历历在目。金家的女儿金宝秀是我妹妹的同学，儿子金宝民，金宝祺都比我小好几岁，一同随母亲返回老家农村，以后再也未见过面。我不知道对于不懂事的小孩为什么也要这样残酷无情，我们不是对日本鬼子遗留的子女都优待有加吗？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右派平反，风烛残年的藏秀英曾回西南师范学院落实政策。她找到当年的邻居我的父亲，谈起二十多年来的艰辛，潸然泪下。

　　合作村一舍1号是教育系高振业教授的住宅，楼上2号是地理系杜子荣教授的住宅。父亲和高伯伯、杜伯伯是多年的老朋友，关系密切，经常来往。

高伯伯个子矮，体胖，杜伯伯个子高，身体挺拔。我常常说高伯伯是矮伯伯，杜伯伯才是高伯伯。高伯伯听了哈哈一笑，一点也不生气。高伯伯为人随和，我小时候常去他家玩，长大后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仍去看望他。高伯伯常呼我小时候的小名“三犟筋”，称我为“老侄子”，告诉我小时候我做的那些可笑的臭事。高伯伯在一舍1号一直住到身体不支被接到成都儿子处，1996年去世，在那套房里住了四十多年，是合作村一舍唯一没有挪窝的人。

杜伯伯是山西人，他是教地质学的，时常带学生到野外考察，因此身体强健，走路身板挺直。他的性格和身体一样：直率，刚正不阿。“文革”初期，父亲的老朋友潘仁斋时任学院副教务长，被作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而揪出来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天下着雨，潘伯伯头上扣着一个字纸篓，不敢取下来，在雨中踽踽独行。杜伯伯见了，走过去给他打着伞遮雨，又把他头上的字纸篓取下。那个时代，敢这样做真要有点胆量。

1967年重庆的武斗越演越烈，西南师范学院成了重灾区，成为大规模武斗的战场。潘伯伯一家外出躲武斗，我弟弟秉鑑到文化村一舍帮潘伯伯照看房子。住在文化村一舍106室的中文系老教授吴宓孤独一人，无处可逃。他早已被打成反动文人而揪出来，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杜伯伯专门嘱秉鑑照顾一下吴宓。吴宓在1967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七时杜子荣导李峻岳之第五子李冰鑑（按：应为李秉鑑）来见并介识，缘李冰鑑将借住本舍104潘仁斋宅中，杜君谓宓若遇急难，可奔至李君处求救援，云云。其意可感。”

杜伯伯是一个热心人，“文革”中外语系系主任赵维藩教授长期外出，在子女家中躲武斗，由杜伯伯和父亲帮忙领工资取粮票寄去。赵伯伯感慨地说：“有李杜在，老赵衣食无忧矣！”

　　现在合作村一舍的住户全部换了新人，走在校园里再也不可能遇见父亲那一辈的老人了，更没有人喊我“老侄子”了，所以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

（杜子荣伯伯家的五个子女在合作村一舍前）

（我和几个弟弟及侄女李康在合作村一舍5号旧居前）

202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