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年馑幸存者回忆录（1991年整理）

古莘秦建增

　　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这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全省92县尽成灾区，全省有250多万人饿死，40多万人逃荒，700万人奄奄一息、其中40万人惨遭贩卖，其中多为妇女。

提起民国十八年饥荒，都有谈虎色变之感。民国十七年整年大旱，夏秋两季欠收，小麦干种上，一冬天没有下雨。加上军阀土匪割据一方，屡屡催粮要钱，战乱多发，人民不能安居。好多穷人家，背井离乡，有的出卖妻子儿女，凄惨景象，多出可怜。到处可见。

1929年大旱前的50多年之间，陕西曾相继遭受两次物大干旱的袭击，即1877年（清光绪三年）和1890年（光绪二十六）两场大旱灾，其中以清光绪三年大旱危害最烈。那次旱灾吞唾了近100万人的生命。

1929年的大旱灾，其持续时间、受灾区域、被灾人口惨烈程度等，均已超过涉及光绪三年的大旱。1928年春末，旱象初起，全省几乎所有县区滴雨未降（当时陕西共有92县，无县不旱）。夏粮绝收，秋粮未能下种，连续两季颗粒无收。当时除少数殷实人家之外，绝大部分农家都很少存粮，一般都是“收一茬庄稼吃一季粮”。这样，在两季绝收的情况下，灾情于1928年秋便迅速蔓延开来。有道是：“地无余湿，屋鲜尽藏，赤地千里，万井封锁无烟”。“殷实之家，举室啼叽，中下各户，延颈待毙。”

成千上万饥民，在田野上搜寻草根、树皮充饥。很多人四处拣集鸟粪，用水淘洗之后，挑食其中未完全消化的粮食颗粒。大荔、澄城韩城一带，少灾民吞食白土充饥（俗称观音土。一种质地很细的土壤粉末），食后不久即腹泻而死。耕牛骡马，宰杀无存，狗、猫，甚至老鼠，都成了灾民捕捉吞咽对象。至1928冬，灾情愈演愈烈。大批走投无路的灾民背乡离井，出外逃荒；数十万妇女儿童，被卖出省外；各地饿毙灾民的数字，成倍加番地往上增长；吞食人肉的惨剧也相继发生！1929年2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卫生部长薛笃弼赴陕调查灾情，陕省主席宁哲元陪同薛察看了潼关、华县、渭南、临潼、三原、富平等县。“足迹所至，十室九空，遍地哀鸿，奄奄垂毙。”他们“每至一处，饥民攀辕卧辙，哀号乞食，”形同人间地狱。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曾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这种禁令实际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该人贩持此文契，视为公然。”

合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

陕西省于1926成立了“陕西省救灾委员会”，并在各县成立了“救灾分会”。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主席是曾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许世英。由于陕西的灾情特别严重，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重视，1929年9月，“全国赈灾委员会”派出以回杰生为代表的“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

陕西省赈务会（即原省救灾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教育厅长黄统、西安市长萧振瀛、赈务会常务委员杨仁天等在钟楼上接待了视察团全体人员，邓长耀、黄统备述陕西灾情奇重，希望视察团把这里的灾情电告全国，以期望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重视与支持，拯救陕西及西北的灾民，否则“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目睹这番惨象，回杰生决定留在西安，并约定陕西赈务会的蔡雄霆、王淡如二先生共同负责视察工作，同时组织西安各主要报刊主笔联合组成“陕西灾情通讯社”，向全国各大报馆拍电，通报灾情。

这里选出其中两封电报抄录如下：

12月1日电：上海日报公会，南京复旦社，天津《大公报》，北平《益世报》，前外茶儿胡同十四号马芷庠先生均鉴：关中友重各县，除渭滨滩地稍有收获外，余皆秋收毫无，麦多未种。行其野田地荒芜，蓬蒿没胫。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盖未经掩埋已被禽兽啄食净尽之路毙也！入其村但见室多泥门堵窗，无人居住，盖自人春以来，俄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村人埋不胜埋，只泥堵其窗户，希图苟安于一时，以致近日各县疫病流行，死亡枕藉。传染既易，死者益多，尤以省西之眉县、乾县、礼泉、武功、扶风等县，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现天仍亢旱，洼地麦苗且日已枯死，滨水之区亦尘深尺许、高原更可想见。且人秋以来、陕南兴、汉所属共五县，亦迭遭水、旱、蝗、雹、匪各灾，日加惨重。灾民除采自树皮草根水之浮萍外，并有掘食一种白土，俗名“观音粉”者。食用既久，往往腹中结成石块，膨胀以死，灾情如此、中外善士若不设法救济、全陕将不免有绝人之患。王淡如、蔡雄霆叩东。

次年2月6日的一通电文中又称：顷据调查员报告！吾陕各县秋获未收，冬麦未种。兼之战争复起，交通又梗，灾民际此，惨痛愈甚。尤惨者，妇女被人贩卖者计达10余万；沦为娼妓者亦为数不少。长此以往，陕西人种将濒临绝境。又西安一带，于冬日落雪，厚2寸，但野无青苗，与灾无补，反令饥民冻馁，以故死者日益增加。王淡如、蔡雄霆叩鱼。

廉庄村杨满运（77岁）：

那年，我把我弟弟给卖了。我那年15岁，我弟弟5岁。我们全家4口，一路讨饭逃到白水县。逃到那里之后也没有寻到活路，只好把弟弟卖了。卖了3斗糜子，大约100来斤。

我弟弟现在姓王，叫王重德，如今也67岁了。幸亏我们家逃出去了。我走时我们这条巷子有20多户人家，回来时一户也没留下，除了逃出走的。全饿死了。

我记得当时逃出去的还有两户。一户是杨国子家。杨国子这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老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饿受不住，入冬就逃出去了，家里就剩下老汉一个人。

入冬后一天早晨，老汉出了院门想去寻点吃的。人东倒西歪的，立都立不住。遭饥馑时人都那样，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老汉刚走出院门没几步，倒在地上就死了。死了就死了，没人管。那年月村子里到处都是死人，谁也顾不上管谁。不过逃出去也没能都活下来。逃到蒲城和韩城的两个兄弟活下来了，另外6口逃出去也全饿死了。

廉庄村王富合（78岁）：

我们村那年总共饿毙饿死多少人，这我说不上来，没计算过。但我知道住的那条巷，36户死得只剩下14户。有逃出去的，也有饿死的。人没吃的了，可不就只剩下一个死！

什么都吃光啦，只要能嚼烂能往肚里咽的东西都吃光啦！糠、玉米芯子、棉籽、刺根、柿子树叶、杏树叶子，我都吃过。

还有榆树皮！榆树皮那是好东西，比其他树皮都好吃，当然不会比正经粮食好吃。怎么个吃法？把树皮剥下来，烤干，碾成面，熬成稀糊糊吃。有时掺点别的东西，有时什么也不掺，就那样喝。我们村子四周原来榆树最多，后来就绝种了！

那时候还有杀人抢粮的。一宗是杨玉祥家。杨玉祥现在还在世，死的是他父亲。不是饿死的，是被人打死的。

那年冬天，杨玉祥他父亲从山西那边贩回二百斤糜子，刚进门，就有人把杨玉祥叫出去。等他回来，他父亲已经被人打死在炕上。用枪打的，腰上穿个洞。二百斤糜子一颗没剩，全被抢走了。谁抢没人知道。那年月土匪多，政府也顾不上查问这类事，死了就白死了。

再一宗是杨成娃家。成娃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面，就被人勒死在灶房里。听说面不多，就二三斤，成娃正打算做了吃一顿饱饭，结果就叫人给害了。

还有杨自成家。杨自成原来弟兄5个，老四和老五卖到北山头去了，剩下老大老二老三弟兄三个，另外还有他爸和他妈。自成爸那年有60多岁了，老汉不是饿死的，是被三个儿子活活勒死的。也是那年冬天的事情。

那天弟兄三个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点麦子，他们偷着磨麦子，磨完麦子之后扫磨眼时，老汉饿急了，用手捏了点面就往嘴里头塞。三兄弟上来就把他爸勒死在磨道里。自成娘后来也没活多久。第2年的糜子收割后，自成娘一顿吃糜子面饼吃太多，活活给撑死了。

廉庄村杨倍荫（71岁）：

那年我9岁，差一点被别人给吃了。那时候，各家各户的大人都不敢叫小娃出去。一是怕狼和狗。那几年狼特别多，大白天狼进村叨小孩的事经常发生。狗比狼还可怕，狗那时候吃死人吃得全身都脱毛，人一倒下狗就吃，见了小孩扑上去就咬脖子。再就是怕小孩出去被别人吃了。

那一年蒸的煮的吃小孩的事传得到处都是，还有亲生父母吃亲生儿女的。我就差一点给人家吃了。我记得那一家是弟兄两个，就住在龙王庙前边那条巷里。

他们哄我说给我馍吃，叫我跟他们到家里去取。那时候小孩一听到有馍吃，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叫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一进屋子他们就把门关了。还叫我坐到炕上。我刚坐到炕上他们就上来捏我的腿。幸亏我爸和我哥他们听到消息，寻着追来了，我才没被吃成。

现在一想起那弟兄俩当时看我的眼神，心里还直打颤…

廉庄村杨嘉荫（78岁）：

我那年16岁，已经不小娃了。那时候大人小娃全一样，全没有活干。地里到处红光光一片土，一丝绿叶都看不见，树枝树杆全是折的，树叶树皮早捋光剥尽了，哪里还有庄稼活干？有活干人也干不动，大人小娃全都饿软了，每天出门唯一干的活就是四处寻找吃的。我那时常到村里的龙王庙前边去，那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不是去那里求雨，那时已经没人求雨了。人饿到那份上，连龙王爷、连神都不信了。除了肚子，别的什么都不顾。龙王庙前有卖馍的，也有卖包子的，卖馍的笼口盖好几层布，只留个很小的口，怕人抢。卖包子的不说是什么馅，不说是猪肉馅羊肉馅还是牛肉馅，也没有人敢问是什么馅，反正是肉包子，有肉味。其实当时村里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人肉包子，但没有人敢说。卖的人、买的人都不说。我没吃过那种包子，但见过别人吃过，还见一个人从包子内吃出片人手指甲。我记得还有人问吃包子的人是什么味，那人说跟猪肉差不多。卖包子蒸笼底下的灶火里，填是柴火和死人骨头！这我可记得清清楚楚，是不是人骨头，大人小孩一眼都能认出来。人骨头烧着了跟柴火不一样。滋滋响，冒着油泡，有烟还有一股说不来的气味。

廉庄村杨玉堂（82岁）

我们三兄弟，大白天在黄河滩锄地时，遭到了7只狼的围攻。我们背靠背，抡着锄头边喊叫边乱砍，狼就是不退，整整对峙了一个上午，还将二弟的后脖颈咬了一个大口子，后来村子里其他人操着家伙赶来了，狼这才很不甘心地逃走了。

同村杨德有的母亲饿病在炕，也是大白天，狼从院墙跳进来蹿进屋子，老太太问谁呀，没人吭声。老太太扭脸一看是狼，喊都没喊出一声，脖子就给狼咬住了。

最后狼把老人的血吸干，还想把人也拖走。咬着脖子将老人从炕上拽下来，拖出屋子，一直拖到院墙跟底下，狼才跳墙跑了

廉庄村刘积绪（71岁）

说起卖婆卖女人的事，最惨的是村边的刘娃。刘娃家没有地，一分地都没有。刘娃常年在黄河难上以拉船为业。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刘娃就把他女人和一个十来岁的男娃，一块卖到对河的山西永吉县去了。

听说卖了40块现大洋。当时40块大洋能买多半担麦。可惜麦没买成，刘娃自个也没吃上。他从山西那边过来没回到村里，就在南沟被人勒死把钱掏走了。尸身是第二年雪化之后才被人发现的，村里不少人去看过，说脖子上的绳还没解开。

再就是杨玉吉家。杨玉吉4个娃，全是女娃。也是饿得没办未法啦，他就把门板和窗扇拆下来，绑了个筏子，叫他女人和4个女娃全坐在上边。黄河那年结了冰，冰很厚，胶轮大车回走都没事。

杨玉吉就在冰上拖着门板，把他女人和4个娃拉到黄河对岸。他开始哄他女人，说只卖两个女娃。但过了河就把四个女娃连婆娘一块卖了。卖了多少粮食不知道。他最后没饿死，但回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人看上去跟痴了差不多。

【灾难起因】

被称为“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之地，为什么这次灾荒如此严重而持久呢？分析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陕西境内土厚而泉深，清末民初，陕西的水利建设、农田建设多年失修。人们总喜欢把陕西比做“神皋沃区”，其实，所谓的“神皋沃区”，只是指周、秦、汉、唐的盛况而已。自唐末后，大灾大旱时常发生。人相食的惨事时有记载。

民国以后，三秦境内战争不断，民生凋敝，天灾紧跟，往日没有死于兵匪之患的人们，今天却流离辗转死于沟壑之中。而且灾荒是全省性的，赤野千里，调剂无从，这是导致灾荒严重的第一个原因。而且陕西从1927年开始就旱荒严重，延续达四年之久，无从以丰补歉，这是1929年灾荒严重的又一个原因。当时陕西交通不便，运输极度困难，运回石米要费10石米的价钱，价巨途艰，这是造成灾荒严重的再一个原因。在陕西大灾之时，虽然有各方面人士捐募而来的粮款在外省待运，但可惜大路上局势不定，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回陕西，这也是使灾荒恶化的上个原因。于右任先生1931年5月1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指出：“自民国开国后，不论北洋军阀势力如何顽强，但南有粤、而北有陕，革命之势力总时时与军阀奋斗，总理所倡导之义举，陕西亦无役不从，当时在南方则地方富庶，尚有华侨供给，在北方则无一可恃。粮也要穷百姓供给，草也要穷百姓供给，军中一物一事。无不要穷百姓的汗血钱，故地方已精疲力尽。”党晴梵于1931年1月在《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中西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

合阳县孟庄乡东吴村谭竹能妈（76岁）：

我没名字，村里人都叫我竹能妈。过去我的工分上填的也是谭竹能妈。我娘家在岱堡村。那边饥荒比这边吓人。什么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糠和树叶都吃没有了，没活路了就只好往外边逃。

我三哥和一个本家兄弟逃到黄龙县那去了，死活不知，此后再没有回来。那时候比现在。那时候村子里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出门，连黑池镇在哪里都摸不着。但一闹饥荒，人胆子就大了，哪里都敢去，只要能寻着吃的。

人就是这，人什么罪都能受，就是饿罪受不住。我还有个小妹子那时才3个月，养不活只好给了人。我是10岁多就过来当童养媳的。我姐姐也是童养媳，她比我过来提早。到这边来总算没饿死，活下来了。

我有个姑姑家在赤东村。听我姑说池东那年饥荒闹得更厉害，村子一多半人家都绝户了。我姑当时有4个孩子，两个男娃两个女娃。两个男娃逃出去了，两个女娃全给了人。不是卖的，是给了别人的。那时女娃不值钱，给都没人要，还敢说卖？

合阳县孟庄乡谭干娃（84岁）：

那年头，卖儿卖女卖婆娘的都有，卖房子卖院子的也有，就是没有卖地的，地那时候没人要。房子院子也不值钱，一间房能卖二、三块钱，连一斗麦也买不下。卖婆娘报导有。谭天有就把婆娘卖了，这村里年岁大些的人都知道。

人贩子领人来了，天有婆娘卖了，天有婆娘抓住门框不走，哭哩叫哩。天有上去把他婆娘的手扳开，说去吧，守在家里等饿死呀！

谭金海家是把房子卖了，一院房子全卖了。一家9口，5个儿子2个女娃，举家逃到富平、洛川那边去了。后来5个儿子中活着回来一个，其余几口死活就无人知晓了。

冯生家也是把院子房子全卖了，一家7口逃出去，至今再没有回来。高克勒弟兄两个，原来是做生意的，论家境出去，在村子里是偏上等人家。

克勒爹就常常给村里人吹说他的这境是：“儿子不多有两个，麦子不多够吃馍，婆娘做饭我烧火，我不能争（欠）人人争我。”临到那年过年也撑不住了，也把房子卖了逃出去了。

别的村也一样。我外祖父和我舅家在路井镇刘家庄。我外祖父把我外婆卖了，我舅把我舅妈卖到富平县，卖了30块银元。但我舅妈停了几个又偷跑回来了，说那边和这边差不多，饿得受不住就跑回来了。

合阳县孟庄乡东足村谭斯汉（79岁）

那时候没吃到，狼也多了，狼开始吃人了！当年我刚满两岁，父母在田里干活时，让我在场边玩耍。场里那么多人，一只独狼居然溜到场边，乘人不备，将我叼起来就跑。满场人挥着扁担镰刀，喊着在后边追赶了三四里路，狼才在跳过一处崖背时将我丢下。至今，我屁股上仍有当年被狼咬伤的疤痕。

同村谭闯生家养着一条狗是全村的狗王，壮得像只小牛犊似的。一天谭闯生到井台去挑水，回来发现狗不见了，院子里满地狗毛和血。原来三四只狼乘他出去进蹿进院子，硬把狗咬死后拖走了，连狗脖颈上套的铁圈也咬断了。此后，各家都给狗脖颈套上了带刺的铁圈。

还有谭昌明的妻子，晚上起夜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撒尿，被事先钻进院子的一条狼从手内将孩子叼走。全村几十个青壮年打着火把追寻了一夜，到底也没把孩子找到。

还有一对夫妻，大晌午在地里拔豌豆。开始两口子并排往前拔，一边拔一边说着活。男的手快，拔着拔着走到前边去了，妻子在后边说你拔你的我能撵上，丈夫拔了一会又叫妻子快点，没听见妻子回话。扭回头一看，只见妻子已经被一条狼扑倒在地，脖子都已经被咬断了。

村里有一个姓谭的武秀才，一身功夫，平时赤手空拳，七八个小伙子也近身不得。村里当时一般人都不敢单独外出，即使是年轻小伙子，门对门也是三五拱伙，提着马刀棍棒吆吆喝喝的。

武秀才自恃有功夫，没把狼放在眼里，结果还是被狼害了。那天他单人去县城办事，回来时和狼遇上了。多少只狼无人知道。那时候狼都是一群一群的，少则七、八只，多则一、二十只。最多时，有人见过七、八十只狼集成一群浩浩荡荡从村了中间通过，就像一支土匪部队似的。

武秀才那天肯定是跟一大群狼遇上了，到底未能逃脱，等村里人寻见他时，胸膛、肚子都已经让狼掏空了。

一九三二年的陕西霍乱之疫

王 民 权

霍乱，俗称吊脚痧、绞肠痧或瘪螺痧,因外文（cholerae）发音关系，亦称虎列拉，简称“虎疫”，传为由欧西传入我国的一种夏日时疫，即急性肠胃传染病。其突出病症是腹肠绞痛、上吐下泻、腓肠筋痉挛、皮肤厥冷、眼窝深凹、尿量减少甚至闭塞，最后致人虚脱，而其最骇怕的，是潜伏期12—48小时，来得急促，苟不急速营救或营救不及，三数日间，甚者几小时内，即有性命之虞。

1932年陕西的这场霍乱，发生于这年夏秋之际。据载当年此疫曾广泛流行于上海、南京、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山东、绥远、广州、福建、浙江等17省市，而陕西一省，染疫的“关中区三十余县，南北区二十余县”，自潼关开始，由东路而西路，由陕南而陕北，总数竟达建制县一半以上（《往者可鉴》载杨叔吉《陕西防疫处与西北防疫处之关系》、痴人《防疫与治疗》均称确数为“五十七县”。当时全陕92县）。从《西北文化日报》6月23日报道“东路各县发现虎疫”，到该报11月25日报道“陕北虎疫渐熄”，前后约达5个时间（也有说三四个月或“四阅月”的）。近以邻封大荔、朝邑等县虎疫猖獗，着着逼人，其势汹汹，现已蔓延于郃阳境界，而首当其冲的东南区简直成一谈虎色变之恐怖区矣，各村虎疫均甚流行，而尤以北郭村、北雷村、廉庄等处为尤甚云云。（1932年7月26日《西北文化日报》）

【注】王民权，原西安文联巡视员、地方档案史志专家。蓝田籍，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供职于西安市档案局、地方志办和文联。长期沉潜于陕西、西安地方档案史料和史志，特别是近现代陕西、西安地方历史的研究，为陕西省地方志办现聘审稿专家、西安城墙历史文化研究会现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