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李云峰

驼铃

青春祭 / 李云峰（原载于1995年9月27日《银川晚报》）
 
30年前，银川首批65名“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胸佩红花，从南门广场出发，奔赴固原。
广阔天地，几多风雨，人生道路，爱恨交织，他们在那块土地上演绎喜怒哀乐的故事，滋养自己的生命之树，从昨天走向今天……

日月如梭，往事如烟。
昨天的一切都消失在记忆的深处——那挂在唇齿间的浅笑，那痛彻肌肤般的低吟，那气若长虹的豪壮，那四顾茫然的凄凉……
不经意间岁月的巨手把一切都轻轻的抚平。大地以永恒的广袤与平静，容纳了历史的变幻与诡谲。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真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吗……1995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出现“知青”热。当年轰轰烈烈“上山下乡”的一代人以群体的名义，或写文章，或办展览或搞各种聚会，缅怀他们“峥嵘岁月稠”的往昔。这既是一种信念，一种集体主义的团队意识，是共和国的任何一代也难望其项背的。
此后，电视剧《年轮》与《孽债》的播映，又以凄婉动人的故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当年的一代人感叹唏嘘，他们在当今社会准确的定位，使他们可以更从容，更大度，更理性的鸟瞰那段生活，而历史的大迁徙，历史的大换位，又使他们有了一种沧桑感，他们欲说还休。
昨天的壮举撞击今天的视角，没有一种社会人文现象会这样长久地成为关注的热点。
然而地处大西北之一隅的银川显得异常平静。这种平静与他的经济发展虽然构成对应，却很难说他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是一个例外。
事实是，银川在“上山下乡”运动发动之初，或者“风起于青萍之末”就有了自己的壮举。
穿越岁月的风尘不免有一种美丽的伤感。普希金诗云“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而那失去的变为可爱。”可爱在于失去的是生命体验的一个环节，不管是苦是甜是悲是喜，都不可能再被复制……

回  眸

1965年9月18日，银川65名“知识青年”胸佩红花。从南门广场启程，奔赴固原县黄峁山，去开创人生自己的历程，这是银川首批到外县“上山下乡”的知青。
这一天很平常，而且“18”也绝没有后来“要发”的吉祥意味。这一天之所以被当事人记住，完全是他们从此成了被放逐的一群。

天高云淡，阳光灿烂。
银川市举行了隆重的欢庆仪式，喧响的锣鼓，挥动的花束，老师同学亲切的叮嘱，父母兄弟姊妹依依惜别……这一切，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风景线，崇尚英雄并由此生发出诸多激情。
那一刻，他们年轻的心被激荡起来，向着太阳飞去……

晴朗的天空，阳光明媚。事实上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在酝酿，即便是和煦的微风,它已夹带着遥远的风雨的气息；
这一年开始了农村的“社教”运动，正向城市推进。
这一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已显现“刀光剑影”……
哲学界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正如火如荼。史学界正全力“围剿”一个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的《自述》。
电影《早春二月》被斥之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标本”。
文艺界已是一片风声鹤唳……
然而，他们浑然不觉，或是他们感觉到了还没有上升到认识层次。他们毕竟年轻。他们以年轻的心向前憧憬。所以当汽车启动之后，他们便一路高歌《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豪情溢于言表……

距离固原县城东南2公里的青石峡峡口，有一个劳改农场，1965年奉命撤离，该农场留下的基础，便成了这批“知识青年”安身立命之所在。
他们到达之后，便与当地的30几名“知青”组成了一个群体，名之曰：“固原黄峁山青年林场。”
应该说，这里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依山坡而建的房屋，门前一湾流水，周围浓郁的林木，鸟鸣虫唧声声入耳，透着一种清静与幽远。
他们很快喜欢上这个地方，这里不像平原上一览无余，视线的阻隔可以生发出诸多想象。这很适合他们年轻浪漫的心。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而且这个集体成员暂时还没有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融洽中往往容易产生崇高。所以当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初创期艰苦劳动，并且表现出殉道般的吃苦耐劳精神，就毫不奇怪了。
严格地说，他们过的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生活：以班排建制，早晨按时起床做早操，上工下工整队往返，晚上，以班为单位开展名目繁多的政治学习。吃的是每人每月10元的集体伙食外加3元津贴，绝对的规范化，绝对的“一视同仁”。
然而，他们仍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荡气回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是滋润他们年轻心灵的圣水。而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思想工作”。又把他们的“自我”固定在以“革命”名义的人生坐标上。
所以，翌年春天，当第二批二百六十多名银川“知青”，以多数对少数的融入这个集体时，他们竟然能以自己营造出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去规范这些“后来者”。
至此，“文革”前的银川最大的知青群体就在这里形成。
他们是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以自己崭新的风貌出现在这块贫瘠落后的土地上，理所当然很快就赢得了当地人的称赞。问题是，他们这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热情能保持多久？他们对人生的憧憬与现实占位发生重大背离并且被固定下来后，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保持在什么时间上？他们真能“扎下”根吗……

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向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正常秩序都被打破了，他们当然也不列外。
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以往的“田园诗”般的温馨与宁静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在“革命”的旗帜下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不同派别，以及弥漫在他们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攻汗，互相警惕的气氛。这导致了一些人日后的悲剧命运。
另一个间接的后果是，他们奉命与1965年抵固的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水土保持团”，以老林业工人为主体的原林业局六盘山所辖各林场合并，组建西北林业建设兵团第三师（后改名为宁夏林业建设师），改变为“兵团”性质，显然是出于“战备”的需要。
1968年年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调往原六盘山林业局所辖的10个林场，这些林场分布在六盘山山脉的深山老林里，交通闭塞，生活艰苦。
他们一步步远离了城市文明，（他们曾在这种文明中孕育成长形成了城市文化背景下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标准），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备受灵与肉的煎熬，忽而是万劫不复的沉沦，忽而是青春生命的躁动。
      
大 退 潮

大退潮终于不可避免地来临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一种“低就”而不是“提升”。浩如瀚海的广大农村吸纳了千百万城市知青，仍然“不动声色”。知青无力改变它的落后面貌。农村生产力标准还没有达到自觉意识的层面，从城市剥离下的“文明碎片”，立即失去了原来的存在价值。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是被“同化”，要么是“回归”。

回归之路艰难而又漫长。

如果说他们来时只用了几天或者几个小时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那么，他们的回归却要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
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由表及里的曲折。
他们保持着与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保持着生活习惯，保持着被地方方言层层“围困”着的乡音，他们把这些拒绝“认同”的标志当做“旗帜”，高扬着走向回归之路。先行者当然是那些攥紧与城市有实质性联系纽带的人。
一些女知青首先“成竹在胸”，她们以联姻的方式与城市绾了一个“结”，她们相信，既然所有的调动表上都把“夫妻分离两地”作为第一理由，回去就是迟早的事。
而对大部分缺乏这份“自信心”的人来说。在无望的等待中寻找机会，似乎是唯一的心灵慰藉。

机会只垂青少数的幸运者。

乔XX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宁夏军区招收文艺兵，于是决定斗胆一试。尽管他外形条件缺乏竞争力，但他已经有了几年的业余演出“革命样板戏”中反派角色的经历，颇得其中精髓，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主考官把桌子一拍：“栾平！”“有——”《智取威虎山》中匪徒栾平猥琐的形象活灵活现，惟妙惟肖。他被录取了。当他穿上绿军装离开这块贫瘠的土地时，他回头看了一眼，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70年代中后期，政策有了大的松动，回归之路亮起灿烂的曙色。
邵XX等二十多人不约而同先后汇聚于银川园林场。政策虽然有了大的松动，但仍然板着“严厉”的面孔：只许对口调动，他们在这里干着与原来差不多的活计。改革开放之后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拨人。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直达车”既然挤不上，就只好“韬晦”回城，“曲线”调动了。
侯XX被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当地林业部门工作，90年代初调回银川。
司XX调至当地一个企业，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到中层干部，后被提拔为企业领导人，90年代初调回银川，现为一大型国营企业副总经理。
他们中很多人在回城之后都经历过学历与职称的困扰，并付出艰苦的努力，表现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的自强不息得益于时代的锻造、生活的赋予。
           
不 等 式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他们从风华正茂步入人生的秋季，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那片贫瘠的土地。然而，大自然并没有给予同样丰厚的回报。

1989年，我路过六盘山，我极目引颈远眺那山坳里的山坡，努力想寻找他们“战天斗地”的痕迹，但见芳草萋萋，白云悠悠。渲染着一种旷寂悠远。当年，他们曾在这里参加“林业大会战”，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早晨，他们扛着树苗，手拿铁锹，迎着朝阳上山。爬至半山坡，已是汗流浃背，疲惫不堪。他们把树苗伴着汗水一棵棵种下去，直至山顶，现在，竟然荡然无存。

固原青石峡峡口，他们“安生立命”之所在，当年三百多人在这里生活、劳动。他们的喜怒哀乐曾演绎出许多动人的故事，现在已是一片残垣断壁。
时间改变改变了许多东西，唯有山河依旧。

一个巨大的不等式。
啊，“念天地之悠悠”，他们咀嚼着那段生活，滋养着自己的生命之树。
当然，他们中还有一些人提到那段生活就感到不堪回首。爱也罢，恨也罢，有那样强烈的感受，这就够了。因为生活毕竟不是一潭死水。
“知青“的话题还会继续下去，几千万人在大致的年龄段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生活历程，这本身就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史实，历史不会对此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