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百年祭

洁

一一纪念母亲王培秋的革命人生

陈诗斯／文

　　2023年，是我的母亲王培秋诞辰一百周年，且逝世四周年。

　　母亲与那个年代的普通女性一样，生育了我们7个子女，并培育成有益于社会的人。我想，就凭着母亲这不单单的养育之恩，我们的陈氏后嗣，不求著书立传，也应该世代不忘。

　　然而，母亲又是个不平凡的人，曾参加过浙东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亦对“和平与发展”的建设新中国，都做出过她的贡献。或许这些，就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一种英雄情结，我们应该去尊重英雄、崇尚英雄、致敬英雄。我认为：母亲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值得我们去追思、缅怀、纪念她的。

　　况且，母亲的百年祭，也不仅仅是一种世俗礼仪，而是一种孝敬道义，更是一种尊贤情怀和秉承期待。

（一）

我的母亲，出生于临海，垂髫之时于杭州，少年启蒙于观城，桃李年华于三北。在母亲执念人生中，曾抗战于浙东，戎马于中原，建设于新中国的探索期。就这些经历，作为我们当子女的，如何去评价我们的母亲呢！想来可从两个视角去看：一个是普通共产党人的母亲；一个是普通社会公民的母亲。

作为普通共产党人的母亲，她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坚守，在共产党人的队伍里，是执着的、操守的。作为普通社会公民的母亲，她的慈爱、德行、修养，是淳朴的、可贞的。

1965年秋，父母在杭州合影照

　　今天，母亲远离我们4年有余，作为已迈入或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我们，仍清晰地感觉到，母亲没有离开我们。我们的母亲，宛若依然鲜活地在我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关心着祖国的发展，心系着后代的成长。可谓曰：共享凉热，共念忧患。

（二）

母亲出生的年代，是苦难深重的旧中国。8岁那年，因家道窘迫，外公来到杭州，做了省邮政局督导员（原临海邮政局长）的专职勤务员。几年后，外婆也随其来到督导员家做女佣，母亲随之同往，担负起长于母亲的、他家小姐的陪读。话说是陪读，其实是个使唤丫环，伺候小女主的起居，且不分酷夏与严冬，既要陪去读书，又要放学接回，还要“跑脚”洗涮，做些家里杂活。因此，在小小年纪的母亲心里，就懂得了生活的甜酸苦辣。

1932年，外公有了机遇，能自立门户，来到了观城，经营起电话代办所。虽谈不上赚大钱，却能生活平稳，家景明显好转。有了几年积攒，在沈师桥的罗家，他购置了沿街二间双层民房，算有了自己立业场所，成为当地有名的“电话老王”。

外公是读过书的人，曾毕业于临海回浦中学，考取过公职邮差，能书一手好字。在哪个年代，他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只想过上安逸日子，但是爱国思想浓厚，且对子女教育重视亦开明。

外公王锦友遗像

　　母亲10岁那年，外公为其选择了最好的公办学校，送她进了裘市小学读书，直至1939年高小毕业。还鼓励母亲去考宁波护士学校和县教育的甄别小学教师，母亲没考取卫校，却考上了代课老师。这样，母亲有了资格，进了小学的教书，接触到社会进步人士，逐步投入到抗日革命队伍。据载，母亲先后在五里韩家、附海乡、东山头锦堂师范附小、龙山范家邱五童、二六市相岙等小学任过教。

人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外公47岁和母亲18岁的那年，原本“家道顺昌，生活平和”的家境，却被侵略战争蓦然而止。1941年4月23日，日寇占领了观海卫，学校停课，母亲失业。

　　这时，外公却要在生存与爱国之间，作为一位百姓要面对国破家亡，做出极其艰难的抉择。因为，外公所从事电话通讯，既可用于民生，又可作战争物资。如若，为日军所征集，也许经营照旧，收入不变；相反，拒绝则关机歇业，全家没了生计。此间，母亲选择不做亡国奴，毅然支持外公抗日壮举，关了电话代办所，埋了电话设备。就这样，外公近十年经营，生活刚有了起色，却成了无业无地的游民，又过上经济拮据日子。

　　此决定，虽说出于爱国，但也有忧虑。这，关乎到王家的日常生活，也关系到家人的未来走向。外公至后人生轨迹来看，不仅改变了他的生存方式，还使其命运有了时运多舛。

据在美国的舅舅王道生（曾用王霞龙）回忆，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外公曾受到民国县政府的抗日爱国表彰，还安排其差使，当过收税员，实为征粮的。是年，收税者虽为公差，但自然灾害频发，粮税不好征收。故尔，收税与警察两者是合署行政的，称为税警。不过，外公仅系跟班随同，协助征粮税。

1946年，外公等一户农家，或许是农田产量欠收，这家拒绝交纳农税，并将外公等推入田里。外公遭遇到拒交，感到此活难做，况且又是乡里乡亲的，何苦为这点薪资，去得罪于人。于是，他拖着一身泥水，回去交了差，这活也就不干了。事后，才知那农家因抗税赋，被税警逮去，不知怎的人死啦！虽然，外公仍干着买卖，但时隔5年，外公又由此而判刑。

话说回来。舅舅和母亲受外公的影响，分别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

　　正值，舅舅他高中毕业，被慈溪当局送至上海，挑选当上宪兵。至后，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曾在外交部工作。1967年，派往国民党台湾政府驻泰国大使馆，由蒋介石任命为该馆三等秘书。待台湾地区与泰国断交后，他选择去了美国，至今生活在那里。 1985年7月回国探亲，得知其父死亡因果，曾向母亲提出法律异议，虽姐弟俩有不同看法，但在法律认知上，母亲受到了其影响。

舅舅王道生（曾用王霞龙）被任命为泰国使馆三等秘书

　　由此，母亲抗日救亡热情渐高，保家为国意志逐强。1941年，母亲经人介绍，先后两次从军抗日，加入“国民兵团”慈溪县辖所部（系国民党政府组织的地方保安部队），当中队部的护士或文员，属在编有军饷的女兵。不过，在随军先后二三月，母亲所见所闻，与其抗日理想，相差甚远。据母亲对该部回忆，一遇日伪军就逃跑，缴得土匪财物就私分，获取上交税款就私扣。最后，终因部队中队长，向母亲提出无理要求，与她所持“吾爱吾志，兼爱正义”的信仰，产生了格格不入的距离。虽属国民党政府军，也号称抗日部队，但母亲认为无道且无义，而愤然离开。

　　这时，母亲从军愿望受挫，但抗战激情却不减。1943年，母亲正好20岁，受聘于附海小学。该校靠近抗日游击区，有幸结识了卢子豪（曾任宁波地区总工会副主席）、王苏非（曾任上海的铁路局分局纪委书记）、金晓光（曾任上海市静安区政府财贸部长）等一批抗日志士，每每聆听她们革命理念，母亲逐渐有了“林下风致”的志向。亦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先后参加两次小教培训班，深入领悟了革命道理。至此，母亲选择了革命道路，参加了抗日革命活动，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

我想，人是受环境影响的产物，外公的这些爱国言行，势必会影响到母亲早期成长，更能唤起她保家为国的思想觉醒。然而，外公毕竟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和政权几番更迭的年代，也势必会影响到他的生存环境，使其有了复杂、曲折、磨难的人生。

1985年夏，母亲三姐弟回临海合影。母亲右一、舅舅王道生左一、大姨王月秋左二

　　对于外公，从我懂事以来，从没听说过他，更没见过他。不过，在我当兵或入党时，政审中总会提及他，才依稀知道外公的事，晓得已因病在乔司农场去世。

至改革开放后，母亲在耄耋之年，才着手向慈溪法院提请诉讼，要求对外公在上世纪50年代的判决进行重审。最终，母亲告诉我，法院对该案重新核实，推翻了原判中的不实之词。虽说母亲对外公品行上有看法，认为其在夫妇关系上不够谨慎，导致了民事诉讼纠纷等。但是，母亲最终还是为其讨还了一位普通老百姓的清白和尊严。

也许牵涉到母亲，外公这段的公案，显得蹊跷离奇。究此案而言，事关外公养家谋生，因有了抗日的“壮举”，才没了生存的“饭碗”。继而，时而山货商贾，时而无业游民。据母亲的回顾和讲述，我的理解是：适逢建国初期，奉行按政策办案，况且盛行“宁左勿右”。虽说涉案事出有因，但定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免有了司法瑕疵。既然，县法院有了重新判决，在此不作赘述。

不过，我还是想弄清楚的，外公在母亲走上革命道路中，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据我了解，由于外公的开明，对母亲从事抗日活动，他在态度上，虽有疑惑且不积极，但行动上还是支持的。

母亲当年的居家，在沈师桥的罗家。或许，是平原水乡地带，水陆交通便捷，成了通往各游击区的要道；也许，是母亲与生俱来的热情；此外，再叠加了外公外婆亦赞同母亲的抗日主张。自母亲参加革命后，这里就成了“革命同志”过往的驿站。我查阅了父亲笔记，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我与王培秋同志尚不熟悉，与同志一起途经王家，曾受到过其父母热情接待，在她家吃过饭歇过脚。”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外公俩老，也是父亲对母亲家有了初步印象。

据母亲回忆，在1943年的反“围剿”战斗，是浙东根据地最艰难的日子。有位三五支队营级干部，叫郁德祥，不幸身负枪伤。据了解，郁是浦东人，1938年参加革命，后南渡钱塘江，来到浙东抗日。母亲接受组织安排，将其带回家养伤。这时，敌人到处围剿，四周风声鹤唳，倘若走漏消息，必然危及家人。外公外婆虽也害怕危及生命，但仍对其精心照顾，一个多月后，伤愈安全归队。

此照背面，由郁德祥亲书。给：比朋友还亲爱的潘文荣（现名潘锦国）同志留念。署名：郁彪。落款：1944年

　　母亲在小教集训结束后，被党组织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安排到锦堂师范附小任教。该校系公办，校内有四位教师，届时除母亲外，都系中共党员。是年，教师发放的薪资，除公立学校发钱币外，一般小学均以稻谷代薪资。1943年11月有天，母亲和金晓光去总校领薪资，途经裘市日伪据点的路卡，被敌人猜疑而扣押。幸得高忠晨校长及时赶到，指认她俩为本校教师。人虽释放，但她们受惊不小。亦担心伪军起反复，再寻至学校抓人。因此，他们决定解散学校，各自先隐蔽起来。此时，母亲考虑没发工资，大家生活有难，就主动回到家，经外公同意后，从家中挤出200斤稻谷，资助革命同志。

外婆是知道的，其女儿参加浙东“三五支队”的武装。自外公另谋生计后，时常要翻山越河，去做山货生意。在1944年6月，外公从上海组织到蜡烛，销运往新昌，居然在山道途中，被土匪绑架。接劫匪索要赎金，涉及外公生命攸关，外婆即赶往其女儿住地，流泪求告我母亲，寻求部队去救人。此时，母亲听后也忧心忡忡，虽有乡自卫队武装，但还是平和地对外婆说：“部队是抗日的，打敌人的，不是为自家打土匪的。”这是实话，革命部队有严明的纪律，虽土匪可恶，人命可贵，但正值抗日，母亲不可能徇私为之。母亲亦劝说外婆，还是变卖家产，设想营救赎人。外婆无奈地走了。

当母亲与我谈及此事，心情还是沉甸甸的，叹惜地说：“在哪旧社会，像你外公这样的人，做些小本买卖，是多么的不易呀！不说风吹雨打，爬山涉水；就说山货生意，也并非稳赚不赔；倘若遇上劫匪绑票，哪就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啊！”

这样的生存环境，难怪有社会贤达要负轭，致力于社会革命，去改变社会制度，担当起民族复兴。母亲就是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年纪轻轻就干起了这种大事。

（四）

母亲的抗战足迹，主要分教书兼救亡和脱产做民运的两个阶段。那年，母亲仅足龄20岁，就坚定抗日意志，且生死置之度外。

前期，母亲她们是依托所聘小学，面向周边农村百姓，开办村民抗日爱国夜校。在教村民文化知识的同时，向他们讲授抗日道理，争取他们起来抗战。尤其是动员年轻的雇工佃农，拿起装器，保卫家乡。

后期，母亲在丈亭区脱产做民运工作，先后在二六市、祝家渡、蜀山三个乡，担任过民运指导员，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前沿。

1944年上半年，是浙东游击根据地反日、伪、顽围剿的最艰苦时期。年初，组织上调母亲到长亭区，先在二六市的相岙小学当教师；8月后，脱产当民运指导员。虽只有一年半，却是母亲在抗战中，最危险、最有色的战斗经历。

说起相岙教书，那时学校设在尼姑庵里。该庵庙在半山腰上，四周竹林茂盛，紧靠过往山道，毗邻有阮家村落。故而，这里人烟稀少，颇为隐蔽。因在三北与宁波乃至四明要道上，又成了抗日同志留宿的“驿站”。

在此，母亲既教书又从事抗日斗争。仅仅一学期，就结识了往来借宿的革命者，如王亚奋（朱之光夫人）、王亚男（临海同乡）鲁滨夫妇、陆云（区党委分管财政的）、江凡（余姚县书记）等同志；又兼做党的民运工作，发展了三位雇工党员。

母亲念兹在兹，说到一位临海老乡，亲切称他叫阿飞。是母亲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又培养为丈亭区常备武装的侦察员。北撤后，其编入主力部队，曾参加宿北、豫东等战役，战争中晋升为连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牙膏厂党委书记。

二六市乡，是母亲首个与村民生死相依的抗战乡村。母亲到朱家山，住在抗日基本户朱承葆家。1968年夏，我与长兄陈赤宇、杨斯向三人为躲避“文革”的武斗，曾在朱家山暂住，真切地感受到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母亲这样的当年革命者，有着多么的深切的敬仰之情。

那年，我只有14岁，对母亲曾经的抗日，理解不深，知之甚少。但是，我在二六市感觉到，只要提到母亲，可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们曾碰到一位公社干部，他说：“是年，你母亲英姿飒爽，腰上别枪，做事干练，以志其行，威望素著。”

母亲在那里不足一年，主要任务是：动员广大村民群众，保卫抗日游击根据地，保障区乡政权和部队供给，保护往来交通畅通。具体工作：组织起乡村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按“二五减租”政策，协调土地出租方与租田户的关系，既调动双方积极性，又按田赋征收公粮。

母亲对自己抗战经历，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据回忆，那时为了“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母亲住在村民家，依靠群众呵护，还动员18岁至45岁的男性村民，参加民兵自卫队。在秋冬时，组织村民联防，值勤在庙宇，配上铜锣，持有刀械，遇到敌情，互通情报，保家自卫。还建乡村除奸小组，每个参加者精挑细选，专选体强力壮或会武功的。更何况，这些队员们熟悉地形，干得生龙活虎，有声有色。

1945年7月，长亭区党委决定，在周边7个日伪据点中，要拔掉二六市、三七市两据点。在战斗打响后，母亲带领乡民兵自卫队，配合主力部队攻打。经激战两小时，最终攻下据点，打通了交通线。

所剩5个据点，时常会有伪军来村庄扰民，敲诈勒索，偷鸡摸狗。有次群众来报，叶家据点的伪军，又出来骚扰云山村民。母亲即与魏家桥村保长魏阿环（二六乡党支部委员）和民兵队长王克堂商量，决定抓捕这些伪军。那天，由云山村保长出面宴请伪军，待二个伪军醉酒后，让自卫队捆绑起来，送至区抗日政府。

祝家渡乡，是母亲第二个抗日民运工作的乡村。该乡是平原水网地带，毗邻姚江，东西长约十里。日伪为控制临江交通，在靠江边路侧，建有日伪据点。据母亲回忆，她住地用望远镜，即可看清敌人的行动。

8月初，天气十分炎热，日本鬼子常要下河洗澡。母亲她们安排丁明祥和二位年轻村民，佯装田畈劳动，伺机出动捕捉。突然看到丈亭据点，走出日本二个鬼子，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走到河边，把枪挂在树上，脱衣下河洗澡。丁既是中共党员，时龄二十岁略余，体格尤为强壮，又是乡锄奸队员，见时机成熟，向同事使了个眼色，三人一跃而起，先冲至河边，摘了枪支，举枪对敌，喝斥上岸投降。最后，母亲写了纸条，由他们押解至区里。

蜀山乡，是母亲第三个抗日民运工作乡村。母亲到任时不长，就接到上级通知，告抗战胜利了。于是，在1945年9月30日，全区召集所辖六乡上千民众，在鱼溪乡庆祝抗日胜利大会。这时，又接到部队要北撤的通知。于是，既开庆祝大会，又开告别大会。当母亲和同事们宣读了《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书》，亦含泪告诉乡亲们，部队马上就要北撤了。顿时，全场群众喧哗，纷纷上前告别，真的情深意长，依依不舍。

对于北撤，是母亲亦一次人生的选择。在大会结束当晚，丈亭区委书记田风找母亲谈话，告知母亲不能随军北撤，要么留下坚持，要么独自赴上海，再转经苏北，去寻找部队。

是年，母亲才22岁，坚决要求随部队行动。她对田书记说：“我虽为女同志，但能跟上部队，决不拖后腿。在根据地，从事民运工作，整天抛头露面，不适合留下的。且在上海没有亲友，故请求随军同行。”显然，此事田书记作不了主。经母亲一说，倒获得田的同情，愿意带母亲到观城去。见到县委书记谢仁安后，母亲讲了自己要北上的理由，并恳请其能带上，且表示决不掉队。就这样，谢答应了，母亲随军北上。

10月1日，在古窑浦至临山一带码头，汇集了大小300多条船只。下午，母亲与慈镇县机关和三北独立营，都集结在古窑浦，大家背着行装，卷起裤脚，涉滩趟水，陆续攀上船。

殊不知，船刚离岸北上不久，航行至钱塘江口，突遇特大台风。顿时，江面漆黑，狂风暴雨，海浪滔天，刮得船剧烈摇晃，江水涌入舱内，水深至人齐胸。该船为渔船，又陡且窄，众战友人靠着人、手拉着手，相互扶衬，与天搏命。

此时，已到生死攸关，随时可能翻船。于是，船老大换上新衣，放下船帆，点烛举香，跪祭天神。随后，船身颠簸，随风漂流。真的很幸运，这船竟然漂到庵东盐场，搁上浅泥滩头。

　　最近几年，新四军历史宁波市研究会查阅了日本气象资料。据记载，在1945年9月底至10月2日，曾发生过三个台风。其名曰：琴恩、凯蒂和路易斯，其中，琴恩风力巨大，对浙东沿海影响最大。此时，我军正酣北撤渡江，巨风肆虐了不少渡船，或被刮往远海，或被刮至船翻。母亲是幸运的，他们存活了下来。

母亲他们虽上岸了，但随船的军粮，却被水浸泡。谢仁安书记派母亲去筹粮，母亲赶到新师桥，找到共产党员的保长，他答应按时运到粮食。母亲顺便回家看望外婆，且更换了湿漉漉衣服，随即返回部队。

这时，外公得知女儿差点命丧台风，又担心险象迭生，追至部队，劝说跟其回家。母亲却对外公说：“国共两党达成和平谈判，不到半年，即可回来。您们不用担心的！”外公自然不信，却也无奈，只好独自回家。

等船期间，谢仁安找到母亲说：“那天，幸亏苏北船老大处置得当，才躲过一劫。现在，他的船刮坏了，一时不能运载。你哪支四寸手枪，赠送予他，留作纪念，以此感谢！”说到母亲哪支手枪，可为心爱之物。据母亲说，在祝家渡时，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两支，上缴给田风书记。田选了四寸这支，又赠予给母亲。经谢书记那么一说，母亲心里虽不舍得，但还是交出了手枪。

10月7日，重新调配船后，母亲她们亦登船北上。翌日，在奉贤登陆，与淞沪支队会合，渡过黄浦江，到达金山卫的青浦镇。13日又出发，20日到达常熟的南丰，21日击溃伪中央税警团的阻击，22日顺利渡过长江。

据母亲回忆，她们在长江以南行军，石板路多但不安全，时常快走且小跑；在苏北，多泥路亦难行但安全。俨然，老天不作美，又连日细雨，虽人手有把伞，还是淋得浑身湿湿的，且不时路滑摔跤。不过，大家精神饱满，一路行军，一边行军，一边高歌。宿营时，大家要么讲革命故事，要么传授战术经验。

10月26日，部队到了海安，边等后续部队，边短期整训。31日，浙东北撤干部团在海安成立，母亲他们参了军，集体换上军装，成为一位野战军的女兵。直至11月3日，浙东游击纵队、浙东区党委所属党政指战员共1万5千余人，经长途跋涉，到达了苏中东台。

（五）

这次北撤，浙东部队是分三路行动的。母亲是随第一路，由谭启龙政委和张翼翔副司令率领的，最早到达苏北。待后二路集结到苏中，才完成了浙东部队的战略转移。

整个过程，部队充满了惊险与生死的考验，彰显了母亲这批我军指战员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况且，我军还整合了力量，锻炼了队伍，赢得了在政治上、战略上的主动，为日后集中优势兵力，给国民党军队致命一击，完成了战略转移的布局。

浙东部队在涟水整编。11月16日那天，部队集合所有连以上干部，由张云逸宣布中央的命令，成立新四军一纵。17日亦宣布，浙东所部分为一纵三旅和新四军独立一旅。21日再宣布，一纵所部开赴山东解放区，改属山东野战军一纵建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前身）。

开赴山东，母亲作为新四军一纵政治部干部团成员，每天就是行军，要走七八十里（战斗部队走上百里）。部队出发时，是从太阳下山开始，史称“日落村”出发；部队宿营时，是翌日太阳升起，史称“日升庄”宿营。时值冬季，为保障战士次日行军，无文规定睡觉前，每人必须热水泡脚。

1946年初，在华丰煤矿，王培秋（后中）与指导员田井（后左一）、金晓光（后右一）、李明（前左一）、翁惠珍（前右一）合影

　　因而，似乎每到营地，炊事员都要烧水，以便大家泡脚。母亲曾对我说：“那时自己身体好，不仅能跟上行军，而且每当宿营地，总想做点事。当时，政治部也有后勤工作，母亲管通讯和饮事，到营地就放下行装，主动与村民联系，做起后勤保障工作。帮助厨房打水烧水，催促大家泡脚。”在1945年底，部队到达临沂莒南县休整，母亲被一纵政治部干部团评选，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

　　1946年6月，自卫反击战打响。华东战场，自然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之一，派遣各路大军针对解放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下有大军尾追，战场形势颇为严峻。华野一纵为摆脱战场困局，实行运动战和歼灭战，部队采取大踏步前进，又大踏步后退。此间，母亲先后任一纵政治部直属机关政治文化教员、副指导员，行军任务很重。文职军人，每人配有背包、米袋、书包等物品；战斗部队，还要背枪弹、手榴弹等武器。

　　1946年12月15日，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决定发起宿北战役，并取得了自解放战争以来最大的胜仗。在此战役中，母亲所部一纵3旅，拼光了8个连队，打出了浙江部队血性，拼出了江南战士气概。

1947年1月，两个野战军亦从苏北迅速移师山东，发起了鲁南战役。经过19天沙场鏖战，首创在华东战场歼灭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歼敌5.3万余人。

母亲经历了这两个战役，尤其是鲁南战役，时值雨雪交加，道路泥泞，行军艰难。虽说浙东部队能打仗，但毕竟是南方人，有些战士年龄偏小，不适应北方气候，跟不上长途行军，又不习惯小米杂粮，难免产生思念家人，战斗意志有所动摇。这时，母亲做他们政治思想工作，亦像亲姐姐一样关心他们，以此稳定队伍军心，保障后勤支前工作。两个战役结束后，一纵政治部开展全军“创模运动”，提出“向王培秋同志学习”，给予母亲一纵全军表扬，并奖励毛巾一块。

1947年1月，在鲁南战役后，部队在山东兖州，母亲

受到一纵全军表扬，并带着奖励毛巾拍照

　　鲁南战役后，经原地休整，山东、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国民党军误认为，经宿北战役和鲁南战役，解放军势必损失惨重。于是，集中23个整编师（军）53个旅，共计31万人的兵力， 企图一举消灭华野主力。

　　1947年2月2日，李仙洲部从北方进犯，拟形成南北合围，却孤军深入，并占领莱芜。母亲所部一纵奉命北上阻击，一时没有兄弟部队援军，仅凭一军之力，堵住李部兵团三个军，共有五六万人马。经双方激战两天后，粟裕指挥大军才赶到，亦用一天多时间，全歼了该兵团，结束了莱芜战役。

紧接着，1947年5月，国民党军调集24个整编师（军），共计45万余大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13日，华野各部围住了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山区，展开山地运动歼灭战。经双方三天三夜血战，最终全歼该部，结束了孟良崮战役。

战役中，1947年1月，母亲任一纵政治部民运部干部工作队班长，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战役，指挥解放区支前民工，保障战斗部队给养和弹药。当时，母亲组织民工担架队，冒着枪弹如雨，穿梭于山地战场。上去时，爬坡送上弹药；下来时，顺坡抬下伤员。战役结束休整时，母亲被一纵政治部评为荣立四等功勋，奖励美式军毯一条。

至后，华野为跳出重围，到外线作战。1948年2月，华野兵团先挺到冀鲁豫，后进入豫皖苏，同敌人展开拉锯战，处境甚为艰难。在濮阳时，部队利用战场间隙，针对部分官兵“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等问题，用三个月时间，以团为单位组织整党。部队还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母亲经历“三查”“三整”，在同志们“诉苦”中，更激起大家要杀敌立功。

1948年春节，在许昌城解放前工作队合影
（王培秋前排右二）

　　同时，部队让全军指战员学习《土地法大纲》等文件，提高指战员对土地改革的认识。通过学习，使母亲她们懂得了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的意义，更好地推动起新解放区开展土改运动，让更多的民众起来支持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

　　5月，华野兵团南渡黄河，先后到达河南的洛阳、信阳、南阳等地，母亲所部每到一地，都参加开仓济贫和实行新解放区的土改。母亲回忆，她参加了许昌的土地改革，唤起民众支前，筹集军用物资，保障后勤供给。

1948年春季，王培秋（后左一）参加许昌土改工作，与徐卫平（前左一）、张依真（前右一）、王苏飞（后右一）战友合影

　　6月，母亲任一纵后勤部担架团三队指导员，直接参加了开封、睢杞两地的战斗，做战场支前工作。是年，国共双军在豫东地区，共投入约45万兵力（华野兵团约20万兵力，国民党军约25万兵力）。经过双方20个昼夜的连续苦战，最终取得了战役胜利，华野共歼敌9万余人，结束了豫东战役。

战斗中，母亲指挥担架队随部队上战场时，看到成片西瓜地被踩，一片狼藉。母亲怜悯瓜农艰辛，拿出自己的津贴，放在瓜农棚里，以作损失补偿。在指挥抬下伤员时，突遇民工身体不适，母亲硬是顶上，尽管个头不高，气力不大，还是艰难抬回了伤员。为此，母亲被一纵后勤部评为荣立三等功勋。

至此，母亲结束了野战军的女兵生涯。在这三年里，母亲经历了战场血和火的考验，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做了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想，在回顾母亲一生中，这些军旅沙场经历，是最为无上光荣的，最受后人敬仰的。

（六）

豫东战役后，母亲被抽调到华中工委南下先遣支队，执行渡江南进任务。10月，母亲等5人在团政委带领下，离开许昌，沿途由兵站接待，步行一月余，到达苏北淮阴。

1949年4月，王培秋（后排右）所在渡长江部队，到达江北驻地

　　在此，母亲参加集训，学习接管城市。此刻，我的父亲奉命在苏北，住淮阴的王集子（华中工委驻地），就浙东抽调干部，正与华中工委商调。不巧，在培训干部名单上，看到了母亲名字。父亲就找到我的母亲，想说服她，随其回浙东。可是，母亲却不想即刻南下，仍想随大军行动。1948年底，父亲已到30岁，母亲已达26岁，似乎想到了男婚女嫁，相约待在全国解放，再结百年好合。于是，就在淮阴照相馆，他俩合了影，以作牵手留念。

　　就这样，父亲回了浙东复命。1949年2月，母亲任江苏省淞江地委工作队班长，随军渡江南下。4月，母亲任江苏省南汇县（后划为上海市）大团区委宣传委员，随军渡过长江，经嘉兴到达南汇县。5月15日南汇县城解放，母亲参加县军事管制，6月进驻懋新纱厂（上海国棉三十七厂的前身）。

1949年6月，王培秋（前左三）时任在上海市南汇大团区宣传委员，主持懋新纱厂复工并与全体委员合影

　　大团区位于南汇县的东南部，辖有一镇十七乡，区内约有5万人口。大团镇历史久远，有9条街道，古镇规模不小。1941年，由吴国璋组织乡绅集资10万元，在大团镇新安街上，创办了南汇县棉纱生产规模第一的懋新纱厂，创立了生产品牌为“狮马牌”的16支棉纱产品。由于战争原因，致使纱厂停工。母亲率军管组进驻工厂，成立懋新纱厂复工委员会，主持按政策协调各方，并动员纺纱工人返厂复工。

　　近一年里，母亲在纱厂，接触了工业管理，学习了纺纱工艺，了解了工人操作，丰富了自己阅历。此时，父亲按俩人婚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商调母亲回宁波。1950年5月，年仅27岁的母亲，回到宁波慈溪，与父亲完婚。

　　这时，慈溪县正值农村土改，经县委土改指挥部决定，全县在妙山、昌明、黄山三乡搞试点。县委考虑母亲有过土改经验，决定任命其为妙山乡党委书记，率先在全县进行土改试点工作。

1949年9月，王培秋（后右二）在南汇县大团区工农代表合影

　　是年，县委设在老县城的慈城镇，妙山乡亦距县城约4公里。母亲为方便工作，常宿在妙山，与父亲分多聚小。土改时，父亲蹲点在陆埠区，亦兼顾妙山乡，所以能常去相聚。那时，父母都是供给制，提供军制服和餐食及保姆等，生活简便，用心工作。

　　母亲在妙山乡，可查资料不多，从稀有史料中，梳理出如下文字，以作历史纪念。

　　从土改历史来看，1950年的土改政策，相比解放战争时，要“温和”了许多，没有那么的激进。虽说母亲参加过许昌土改，懂得如何发动群众，但毕竟要解决农村复杂的土地利益。因此，母亲认为，既要发动乡村群众参与，体现出主人翁的满足感；又要避免工作中过激，出现过火“左”的做法。因此，尽量做到“积极稳妥”的土改试点，以完成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从乡村政权来看，一则当时农村已实施减租减息和成立农会，乡村新政权已有了执行力；二则县委在1950年7月，组织了乡村干部及农会、妇女会积极分子的学习土改政策培训，从思想观念上为土改工作打下了基础；三则抽调了一批小学教师，招收一批中学毕业生，组织成立县土改工作队，分到各乡政府，从事专业土地登记，做好地籍分类归户，且弄清土地存量状况。如，当年项秉炎（曾任宁波地委书记）刚中学毕业，招到县土改工作队，曾派往妙山乡，从事过土改试点。母亲比他年长10岁，这段相处经历，使其对母亲一直很敬重。

1950年夏，王培秋在妙山乡主持土改工作

　　从土地政策来看，这次土改，更体现农村社会的公平性，更满足多数村民群众的利益。土改政策规定：所有农村的土地，采取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通过土改，使妙山乡农民群众对国家有了依附感，感受到国家才是自己的“保护伞”，跟着党和国家进行改革和建设，自己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乡村阶层来看，这次土改是浙东乡村社会的一次革命，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自土地私有以来，二千多年封建社会里，代表土地所有阶级的“乡绅阶层”，一直是治理农耕社会的主导者。在土改过程中，妙山乡实行人均土地制度后，从经济基础上，终极了“乡绅阶层”，实现了新的乡村治理。

　　在新中国初期，母亲有幸参与这次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并圆满完成妙山乡土改任务；让人感到庆幸的是，妙山乡的土改，没有发生过激行为，没有留下社会历史后遗症；还将诸多土改试点的经验，适用于全县各乡村土改的借鉴。

（七）

1951年1月，慈溪建立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县委考虑母亲有在上海管理工业经历，决定由她来筹建此项工作。8日，县第一次工人代表会议召开，母亲当选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1950年9月，全县在职干部先后参加整风，开展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内容。1951年12月开始，“三反、五反”运动逐步展开。母亲在部队时，曾参加过各种整休学习乃至濮阳的“三查”运动，对党的事业忠诚，不管在战场上还是在地方上，工作都做得风生水起，十分出色。但是，母亲在对待外公外母的问题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员执政党，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看不到社会的复杂性。从而，以普通公民思维，缺乏谨慎意识，导致轻率行事。结果，母亲受到了严重挫折，成了这次运动的“对象”。

俨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期，这种通过政治运动方式，来推动社会变革和前进，有其积极发展的一面，也有其激进的一面。虽说，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为社会树立良好的廉洁风气，是十分必要的。但运动采取“大会批，小会攻”方式，况且又拔高或放大问题，使母亲百口难辩，身心受到抑制。真是可怜呀！导致母亲提前分娩，我的兄长陈赤宇，仅7个月就出生了。至后，组织处理又过重过严，影响到母亲一生，甚至牵连到家族乃至子女。

毕竟，这事曾影响到我参军和入党，又影响到母亲的政治形象。因而，在母亲诞辰百周年之际，我想把这件事弄清楚，且如实叙述，好让后人去评说，还是很有必要的。

据母亲讲述和父亲记载，我蓦然从实际出发，感到当时的父母亲，确实极为难处。当面对家庭生活时，一边有人情世故，百善孝为先；一边有立党为公，秉公办事。两者间，有时界线不清，有时亦难分解，故尔一不小心，就会把握不准。

父亲是位寡言理性之人。从嵊县回慈溪，父亲一直待社会稳定了，两年后才去看望祖父母，且不涉足家庭事务。母亲是位热情感性之人。从上海回到慈溪，因外公外婆不和，引起民间房产诉讼，母亲参与了；外公生意难做，类似无业游民，在工作安排上，母亲又被动参与了。可能，母亲是家中长女，又处于供给制，尚无能力赡养两老。更何况，母亲认为，外公在抗战时，曾支持过革命斗争。

最终，母亲出于普通社会公民的孝心，尤其在外公工作安排上，默认了组织上的照顾。据载，慈溪县从整风到“三反”运动，父亲先后多次率领县机关干部到宁波，参加地委组织的运动学习。刚开始时，运动方式，是号召干群大鸣大放；运动目的，是解决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父亲回顾，当年大家不徇私情，且火力很猛。

到1952年1月，运动进入到“脱裤子、割尾巴”的阶段，父亲时任县委书记，直接领导运动开展。据父亲笔记史载，是时，县公安局的领导层，有位姓王的，因涉嫌与监狱中女犯人有染，经县监委呈报，拟作出组织处分。这时，王找到父亲，请求看在革命有功上，不要批准处分他。当然，没获得父亲认同。过后不久，县公安系统就出现匿名举报，说外公有所谓“反革命”罪行，母亲有所谓“包庇”行为。

此时举报，目的是使然的；究其根由，母亲不够谨慎。1951年4月，我大姐刚出生，母亲住在医院里，刘春泉县长来看望。刘见我外公在床侧，就询问母亲，这位是谁？母亲回答，是自己的父亲。刘又关心地询问：“在哪里工作呀！”母亲答复说：“现在没有工作。”刘县长思忖后说：“陈伟达同志（时任宁波地委书记）曾讲过，对有困难的革命者家属，可以适当给予照顾。”

这样，在母亲默认或认可下，时龄55岁的外公，进入大众饭店工作，做起了财务记账。在干部供给制时，该饭店既是机关招待所，又是干部食堂，进进出出，均为公职人员。故尔，不光惹人眼球，还引人言语。

期间，父亲从区乡搞土改、镇反回来，才听母亲说起，方知有这事。父亲一向持重，谨慎行事，总觉得此事不妥，似乎有涉嫌“裙带”之风，会引起群众不理解。为此，向母亲表示不满。后又看到外公在食堂，并听到同志们议论，心里硬是不爽。

于是，父亲多次向母亲提出，将一位无业游民，弄到机关内部来很不好，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母亲就是听不进，还辩解说：“让其在外游荡，还不如在内改造”等等，又提及陈书记和刘县长的说辞。这样，父亲就没去深究，而听之任之。

事发后，父亲在运动中，多次作了深刻检查，且向宁波地委提交书面检讨，并请求组织处分。当时，县委定母亲为包庇罪，留党察看二年，降职降薪到慈城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师。为此，外公受到慈溪县法院判决，到杭州乔司农场劳改。

直到纠正冤假错案时，母亲提请审诉，组织经调查才撤销党内处分。过后，母亲认为，当年定外公“恶霸”，与事实不符，且判决过重，向县法院提请诉讼。经县法院重审，撤销“地方恶霸”判决（不作详述）。当然啰！父亲是县委书记，是母亲处分定案的最终拍板人之一。但是，在哪个“宁左勿右”的年代，又涉及自己老婆，除按行政程序外，也只能按集体意见处理。

母亲受处分后，心里感到委屈和压抑，也只能以党性为重，相忍为家国。同时，又后悔没听父亲的，也体恤起父亲的难处。为不影响父亲今后的政治生涯，母亲主动提出与父亲离婚。父亲却安慰地说：“既然我们走在一起，就要承担起双方责任，不同意离婚。”

然而，沈祖伦同志（浙江省老省长）当年在慈溪县委办公室工作，不仅熟悉我的父母亲，而且了解母亲受处分经过。有次，我在省直机关食堂碰见他时，他十分感叹地说：“你父亲是我很敬重的老领导，可对你母亲当年处分太重。你母亲在解放战争时，是很勇敢的，立过多次功的。”言语间，让我感觉到，老省长是同情母亲的，也认可母亲品行的。

或许，这是现代文明的视野，在屏弃探索时期的“极左”后，人们有了诸多良知的反思。母亲在晚年，放下了这段历史“包袱”，释怀了枉法的人与事。曾经，感叹地对我说：“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工农干部刚开始执政，只知按政策办事，虽阶级斗争观念强，但依法办案却没经验，怨恨不了他们呀！”

不过，在我看来，母亲有不慎，但无大错。更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因而仍然这样认为：母亲有着光荣的人生。

（八）

1952年下半年，母亲身负留党察看，心里无比委屈，降职到慈湖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并兼政治教师。

1953年夏，王培秋（前排中）在“慈中”与同学们合影

　　慈湖中学创办于1902年，占地有140余亩，是所文风昌炽、传统悠远的百年名校。该校面临慈湖，背依阚峰，粉墙黛瓦，古朴典雅，诚为读书治学的胜地。母亲来到这个宁静致远的校院，低落郁闷的心情，被浓厚书香氛围所感染。

于是，问题就来了。学校原先没党支部，母亲是首任书记。母亲为人亲切，待人厚道，擅长联系群众，善做党务党建。但是，母亲毕竟离开小学任教，已有8个年头。现在，面对中学政治课程，又面对孜孜不倦的学子，母亲心里很困惑，如何提高他们政治理论素养呢！

在部队时，母亲当过政治教员，其知识积累：主要是革命实践中的政治学习和各种培训；其讲授对象：主要是工农子弟兵。母亲本身学历就不高，没经过校院政治知识系统的学习，因而怕误人子弟，忧心悄悄。

这时，母亲已生育了两个孩子，有了哪种砥犊的母爱。对于初设政治讲堂，母亲作为校党支书，首先考虑到是为党育才，为国育人。同时，母亲又考虑到自己的党性修养，要经得起坎坷人生的考验，要有砥砺风节的锐气。母亲有了这些思想，使其满怀信心。

于是，母亲找到校长王文川先生，谦卑地向他请教，如何开好本校的政治课。王是名校毕业，曾留学日本，执教经验丰富。他即找了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讲了他的授课意见和课程要义，以及掌握知识重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母亲为教好学生，潜心备课，掌握了原理，进入了角色。母亲聪慧有悟，经点拨就开窍，又有演讲才能。不久，母亲在讲堂上，以自己对政治原理的理解，加上自己丰富革命的阅历，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同学们喜爱，达到了增知育人的教学目标。

母亲在“慈中”，受到众师生的尊重，心情甚是愉悦。更让母亲抚慰的是，在校二年多，不光为学校的党建工作，开创了新的校园文化；而且为学校基础建设，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

或许，我是幸运的。母亲把我带入校内，胎教于朗朗读书声，出生于教书育人时，使我过早受到浙东耕读文化的影响。在母亲对我们“过庭训”中，往往既有“慈中”所倡导的“求实与进取”的校训，又有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

而今想来，假如母亲没离开这所学校，或许母亲也能桃李满天下了。据大姐项赤兵说：“母亲晚年时，仍有‘慈中’学子来看望，仍有‘慈中’资料寄来。这时，都能勾起母亲忻悦的回忆，使她无比的欣慰！”

这段“慈中”经历，母亲在世时，谈得并不多。但是，这所浙东名校的书香，将永远影响着她的子孙后代，并激励着他们秉承耕读传家的书香文化。

然而，1954年8月，母亲调往宁波，任地委党校宣传科长。1956年8月，母亲又调到嘉兴，任南湖染织厂（布厂）党委副书记。

该厂始建于1912年，原名嘉禾布厂，原厂址在西河街，系嘉兴最早的工业企业。抗战时停产，解放后老工人发起自救，复工亦复产。1951年转为公私合营，取名南湖染织厂，主要生产棉布纺品，产品是以彩格绒布和蚊帐为主，故当地百姓，称其为南湖布厂。1953年又转为国营，系嘉兴较早的地方国营企业。

母亲任职期间，正值实行计划经济，产品供不应求，满负荷生产，经济效益极好。因此，当地政府很重视，投入不断增加，致使在当年染色和纺织设备、以及生产工艺，均达到了全国棉纺业先进水平。同时，随着产业女工逐渐增多，对职工的管理和制度保障，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母亲虽在厂仅8个月，但参与了职工保障制度试行。母亲根据同行业的经验，着手制定和推动劳动保护、工休假期和先进职工休养等福利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仍鼓励职工爱厂如家，而且让职工享受到福利制度，更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

1957年8月，母亲调任嘉兴市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可是，这年初整风运动开始了。

整风运动起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些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适应，且干部队伍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此，中央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并采取开门整风、大鸣大放的形式。嘉兴地委成立整风运动的领导小组，父亲任五人小组的组长，领导全区整风运动。

母亲上任后，遇到棘手问题。地委有位领导夫妻闹离婚，这原本是家庭问题，母亲完全可私下关心，或者不从工作层面过问。但是，在妇联系统整风中，结合起领导思想作风，有人提出来了。

是年，母亲她们正在实现新的奋斗目标，不仅精力充沛，年富力强；而且激情高涨，宏图大展。在生活上，父母亲到嘉兴后，与唐XX（隐名）同志同住院落，现又同为妇联工作，俩人相处甚笃。这时，她已带有三个孩子，其丈夫提出离婚，引起她疑心。

母亲为人热情，富有同情心，还有军人的英雄主义。在母亲看来，妇联工作要有家庭观念，要倡导家庭和谐社会生活才幸福。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同时，母亲提倡在夫妻关系上，尤其是干部要为人表率，领会虚无，自厚薄责，相濡以沫。

于是，母亲在运动中，没考虑到政治的复杂性，及当时运动“对下不对上”的特征，去支持妇联一位姓张（隐名）同志，通过鼓励所谓的“鸣放”方式，希望充分考虑其孩子尚小，应站在不休良知一边，摒弃夫妻间前嫌或怨言，使她俩法喜油然而生，和好如初，续结鸾俦。

此间，父亲在杭州参加省委第二届党代会，且时间有一个多月。会期，父亲看到中央下发的绝密文件，已决定要抓批“右派”分子。回嘉兴后，父亲担心开门整风，有人会被“引蛇出洞”，而发表所谓不同意见，即以打呼的方式，告诫大家说话要谨慎。但是，嘉兴市妇联的“鸣放”，已有了影响，覆水亦难收，而被视为乱放的“右派”言论。

这显然，让母亲始料不及的，且事与愿违。在“反右”定性上，父亲要求全区严格按照党的“可划可不划的，尽量不划”的原则。同时，就嘉兴市妇联张同志的问题，因其丈夫找过父亲，在碰到专员陶振民（都住在一个院落，了解基本情况）时，以征求意见方式，说：“高X（隐名）同志的老婆下面要划她‘右派’，还是不划吧！”在议论审批时，韩景召（曾任嘉兴地委组织部长）先说：“该同志是部队转来的，平时工作还好。她对领导事情知道得多，在运动中乱鸣了，这不是反党的错误。但还是要批的，至于‘右派’就不划了吧！”父亲最后对他说：“嘉兴市委思想不通，你去说说，做做工作，按能不划就不划的原则，还是不要划了！”

虽说这位同志没划上“右派”，但母亲是妇联领导，也曾经有过表态或意见，为此同样受到了影响。这时1958年4月，嘉兴市正利用当地盛产兔羊毛的资源优势，在原县委大礼堂里，安装了上百台横机，抽调了技术骨干，招收了纺织女工，开始筹建毛纺企业。自然需要懂行领导干部，母亲就被借调去筹建了。

这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了。母亲更意气风发，捐出家里的缝纫机，供厂里生产使用。同时，在省、地、市领导重视下，该厂被列为省、地重点发展企业，一些技术更新和厂区建设项目得到落实，做到了当年筹建，当年就见效益。后来，随着不断投入，成了浙江省第一家上规模的毛纺织企业，产品远销苏联等国，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

　　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一旦惹上了政治“缺点”，可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虽然，母亲没戴上“右派”帽子，但此后一段时期伴随着这个“阴影”，受尽磨难和打压。1959年2月，嘉兴地委机关应战备需要，将地委直属机关搬迁湖州，在母亲工作安排上，就受到了“反右”思潮的影响。

　　父亲在晚年，谈及时任地委组织部长“极左”时，曾对我说：“是年，这位部长送上安排名单，把你母亲安排到第二医院洗衣房。你母亲可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过抗日乃至解放战争的，那有这样的干部政策。当时，我没肯声亦没批准，退而复议。”最终，母亲安排到新生布厂，担任副厂长。后来，因母亲能团结群众，与工人相处甚好。到90多岁高龄时，母亲又回到了湖州，先后有30多位老职工，前来毗山养老院看望。每每与她们畅谈，母亲总是笑声不断，心怡神旷。

　　至后，母亲受政治运动的压抑，身体逐渐虚弱，调至嘉兴地委党校工作。所幸，我家住在海岛堂，那楼的院落隔墙连接党校大院。母亲不仅往来党校便捷，而且我们多了不少快乐的少年童趣。“文革”前夕，母亲不幸患上乳腺癌，先后经历手术、化疗、放射治疗连续数年。此间，运动不断升级，母亲又受我父亲的牵连，遭受诸多不公平迫害，身心再次受到摧残，但在人生信仰上，却仍保持“人心死，道心活”的超然境界。

1973年8月，母亲随我父亲调绍兴，系绍兴地委组织部待安排的干部。这时，曾有同志向父亲提出，要安排母亲到银行工作，任党委副书记，被父亲以身体欠佳，而委婉拒绝了。其实，母亲是有工作热情的，倒是父亲担心“文革”中，复杂而残酷的派别争斗，忧虑母亲身体适应不了，不仅影响工作，还授人以柄。故而，母亲虽在家病休，若入静空；但无我生死，惟念家国。

（九）

我从小生活在观海卫，是奶奶身边长大的，至1961年才到湖州，与父母一起生活。至后，“文革”开始了，与父母聚少离多。尽管这样，母亲对我的影响，依旧是挺大的；我对母亲的爱，也是深厚的。

如果说到我的慧根，应该是浅薄的，原因是在“文革”，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但是，来自于母亲秉承的人生宿慧，对我的培植是深邃的行远的，令我终身受用，得益匪浅。

在此前后，我看到父亲被游街批斗，母亲被关牛棚放鹅，使我对社会有了懑愤的青涩懵懂。又因所谓父亲“走资派”的牵连，我和大妹陈赤卫上不了初中，更使我对“阶级斗争”有了反感，甚至有了疑惑的少年叛逆。

这时，每当看到同伴们去上学，就像钢针扎进心里，让我有了刻骨铭心的痛。这种打击，更令我要强好胜，不敢于人后，而去思考人生。然而，我不懂应该做些什么，却特别关心起政治，一头扎进马列书籍，想弄懂这里面的道理。

母亲看到后，很诧异地问，我稚拙地回答道：“父亲到底是不是‘叛徒’？怎么能连累到他的子女。这种不让我们读书的做法（在延安土地革命早期有过，不让地主的子弟上学读书），我是不甘心的，也是不服气的。我读这些马列的书，就是想从中找到理论依据，弄明白这些是对的还是错的。”

母亲当然非常的无奈，但仍希望我能振作起来。母亲期待地对我说：“你父亲是党员干部，现接受党的审查，我们理应相信你父亲，也应该相信人民群众，更应该相信党的组织。你的父母都是革命者，是为党为民奋斗的，你也要以国家为大，以人民为重。虽说你没上学了，但人要有志气，要有自我求知欲，要向社会贤达学习，从实践中学习知识，从社会阅历中增加才干。”

此后，我听了母亲话，就去了塘甸的新生大队，在太湖毗邻的顾家兜村落，当了一名农民，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二年后，应征入伍时，又遇到所谓“亲属政治问题”，在浙江陆军政审中没通过。于是，母亲认为理由不正确，先找到时任地委的常委，她表示尊重部队的政审。母亲认为这是唯成分论，直接找到时任地委书记王民。最终，由他协调到武汉空军，才通过入伍政审，去襄樊当了一名后勤兵。就这样，我又几遇机会，几遭挫折，但从不泄气。然而，从工人到机关干部，还取得各种学历和职称，都应证了母亲的话，坚持学用，必有成果。

1972年12月，陈诗斯当兵前夕，拍摄全家福合影

　　有言道：凡为天下者，往往顾不了家。在我看来，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一生从不问家事，家中所有一切，均由母亲操心。期间，尽管母亲被误解、被打压、被磨难、被屈辱，但在家庭的天地里，母亲依然承载着这块“大地”。在培养我们成长中，母亲给予我们心灵的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有仰望星空，行稳致远，又要有事上磨练，逆袭人生。

　　母亲是这样认为的：生存靠经验，才干靠知识，成就靠勤奋。因而，她总是这样鼓励我们：要听从党的号召，要跟上时代脚步，要在风浪中历练。只有经过个人奋斗，你们才有人生的作为。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

　　那年，父亲调绍兴后，抓农业学大寨，搞围滩涂垦良田。这时，我家已有三人下乡，按政策我弟项泳可进工厂。但是，母亲认为男儿应经大风大浪，而动员其到绍兴，下乡马海公社务农，去干艰苦的垦田农活。使其刚到农村，就遇到特大台风，农田被冲，房屋被毁，差点人被巨浪卷走。当公社要发展其为党员，曾发公函至地委组织部，但复函提及外公入狱和“蒋匪”舅舅，导致他的入党被搁置。至后，他去金华入伍当兵。不虞，父亲遭受不公正，立马影响到他，使其跌落人生的底谷。经其努力，代理排长有年余，仍旧复员至绍兴集体单位，亦从低层做起，经历了机关干部，选择了下海经商。不管其遇上什么挫折，始终具有生存能力，且阅历丰富，干练豁达。或许这些，都受到母亲教诲的影响。

1980年12月10日，项泳被浙江省军区独立团授予

荣立三等功的勋章，并获荣誉证书

　　母亲的一生，不光有侠义之举，还有弱德之美。母亲的“弱德”情操，是在被压抑的“文革”中，其内心的痛苦和家境的艰难，使其无法顺心顺意的表达出来，而只能默默地持守着，淡然恩泽于家人。

　　记得，我大姐项赤兵下乡到道场公社，不甘于“可教育好子弟”的称号，尽管妙龄瘦弱，况且不懂农事，但仍扎在田头，不怕劳苦，拼命劳作。虽然，连续多年被评上县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但是，自己却不幸患上肾炎，一度危及生命。为此，母亲不惧自己身怀绝症，仍旧拖着重病之躯，带着大姐去上海寻医。先后得到老战友和宁波同乡的虞鸣非（原上海国棉十四厂党委副书记）、姜彬（曾任上海作协党组副书记）、方留忠（曾任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等同志的帮助，并家中借宿。

1948年9月，时任母亲通讯员方留忠在分别

时，赠予照片给母亲留念

　　是年，看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况且要到上海去就医。上海的住房是在全国出了名的紧张，几代人共挤一室，可言比比皆是。母亲她们的到来，给主人家增添了诸多不便，且时间长达数年。虞鸣非阿姨在晚年对我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吃苦是为了国家，不想‘文革’中，还吃尽‘造反派’的苦。这样，战友们有了同情心，只要有困难，就倾力相助。因此，你母亲携你姐来沪治病，我家虽小，但离瑞金医院近，看起病来方便，可帮上一把。”那年，我由部队到上海出差，往来时目睹过，真是小得可怜。可见，这种革命同志的情意，实在难能可贵。

1979年，父母与大姐项赤兵在金华合影

　　1978年，父亲在金华受到打压，郁闷劳累得病，母亲又带着大姐赶去照顾。在那压抑的环境里，三个病人相依为命，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使其度过了政治的“困境”。

　　在今天，我们看到陈氏族人，已在多地开枝散叶，且与日俱进。当我们回顾时，应该不能忘记，在家族发展的背后，有着母亲的坚韧持守；在艰难困苦的底下，有着母亲的若谷胸怀。

　　我们的母亲，是普通的平凡人，虽有时犯些时代性的“错误”，但是，我们并不在乎她有多么的伟大，而在乎她所彰显出来的坚贞与良知。

（十）

母亲离休后，又回到嘉兴，在运河之畔、南湖之滨，生活了二十余年。这是自母亲革命以来，南征北战，亦行遍半个浙江地界，居家生活最长的城市；也是解放后至移居时，她在这里柔弱虚静，居下无为，含饴弄孙，种草养花，过着最舒心最恬静的时光。

2017年7月1日，母亲参加湖州市直机关庆祝建党活动，并荣获“最美老党员”称号现场合影

　　俗言道：“来者要惜，去者要放。”母亲放下了一切磨难的往事，但对革命事业的执念，却仍关心之至，初心不减，使命依然。母亲珍惜着时光，干起了关心下一代，撰写起革命生涯文章，既丰富了晚年养老生活，又过得自适有为。母亲先后参加了宁波、嘉兴，以及慈溪、余姚、鄞州等地的新四军研究会活动；也参与了嘉兴的“忘年交”和湖州的“结对子”活动。对于这些活动，母亲尽管年迈体弱，但参与的积极性极高，不光把它当成一项人生的任务，而且把它当成一种社会的责任。

　　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国家倡导和推动的，并由嘉兴市关工委组织和实施的，母亲是在1994年开始参与的。它是依靠和发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社会贤达的优势和作用，来具体开展工作。此中“五老”里，母亲亦具备“三老”资格，且只要是党的号召，她就激情满怀，立马行动。假若再念及起对青少年教育，母亲算是内行了，早在“慈中”学校就干过。时光虽早已过去43年，如今母亲干起来，依旧轻车熟路。

　　1995年，在“忘年交”发起人吴建一老师的倡导下，母亲在父亲项耿的支持下，在大姐项赤兵的配合下，与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后五所学校合并，组建成嘉兴学院）生化学院的大学生，进行结对子的教益活动。直至2008年为止，母亲年岁至85高龄才结束，前后长达13年。

1997年6月，嘉兴学院同学到嘉兴市明月路与父母进行思想交流合影

　　结对期间，母亲先从学生10位开始，最多时曾达30多位，共计多达上百位；至后，母亲被聘为班级校外辅导员，进行全班学子的对结。母亲在结对子的教益中，首先是启发同学们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领会，且树立起自己个人的信仰。为使他们能开悟，母亲讲述自己的革命生涯，辅导他们从党史国史、党情国情的传统教育中，去认识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培养他们提升自我成全自己、自我完成自己的觉悟能量，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使自己成为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通过这些叙述，使学生走进了母亲的世界，也汲取了精神粮食，更笃行起自己的人生。

　　母亲不会谈哪些“思接千载，神游万刃”的学问，只会顾及同学们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以及所产生的思想情绪，并加以人生解惑辅导。尤其针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竞争性，启发他们要看到人是存在差异性的，要避免自己在成长过程中，会产生比较性的深度自卑。同时，鼓励同学们要勤奋好学，力争取得成绩，来战胜成长过程的自卑感，使自己不断成熟。在母亲的辅导下，同学们受到了启迪，正知环境，树立信仰，改变思维，适应现实。

　　每当毕业时，母亲与他们谈嘱咐，话期待，表愿想；每当分別时，母亲与他们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依依不舍，难舍难分。2006年，母亲患急性冠心病，装入四个支架。体力渐弱，2008年结束“忘年交”活动。据记载，到2008年为止，已培养入党30余人，考取研究生有9人左右，考取公务员有10人，还有10多人进入企业管理层。这些成绩，给母亲带来了自我的效能感，使自己晚年生活有了无比的喜悦。

　　母亲居家南湖河畔西侧，打开东窗可见湖水，也能听得船舵声。那年，母亲年有86岁，相由心念，触景生情，吟诗一首，作为抒怀。

“八六遐龄”有怀

王培秋

马恩支起脊梁骨，峥嵘岁月未虚度。

漫步南湖景亦美，老妪且喜“小康”途。

写于2008年西南湖畔家宅

2013年10月，嘉兴学院“忘年交”陈同学携丈夫

及儿子专程看望母亲合影

　　为真实的鲜活的反映母亲“忘年交”的情景，我摘录嘉兴学院部分学生写给母亲书信的片语。在文中，可见学生真情实意，让我们去了解母亲所做的奉献。

胡金良同学：亲爱的王奶奶，请允许我这样的称呼您！我曾经迷芒过，自认为来嘉兴学院是没出息的……，一度自卑心占据上风。是奶奶您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让我看清了自己，看清了远方。是您告诫我：人处逆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堕落了；一个人即使跌倒了，仍可爬起来；只要有志向，不放弃努力，那你总能成功的，总会辉煌的。这些精神教导，使我转化为心灵的力量，去求知去上进，并永远铭记。

何莹同学：王奶奶您从我们的总结中，看出我们对党的认识不足。于是您老为我们收集资料，每隔几天，让我们去取，在全班同学中传阅。通过阅读，使我们了解了国家大事，加深了对党的认识。那年中秋，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快乐之夜。我们在您老的家里，边吃月饼，边听故事。在您和项爷爷讲述亲身经历和形势教育中，让我们了解了革命的艰难和社会的发展。从您所做的点点滴滴中，让我们感觉到党和国家在关怀着我们，我们的革命前辈期待着我们茁壮成长。我们也决不辜负您一一王奶奶！

郑迈同学：记得在大二时，您得病住院治疗。待病情有好转，就叫来班长和团支书，了解同学们的近况。大家都知道，您是放不下我们呀！您是一位古稀的老党员，凭着一颗对党的事业的忠心，怀着对下一代的关爱，还不断学习知识，不断充实自己，不断开导我们，让我们走出幼稚，逐步积累经验，并走向成熟人生。我们感激您一一王奶奶！

当同学们毕业离别时，母亲总是再三叮咛，且提前写好赠言，让他们带着瞩咐，走出校园，走上社会，走进事业。在此，摘录若干母亲的寄语，以见证这段历史，并铭记之。

人生好像大海航行的帆船，认准方向，自己掌舵，航向彼岸。遇到困难平常事，克服困难勇者胜。在克服困难时，要研究问题，找到规律，创造条件，转化矛盾，争取胜利。

　　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苦难背后是伟大，乐趣之至是空虚。生命诚可贵，且行且珍惜；奉劝莫浪费，人生当有价。

　　得意时淡然，失意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既要休闲放松，又有挑战压力；既要顺其自然，又有目标行远。……等等



　　2013年，母亲已达年且九十高龄，颐养已需要医疗设施来配合，故尔父母亲来到了湖州，入住了毗山干部养老院。在这里，母亲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六年时光，可谓“莫道夕阳好，暮暮栖毗山；无奈岁月去，垂垂享福泽。”这时，母亲的体质且行且弱，但人生观没变，还是生命不息，奋进不止。

2013年，父母亲入住湖州老干部休养中心

　　每当市直机关举办纪念“七一”建党活动，母亲总是作为老党员的代表，在兄长陈赤宇和小妹陈赤锋搀扶下，不仅前往参加，还代表老同志发言。母亲有着70余年的党龄，期间可言：不惧雨雪风霜，走过六合八荒，经历千难万险，唯独对党忠诚。为此，母亲在发言中，言辞不长，语调慷慨，动人心弦，激励后代，犹如一曲颂歌回荡。

2015年9月29日下午，在弟项泳联络下，母亲向时任湖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潘渭民、周炳峰捐款5000元，用于弘扬红色文化，修缮郎玉麟所部烈士公墓等。2016年4月，在父亲逝世后，母亲代表他俩老党员向党组织，交纳了一次性党费2万元。

2015年9月，母亲向湖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潘渭民捐赠5000元现场留影

　　至后，母亲亦参加了最后一次社会活动，那是2018年的“五四青年节”。是年，母亲寿越遐龄，已高达96岁，在湖师院王荣德教授的策划下，由弟项泳和妹陈赤锋搀扶下，与100多位青年学子畅淡“忆往昔，铸红魂”的故事。母亲谈起自己投身革命的历程，边展示孟良崮所缴获美产军毯，边讲述纵横浙东乃至中原战场的戎马生涯，还谈及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才有了今天这天翻地覆的变化。母亲一席感悟话，可概括为：革命多事迹，付之赞颂中；红魂铸国运，寄语后来人。

2018年5月，母亲与湖师院近百名学子共度“五四青年节”，并与党员学子合影

　　这些活动，母亲参加时，往往卯足精神；回来时，每每疲惫不堪。大姐项赤兵看在眼里，疼在人里，曾问母亲：“您这样做，值还是不值得呀！”母亲说：“只要我活着，看到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就觉得高兴，而愿意去操心。”或许，这就是母亲的价值观。母亲认为：只要能利泽施于人，尤助青年人成长，哪怕累及折寿，觉得心安美好，而不虚此生。

2018年12月，湖州市委副秘书长、市党史办主任吴焱国向母亲颁发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年度先进个人奖状

　　不曾想到，时隔一年。2019年5月16日，母亲在毗山无疾而终，走完了她的光荣人生。

2019年5月，父母亲老战友杨展大的女儿杨晨音

专程从杭州前来，看望母亲留影

　　当我们梳理起这段经历，母亲所做的一切，都为社会所认可的，留下了5项17次的各种荣誉。从1995年至2008年里，曾连续13年被嘉兴学院授予“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2002年被嘉兴市政协党支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7年被中共湖州市直属机关党工委荣授“最美老党员”称号奖怀；2018年被湖州市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工作者”的荣誉；2018年被湖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评为“先进个人”荣誉。

2017年，母亲获“最美老党员”杯

2018年，母亲获评“先进学会工作者”

　　至此，我所写纪念母亲的《百年祭》一文完成，全文记录了她平凡而光荣的一生。今天，我们在纪念母亲时，应了悟生死，以念为生。就像涅槃一样，在我们心念间，将是不生不灭的。姑且，母亲她们是开启这百年来“国运昌盛，家蒙福址”的笃行者，所以，只要我们乃至后代，在回顾起前辈的功德时，绝不能忘记了母亲，更要去怀念她！

我们的母亲大人，您安息吧！

写于2022年7月季夏杭州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