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家代代永流传

大帅铁哥

父母亲往上是老祖宗。从父母亲开始数起为家庭第一代，我们兄弟姐妹是第二代，我们的儿女是第三代，再往下是第四代。以下讲述的是我们第二代经历的事情，希望第三代应该知道，以后再告诉第四代、第五代。那时我们也成为了老祖宗，我铁哥变成铁爷了。

讲述从父亲母亲开始。他们曾是初中同学，又是战友，更是终身伴侣，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父亲施宝桢（1920.12.29～2008.4.9），生于阳江城附近的龙涛村。因为家里有钱，加上祖宗里有两代人都考上贡生，故老家大门挂着光绪年间官方赠与的牌匾，上面书写金字“父子明经”，明经是贡生的别称。引以家庭为荣、乡里为羡的书诗传统，使高祖父汝霖公对教育青睐有加，便专门留下田产地租用于奖励后辈读书。那时，能念到小学毕业，甚至上中学，已是“大知识分子”，并且家里有点钱财，才供得起。父亲以后还上过中山大学，理所当然成为了家庭中的“大知识分子”。

我基本未到过龙涛村。父亲在他写的自传这样写道：“村的自然环境原来秀美。村前有大河从漠阳江穿过，河对岸是屋背洲、麻布演。竹树环绕，一片葱绿。据《清一统志》记载:古时江水流至此处时，颇显汹涌澎湃之势，水声嘩喧直响，涌起堆堆雪白波涛，后浪紧跟前浪，上下翻滚，把此处河床冲击成为深渊。又相传古时此深渊有蛟龙腾跃其间，故龙涛村名由此而来。”

汝霖公下来的文焕公有五子三女，排行第八的儿子颂年公便是我的祖父。继续着家族读书传统的颂年公，三个儿子中两个中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都长期当教师，以教育为伍。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封建说教令其在“接受教育”与“追求富裕”中没有把两者分开，从而成为悲剧的配角。正如谁也说不清楚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是教育斩掉了穷根，还是因为穷而接受不了教育？根子在哪里？家庭富裕的马克思找到了根子，他后面许多家庭富裕的追随者因为受教育有知识也认识了这根子，但颂年公不懂得这根子就是剥削，既关心教育又关心田产，成为了这根子不断粗壮的封建土壤。到了挖掉根子的改天换地时代，这土壤当然地成为清算的对象了。

颂年公的子孙中，偏有因为学识而认识剥削罪过的人，排行第三的我们父亲，抗日时期就离开家庭在外读书、参加了革命；大伯二伯的子女也分别在建国前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大伯二伯本人身为小学教师，离不了乡土和家庭，沾连的剥削罪过更多，清算时节，不但为此失去了教师的资格，也牵连着子女的未来。

于是，一个家庭里，参加革命的后生要与剥削家庭决裂，不敢也不能资助经济上已经拮困的父母兄弟。一来当时实行供给制，只够自己，二来生怕经济上的牵连导致界线不清的罪名，主客观的原因斩断着亲情。

我读书时，父亲连与我同班、同校的堂、表兄弟姐妹都不告诉我，直到事后多年才逐渐知晓。记得饥饿时节的那年，我还很小跟着父亲上街。路上碰到一人，向父亲打招呼，父亲问他你是谁，那人说我是你大哥呀。接着问父亲有没有粮票，父亲说我们都在饭堂搭食，没有粮票。在饭堂搭食是真，因饭堂才能买到私人无法买到的食品；有没有粮票我不知道，但避免进一步的来往是真。本来是兄弟情谊，却只有街上碰面的一句话，软弱的父亲已经把对兄弟的关心看着是影响自己存在的可能因素了。

但身为文盲的大姑却没有为此害怕，真是不识者无畏。其父颂年公1952年连饿带病去世时，大姑送来棺木收敛，遭到村官阻拦，大姑怒目诤言：“我老公闹革命时，不知你们还有没有投胎呢！如今竟来欺负我！”把作恶者顶了回去，其父才得以收敛入土。原来大姑丈许高倬（是阳江历史名人，载在《阳江县志》）早在1927年在上海求学时就已参加革命。“4·12”后被派回家乡任县委书记。1938年秋赴陕北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再回广东，遭到逮捕被害，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大姑敢于诤言的另一原因是曾经在天主教堂打工，相信天主教道义中的仁慈。中国传统中的孝道和西方宗教的仁慈，结合成的力量竟显示出比知诗识墨者更大的威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正上初中。有点知识的人接触较多的书报，爱国热情自然高涨，加上青春期特有的热情，便积极参加了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他负责演剧、漫画、歌咏等宣传活动，经常到街头，到农村，向民众宣传抗日。不久，他和母亲以及一起参加抗日活动的同学在时任县地下党负责人的“略哥”(母亲的堂哥)的指引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父亲还记得当时的教导主任在他的纪念册中写道：“作画长留倭寇暴，高歌为唤国民醒”。可是这些“有文化”，家中又有“钱财”的人，在以后大多被“清理”出党，这是后话了。

解放前夕，母亲与霏姐和我合影，留下历史的记载。

母亲陈佩瑜（1920.11.18～2002.10.25），生于平岗阜场珊美村。跟随堂哥陈奇略参加革命。建国后是阳江第一任妇女联合会的副主任。

因为父母亲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我幼儿时期就在母亲参与创建的幼儿园度过。那时母亲是县妇联副主任，可能考虑到许多党员干部经常要下乡进行各项中心工作，无暇照管自己的小孩，再加上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便办起了幼儿园（那时叫托儿所）。

霏姐、我和健茹是第一批幼儿学生。可能是母亲创建的原因，阿姨们特别喜欢我们。照片中的大人左一是园长林逸文，然后是蔡群英（我们称蔡姐，在我们家一直带我们前面四兄弟姐妹）。

作为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人，建国后当然地被委以重任，并频繁地接受和参加各种当时的“中心”工作。1953年，父亲已是掌管全县文化教育工作的文教科副科长。因为没有正科长，他实是文教科第一把手。

1953年年有一次他被派到良垌乡征粮。一天夜里，乡长叫父亲去吃鹅饭作夜宵。第二年，父亲就在全县大会上被以此事为由作为典型宣布开除党籍和行政领导职务了。

有一天，我正在幼儿园里玩耍，园长从外面进来看到我便说：“你父亲被开除党籍了!”。我心里咯噔一跳，因为幼小的心灵里有着“共产党为人民，是好人”的种子，怎么“好人”就不要他了?这事我一直记得，虽然当时年龄小，根本没有意识到家庭自卑的种子开始播入心田，但它影响着整个家庭二十多年，加强着幼儿开始的记忆。

原来那餐鹅饭，是看守征粮的民兵拿了征粮谷煮夜餐，而父亲不知就里，不给钱吃饭了。父亲想不到其代价那么大。后来对此称为“良垌事件”，许多知情的战友们都暗里为他鸣冤，说“一顿鹅饭断送了党籍”。它是当时的“杀一儆百”呢?还是本来被看起来就“不顺眼”?

我1954年进小学读书，便住进塘边张八号何三姆的一套房里。三姨陈佩珊这时来到我们身边。那时候很小，只隐约知道三姨死去了丈夫，要回家乡来。此后，三姨带着我们在阳江好多年，“娘家”大概是“走投无路”之后，回来停息疗伤的唯一港口。

三姨带来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直和我们一起住。但她的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因为家庭难以抚养的原因，送给了海边对岸村的一户没有子女的家庭。养父取其名叫“跟来”，希望以后陆续有亲生子女跟着出现。我们经常见三姨会到对岸去看望送走的儿子，现在才理解，那是对分离骨肉的牵挂。

三姨读过中学，当时是“大知识分子”，因此她很喜欢看书，闲时捧着不知哪里借来的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我们经常缠着三姨讲书中的故事。记得她给我们讲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后来才体会了，故事寄托着她对家庭变故而遭受的多大痛楚，怎么样的毅力才伴随着她度过那受压的岁月。

这是读小学时候的全家福照片

1970年代的家庭合影。父亲已于1970年1月安排到塘坪中学，母亲仍然回图书馆工作。那时小兵可能从海南回来探亲，陈丹已经出生了，父母成为外公外婆。我1968年11月到红五月农场。因为文笔好，1972年批林批孔开始，被借调到场部政治处的批林批孔小组。从此开始笔杆子的工作，但拿工人的工资。

1980年代在牛墟新村八巷35号家门前的合影。那是1970年阳江地震后，父母顶着官方禁止私人建房的压力，由阿派和荷珠为主帮忙建成的。以前都是住公家宿舍，建房后终于有了作为私人财产的自己的住房了。门前照片中显示有了施家第三代。那时启兰和达力还没迁到广州。

母亲1960年开始在图书馆工作一直到1975年退休。也幸得十一屆三中全会后落实了政策，母亲的冤案得到解决，但比父亲迟，因为文化馆的极左分子把她的档案乱放在什么地方，找寻档案拖延了她洗掉不白之冤的时间。

改正冤案后，母亲从退休改为了离休，图书馆的众人以及文化界的人士也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她了。

那时我已在广州，回家过春节时，经常看到妇联和文化部门的人来慰问她。

父亲落实政策后恢复教育局领导职务，那是原地踏步。他离休后仍然辛勤工作，参加《阳江县志》和各种史志的的编辑。但他不注意写下自己的东西，也很少和我们谈他所经历的事情。最后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才写下了题为《悠悠岁月风雨人生》的家史。流哥把它辑在他编写的册子中，发给我们。

母亲和离休的老战友在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活动，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

母亲的兄弟姐妹聚会在一起了。最远的是在加拿大的二姨。二舅、三舅都不在了，他们都上过战场打日寇。男子还有最小的五舅。

1990年代初，我在教育学院分了七楼三房两厅的房子，父母来广州看病便有住处了。一次母亲病了到广州检查治疗（误诊为骨癌），大姨和三姨都过来看她。只是难为她们要上到七楼。

我们都知道父母亲还是那么喜欢音乐，请他们在家庭卡拉ok中唱当年的抗日歌曲。

举杯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1970年代，父亲在塘坪中学任教。这是他多年后和当年的教师们一起回到老地方。

其实当年我也经常从下乡的红五月十队，步行十来公里到塘坪中学父亲那里。父亲也到过十队看我。后来我参加高考，考试地点就在塘坪中学。监考员就是如今已在美国的陈锐模老师。他到美国后，每年都会寄钱过来请塘坪中学当年的同事喝茶。我到美国纽约时还和他一起喝过茶。

施家三代同堂了！

施家将第三代在成长，现在都已为人父母了。

母亲和堂哥陈奇略、堂妹陈佩琨在一起参加阳江党史研究会议。佩琨姨是奇略舅的亲妹，略舅带着她们一起参加革命，既是兄妹，又是战友。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时仍然健在的父亲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以及粤中纵队的纪念章。

我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进大学的77届学生。退休前十几年也出版了一些书。还是在中小学里练出来的文字功夫。

大学毕业后自学英语混去洋插队。我回想起1986年在美国和导师在一起，以及和同学、房东一起过圣诞节的往事。

我一家是在2006年搬进洛溪新城裕景花园新家的。经过多年打理，天台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了。第四代也在这里出生了！

当当是搬进裕景花园时开始养的，大家很喜欢它。

2008年，一晃离上山下乡已40年，回去看看吧！当年记忆在，但现存房屋已破烂不堪。不是怀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而是怀念逝去的青春和在患难中结交的朋友。

达力2004年大学毕业后到电视台工作，第二年即被派往德国采访足球世界杯比赛。后来又到美国、迪拜、澳洲等地采访。

两代人的结婚非常不同，我们的结婚照都是黑白的，没有现在那么隆重和多姿多彩。

年轻的两口子到泰国巴厘岛享受一番。而我们退休时才有钱和时间去享受一下。

2019年春节期间，到广州二沙岛园博会领略节日的喜庆。

忘不了看着我们成长的家乡。回阳江时到森林公园、三廉公园漫步和重温过往的岁月。

兄弟姐妹不时聚会。花盛开，人欢笑。

不同年代施家五兄弟姐妹合影。那已从黑白年代走进色彩斑斓的日子。

野炊了!第二代和第三代在一起忙煮粥。第四代也参加活动，但不知躲去什么地方玩了!

2020年在阳江的欢聚。

2020年元旦期间回阳江和亲人聚餐。

施家一、二、三代，老父亲、长子、长孙之间相貌像不像？

2019年9月，潇潇从美国回家乡途经广州。从小在一起玩大的兄弟聚会。现在都已分隔地球东西两边并各自成家。世界能变成同一个地球村多好！

长孙刚得一百多天的孖宝，像不像他老窦当年一百多天的样子？

施家第四代在培养中。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