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吴四种的四个版本

茂林吴家

《安吴四种》的四个版本

一、包世臣生平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泾县人。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生，自幼随作塾师的父亲习经，自学诗赋且好之。18岁读《日知录》，始重经世之学。19岁“见调驻防赴台湾官军号哭无人色，乃慨然有志于兵”。22岁游学芜湖，在中江书院学习，侍御程世淳面试《冰赋》，奇其才。23岁，安徽大旱，受命作诛早跋文，称于时。巡抚朱珪闻名招至皖江节署肄业，以贾生相期许。24岁至湖北，为布政使祖之望幕僚，提议招集裁散之兵勇屯田，得到试行。25岁入川，时白莲教起义大兴，为清军统帅明亮选练精兵。此后或应召或出游，先后经楚、蜀、江、浙、燕、齐、鲁、豫等地，与诸名公相砥砺。又不耻下问，即遇舟子、樵夫、行脚僧道，邂逅之间，凡有所教益，必虚心求教，由此闻见益广。中年又学书法，成为当时难得的通才。自述其学“于经则《诗》、《礼》，于史则《国语》、《国策》、马、班、陈、范、《资治通鉴》，于子则孙、吴、荀、韩、吕，于总集则《文选》、《古文》、《苑》，于汇编则《通典》、《册府元龟》

包世臣虽以兵、诗、书等名动公卿，但仕途上并不得志。他秉持母训“人贵自立”，嘉庆三年（1798年）朱珪主持乡试，不料落第，包世臣却自认为“幸得不中”，否则“必遭物议以累朱公”嘉庆十三年（1808年），34岁的包世臣中恩科举人，此后几次应试入都，均未得中进士。后朱珪手书十数通相招入都，包世臣都因各种原因未能赴约。不过，包世臣却通过上书、建策施政者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23岁时即为朱珪谋乡兵之策；32岁为扬州太守言赈灾之法；次年入都拜谒漕运总督戴均元，为其说水利屯田，继而作《策河四略》，言浚淤、筑坝、筹款、积贮等事项；40岁时为两江总督百龄条画荒政五事；晚年，主张两淮鹾务改革，作《改淮嵯条略》二十五条。更多次上书两江总督陶澍，筹议海运等，言辞真切，以纾民困。包世臣无意于功名，如其母所言：“惟闻军功多冒滥，若藉以进身，谁为辨真假者？若言听计从，能济巨艰，儿一心事之。”不过，借人手以行事，“诸公亦共信其谋不为身、确凿可行而善之，然率未有能举其事者”，所言也并非全都能被采纳。道光十五年（1835年），61岁的包世臣以大挑一等分江西省，任新喻县县令，但未及一年便因忤逆上司被劾去职。从此退居江宁，闭门著书。咸丰五年（1855年）卒，终年81岁。

包世臣一生著述颇丰。除上述所说政事上书外，另有对时势的看法；有与亲友书信；有官员名士、孝子节妇等的传记；有或凭吊友人或应人之请所作的墓志铭；有受人之托所作序言；有诗赋应答之作，有兴起之作、感怀之作；有读书后文论，有谈书法的议论等等。形式上，有书信、论文、诗赋、序言、传记、墓志；内容上，涉及农、礼、兵、刑、河、漕、盐、文、书等方面。然所作文章中，如诗赋等，多亡佚不存。包世臣本人也曾将旧著编撰结集出版。道光五年（1825年），51岁时，刻所著言河、漕、盐三卷、题曰《中衢一勺》。道光十年（1830年），56岁时，拟居白门，编《小倦游阁文集》三十卷 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包世臣才将一生著作整理为《安吴四种》三十六卷，内容包括谈盐漕水利的《中衢一勺》、讲文辞书法的《艺舟双楫》、集诗词歌赋的《管情三义》和论农理刑兵的《齐民四术》，该书于两年后出版。

《安吴四种》是包世臣一生治学的总结，也是研究包世臣思想的最重要资料。

二、《安吴四种》的四个版本

　　（一）整理出版：道光丙午（二十六年）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年已70的包世臣在他自署为“白门倦游阁”的家中整理一生著述。《安吴四种》总目叙中介绍了整理过程、收录内容。据其介绍，道光乙酉《中衢一勺》刻出后，“阅数年”，扬州柳荫庵主持嗜好诗赋与书法，见包世臣所作论文论书诸说，抄录十数首，为二卷，付梓人，名之曰《艺舟双辑》，以配《中衢一勺》。二书既出，外间欲得者多，闽粤皆有翻版，然二书“于鄙说，实未完备”，于是包世臣亲自“校正错误而附益之，较旧刻倍有差”。

修订后的《中衢一勺》有上中下三卷，“言河十一首，言漕三首，言盐一首，兼言河漕二首，言水利三首，河之本事也，都次岁月，集为一编”。另集录辗转江淮燕齐十数年间“与当路论说民间疾苦，为补救之方”诸文，多言漕事，附原刻《中衢一勺》之后，为附录四卷。包世臣还自信地表示：“日后世果有出类之杰膺圣主笃信重寄者出，一反五百年之弊，以上利国下利民，则仆说俱在，若居得为之地，只有心补苴以小利斯民。

《艺舟双辑》收录有论文四卷、论书两卷，“一并收录以待后人裁其当否”。论书之作自后汉始，“原彼心悟，可以仰匹文赋……其拙冗，则光耀尤为推暨”虽然包世臣自称“仆资劣力弱”，但因他沉醉其间多年，“五十年来始终不厌”，所以他也颇为自信地宣称，“前后常谈，或有亦当古人者，并记录其词焉”。该书另有附录三卷，多墓志、传记。关于这一点，包世臣颇有心得，认为墓志、传记难写。他认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点，赞同史家取法司马氏，秉笔直书。但“以迄近世史馆成例，人必历显职，事与言必据官文书……读其传以求其人之心术、学术与当时种德播恶之际，皆不可观”；欲征信于家传，而家传“必出素识之稍有闻誉者”，难以文直事核，且未必了解事之得失终始，唯取悦于求者，“幽光之发，儒效无稽，谣诐之辞兴，劝诫之道熄矣”；传志碑状“苟能称美不过其情，又不以虚饰之公家言惑人观听，即时讳小恶，亦善善之策矣”。因盛名在外，前来向包世臣求墓志、传记者接踵而来，但他坚持为人作传，“唯以性好品别人材，搜罗轶事，伟论亮节，不问明陋。五十年来，庶几无愧”。将传记之类的杂文录附《艺舟双辑》之后，他的目的是为“当世有识苟存观省，或亦有当葑菲之采尔”。

《管情三义》收录了包世臣以往的诗作，有赋三卷，诗三卷，词一卷，另有《浊泉编》一卷，共为八卷，“凡仆之为此，皆主于管情以远非僻。世有总持风动教化之责者，览之亦或有所取焉尔”。包世臣对于诗作亦寄予较高期望，希望能做到有益于世风教论，“至诗赋业之最早，似有得于作者之意，即其辞涉哇靡，要皆义存讽喻”。

《齐民四术》也是《安吴四种》中极有特色的一种。编辑此书时，包世臣自觉“老矣”，而生平所学“或亦有足裨当路君子之择取者，生民之难，庶其有疗乎？”乃欲为“安民之道”，而“艰于写之，蹉跎至甲辰”，才将其整理成书。为何起名《齐民四术》？在他看来，“四术”者，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而有刑，刑之大则为兵。包世臣看到近世“农民之苦剧”、“为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稼穑之艰难”的现实，“深以为忧”，少小即讲求农事，有所著述，“有能留心民瘼著成绩者，是前事师也”，故检集其书，“以广农政之所极，庶使已化者有所取法而改其行，未化者知学古人官之不当专计筐箧以兼并农”，因此收有农书三卷。另收礼书三卷，多孝子节妇等类的传记，对此包世臣解释道：“至韦布下士、食力小民、闺阁秀异、或守陈编以自淑，或本至性而成文，亦足以见礼教本在人心，非由外铄我者，故并采录焉。”为何收刑书两卷？包世臣称，刑之“治狱”系相对于礼之“治民”，系“末矣”，然“万民托命于此，而挠小民生计者，尤以此为大端”，“至失刑之甚者，一成不可变，前此君子不知尽力以为后世戒，苟无记载，且何戒之有？凡是编录，庶使秉礼以司刑者，有所鉴择焉”，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法律的态度。另外，《齐民四术》还收有兵书四卷，这也与包世臣的个人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仆少小有所戒而究斯术。未几兵事连起，前后与当路陈说机宜，条别得失不幸而多有中者。”尽管年纪大了以后不再预闻军事，非复少壮豪举矣，然兵为大事，“为费甚大，其及人至惨烈”，故“以能销兵于未形者为上……尤近百日所罕见，故并录之编后”。

上述四书集为一编，总名为《安吴四种》。为何起“安吴”的书名？包世臣解释说，“吾泾本秦县，秦汉分安吴，敝居附近，其治故以为名”，即系根据藉贯而来，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拟求活字版排出数百部，以防散失”，是为道光丙午本。

（二）重付梓人：咸丰辛亥（元年）本

　　：道光丙午本有很多不完善之处，“同人得书者，多苦句读之难”，而包世臣亦“病其错误层出，又间有未稳洽处”，道光本并无标点，且有很多错字，于是“年来颇加增删改，至咸丰纪年厘订差定，重付梓人，因为离句”。也就是说，包世臣在原本基础之上作修改，并加了标点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十月重新出版，是为咸丰辛亥本。

与原版相比较，再版中的许多错字得到了更正，一些字句在措辞上也有所改动。以《安吴四种》总目叙为例，如“壬寅侍游白门，为入比六韵，见者以为能”改为“壬寅侍游白门，为八比六韵”；“故有《中衢一勺》之制”改为“故有《中衢一勺》之刻”；“抄录十数首为二卷，侍梓”改为“抄录十数首为二卷，付梓”；“以《说储》上篇体大事丛，不可分散，只取下篇与旧著类集之，其有繁碎，亦不加……备有心世道者采览而已”改为“以《说储》上篇体大事丛，不可分散，唯前后序及序目附论成文者，摘入附录，以示端绪，其下篇则与旧著类集之，中不无繁碎，姑勿加……备有心世道者采览而已”。等等。

咸丰本较前一版本，在篇目上也有所增减。变动最大的是《中衢一勺》附录卷，将原本的“附录四”改为“附录四上”，于后面另加一卷，名“附录四下”。新版加收答复桂苏州的七封书信，而这七封信系先后作于道光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四月望日、九月朔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四日、道光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开印日、五月十二日、十一月九日，均在原道光本出版之后。另有《南河善后事宜说帖》与《答大司寇书》、《说储》上篇的前后序、序目与第四目附论，也系前版所未有。在《中衢一勺》附录叙中，包世臣说明了增加篇目的原因：“卷内反复皆盐、河、漕三事，三事虽政之一端，然非具运量全局之识，固不足以察事理之所极，而随时酌剂以有利无弊也。故摘取《说储》上篇序论举要之词，附之编尾，使览者得悉其指归焉。”因此可以看出，他希望通过增加的部分，方便读者更为提纲挈领地理解他的整体思想。

《艺舟双辑》在论文第二卷，于卷末增《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订末》一篇，此封家书末尾写有“道光二十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族弟世臣撰书于白门倦游阁”，可知此篇作于道光本出版之后，故补充编入。在论书第二卷中增《自跋真草录右军二十六帖》，此篇作于道光癸巳（道光十三年）季夏，篇中道“吴郡论真草以点画使转，分属形质情性，其论至精，盖点画力求平直易成板刻……近悟如是，附记于末。道光戊申（道光二十八年）九月七日重校于此”。附录第二卷卷中增《钱献之传》与《姚烈妇杨凤姑传》两篇传记，前篇作于嘉庆丁卯年，后篇作于道光丁未年，文末道“赞其行为……姚氏子弟七人。此稿勒石陷祠壁，以垂久远。余遂补书传后，以告读者。是年十一月二十日”。附录第三卷卷末增《渔浦牵衣图记》、《毛节母传》两篇，均作于道光二十六年，卷末道“此二文本在剩稿，友山及仰苏得《四种》后，书来乞附刻图记后，重其意补入。友山，名桥。仰苏，长龄字也”。

《管情三义》在赋第二卷较原来去《辨吴都赋》一篇；赋第三卷中增《拟庚子山小图赋》一篇，作于道光壬寅（道光二十二年）。诗第一卷增《秋日散步鸡鸣寺北极阁鼓楼钟楼至小仓山房小憩题壁》作于乾隆丁未，另《敬和太宰节使朱公赐诗原韵用摅鄙怀》篇作于嘉庆丁巳。有增亦有删，诗第三卷就删去了《题罗茗香匹马出关图》一篇。

《齐民四术》在农第二卷卷末增三封书信。根据篇末日期，《告族子孟开书》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二十四日，《致前司马许太常书》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二十八日，《致陈枢密书》作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八月初一日。礼第一卷下增《答陈卓人庶常书》一篇于后，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六月。刑第一卷改分上、下卷，并于下卷末增《与次儿论谳狱书》、《与次儿论谳狱第二书》两篇，分别作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季和八月。兵第三卷增《与傅卧云书》，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月初一日。

咸丰本还特意增加了《书安吴四种后》、《读安吴四种书后》两篇，乃系包世臣将道光本赠与好友姚柬之、范麟，二人读完是书后的感言，故篇末分别有“道光二十有六年季秋月朔桐城姚柬之”、“道光丁未夏四月大兴范麟谨书后”字样。

另外，咸丰本在编排上也作了一点改动。将原《中衢一勺》附录目录叙提到了《中衢一勺》目录叙之前，但具体内容顺序上并未变化，附录卷仍位于正卷之后。

（三）再付剞劂：同治壬申（十一年）本咸丰本

“印二百部，版存金陵”，但于“癸丑毁于兵燹”，书遂罕见。此时包世臣已经去世，其子包诚自谓“不肖弟兄学业譾陋，愧不能读父书，思绵手泽”，乃觅得原书，同治十一年秋“在鄂再刊梨枣发坊，以广流传”，是为同治本。包序》书中有“男（诚家丞）孙希（庞鲁）希（蔺廉）校字”语。

同治本保留了原书篇目、内容等的全貌，仅校对字句，但其中错讹不少。如仅《齐民四术》兵第四卷中《清故江安盐巡道署江宁布政使除名成伊犁放还汉军朱军行状》一篇，就有错字20多个。

（四）重校印行：光绪戊子（十四年）本

　　光绪十四年本仅据同治本重印，虽名曰“重校印行”，但仍保留了不少错处。

据包诚同治本《序》说，《安吴四种》“先用聚珍板印行五百部，嗣因讹字较多，咸丰辛亥重付剞劂”。这里说的聚珍本，当系道光二十六年活字本。又据《贩书偶纪续编》记载，道光二十六年本尚附有杨传第校正误字一卷，与包诚所述“讹字较多”正合。包诚此次年刊本，是包世臣在道光本基础上重加校订的，不仅字句有所修订，内容亦有所增补。包世臣自称：“世臣现以暇日，自加校定，其有芜蔓，间加芟薙，亦复增加紧要后出之篇，并离其句读，拟觅精楮，重付剞劂。”在咸丰本中，包世臣又加附记云：“同人好书者多苦句读之难，仆亦病其错误层出，又间有未稳治处，年来颇加增删雍改。至咸丰纪年，厘订差定，重付梓人，因为离句。可见，道光本虽为原刊本，但远不如咸丰本精善。而同治十一年本，据包诚《序》说，是“觅得原书在鄂重刊梨枣”，其中错讹不少。光绪十四年本，系据同治本重印，虽名曰“重校印行”，仍保留了不少错误。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从版本上来说，经过包世臣校定重刊的咸丰辛亥本最为允当，可为底本，同治本可为校本，而光绪本和道光本亦可参校，至于其他相关史料，诸如《清经世文编》等资料，参照对证，亦当可对其讹误进行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