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故渝中》史志掠影——数易其名方建市

重庆美友会—李云飞

　　近代的史学家，喜欢用“三千年巴子国，八百年重庆府”来总结这座城市的光荣历程。自重庆得名以来，府治一直在渝中半岛，从未迁徙，只是近代四川盆地内部政局震荡，重庆之名一度被停止使用。

川军从来骁勇善战，在近代重庆建市的过程中，这块热土屡易其手，但建设之心从未停止。到1929年，这座城市总算翻开新的篇章，关乎川东，也关乎四川盆地。

昙花一现的蜀军政权

自“保路运动”之后，巴山蜀水之间，各种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在重庆，革命力量已经准备就绪，重庆独立条件渐行成熟。正如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向总税务司报告中言，“在重庆发生革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政府的统治在很早以前就已不存在”“重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

最直接促使重庆独立的“东风”，就是夏之时率领起义军到达重庆。1911年11月5日，他带军东下，和城内乡绅朱之洪等达成共识，一度盘踞在重庆西大门佛图关上，让在渝的清军成为瓮中之鳖。

夏之时义军于11月22日由佛图关进城，由于城内部分官绅早已安排接应事宜，川东道尹、重庆知府、巴县知县等弃印投降。

“蜀军于本日午后三时由重庆举义，道府县及印委各官一体投诚·····”1911年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清朝政府在重庆的统治覆灭，重庆历史揭开了新篇章。

蜀军政府虽然成立短暂，但是也颁布了自己的行政纲领，《蜀军政府政纲》规定，“蜀军政府与谋求中华民国之统一，与廓清全蜀为主旨”，并借此机会发布了《总揽军务及凡百政务之大纲》，“以保持军事之统一”，“博采舆论，择善实行，以图谋公共幸福”。

蜀军政府还在短期内推行了减厘办法，发布对外宣言、创办报纸、改革教育等举措，得到川东南多个州县的响应，但很快为了响应成渝合并、四川统一的政策，蜀军政府被撤销，重庆镇抚府成立。

之后不久，四川地区局势激荡，1912年6月10日，重庆镇抚府也被取消，这不仅标志着重庆“辛亥革命”的失败，也让重庆进入新的一轮政权混乱的阶段。

1911年，重庆蜀军政府成立时的留影

城头频换大王旗

早年的社会治理并没有都市和乡村的管理区别。自清末开始，地方政府明显感受到，都市和农村的巨大差异，尝试实施不同的管理制度，当时开始设置警察局，专门用于管理都市的行政事项，同时兼管市政之类的事务，主要涉及保安、卫生等领域。

宣统二年，重庆开始设立警察局，当时警察局分厢治理重庆。民国成立后改成重庆警察厅，这应该是重庆市政管理机构的雏形。

民国十年11月，刘湘致力于四川省内的建设和发展，在重庆设置商埠督办处，委任当时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兼任重庆督办。杨森上位不久，虽提出一系列的市政建设措施，但因为战事混乱，很快被迫离开重庆。

随后民国十一年8月，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掌控重庆，参仿沿海城市称谓，改商埠督办处为市政公所，自兼督办。其后为川军第七师师长陈国栋继任。战事频繁，重庆为川东要地，争斗激烈，旋即川军第七师14旅旅长朱宗慤走马上任。

五年风雨飘摇，从商埠督办处到市政公所，历任执掌者，皆来去匆匆，自顾不暇，无暇从事建设。

但这种情况旋即发生巨大扭转。自民国十五年6月，四川军务善后督办改重庆市政公所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后，唐式遵只短暂获任，随后新受命者潘文华上台。潘文华履新不久，力挽狂澜，一改前几任川军执政者涣散之局面，精耕市政，从容规划，开始了一轮新的城市建设。

潘文华上任仅仅短暂一年，市政建设效果显著。自民国十六年11月开始，潘文华陆续以商埠督办的名义，多次上书，建议将重庆商埠改为重庆市，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

一场关于重庆建市的行动，自官方到民间，慢慢地展开。

潘文华

建市图新

未雨绸缪，是潘文华行事的一贯作风。

民国十六年3月，他就派人到广州市政厅、汉口市政厅去考察学习，并在公函中称，“唯查川省，已隶革命旗帜之下，旧有机关亟待改组······并以蜀处边陲见闻较陋，欲期组织之良善，必求攻错于他山”。

当时国民政府颁布有专门的市组织法，大致分成特别市和普通市两种，潘文华直接瞄中特别市，但根据《特别市组织法》规定：“只有人口百万以上的都市，或有其他特殊情形之都市，才可以列为特别市。”很明显，当时的重庆，人口不足百万，不能充分具备以上资格。

潘文华并不满足于普通市的帽子，于是他开始召集各局以及参事会等组织，决定派代表到中央政府去请愿。

最后由重庆各法团机关首领出面推荐，两位代表去南京向国民政府递交文书，文中例举了重庆具备成为特别市的六条理由，分别围绕重庆在地理位置、外交、商业的重要性展开，并提及孙中山先生对重庆的重视，以及和天津在人口和位置上的对比，以此阐述重庆是“有特殊情形之都市”。

但事与愿违。成立之初，重庆只是普通市，虽颁布有《重庆特别市暂行条例》，后也不得不取消这一求之心切的特别市称谓。

1928年，国民政府第五军总指挥部给重庆市政厅下文，希望“力图政事之振兴，毋为名义之争执，待将来有改为特别市之必要时，再行呈请也”。

此后1929年2月15日，经二十一军批准重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建市。1934年10月，经国民政府批准，重庆为四川省辖的乙种市。

七星岗若瑟堂一带

两路口

市域范围的界定

设市只是开始，实际的控制范围才是当权者最需要厘清的。虽然自清末重庆设立警察厅开始，就尝试以城厢为管辖区，逐步划清重庆城厢与巴县的范围，但是由于警察厅的数量在逐步增加，一直没能与巴县划清明确范围。

杨森是个大刀阔斧的试验者。他任重庆商埠督办之职，虽然时间不长，对其所辖区也并未正式划分，但是他希望纳巴县、江北两县县城附近一带为城区，扩大商埠的管理范围。

潘文华上任，迫于巴县原有乡绅以及各类旧势力的存在，并没有立即明确划清与巴县之间的空间关系，而是将重点放在道路建设、新市区的拓展上，但他早有计划，并于1928年发布了《江巴城市测量计划书》。

1929年、1932年，二十一军两次分别召开“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开始一步步地筹划重庆市界限的工作，最初决定利用山脉河流为天然界限，让县市之界，无犬牙交错之争，有整齐分明之便。

直到1932年冬，初步划清了重庆市界与巴县之间的关系，并以地图进行确定，市县各自的疆域范围厘清之后，此时的重庆市已经逐步突破渝中半岛，横跨两江，囊括四岸，管理范围逐步增大。

但据1936年出版的《重庆市一览》［1］介绍，由于当时长江以南，嘉陵江以北，既没有桥梁，也没有轮渡，交通出行非常困难，所以重庆市区真正的管理范围依旧是以渝中半岛及其向西的延伸地带为主要区域。

1935年《重庆市市区草图》，重庆市域范围基本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