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文学馆长谢元

東山玉樹

　　四学：宋文帝四学儒学雷次宗，元学何尚之，史学何承天，文学谢元。

【四学馆】南朝宋文帝在京师(今江苏南京)开设“儒、史、玄、文”四学馆。由雷次宗主持“儒学馆”，何承天主持“史学馆”，何尚之主持“玄学馆”，谢元主持“文学馆”。四馆各就专业招收生徒，从事研究，开了中国古代设置专科学校的先例。

按《宋书·何承天传》：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元嘉二十一年，元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

　　谢元南朝宋时人，字有宗，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为尚书左丞，以擅给太尉刘义恭二百万钱，为御史中丞何承天所奏，免官禁锢终身，卒于家。

南朝宋陈郡阳夏人，字有宗。谢灵运从祖弟。有才学。历位尚书左丞、太尉咨议参军。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帝使雷次宗立儒学，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共四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与何承天有隙，累相纠奏。二十一年，坐给江夏王刘义恭资费未先奏闻，为承天所纠，遣归田里，禁锢终身。

从南京鼓楼向东眺望，有一地处闹市、风景秀丽的小山，山上有一座白色塔楼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这里就是南京城人尽皆知的鸡笼山和北极阁。公元438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在此地开四馆，其中包括谢灵运的弟弟谢元主持的文学馆。文学馆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文学独立成学，和儒学、玄学、史学并列，这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而今这里是新建成的南京文学客厅。

唯独南京，聚集着一批传统语文即“国学”的坚定分子，与北京对峙。如胡小石曾经这样总结当年的文学格局，说：“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其在六朝以后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的确，南京的文学成就，醒目于其独特地势兴起的山水文学、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之独立和声律及宫体文学。王羲之家族在这里充当了文化领袖的角色，而且被不断发扬光大。胡小石也应该知晓这里“桃花渡”的传说，他引用《宋书·雷次宗传》的记载，以历史上的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鸡笼山开四馆教学为此《学衡》文学格局源头。鸡笼山四馆有雷次宗的儒学，何尚之的玄学，何承天的史学，谢元的文学，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史哲。东南文脉的起承转合，跃然而出，由此也引发北京和南京两大阵营的恩恩怨怨，贯穿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中。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之上层。文学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其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之艺术的范畴。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文学是由语言文字组构而成的，开拓无言之境），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是指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因此，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学按照类型可以划分为纯文学和谎言文学。

多重含义

（一）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古今中外都曾把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故又称“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和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影视文学等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样式。

（二）孔门四科之一， 《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

邢炳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贵族子弟的学科。《宋书·雷次宗传》：“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

（三）指辞章修养，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四）官，汉代置于州郡及王国，或称“文学掾”，或称“文学史”，为后世教官所由来。汉武帝为选拔人才特设“贤良文学”科目，由各郡举荐人才上京考试，被举荐者便叫“贤良文学”。“贤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学”则指精通儒家经典的人。魏晋以后有“文学从事”之名。唐代于州县置“博士”，德宗时改称“文学”，太子及诸王以下亦置“文学”。明清废。

（五）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属社会意识形态。中国在先秦时，含文学与博学二义。现代专指以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一般分其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四类。

（六）文学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人民性、阶级性和真实性等。

文学的发展是受文学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一般说，文学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文学的社会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作用，二是教育作用，三是美感作用。三种作用同时发生，构成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七）文学，意识的产物，生活的反映，文学是客观的东西到了人的头脑中后，人重新组织编出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

（八）文学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存在着，但是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有不同之处。例如：外国的小说分类和中国的有所不同。

中国的“诗国”与“世界文学之都”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来就有丰富的城市文化学传统。《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扬州画舫录》等都是描绘一座城市及其文化生活的文学经典，而胡先生则以一座城市为坐标，揭示它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对城市文学史研究具有创发之功。

胡小石先生的演讲首先评价了南京在中国城市中的地位，“中国古都，除北方之长安与洛阳外，在长江以南，当首推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是南唐、明、太平天国“以及最近之国民党政府”的都城。他所列举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十朝都会”。接着他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脉络揭示了南京的文学渊源：战国至汉朝时为楚文学所笼罩，受楚辞影响。三国时文学家多在北方曹魏，东吴末期，吴中陆机、陆云兄弟以文学著称，古代方志中记载南京秦淮河侧有他们的宅居，而南京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地位自六朝开始：

严格言之，南京文学之最高发展，实为东晋以下南朝时期之诸代，而以后来之南唐为其尾声。盖以有创造性之事言之，当如此也。

他从四方面列举了南京对中国文学的“创造性之事”。

其一是“山水文学”。晋室南渡，北来的玄学与佛教相结合，让文人“在人事之外，发见大自然之美。认为宇宙间最理想的完美之物，系以山水诗为其具体的表现。从此登临或游览成为诗人生活之一部”。六朝士族在首都有田舍，“长干、清溪间第相望，故当时山水诗人实以南京为大本营。”“文学由人事转向山水，为中国文学史上开一新境。

”其二是“文学教育，即文学之得以列入大学分科”。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在北极鸡笼山立国学，开四馆教学，以雷次宗主儒学、何尚之主玄学、何承天主史学、谢元（谢灵运从祖弟）主文学，“此次开馆，可为世界分科大学之最早者，而以文学（诗赋）与儒学（经学）平列，又为文学地位增高之新记录。此与唐代自开元起以诗赋取进士，为同等重要。

”其三是“文学批评之独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专篇始于曹丕《典论·论文》，但陆机的《文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中论述文学的篇章皆与南京有关。至齐梁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则为巨著或专书，而书论、画论等艺术批评也“云蒸霞蔚而出”，诸书皆出于秦淮与钟山之间。

其四是“声律及宫体文学”。南京为佛教胜地，文士多通佛典，佛教梵呗声律之美引发文人探索、发明了诗歌的声律。由于齐梁间诗歌多“托咏宫闺，词旨轻艳，为纯粹抒情诗之一”，故被称为“宫体”。声律的发明，“为中国文体上一极大变化之关键所在”，“其影响中国文学至千年以上”。宫体诗作为南朝文学特殊现象之一，其抒情风格和审美情趣也影响了隋、唐的文学，而在晚唐温庭筠、李商隐的艳诗，特别是南唐词中得到复兴。词在五代之际“盛行于中长江上下游诸地，上自蜀（成都），下至江南，作家林立，而以江南称最。南唐中主李璟、宰相冯延巳等，君臣上下，并以词相矜尚，而以后主为词中之圣手。影响至北宋，词家如二晏（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皆不宗蜀词而偏重南唐之词。”

最后，胡小石先生为南京的文学地位下了一个定义：

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有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可以说“诗国”一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文学之都”，更具有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胡小石先生的演讲阐明了南京成为中国文学之都的秘密，那就是自由与创新。

元嘉之治

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时期，因其政治较为清明，又努力推 行繁荣经济文化的各项政策，从而出现了短期内经济有所恢 复，人民生活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开创了魏晋以来最好的 社会局面，也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

刘裕登基称帝以后，励精图治，积极加强皇权，削弱中央朝廷中 士族和地方上豪强的势力，以掌控朝政。他掌权之后，便着重整顿吏治, 同时，重视门第出身较为寒微的人才，大量提拔这些寒士，如刘穆之、 檀（tdn ）道济等人。通过培养这些寒门势力，以抗衡士族，并且轻徭薄赋, 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税、徭役。

此外，在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下令实行土断政策，史称“义 熙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在东晋南朝时期，中央政府实行的一种 重新整理居民户籍和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由于西晋末年的战乱， 北方有大量民众流落到南方。东晋政府为了安置这些人，在他们聚集 的地方划出了州、郡、县，称为侨州、侨郡、侨县，以与北方旧有的州、 郡、县加以区分。这些侨居于南方的侨人，长期以来已与当地百姓混 杂居住。但是他们的户籍不同，享有一定的优待，不便于政府管理， 也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因此东晋和南朝政府实行土断，将所有的百姓， 无论侨民还是南方土著居民，统一编入正式户籍，统一交纳赋税。同 时取消一些侨州、侨郡、侨县，重新划定郡县行政区划，从原有的土地刘裕推行“义熙土断”，更加关注清查地方世家大族隐藏的户口， 搜索逃亡农民和由地方豪强隐占的私有家奴，以充作政府的赋役对象。同时，禁止地方豪强乱收租税，抑制土地兼并。

雄才大略的刘裕在位三年后，便因病去世。临终时，由于太子刘 义符尚年轻，刘裕任命徐羡（xian）之、傅亮、檀（tdn）道济、谢晦 （hu'i）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继位，是为宋少帝。但宋少帝年轻贪玩, 继位后整天不理朝政，只顾寻欢作乐，使得几位顾命大臣对他深感失 望，于是废掉刘义符，改立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为帝，继承皇位， 改元为元嘉，为宋文帝。

宋文帝在位初期，朝政仍然被几位顾命大臣掌控。元嘉二年（425 年）宋文帝亲政之后，与他的心腹亲信王华、王弘、王昙（tan）首等 人一起，谋划除去几位顾命大臣，先杀掉了徐羡之、傅亮,逼得谢晦起兵, 公然与朝廷对抗，后派遣檀道济出兵平定谢晦，由此掌控朝政大权。

在加强了皇权之后，宋文帝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整顿朝政，发展经 济之上。他继承并发展了宋武帝的政策，提拔重用了诸如王华、王昙首、 刘湛（zhdn）等人，在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宋文帝很重视农 业生产，令地方官员对地方上农业生产进行监督，鼓励百姓从事种植、 养蚕业，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

此外，宋文帝也很重视教育。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请雷 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学馆，聚集学生，教授儒学。宋文帝有几次 亲自到学馆，去听雷次宗讲学。同时，宋文帝还令何尚之教授玄学， 何承天教授史学，谢元教授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并称为“四学” 。

文帝在位期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济繁荣,文化领域发展兴盛， 国力强大，史称“元嘉之治“ 。

然而此后，北魏政权逐渐发展强大，对南朝形成了威胁。宋文帝 于元嘉七年（430年）派遣到彦之、檀道济等大将出兵北伐，但最终未 取得战果，草草宣告失败。之后，宋文帝又听信谗（chan） W,于元嘉 十三年（436年）杀檀道济等将领。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再次北伐 也未能取得战果，反而被北魏军队趁机南侵。刘宋国力遭到重创，元嘉 之治以来的兴盛局面被破坏。南宋时辛弃疾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一词，中间有描述：“元嘉草草，封狼居胥（xU）,赢得仓皇北顾。”

此后，刘宋皇室内部为争权夺位而自相残杀，宋文帝本人也被儿 子刘劭（shdo）所杀。其后继位的宋孝武帝、前废帝、宋明帝等人多 数残忍嗜杀。他们不理朝政，荒淫无道，倒行逆施，多次上演骨肉相 残的惨剧，国力日益衰微，最后刘宋政权被权臣萧道成夺取，萧道成 建立南齐政权。

簪缨世家与华丽家族：著名学者萧华荣漫笔描画六朝王谢风流

六朝名士之代表，王谢风流，一代传奇。

著名学者萧华荣漫笔描画大时代门族兴衰，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感受簪缨世家和华丽家族的传承和变迁。

以王氏子弟的与时推迁和顺势而为勾勒出两晋南朝的权力更迭史和思想流变史；以谢氏子弟的才情风貌和人生际遇勾勒出六朝三百多年的政治图景及士人心态。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簪缨世家：六朝琅邪王氏传奇》及其姊妹篇《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传奇》所写，就是那曾经住在乌衣巷、有着“堂前燕”的王、谢家族。六朝世家子弟十分看重其“世模”“家风”，他们的“家传”“家训”之类常作标榜。标题中的 “簪缨”“华丽”，就是试图以之区分二者的不同家风。 “华丽”二字，主要立意于时人所申斥的“老庄浮华”之语，因为在萧华荣先生看来， 谢氏子弟更倾向于老庄，传续着一种“老庄心态，名士家风”，他们的“华丽”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至于 “簪缨”，众所周知是达官贵人的冠饰与徽标， 象征着权力与势位。

谢氏家族在六朝的延传，人逾十代，年过三百，从其第三代谢鲲起，便长久保持着一种生活基调：萧华荣先生称之为“老庄心态，名士家风”。这在行止上体现为“风流”。谢氏子弟的“风流”是古今共认的。其最高代表人物谢安被称为“风流宰相”，他也是“潇洒”的始作俑者。他们的同时代人兼同乡袁昂曾见证说，“ 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自有一种风气”，直到宋代词人辛弃疾还称“谢家子弟，衣冠磊落”。总之，他们的“华丽”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可谓身心俱华。

王氏子弟比谢氏子弟更富有进取心与权势欲，他们头上的簪缨也比谢家更辉煌，更神气。他们恰巧生于改朝换代最频繁的年代，权力更迭为他们提供了机遇。除了传承不绝的炫目簪缨之外，王氏家族还有以“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千古书法。“政统”与“书统”合二为一。

雅 道 相 传

六朝风流

现在说到由 谢鲲开启的谢氏名士家风。让我们先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说起。王、谢等贵族名士活动的主要历史单元是六朝，即魏、晋、宋、齐、梁、陈，谢氏则较为晚出些，主要是两晋南朝，在乌衣巷聚族而居，更是两晋之际的事情——那正是从谢鲲开始的。

以王、谢为代表的乌衣豪门，原是北方的中朝衣冠。王氏的祖籍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谢氏的祖籍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八王之乱”开启了“五胡乱华”之局，匈奴、鲜卑等族相继陷洛阳，占长安，杀怀帝，害愍帝，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渡避乱，投靠后来成为东晋元帝的琅邪王司马睿，成为侨姓士族，并在这残山剩水中世世代代生活下来。

把魏晋六朝看作一个历史单元，是因为有三条线索贯穿始终： 一是社会组织上的门阀等第制度，二是保障这门阀延续的九品中正选官用人制度，三是标志着门阀清雅的清谈玄学风气。这三条线索虽日趋衰减，却不绝如缕，有异于其他历史单元。这便形成了一个个源远流长的豪贵家族，其子弟凭借世资，依靠地势，麈尾风流，坐取公卿。他们极为珍视、竭力护持家族的势力，因为这是他们的升官图与护官符，也是高贵血统的象征与标记。他们不仅可以以此傲视寒人庶族，也可以以此傲视那些依靠汗马军功暴发的新贵，甚至可以以此傲视皇权。皇帝有权把一位寒人封为达官，封为公侯，却无力把他们封为士族，因为士族是世世代代形成的，不是一道圣旨可以加封的。

魏晋六朝，帝姓屡迁，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做皇帝的无论是张三，是李四，还是王五赵六，都可以漠然处之而无动于衷，要紧的是家族的地位。在背后森森剑影而外表谦谦礼让的禅位大典中，起草禅诏、传递玺绶这皇权象征的，大都是头号士族的王、谢子弟。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将一家物与一家”，没有伤感，更没有愤慨。所以在魏晋六朝世家子弟中，要找到三五个忠臣不易，要找到三五打孝子不难。 他们关心的是家族的延展，而不是朝廷的兴衰。当时流行的老庄处世态度教育他们超越，但处理国事可以飘逸潇洒，处理家事则不可。

不过，这六朝虽然门阀如林，家族众多，他们修撰的族谱甚至有“百家谱”之称，但有的中衰，有的晚起，有的原是世居南方的吴姓士族，真正能够贯穿始终的，不过王、谢等几家而已，其中尤以王、谢两家为兴隆。随着门阀制度的变迁，他们虽也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但毕竟代代有人，朝朝为官。据台湾地区学者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统计，此间一品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171人，谢氏共70人，何况还有众多的五品以下者未计在内。

从这个数字还可看出，虽然王谢两家在当时已经并称，所谓 “王谢高门非偶”“麈尾扇是王谢家物”，后世也以王谢为豪门华宗的典型，但谢氏比王氏显然南风不竞，二者的家风也有异。

名士家风

当时的各个家族，权势虽有大有小，有久有暂，有长有消，但其为“权势”则一，其于家风则有异。

“家风”二字，完全可以对等译为家族精神文化传统。当时士人好教子弟，诫子弟，以致南北朝之末有集大成式的《颜氏家训》一书，正是向后世传递自家传统。当时又好修撰“家谱”“家录”“家传”之类，也是提醒后世保存家族传统，如谢灵运《山居赋》有云：“ 家传以申世模。”便明言以家传申述家族文化模式的用心。

各个家族的家风除有“共相”外，又有相对而异、保持甚久的“殊相”。何为陈郡谢氏家风的殊相？《南史·谢晦等传》史官评论说：“ 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显然，“雅道相传”便是谢氏特有的殊相，而“自晋以降”，其实便是自谢鲲以降。

“雅道相传”四字甚好。“雅道”是一种精神文化风貌，“相传”正是现代所说的文化传承。“雅”“俗”这对价值判断，其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在儒学兴盛的汉代，以言行合于五经为雅，以悖于五经为俗。在老庄玄学流行的魏晋六朝，则 以高蹈出尘、任情背礼为雅，以尘务经心、拘挛礼法为俗。如当时语云：“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以偃蹇倨肆为优雅”，可以看出那种喜尚不理政务、任诞放达的价值取向。在魏晋六朝，雅是名士风流的同义语，“雅道相传”的谢氏家族便得此种精神风貌。

《晋书·谢安传》说时人比谢安为王导，只是“文雅过之”。王导、谢安都是东晋名相，是王谢两家在政治上最有成就的人物，也是两家家风的典型代表。“文雅过之”不仅是王导、谢安二人之异，也是王谢二家之异。王导的五世孙、南齐名臣王俭曾说： 江左风流宰相，唯谢安一人而已。他也不能不承认在名士风流方面，其高祖王导终不能不让谢安一头。

在我看来，谢氏文化传统的殊相是名士家风，这种家风的精神底蕴是老庄心态，这种心态的结构是 重情轻礼。

诚然，在魏晋六朝，名士家家有，代代有，却都不像谢氏那样一以贯之；老庄玄学处处谈，世世谈，始终不绝如缕，而以谢氏最为持久。在两晋南朝谢氏家史上，除一世祖谢衡是“硕儒”，末世孙谢贞受儒学熏陶外，再无一人好儒学者，这与琅邪王氏大不相同。

早在梁朝，谢氏的同乡袁昂便说过：谢氏子弟纵使长得不甚端正者，也“爽爽自有一种风气”。这其实就是名士家风。直到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还在一首词中写道：“谢家子弟，衣冠磊落。”在众多名家子弟中单独挑出谢家子弟，也可见他们尤其喜尚高华。

谢氏“雅道相传”的名士家风、庄老心态，在行为上大抵外现为以下数端： 适情悦意的生活理想；“朝隐”的处世态度；讲究风神仪表；向往山水风月；爱好文学；由上述种种熔铸而成的山水诗的“合金”。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荣华之族谓之华宗，其子弟谓之华胄。”这大抵指显耀地位与豪贵生活而言。六朝人批评清谈玄学、放诞任达之风为“华竞”“华伪”“庄老浮华”，则主要指精神状态而言。本书称谢氏为“华丽家族”，实兼有二者之意，即 它不仅是一个政治贵族，亦是一个精神贵族。

传承与变异

上述一脉相传的名士家风，不过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说，六朝毕竟经历了六个朝代，各朝代内部又发生过许多动乱变故，它们虽有许多共同特点贯穿其中，自成一个历史单元，但其间也有政治环境的深刻变迁，如晋宋之际便是。在谢氏子弟方面，他们毕竟历世十几代，为了保存门户，以利生存，亦不能不自我调节以应世，其家风也显示出 变异性与阶段性。

大致而言，谢鲲、谢安、谢弘微是谢氏家史上三座里程碑。主要生活于 西晋的谢鲲是谢氏名士家风的开启者，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是 纵情悖礼； 东晋谢安是这种家风的奠定者与标志，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是 扬情抑礼； 晋宋之际的谢弘微是家族传统的“变体”，其文化心理结构的特征是 内情外礼。到南朝之末，当政治环境根本改变，谢氏无法在原有文化心理结构内进行调节以适应时势，它便永久消亡了。

处于这三座里程碑中间或前后的谢氏子弟，则是一些传承、稳定、过渡性人物，其中自然也有较小的门风变迁，共同构成家族传统的“变体链”。

即使在发生较大变迁之时，谢氏家风的一些基本因素并未改变。正因如此，才有一以贯之的线索可言，才能将谢氏家风概括为“ 名士家风”。

当这种家风与外部环境发生冲突时，那些不能及时自我调节以适应的谢氏子弟，便殒身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大抵发生在晋宋之际和之后，寒人势力崛起并掌握权力的时候。

节选自《华丽家族：六朝陈郡谢氏传奇》

　　谢氏的家风是谢氏裔孙的传家宝；它鼓励谢氏裔孙自强不息，勤于求索，灵心慧根，各显千秋；研究探讨谢氏家风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祖先美德，振兴家族，振兴中华。

下面是谢氏的各个“家风”

1、崇尚清淡玄学。谢氏家风始终保持着一种庄老心态。当时有人说过：”麈尾扇是王谢家物“。谢氏还出了一位唯一女清淡家谢道韫，使男子折服。

　　2、名士人格。名士人格由玄学所熏陶出来，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任情背礼“，”重情轻礼“。谢安主张”圣人有情论“，任情适性，不要让礼法束缚身心。他一生酷好音乐，但弟弟谢万去世后，却长达十年不听音乐。

　　3、审美态度。谢氏子弟龙重风神仪表，最有名士风流。袁昂论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子弟，虽不复端正者，爽爽自有一种风气。“，端正与否，是生理问题，风神是心理、文化问题。直至宋时辛弃疾词中描写山水，犹云”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

　　4、追求隐逸。谢安隐居东山二十年，四十一岁方出仕，出仕后也归心东山。其弟谢万着有《八贤论》，以隐者为优，显者为劣。他们实际上能否真正地终生隐居是一回事，他们的向往、追求是一回事。当然实际上他们自然只能”朝隐“。直到南齐谢月兆出守宣城时，还说”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

　　5、亲近山水。谢鲲一面做官，一面醉酒玄谈以避祸。大画家顾恺之画谢鲲像，背景便是层层迭迭的山岩林木，他说”此子宜置丘壑中“。谢安一生流连东山，晋宋之际的谢庄为自已的五个儿子所取名字，偏旁部首仍是”风、月、景、山、水“。谢庄期望儿子们超越世俗，希心山水之意，并不能掩住时人眼目。

　　6、爱好文学。这也是当时名士风流的一个标志。谢氏以诗文传家，谢元是第一任文学馆长。谢氏家族在文学领域作出出色贡献的代表人物，则有谢鲲、谢安、谢万、谢敷、谢绎、谢道韫、谢景重、谢混、谢瞻、谢灵运、谢元、谢晦、谢惠连、谢脁、谢庄、谢世基、谢胐、谢微、谢兰。他们都着有别集、全诗、赋。

何承天

何承天，东海郯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叔父肸为益阳令，随肸之官。

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已，解职还益阳。义旗初，长沙公陶延寿以为其辅国府参军，遣通敬于高祖，因除浏阳令，寻去职还都。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毅尝出行，而鄢陵县史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微罚可也。」出补宛陵令。赵惔为宁蛮校尉、寻阳太守，请为司马。寻去职。

高祖以为太尉行参军。高祖讨刘毅，留诸葛长民为监军。长民密怀异志，刘穆之屏人问承天曰：「公今行济否云何？」承天曰：「不忧西不时判[18]，别有一虑尔。公昔年自左里还入石头，甚脱尔，今还，宜加重复。」穆之曰：「非君不闻此言。顷日愿丹徒刘郎，恐不复可得也。」除太学博士。义熙十一年，为世子征虏参军，转西中郎中军参军，钱唐令。高祖在寿阳，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永初末，补南台治书侍御史。

谢晦镇江陵，请为南蛮长史。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贴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承天议曰：「被府宣令，普议尹嘉大辟事，称法吏葛滕签，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而许之。谨寻事原心，嘉母辞自求质钱，为子还责。嘉虽亏犯教义，而熊无请杀之辞。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杀之，非随所求之谓。始以不孝为劾，终于和卖结刑，倚旁两端，母子俱罪，滕签法文，为非其条。嘉所存者大，理在难申，但明教爰发，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罚，文王所以恤下；议狱缓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则母为子隐，语敬则礼所不及。今舍乞宥之评，依请杀之条，责敬恭之节，于饥寒之隶，诚非罚疑从轻，宁失有罪之谓也。愚以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则蒲亭虽陋，可比德于盛明；豚鱼微物，不独遗于今化。」事未判，值赦，并免。

晦进号卫将军，转咨议参军，领记室。元嘉三年，晦将见讨，其弟黄门郎皭密信报之，晦问承天曰：「若果尔，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举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顺又异，境外求全，上计也。其次，以腹心领兵戍于义阳，将军率众于夏口一战，若败，即趋义阳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国，兵力有馀，且当决战，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张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袭之；承天以为邵意趋未可知，不宜便讨。时邵兄茂度为益州，与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萧摹之、前巴西太守刘道产去职还江陵，晦将杀之，承天尽力营救，皆得全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从。及到彦之至马头，承天自诣归罪，彦之以其有诚，宥之，使行南蛮府事。

七年，彦之北伐，请为右军录事。及彦之败退，承天以才非军旅，得免刑责。以补尚书殿中郎，兼左丞。吴兴馀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期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19]。妇人三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尚存，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没，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期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于主者守期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生此疑[20]，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丧殡，议者谓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见官奏之。承天又议曰：「既没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义，正嫌于近不祥耳。奏事一却，动经岁时，盛明之世，事从简易，曲嫌细忌，皆应荡除。」

承天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不为仆射殷景仁所平，出为衡阳内史。昔在西与士人多不协，在郡又不公清，为州司所纠，被收系狱，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21]，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

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承天}议曰：「礼所云还葬，当谓荒俭一时，故许其称财而不求备。丁况三家，数年中[22]，葬辄无棺榇，实由浅情薄恩，同于禽兽者耳。窃以为丁宝等同伍积年，未尝劝之以义，绳之以法。十六年冬，既无新科，又未申明旧制，有何严切，欻然相纠。或由邻曲分争，以兴此言。如闻在东诸处，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为不少。若但谪此三人，殆无整肃。开其一端，则互相恐动，里伍县司，竞为奸利。财赂既逞，狱讼必繁，惧亏圣明烹鲜之美。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列，于事为宜。」

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顷之，迁御史中丞。时索虏侵边，太祖访群臣威戎禦远之略，承天上表曰：

伏见北藩上事，虏犯青兖，天慈降鉴，矜此黎元，博逮群策，经纶戎政，臣以愚陋，预闻访及。窃寻猃狁告难，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车，汉氏方隆，卫霍宣力。虽饮马瀚海，扬旌祁连，事难役繁，天下骚动，委兴负海[23]，赀及舟车。凶狡倔强，未肯受弱，得失报复，裁不相补。宣帝末年，值其乖乱，推亡固存，始获稽服。自晋丧中原，戎狄侵扰，百馀年间，未暇以北虏为念。大宋启祚，两耀灵武，而怀德畏威，用自款纳。陛下临御以来，羁縻遵养，十馀年中，贡译不绝。去岁三王出镇，思振远图，兽心易骇，遂生猜惧，背违信约，深构携隙。贪祸恣毒，无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经武，率其管窥，谨撰安边论。意及浅末[24]，惧无可采。若得询之朝列，辨核同异，庶或开引群虑，研尽众谋，短长毕陈，当否可见。其论曰：

汉世言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课其所言，互有远志。加塞漠之外，胡敌掣肘，必未能摧锋引日，规自开张。当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众，二州临境，三王出藩，经略既张，宏图将举，士女延望，华夷慕义。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馀力，内坚伪众。今若务存遵养，许其自新，虽未可羁致北阙，犹足镇静边境。然和亲事重，当尽庙算，诚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踪卫霍瀚海之志，时事不等，致功亦殊。寇虽习战来久[25]，又全据燕赵，跨带秦魏，山河之险，终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何以言之？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虏既不能校胜循理，攻城掠地，而轻兵掩袭，急在驱残，是其所以速怨召祸，灭亡之日。今若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则圣朝爱育黎元，方济之以道。若但欲抚其归附，伐罪吊民，则骏马奔走，不肯来征，徒兴巨费，无损于彼。复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秦汉之末策，轮台之所悔也。

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以安边之计，备在史策，李牧言其端，严尤申其要，大略举矣。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26]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襄阳之屯[27]，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28]，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29]，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良守疆其土田，骁帅振其风略。搜猎宣其号令，俎豆训其廉耻。县爵以縻之，设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宽猛相济。比及十载，民知义方。然后简将授奇，扬旌云朔，风卷河冀，电扫嵩恒，燕弧折却，代马摧足，秦首斩其右臂，吴蹄绝其左肩，铭功于燕然之阿，飨徒于金微之曲。

寇虽乱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时人事，或未尽符，抑锐俟机，宜审其算。若边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异教，贫富殊资，疆场之民，多怀彼此，虏在去就，不根本业，难可驱率，易在振荡。又狡虏之性，食肉衣皮，以驰骋为仪容，以游猎为南亩，非有车舆之安，宫室之卫。栉风沐雨，不以为劳；露宿草寝，维其常性；胜则竞利，败不羞走，彼来或骤，而此已奔疲。且今春逾济，既获其利，乘胜忸忲，未虞天诛，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骑蚁聚，轻兵鸟集，并践禾稼，焚爇闾井，虽边将多略，未审何以禦之。若盛师连屯，废农必众，驰车奔驲，起役必迟，散金行赏，损费必大，换土客戍，怨旷必繁。孰若因民所居，并脩农战，无动众之劳，有捍卫之实，其为利害，优劣相县也。

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30]，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移泰山以南[31]，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闇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钞掠，馀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阻防。旧秋冬收敛，民人入保，所以警备暴客，使防卫有素也。古之城池，处处皆有，今虽颓毁，犹可修治。粗计户数，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经用，为之闾伍，纳稼筑场，还在一处。妇子守家，长吏为师，丁夫匹妇，春夏佃牧，秋冬入保[32]。寇至之时，一城千室，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馀羸弱，犹能登陴鼓噪。十则围之，兵家旧说，战士二千，足抗群虏三万矣。

三曰纂偶车牛，以饰戎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卫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检括。号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发，信宿可聚。

四曰计丁课仗，勿使有阙。千家之邑，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还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为。弓干利铁，民不办得者，官以渐充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

臣闻军国异容，施于封畿之内；兵农并修，在于疆场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习，任其怯勇。山陵川陆之形，寒暑温凉之气，各由本性，易则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吴锐师远屯清济[33]，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管子治齐，寄令在民；商君为秦，设以耕战。终申威定霸，行其志业，非苟任强，实由有数。梁用走卒，其邦自灭；齐用技击，厥众亦离。汉魏以来，兹制渐绝，搜田非复先王之礼，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战，至乃广延赏募，奉以厚秩，发遽奔救，天下骚然。方伯刺史，拱手坐听，自无经略，唯望朝廷遣军，此皆忘战之害，不教之失也。

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长吏简试，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渐就优别，明其勋才，表言州郡。如此则屯部有常，不迁其业。内护老弱，外通宦涂[34]，朋曹素定，同忧等乐，情由习亲，艺因事著，昼战见貌足相识，夜战闻声足相救，斯教战之一隅，先哲之遗术。论者必以古城荒毁，难可修复。今不谓顿便加功，整丽如旧，但欲先定民居[35]，营其闾术，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权时栅断。足以禦彼轻兵，防遏游骑，假以方将，渐就完立[36]。车牛之赋，课仗之宜，攻守所资，军国之要，今因民所利，导而率之。耕农之器，为府库之宝，田蚕之氓，兼捍城之用[37]，千家总倍旅之兵，万户具全军之众，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于优复队伍，坐食廪粮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今承平未久，边令弛纵，弓竿利铁，既不都断，往岁弃甲，垂二十年，课其所住，理应消坏。谓宜申明旧科，严加禁塞，诸商贾往来，幢队挟藏者，皆以军法治之。又界上严立关候，杜废间蹊。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若有遗镞亡刃，及私为窃盗者，皆可立验，于事为长。又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青齐，有旧县城，正在泽内。宜立式脩复旧堵，利其埭遏，给轻舰百艘。寇若入境，引舰出战，左右随宜应接，据其师津，毁其航漕。此以利制车，运我所长，亦禦敌之要也[38]。

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资费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咨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元时又举承天卖茭四百七十束与官属，求贵价。承天坐白衣领职。元字有宗，陈郡阳夏人，临川内史灵运从祖弟也。以才学见知，卒于禁锢。

二十四年，承天迁廷尉，未拜，上欲以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并前传、杂语、纂文、论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语在律历志。

史评

史臣曰：治边之术，前世言之详矣。夫戎夷狡黠，飘迅难虞，必宜完其障塞，谨其烽柝，使来径可防，去涂易梗，然后乃能禁暴止奸，养威攘寇。汉世案秦旧迹，严塞以限外夷，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高祖受命，王略未远，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盛衰既兆，用启戎心。盖由王业始基，经创多阙，先内后外，以至于此乎。自兹以降，分青置境，无围守之宜，阙耕战之略，恃寇不来，遂无其备。周汉二策，在宋顿亡，遂致胡马横行，曾无藩落之固，使士民局苍天，蹐厚地，系虏俘囚，而无所控告，哀哉！承天安边论，博而笃矣，载之云尔。

雷次宗字仲伦，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本州辟从事，员外散骑侍郎徵，并不就。与子侄书以言所守，曰：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当于所禀之中，顺而勿率耳。吾少婴羸患，事钟养疾，为性好闲，志栖物表，故虽在童稚之年，已怀远迹之意。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外慕等夷，内怀悱发，于是洗气神明，玩心坟典，勉志勤躬，夜以继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欢，实足以通理辅性，成夫亹亹之业，乐以忘忧，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风，二十馀载，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

日月不处，忽复十年，犬马之齿，已踰知命。崦嵫将迫，前涂几何，实远想尚子五岳之举，近谢居室琐琐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顿，尚可厉志于所期，纵心于所托，栖诚来生之津梁，专气莫年之摄养，玩岁日于良辰，偷馀乐于将除，在心所期，尽于此矣。汝等年各成长，冠娶已毕，修惜衡泌，吾复何忧。但愿守全所志，以保令终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见关，子平之言，可以为法。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馀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久之，还庐山，公卿以下，并设祖道。二十五年，诏曰：「前新除给事中雷次宗，笃尚希古，经行明修，自绝招命，守志隐约。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骑侍郎。」后又徵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道次宗亡，义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穷薮，自宾圣朝，克己复礼，始终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悯。」

子肃之，颇传其业，官至豫章郡丞。

益州刺史刘瑀，先为右卫将军，与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为尚书令建平王宏所亲待，屡毁瑀于宏。会瑀出为益州，夺士人妻为妾，宏使羊希弹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齿。有门生谢元伯往来希间，瑀令访讯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到宏门奉笺陈谢，云闻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

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

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与尚书仆射谢混善。弱冠，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农务顿息，末役繁兴，弘以为宜建屯田，陈之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10]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囹圄充积，而无救于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馀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于私，有益于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廪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弛废，田芜廪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于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廪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为黄门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辞。

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馀旧业悉以委付诸弟。未免丧，后将军司马元显以为咨议参军，加宁远将军，知记室事，固辞不就。道子复以为咨议参军，加建威将军，领中兵，又固辞。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高祖为镇军，召补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迁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寇南康诸郡，弘奔寻阳。高祖复命为中军咨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徵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而高祖还彭城，弘领彭城太守。

宋国初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奏弹谢灵运曰：「臣闻闲厥有家，垂训大易，作威专戮，致诫周书。斯典或违，刑兹无赦。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案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蒙恩奖，频叨荣授，闻礼知禁，为日已久。而不能防闲阃闱，致兹纷秽，罔顾宪轨，忿杀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将替。请以见事免灵运所居官，上台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11]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𠴲，曾不弹举。若知而弗纠，则情法斯挠；如其不知，则尸昧已甚。岂可复预班清阶，式是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曝之朝野，执宪蔑闻，群司循旧，国典既颓，所亏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复谨守常科，则终莫之纠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违旧之愆，伏须准裁。」高祖令曰：「灵运免官而已，馀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

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辞曰：「臣闻赵武称随会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臣千载幸会，谬荷荣遇，虽以智能虚薄，政绩蔑闻，而言无隐情，窃所庶几。向令天启其心，预定大策，而名编司勋，功不见纪，固将请不赏之罪，悬龙蛇之书，岂当稽违成命，苟修小节。但无功勤，暴之四海，进阙君子劳心之谋，退微小人劳力之效，而圣朝僭赏于上，愚臣苟忝于下，则为厚诬当时，永贻口实。窃财之诮，比此为轻，惟尘盛猷，亏玷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尽，非唯仰尘国纪，实亦俯畏友朋。忧心弥疹，胡颜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见许。加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

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羡之等诛，徵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

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曰：「臣闻三才虽殊，其致则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应；政有失德，咎徵必显。臣抑又闻之，台辅之职，论道赞契，上佐人主，燮理阴阳。位以德授，则和气淳穆；寇窃非据，则谪见于天。是以陈平有辞，不滥主者之局；邴吉停驾，大惧牛喘之由。斯固有国之所同，天人之远旨。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12]宜休徵表祥，醴泉毖涌。而顷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此岂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辈凡流，谬逢嘉运，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珥貂衣衮，总录朝端，内外要重，顿萃微躬，穷极宠贵，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犹或难称，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识。但受命之始，属值时艰，六戎亲戒，忧及社稷，诚是臣下致节忘身之时，当有何心，尘挠圣听。所以僶俛从事，循墙驰驱，志在宣力，虑不及远。既鲸鲵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诉其本怀，避贤谢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实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迁，忽及三载。遂令负乘之衅，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缠氓庶。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飞散，虽曰厚颜，何以宁处。不远而复，大易攸称，小惩大戒，细人之福。近复之美，非所敢觖，惩戒之幸，窃怀庶几。今履端惟始，朝庆礼毕，辄还私门，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谴，少弭谤讟。伏愿鉴其所守，即而许之。临启愧塞，不自宣尽。」

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曰：「仆闻轨物设教，必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亦与之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斯前代之明谟，当今之显辙。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功实盛大，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入秉朝政，翊赞皇猷。竟陵、衡阳春秋已长，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13]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弘本有退志，挟粲言，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诫。矧乃茂亲明德，道光一时，述职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华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赞契，岂所以宪章古式，缉熙治道？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渊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搢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闇，阶恩踰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弞；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岂唯下臣，获免大戾，凡厥众隶，孰不庆幸。若天眷罔已，脱复迟回，请出臣表，逮闻外内，朝议舆诵，或有可择。」诏曰：「省表，远拟隆周经国之体，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复冲旨，良用怃然。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毗翼艰难，勋猷光茂，俾朕获辰居垂拱，司契委成。岂容高逊总录，固辞神州，使成务有亏，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体国，所望夤亮。骠骑亲贤之寄，地均旦、奭，还入内辅，参赞机务，辄敬从所执。」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

弘又表曰：「近冒表闻，披陈愚管，实冀天鉴，体其至诚。而奉被还诏，未蒙酬察，徒尘圣览，仰延优旨，顾影惭惶，罔识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载于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微古人进贤之美，尸位固宠，日积官谤，旋观周行，兴愧已厚。况在亲贤，朝野归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补，惟尘大典，亏丧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复垂恩奖，名器弗改，蒙宠如旧，愚惑自揆，[14]茫若无涯。臣义康既总录百揆，毗赞盛化，忝厕下风，咨凭有所。内朝细务，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实兼该，臣何人斯，寇窃不已。为尔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伏念惟忧，疢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难反，加臣懦劣，少无此志，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自固，退不能重茧置冰，鲜食为瘠，祗畏天威，遂复俛仰。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馀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预，义无虚饰，苟自贬损。伏愿圣察，特垂许顺，不令诚诉，见其抑夺。」[15]上又诏曰：「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

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优苦之衷也。[16]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

左丞江奥议：「士人犯盗赃不及弃市者，刑竟，自在赃污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

右丞孔默之议：「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亲而后同坐。是故犯违之日，理自相关。[17]今罪其养子、典计者，盖义存戮仆。如此，则无奴之室，岂得宴安。但既云复士，宜令输赎。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补兵。虽大存宽惠，以纾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

尚书王准之议：「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实使即刑当罪耳。夫束脩之冑，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既同符伍，故使纠之。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左丞议奴客与邻伍相关，可得检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实理。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坐伍，滥刑必众，恐非立法当罪本旨。右丞议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补兵。虽欲弘士，惧无以惩邪。乘理则君子，违之则小人。制严于上，犹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众。使畏法革心，[18]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异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谢元议谓：「事必先正其本，[19]然后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于符伍者，所以检小人邪？[20]为使受检于小人邪？[21]案左丞称士庶天隔，[22]则士无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于伍，则是受检于小人也。然则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实相交关，责其闻察，[23]则意有未因。何者？名实殊章，公私异令，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赀财，是私贱也。以私贱无名之人，豫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由此而言，谓不宜坐。还从其主，于事为宜。无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检小人，则小人有过，己应获罪，而其奴则义归戮仆，然则无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输赎，于事非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辩章二本，欲使各从其分。至于求之管见，宜附前科，区别士庶，于义为美。盗制，按左丞议，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幸可同宽宥之惠，不必依旧律，于议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议：「按孔右丞议，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贤，无奴不必不贤。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迫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惬。谢殿中谓奴不随主，于名分不明，诚是有理。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议。」

弘议曰：「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吴及义兴适有许、陆之徒，以同符合给，二千石论启丹书。己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而王尚书云人旧无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圣明御世，士人诚不忧至苦，然要须临事论通，上干天听为纷扰，不如近为定科，使轻重有节也。又寻甲符制，蠲士人不传符耳，令史复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领，有违纠列，了无等衰，非许士人闾里之外也。诸议云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实与里巷关接，[24]相知情状，乃当于冠带小民。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为小民，辄受士人之罚。于情于法，不其颇欤？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为轻，则小人令使徵预其罚，便事至相纠，闾伍之防，亦为不同。谓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谪耳，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25]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于心，常有可悯，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士人，可杀不可谪，有如诸论，本意自不在此也。近闻之道路，聊欲共论，不呼乃尔难精。既众议纠纷，将不如其已。若呼不应停寝，谓宜集议奏闻，决之圣旨。」太祖诏：「卫军议为允。」

弘又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循吏隐恤，可无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讨，胎孕不育，巧避罗宪，实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26]应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27]从之。

其后弘寝疾，弘表屡乞骸骨，上辄优诏不许。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馀如故。其年，薨。时年五十四。即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侍中、录尚书、刺史如故。谥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庙廷。其年，诏曰：「乃者三逆煽祸，实繁有徒，爰初遵养，暨于明罚，外虞内虑，实惟艰难。故太保华容县公弘、故卫将军华、故左光禄大夫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纶夷险，[28]简自朕心。国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执谦挹，志不命踰，故用伫朝典，将有后命。盛业不究，相系殒落，永怀伤叹，痛恨无已。弘可增封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食邑各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深诚密谟，比踪齐望，其复先食邑，以酬忠勋。」又诏：「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悽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车驾游幸，经弘墓。下诏曰：「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宁文侯昙首，[29]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勋，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览坟茔，永言想慨，良深于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任藩辅，[30]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馀业。而轻率少威仪，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辄面加责辱。少时尝摴蒲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辞诉颇切。此人尝以蒲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子锡嗣。少以宰相子，起家为员外散骑，历清职，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锡箕踞大坐，殆无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齐受禅，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弘少子僧达，别有传。

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昙首，别有传。

弘从父弟练，晋中书令珉子也。元嘉中，历显官，侍中，度支尚书。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临海王子顼晋安王子勋征虏、前军长史，左民尚书。太宗初，为司徒左长史。随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时居母忧，加冠军将军。忤犯休仁，出为始兴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赐死。

【评】

史臣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綖。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于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