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的思念 —我的父母亲

莫语

1 我的父亲刘喜民（曾用名刘少云），1939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日），父亲的出生地是扶余县弓棚子镇前号村。家境贫寒，在父亲七岁那年即1945年东北大规模鼠疫爆发并流行，我的奶奶和两个姑姑在这一年被传染病夺去了生命。我的父亲痛失亲人，成了一个无娘的孩子。从此父亲和爷爷相依为命，爷爷为了维持生计，去了离加四号六十里路的杨大桥屯一户赵姓地主家打工，把年仅七岁的父亲寄养在父亲的姥姥家。不幸的是爷爷在干活中，由于不穿鞋干活（为了省鞋），脚被硬土坷垃咯了一下，加之长时间没做处理，结果发炎，导致右腿感染，最后得了败血症，在父亲10岁那年也撒手人寰，自此，父亲成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一个苦命的娃。未成年时主要生活在他的姥姥家，由他的姥姥和几个姨姨抚养。有时也去弓棚子镇西南欢喜岭他叔辈的三叔家小住些许时日。当时，三爷和三奶是想把爸爸身边长期抚养，但爸爸的几个姨姨不肯，特别是爸爸的四姨（郑宏军的奶奶），每次提及此事，都是破口大骂，后来此事只好作罢。 父亲的小学生活是在四号村小学度过的，初中时期就读于扶余县第五初级中学，因为是孤儿，国家对其有一定的照顾，减免了一部分费用，否则的话，爸爸不可能会读完初中的。在初中就读时，爸爸寒暑假基本留住在学校，主动承担起假期护校任务，多次被评为评为护校模范。　　1959年7月初中毕业，同年考入了吉林省白城农业学校园艺专业班学习。对于父亲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转折点，也应该是新生活的开始。可是，在中专读书不到一年的时间，赶上国家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多数人都吃不饱。爸爸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读下去了，应该想办法挣点钱补贴家用。于是，与同时考入白城师范学校的表弟任启龙一研究，放弃了学业回到了家乡，从此，父亲结束了一生中的学习生涯。2 父亲1960年1月23日从白城农业学校回到家乡，2月15日决定到双鸭山市岭东矿务局工作（当时五姨奶家在双鸭山岭东居住，有这个关系可以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3月9号到矿务局安装队进行岗前培训，27号到工厂技术组上班。前3个月的工资是每月18元，从7月份开始到9月份每月拿到了25元的工资。在这期间也就是8月的15号—9月的15日有一个月的时间到工厂附近的太平农业社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提倡工农结合）。9月19号回到工厂从技术组到工厂的钳工车间学习制图和钳工技术。每月工资是18—25元不等。虽然工资不高，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但对这个收入来说，父亲显然感觉到不满足。　　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是61年的3月9号，回顾起去年这时我到此安装队的第一天，可今天距离去年的今天已经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的生活中，取得到成绩及经济是不多。”　　父亲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体重也发生了变化。父亲在日记中写到：“今天是61年的3月27号，去年的今天我已由安装队技工校到工厂技术组的第一天，去年的这时我的身体还非常的健壮，可今年的这时我的身体已经消瘦的非常厉害。”　　父亲从学校到工厂，从没有收入，到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日子过得还是相当的艰苦。有时还是要靠借钱做生活的必要支出。父亲在61年6月27日写了题目为“应牢记此事”为题的日记：“现为徒时，应要勤俭为是，暂欠外债100余元，不知何时何日能还，做人勿要忘本，不要忘记自己的出身，自己的本质。切记，切记……61年6月27日 13时30分于双市矿务局综合企业处制修厂”　　父亲自60年的2月到62年春一直工作在双鸭山岭东矿务局综合企业处制修厂，工作期间勤勉敬业，任劳任怨，据父亲的日记中记载，也由于马虎大意出现过小小的失误。但能够及时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工作中经常主动加班加点，工作态度积极认真，受到领导的表扬。在工厂工作期间只回家一次，也就是61年的5月15日。父亲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于61年5月15日晚9时乘双——鹤列车至16日早7时在佳市乘佳——沈列车经过20几个小时途程一路平安的到达了可爱的故乡。”从父亲的日记用词来看，父亲是归心似箭呀。　　父亲这次回来的目的除了省亲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重要事情，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是回来订婚的。处理完家里的事情，父亲又回到了工厂，62年3月份辞去了工作。返回家乡在农社参加劳动。起初是和社员们一起干农活，后来做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和会计。　　196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与母亲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结了婚。虽然是租借来的房屋，住在六舅爷家的西屋，至此，孤苦伶仃的父亲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 * * * * * * * * * * * * * 3 我的母亲，王淑贤，1938年5月1日（农历四月初二）出生于扶余县新安镇公社十三号村杨大桥屯。当时姥姥家算是一个名门望族，在扶余县也小有名气。王氏家族家风纯正，勤俭朴素，能吃苦，会过日子。稍有余钱就置办田产，几年下来，十三号村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中。姥爷王国彬乐善好施，经常向贫苦农民无私的捐款捐物。深受乡邻敬佩。因此，在土改时期也没有吃到苦头，最后村民给评了个中农的成分。姥爷一生娶了三个妻子，大姥张氏生下了大舅、二舅、大姨。大姥去世后，姥爷续弦二姥姜氏，生下了四舅；二姥去世后姥爷娶姥姥颜氏，生下来七舅，二姨，老舅和我的母亲。同父异母兄弟八个，我的母亲是最小的老姑娘。兄弟姐妹相处的十分和睦，这与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大舅、大姨、二舅、四舅、七舅都读过私塾，我的母亲和我的二姨都是高小毕业（当时1-4年为初小，5-6年为高小，在当时的教育情况下，高小的文学水平远高于现在的初中生，甚至高于现在的高中生）。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姥爷的年纪也大了，老舅只读到了初小，就辍学回家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这样看来，姥爷的几个子女都是有一定的文化，可以算是书香门第。　　土改以后，母亲的哥哥姐姐们相继结婚成家另立门户，四舅，七舅去了双鸭山。大舅，二舅依然居住在本地，二姨嫁到了更新公社（现在的更新乡），后来搬到了加四号（现在的前号村），住在我舅姥爷家的西屋，记不清什么时候又搬到了杨大桥，与姥爷他们住东西屋。家里只剩下姥爷、姥姥、老舅和我的母亲。按常理，母亲是家中最小的老姑娘，应该是娇惯有加。其实不然，母亲从小性格坚毅，能吃苦，和老舅一同维持着家庭的生计。为了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母亲在1958年年初，远赴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在四舅和七舅的帮助下进了双鸭山矿务局的焦炭厂，为了不给四舅、七舅添麻烦，母亲就住在焦炭厂的职工宿舍。焦炭厂的活计很累。焦炭炉很高也很大，工人们要把煤通过跳板挑到很高的焦炭炉上去。一般都要上两三个跳板，就是这样母亲这个小个子一点都不比那些大个子落后，刚开始四舅和七舅都劝他不要干了，母亲执意不肯，在劳动中，也有不慎摔下跳板的时候，但还是坚持下来了，一干就是三年多。不定期的把挣的钱邮寄回来或托人捎给老舅，补贴家用。　　据母亲讲，她是1960年夏从双鸭山回来的。问起母亲回来的原因，母亲说不想给两个舅舅添麻烦（因为在舅舅那里，不是给送好吃的，就是给买衣服，有时还叫拉着去家里住）。也不喜欢矿区这个地方。姥爷问过母亲想不想在那里扎根，要是不想就回来，也老大不小的了（1960年母亲已经23岁了），回来订婚结婚！回来也是为了照顾岁数大的姥爷、姥姥。就这样，母亲回到了家乡。　　我的母亲，为自己考虑的少，为他人考虑的多。一个大家闺秀，这么大没订婚，不正常。当时最早有13岁结婚的，最晚的也不过18岁，而母亲23了还没订婚。什么原因那？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向母亲讨教过。母亲说出了三个原因：一是自己个子小，不想结婚，怕后代随她，生出个小的孩子给人家添累赘，不坑那个人；二是自己的成分不好，一旦有斗争，怕牵连人家；三是自己胆子小，不想找有老人的，一旦老人去世，自己挺不起房。所以当时就不想订婚结婚，就自己过了。（听了母亲的几个原因，我们笑了，我们说，你看你这几个孩子哪个个子小了，母亲笑着说，这不是随你爸了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在双鸭山期间，正好我的父亲也在双鸭山，但两人没有交集。那么，我的父母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那？这要从姥姥这说起，姥姥家是新安堡人，姥姥嫁给姥爷以后，舅姥爷给姥爷家赶大车，舅姥爷娶的是加四号老任家的姑娘，也就是父亲的姨姨。由舅姥爷做媒，把他外甥姑娘介绍给了舅姥姥的外甥。当时舅姥爷就说了，孩子挺好，就是啥也没有。父亲也符合母亲提出的条件之一（老实厚道，勤劳朴实，没有老人）。经家人的催促，舅姥爷的撮合，母亲同意看看再说，于1961年5月份，父亲从双鸭山回来，定下了婚事。　　 1962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日）与母亲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结了婚，父母结婚时，真是一贫如洗呀，行李还是爸爸原来的行李，家具只有五姨奶给的一口大柜和大柜上面一个长条的偏匣。送亲的时候，舅姥爷赶大车，拉着土豆，白菜，米面粮油和娘家几个人，算是给父母安个家。就是这个家，也是临时租住在我六舅爷家西屋的，不管怎么样，一个苦命的孤儿算是有一个家了。父母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4 1962年5月27日（农历的四月二十四），父亲的生日的这一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虽然一贫如洗，一无所有，对父母来说，总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成家的父亲也就辞去了双鸭山矿务局的工作，回到弓棚子公社四号大队第六小队做了一名社员。母亲也季节性到生产队参加劳动。　　大帮哄的年代，挣的都是工分。而且是年终一起结算。一般都是每年的12月末给社员开支，所以庄户人家辛辛苦苦一年，只有到年末才能看到钱。父母也就是靠挣工分的收入来维持家庭生活的。日子过得也十分艰辛。为了解决平时生活开支，母亲就每年都养几只小母鸡，用鸡蛋换钱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家庭生活的贫困，父母舍不得吃喝，据父母讲，家里一年才吃了二两豆油，可见贫困至极。父母的营养不良，生下我以后，母亲没有奶水。（坐月子鸡蛋都舍不得吃，省下来换钱）我是吃小米面和糖精的混合物（俗称“布面子”）长大的。当时母亲为了不耽误劳动赚钱，让二姨家的二姐在假期来家哄我，二姐来哄我都是自己带粮食和土豆过来的。可见家里穷到什么程度。　　我3岁的时候，在舅舅舅妈等亲友的帮助下，盖起来了两间土坯房，我现在的住房就是我们家老宅子的位置。有了自己的宅院，母亲就偷偷的在院子里种了点黄烟，晒干以后卖给他人，也算是增加了有一点收入。　　父亲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多的农活以后，由于是初中毕业，又读过中专，上过技校，做过技术工人，在队里乃至全大队也是最有文化的人了，就被任命为生产队的会计。工分比普通社员多（挣到了12分）。况且也不像普通社员那么累了，那么忙了。可以抽出时间帮妈妈料理一些家务。父亲工作精细，做了七八年的会计，一次差错都没有出现过。当然，这也离不开母亲这个贤内助的支持和帮助（有时账上有点啥问题，母亲就帮着对账）。1966年7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父亲找到了人生的坐标和奋斗的方向。　　父母的生活虽然很贫困，从来不动别人或集体的东西。一向是靠自己的勤劳过日子。当时，农村的家家户户烧柴也缺少，除了队里分一点，大部分都要自己去弄，父亲整夜的搂豆叶、搂毛荒是常有的事情，队里看青的都纳闷，这个人整夜干活，谁也看不见，怎么就不偷点粮食回去呢。父母就是不占便宜的人。由于父母的勤劳，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了。但日子过得还是精打细算。　　1970年夏，父亲做了大队的电工，1972年春，父亲通过弓棚子公社农电所招收工人的考评，成为了农电所的工人。开始是从普通电工到技术员，到后来做会计兼农电所的保管员。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出过偏差。当时县里和公社经常派工作组到各单位查账，多次查到父亲的账目，在农电所做会计10年，账目上和单位资金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受到上级的啧啧称赞。　　1981年设立拉林乡，父亲被派到拉林乡农电所任所长。担任领导职务以后的父亲工作更加勤奋，一心扑在事业上，家庭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从不抱怨，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　　1985年8月，父亲为了子女以后的发展，把自己为之奋斗15年工作的让给二弟，自己回归本初，回家种地。当年又在自家庭院内建起了米面加工厂。（在经营米面加工厂的时候，父母尽可能的为贫困户和残疾人提供便利，并免除他们的加工费，因此，也赢得了人们的敬佩）。这时候的经济状况就已经很好了，虽然没有过多的存款，但在农村来说就算不错的人家了。这是父母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付出血汗的结果。1987年，1990年先后投入资金帮助我和二弟分别盖上了砖瓦房。　　父母的憨厚朴实，艰苦朴素，乐善好施的传统，无时不在影响着他们的子女。我的父母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对孩子们关爱有加。我年幼时体弱多病，每年都花不少钱看病，但父母从不吝啬。记得有一次父亲开会带我去扶余（现在的松原宁江区），住在招待所，半夜里我突然高烧，可把父亲吓坏了，急忙背起我，连跑带颠的到了医院，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面无血色。我的病情好转了，才喜上眉梢。二弟小时候胆子小，怕动静，每次回来都是小心翼翼，唯恐吓着弟弟。还记得，为了给我们找一个好的学校读书，骑着自行车跑东跑西，一点不嫌累。我有个工作他高兴的很，对我们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工作干不好，有了成绩才放心。老弟毕业后，一直担心工作分配的问题，工作有了着落，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妹妹的婚事他也担心，唯恐妹妹找到不合适的对象，怕妹妹生活得不好。妹妹找到了一个全家人都满意的对象，他们十分高兴，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父亲和母亲有着共同的性格，就是勤俭朴素，吃苦耐劳。不同的性格是父亲承受能力不如母亲。母亲是临危不乱，遇事不惊。所以，家里的事一般都是母亲掌舵。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爸爸是家里的实干家。父母相处的非常融洽，父母从来没吵过架。　　父亲退下来以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先是静脉曲张，然后得了冠心病，1997年10月3日病情加重，经诊断为“源发性扩张型心肌炎”，这种病很难根治，就是靠药物调理缓解。2000年11月28日（农历冬月初三）早7.30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不幸辞世。享年62岁。母亲在2014年意外踝骨骨折后，三次脑出血都恢复的很好，2020年9月，第四次脑出血治愈后出现多发性脑梗现象，压迫下肢，行走艰难，大小便失禁，反应也比较迟钝（小脑萎缩）。2021年11月9日病情加重，出现心肺衰竭，肾衰竭现象。202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十五）晚9.30分，安详的离开了。享年84岁。　　父母亲的一生，倍加艰辛，为生计而忙碌，为子女而奔波，吃尽了人间之苦。从一贫如洗到家道丰厚，付出太多太多的血汗。我们永远报答不尽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父母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谆谆教诲永远铭刻在儿孙们的心中。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