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问山与杜建时

诗书剑

左图为中将杜建时

　　1945年8月10日，重庆人民即得知日本将宣布投降的消息，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放鞭炮，进行庆祝；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更是游行、放鞭炮、载歌载舞，来表达心情。他们想的是苦日子终于结束了，好日子终于来到了，都不会想到人为的灾难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一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蒋介石即开始策划接收事宜。“八•一五”之后，蒋介石令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

实际上，没等陆军总部指导监督，各路接收人马即纷纷闯入收复区，都用眼睛盯住了日伪财产。他们以接收日伪财产为名，大行“五子登科”之实。他们每到一地，纷纷抢占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钞票)，大发劫收财。即被当时的国人嘲讽为“五子登科”。　　

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不久的宋子文，面对“五子登科”，即放手国计民生于不顾，也把目光盯住了敌伪物资，谋划在实行扩大“蒋宋孔陈”资本的同时，再增加宋氏资本。经过一番谋划，于10月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在上海、北平、青岛、广州等重要地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致使接收有了相对统一的机构，并发布了有关规章制度。

但是，宋子文毕竟行动迟缓了些，面对已经吞进去的日伪财产，再让他们吐出来，谈何容易？面对着如何选拔接收局长的问题，更是颇费心机。

国民政府明智正派人士认为面临如此混乱局面，首要问题是选拔正直清廉并且办事干练的能人担任接收局长。

有几位正派的大员向宋院长举荐了问山先生，理由都是“正直清廉”“办事干练”“1929年即有行政院简任资历”。患上了癌症到美国治病的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也没有忘记举荐先生。

然而，所有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都到了任，也没有先生的任命消息。直到年底，先生才被简任为天津市政府秘书长。

到任后，先生才知道，是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和驻天津的北宁路交通警备司令杜建时联合举荐，先生才得以到天津市政府担任秘书长。其中，杜建时的举荐作用最大。

杜建时，字际平，1906年生于天津武清。他从小就是个神童，13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17岁考入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班。杜建时亲见外国列强欺侮中国的状况，19岁即离开北大，考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毕业后到东北军炮团担任上尉连长，后升任黑河炮营少校营长。那些年，正是问山先生担任黑龙江督军府少将政务厅长期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杜建时在天津赋闲一段时间。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创办陆军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杜建时赴南京应试，考取第一名，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三年学满后，参加美国军事院校留学考试，杜建时又考取第一名，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杜建时在美国雷文沃滋军事学院刻苦攻读炮兵军事学科，一年半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又考取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班，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939年，杜建时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九战区薛岳司令长官的高级参谋。杜建时帮助薛岳在长沙指挥三次大的战役，均把日军击退。

1942年，蒋介石又任命杜建时为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及时处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务。

“这位老蒋的亲信怎么会举荐我呢？”先生满怀疑惑，特意登门拜访了杜长官。

杜建时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先生。寒暄一阵，先生照例对杜长官的举荐表示谢意。

杜建时却说：“你是我敬重的问老，我是你的晚辈。”接着就说起了在黑龙江黑河时，就仰慕问老。见识过呼兰县知事德政碑，听说过问老正直清廉、处治贪官污吏之事。

先生听了，就说为官清正、为民做主，本是份内之事。

杜长官禁不住问，问老德政碑上刻的是“锦县王公玉科字蕴山”，如今问老一直以问山为字号，为何？

先生毫无掩饰地说：“我赞成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实行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每日三省吾身，必问自己是否遵循中山先生。是为问山。”

说起来，他们都是一样遵循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1928年积极支持反旗易帜，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照例授予问山少将军衔、杜建时少校军衔。如今，杜建时已是中将，先生却无军职。

问山先生不仅感叹“后生可畏”。杜长官却说，如果没有阻拦马步芳征壮丁那一出，问老应该在他之上。

问山先生郑重其事地说：“共产党抗日，蒋总统不一致抗日，却要围剿，这是助纣为虐。问山追随中山先生，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有何过错？”

问山先生知道杜长官是在套他的话，索性说个痛快。问山信仰的是新三民主义，共产党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有共产主义的意义，国与共都是中国人，本该亲如兄弟，“信仰不同，可以一个原则，进行合作，岂可自相残杀？”杜长官听了，点了点头。

“我从小就想效法岳飞，精忠报国。我最恨的是祸国殃民的官吏，最厌恶的是今天这个党，明天那个党，今天这个主义，明天那个主义，不干正事的！”

杜建时听了这话，禁不住叫好，同时说他也是敬佩岳飞的精忠报国。正是因为精忠报国，所以他才放弃了北京大学，又考上了东北军的讲武堂。

问山说个痛快，没有在乎杜长官是否会去告密。事实上，问山先生一直是安然无恙地当他的秘书长。

1946年9月初，杜建时又找到了先生。说是8月18日，行政院冀察热绥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一行八人到达天津，在天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清查工作。该团共查获三起大案，其中一件属于全国最大的。天津市政府和处理局都将有变化，他已经举荐先生担任处理局局长。市政府变动时，请先生留任市政府秘书长，找到合适人选，先生再去处理局暂任秘书处处长。

10月下旬，张廷谔被罢免了市长职务，由杜建时接任市长，同时兼任北宁路交通警备司令。杜建时找到了秘书长的合适人选梁子青，请先生继续配合工作。

年底，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调先生任秘书处处长。先生带着妻子、次女王葆玲等一家三口搬到北京东城区正义路东侧，暂住在处理局内。

先生到任时，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的情势，有增无减。

1947年初，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琦辞职，由行政院宋院长的某位亲信主持工作。年中，行政院宣布由王玉科先生代理局长。

先生代理局长，就有权接管并清理方方面面的事务。通过清理所显示的情况，远比他在天津市政府担任秘书长期间知道的严重。

首先，行政院冀察热绥区接收处理工作清查团在天津共查获的三起大案，只是公开的案件，还有一些没有公开、没有查明白或者不能查明白的案件。

其次，党政军各个方面相当数量的大员，都插手于敌伪产业，贪赃枉法，竭尽其能。处理局内，也安插着一些各自的亲信。但是，处理局所处理的敌伪产业，主要部分还是落入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腰包。

第三，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与汪伪政权货币的兑换率定为1:200。这不仅影响着敌伪产业处理问题，而且影响到国计民生。对于收复区的老百姓，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其实，先生料想不到的灾难，还在继续加剧，以致民不聊生。

杜长官举荐先生，正是为了请先生帮助行政院进行谋划，改变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地区敌伪产业处理的不良态势，间接地为该地区的黎民百姓减轻一些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