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那些事：长征中的隐蔽战线。

至简

最忆青春年华时

关于变节者盛忠亮，国内鲜有其详细资料，近日网上看到系列文章《走进盛忠亮》，是作者依据“2011年底美籍华人盛孝沛携带亡父盛忠亮回忆录手稿来到石门县政协”后写成的，故而采信，以下关于盛忠亮的有关信息未注明出处的均来自于该文。

盛忠亮，乳名申生，1907生于湖南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期间多次参加学生运动，经历“三一八惨案”后，于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赴苏联远东地区伯力工作，1932年底回到上海。

​接任上海局书记后，盛忠亮要求中央从苏区选派十名神枪手到上海充实红队力量，击杀熊国华只是盛忠亮斗争计划中的插曲而已。

他有“一个活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蒋委员长连襟孔祥熙的惊天计划……

并且在孔的身边安插了地下党员，对孔的行踪了如指掌，此次捉孔行动志在必得。

行动前夕，盛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

这份宣言式的文书拟在孔祥熙被捉后立即发表，文中“提出了释放孔祥熙的三大条件：

一是立即停止剿共内战，并共商联合抗日大计；

二是紧急拨款三千万支援马占山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三是释放一切政治犯。”

再次可见，上海中央局及其下属的政治保卫部，在1934年的中心工作，即是如何打破国民党军对苏区红军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首先是红队遭受重大损失，接着盛忠亮自己也身陷囹圄，捉孔计划便在无形中烟消云散。

盛忠亮的被捕，陈蔚如有行动特务廖克运无意中发现盛忠亮行踪的说法，《走进盛忠亮》一文则有另一种说法：

“……李竹声被捕后，扮演李妻的共产党员云岗同志被组织安排去了莫斯科，使云岗同志寡居的姑母失去了依靠，盛觉得老太太实在可怜，出于责任和同情将其安排在了上海分局译电处居住。李竹声根据云岗姑母常去上海中国城湖南会馆的情况，向特务机关献计说抓住这个线索就可以钓到大鱼。国民党特务守候到云岗同志的姑母后，一通威逼利诱使老太太供出了实情，导致盛忠亮因一念之仁，在阴沟里翻了船。”

关于盛忠亮的自首叛变，陈蔚如写道：

“盛忠亮被捕后，开始态度坚定，一言不发。

上海区在知道他和已被捕的秦缦云的感情很好后”，就击打盛忠亮的这个软肋，盛忠亮表示，如果秦缦云自首了，自己愿意在和她见一面后自首。

于是“特工总部连夜派人将秦缦云护送到上海和盛忠亮见面。盛忠亮知道秦缦云确已自首时，便也自首了。”

盛忠亮自1924年入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到1934年理想被人腰斩，刚好整整十年，为此盛曾作诗道：“一朝腰斩何其苦，十载凌云付水流。”

自此以后更名为盛岳，字伐樵，寓意为曾经理想如山，如今却成为一个砍伐山上树木的人，盛忠亮与秦缦云自首出狱后正式结为夫妻。

全面抗战爆发，苏联航空志愿队从新疆分批入境，曾是留俄学生的盛忠亮被征召到国家航委会工作，专门负责接待苏方人员，后又在印缅远征军担任少将之职。

抗战胜利后，已是外交部次长的盛忠亮挈妇将雏、轿抬马骑、衣锦还乡，在石门县引起了一方轰动。

败退台湾后，盛忠亮、秦缦云一家定居美国，经商致富。

1981年、1986年秦缦云两次回到国内。

第一次回到国内时，留苏同学王鹤寿奉中央指示会见了秦缦云，陶铸之女陶斯亮作陪。

陶斯亮看到的秦缦云“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

第二次回到国内后，秦缦云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

“到延安去瞻仰向应的陵墓，我在送给他的花圈带上写道：‘麟哥：深切悼念，缅怀终生。今世已过也，再接来生缘。琬妹敬挽’”

一句“麟哥、琬妹”，秦缦云仿佛回到了50多年前关向应刚被营救出狱后两人相见的那个瞬间：关向应背诵着他给秦缦云的绝笔信，而秦缦云则哭倒在关向应的怀抱里……

大连金州区史志办向秦缦云约稿，以充实《关向应专辑》的内容，秦缦云深情写下《终身难忘的岁月》，那时秦已是87岁高龄，60多年前的青春往事，事无巨细，一一娓娓道来，让人看了觉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时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虽谈不上白云苍狗、沧海桑田，然岁月已将青丝蹉跎成白发，青春少妇也已成龙钟老妪，而秦缦云记忆的深处，最清晰的依然是当“小兵”时的美好青春年华。

陕南陕北助红军                                                                                                                 

“汉中密约”签订一年以后，武志平的身份暴露了。

川北大战不断，陕南却相安无事，蒋介石根据军统特务的密报，“便令驻天水的胡宗南派人去汉中暗中侦察。胡宗南派他的亲信特务头子胡抱一住进汉中城……致使孙部一些原对红军取友好态度或持中立态度的中上层军官受到坏影响。”

而直接导致武志平身份暴露的原因“是川陕苏区所办的报刊上，透露了武志平在巴山两边来往活动情况，被特务侦知，报告了蒋介石。”

这份川陕苏区所办的报刊叫《捷报》，上面不但公布了孙蔚如军长的密信，还这样写着：“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说明蒋介石内部已经分崩离析……”

孙蔚如后来对中共另一密使孙作宾曾这样说道：“过去我军驻防汉中时，曾给张国焘写过各驻原防、互不侵犯的信，结果被张国焘在小报上透露了出来，蒋介石知道了，把我没整死！”

1934年6月的一天，得知密报的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并告。蒋中正”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的一字之差，复电道：“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一字未易。杨虎城不得已，将电报转发给孙蔚如，并发出了缉拿武志平的命令。孙蔚如为避免麻烦，坚持要武志平离开部队，去内地另觅栖身之所。

武志平来到西安面见杜斌丞，杜说：“通缉确有其事，不过是借以掩人耳目，目前你只好离开西安。”

武志平又找到宋绮云，宋绮云告诉武志平，王佑民已离开西安回到上海了，并给了王佑民在上海的地址。

武志平东去上海，却没有找到王佑民，无奈之中的武志平“到北平去找靖任秋……我向靖任秋说明来意，靖慨然应允同去上海找中央组织。”

“大约是在8月底或9月初，我们到了上海，见到了上海中央局军委领导人之一王世英，这时我才知道王佑民是由王世英领导的。我向他汇报了从1933年3月到1934年7月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靖任秋、刘秉琳两同志在座。”

王世英听完武志平的汇报后，要武志平不要放弃陕南这一阵地，半公开不行就秘密地“进行情报和交通工作”，以帮助红四方面军。

“临别时，王世英与我约定了秘密通信方法和地址，刘秉琳给我的通讯地址是宝隆医院。靖任秋告诉我，回到汉中要多和徐梦周联系，他会对我有所帮助。”

武志平回到汉中找到孙蔚如，孙蔚如对武志平约法三章：“（留）在汉中可以，但有三条：第一，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不能在陕军中担任任何职务，只能做一个闲住人员，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由此得以留在汉中继续从事秘密工作，1934年12月底，王超北持王世英的介绍信找到武志平，让武护送潘自力进入川陕苏区。

王超北此前去上海汇报工作时，王世英向王超北询问有关陕西党组织情况，王超北向王世英介绍了汪锋，并说“汪是了解陕西党和红二十六军情况较为详细的一位负责同志，”并建议让汪锋来上海汇报工作。

王超北离沪返陕之时，王世英又交给王超北两个任务，一是护送张庆抚（张庆孚）去红二十六军，二是护送潘自力到红四方面军。

王超北护送张庆抚、潘自力前往陕西时，汪锋奉命于1934年12月初前往上海，与上海中央局军委李宇超接上了关系。

汪锋之前随红二十六军南下时曾腿部中枪负伤，现枪伤复发，李宇超便安排其住进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治疗。

汪锋在上海期间，一直是与李宇超单线联系并汇报工作。

“汪锋两次向李宇超汇报了他自1931年夏进入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以来亲身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创建照金苏区、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杜衡被捕叛变、陕南特委工作，还有马儿岩事变、安康起义和张汉民警卫团情况等。李宇超将汪锋的汇报情况转达给王世英。”

王世英听后，让李宇超转话给汪锋：“王世英和上海中央局军委都认为你是目前对陕西真实情况了解掌握得最详细的一位同志，因为你亲自参加和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最有说话的资格。”

汪锋在上海治疗恢复枪伤一直到1935年3月，李宇超向汪锋传达了上海中央局军委的重要指示，让汪锋回到陕西去完成三个方面的任务。

夜渡于都溅溅鸣                                                                                                                  

卢志英、项与年、刘哑佛拿着莫雄交给他们的“铁桶计划”后，连夜赶往莫雄设在南昌的办事处，通过电台将最重要的信息以急电发往苏区，又通宵将其它情报分别密抄在四本字典中。

这些被密抄的情报，有“最重要的国民党军队最新发放的、各路参加合围部队统一的电报密码。”

项与年以自己是客家人、熟悉当地的方言和地形为由，要其他人不要再争抢送情报的重任。他化装成一个教书先生，拎上一个装有四本字典的布袋就出发了。

从南昌南下瑞金，要经过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等县，越接近苏区，哨卡岗楼越多，盘查也越严，经过反复思考，项与年决定改扮成一个叫花子。

项与年寻到一僻静处，毅然用石块猛击面部，将四颗门牙齐齐打落，又用灰土抹面、让食物在布袋中任其发馊变质……再经过哨卡时，执勤岗哨们看到的项与年是一个蓬头垢面、面部肿胀、周身散发馊味的“正宗”叫花子了。

顺利混过了一道道哨卡的项与年，终于来到了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指名道姓的要求见周恩来。

刚见面时，周恩来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曾经的老部下项与年，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密写在四本字典上的情报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和项与年送来的情报进行比照，于10月10日作出立即转移的决策。”

“虽然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并不是得到这个情报后才产生的，这个情报也不是红军长征前接到的唯一重要情报，但它最重要的价值，是促使中央下了最后的决心撤出江西根据地，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

与此同时，正在寻乌罗塘与陈济棠代表杨幼敏等人谈判的何长工、潘汉年收到了周恩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

这是催促何、潘两人抓紧归队的约定密语。

​10月12日，何长工、潘汉年完成了谈判任务，于当天夜里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经过和协议内容，周恩来非常满意。

对于这次谈判的作用，彭树华在《潘汉年案审判前后》一书中这样写道：“潘汉年与何长工这次代表红军与粤方谈判的成功，为日后红军开始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济棠部队不仅让开道路，而且还给红军通风报信，交换情报，使红军得以避开蒋介石部队在赣南、粤北地区的追击围堵，他们在红军经过时还送了一些医药器材和行军经过路段的军用地图及其它东西，这使红军得以迅速突破重围，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而向上追溯这次谈判的源头，则是上海的王绍鏊奉了上海中央局军委之命成功游说陈济棠达成的，正如追溯西安事变的最初源头，应从胡愈之成功游说杜重远、高崇民开始一样。

由此可见，那些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的历史功绩，我们无论怎么评价都是不为过的。

长征开始之前，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奉命随项英、陈毅等人留守苏区。

被任命为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具体负责在于都河架设浮桥渡口，以保障红军的顺利西征。

刘伯坚率领部队共调集大小船只800多艘、木材门板不计其数，自10月17日起，每天傍晚5点钟开始、在6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上架设八处浮桥渡口，供红军主力夜间渡河，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又全部拆除，以躲避敌机的侦察轰炸。

五天后，8.6万红军全部渡过于都河。

叶剑英率部过河时，夜色正浓，渡河红军手举火把兵分八路迤逦而行，行进队伍中，母送子妻送郎，英雄送英雄，一片惜别叮嘱之声外，更有“胜利之日再相见”的豪言壮语。

刘伯坚与叶剑英深情拥抱、互道珍重之后，望着缓缓前进的队伍，刘伯坚禁不住热泪盈眶。

1962年建军节前夕，叶剑英赋诗一首，怀念当时刘伯坚渡口送行的悲壮场面和动人情景：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雩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何叔衡、瞿秋白、项英、陈毅、毛泽覃、陈谭秋等人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昔日战友，自然也是一番英雄惜别、热泪流淌的场面。

郭香玉因为是小脚、唐义贞因为怀孕、范乐春因为刚生产、陈碧英因为体检不合格……她们只得与她们的丈夫谢觉哉、陆定一、林伯渠、董必武……在送别歧路上再次泪沾衣襟，从此再没相见。

无论是背井离乡的西征大军，还是留守苏区的游击战士，此时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和前途。

红军秘密夜渡于都河期间，那台能接收到共产国际电文的收报机，于10月18日收到了共产国际交通联络部长阿布拉莫夫发来的一则电报：

“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

这部电台，据潘汉年1935年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说“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此与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彻底中断了电讯联系，但这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新领导核心的产生消除了外部干扰。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干预下、自主选举产生核心领导人的重要会议。

虽然会后仍派出潘汉年、陈云到莫斯科进行汇报，以获得共产国际的追认，但毕竟突破了惯例常规，与以往有了本质的区别。

10月21日，红军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因防守的粤军未接到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故双方进行了一些激烈的战斗。

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撤退让道的命令已传达到粤军前线，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两道封锁线，从而创造了军史上的奇迹。

但即便如此，突破这三道封锁线后，因“掉队和逃亡”，红军减员仍达2.2万人，“其中过第一道封锁线减少了3700人，过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了9700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损失了8600余人。”

身在长沙的刘道衡，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和何键企图保存实力的心理，通过曹伯闻向何键游说“尾随追剿”“送客过境”的计谋。

何键依计而行，当中央红军进入湖南时，只派遣部队尾随红军做出追击的样子，同时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行军距离，避免作战。

“减少了中央红军过境湖南的损失。红军路过湘南时，刘道衡安排凌霞新提供了一批药品，挽救了很多红军战士的生命。”

粤军、湘军的此番作为，事后被称为“敲梆式的防堵、送客式的追击”而受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

本可避免的湘江血战                                                                                                                  

被盛文直呼为“共谍”的刘斐，直到如今他的真实身份尚存争议，足见刘斐隐藏之深邃、手段之高明，刘斐真可谓是“大谍无二”。

当年在护法运动时，桂军排长白崇禧驻防株洲，军中闹瘟疫，白崇禧也身染。经刘斐的岳丈邹中医悉心医治，疫病尽除，白崇禧为报答救命之恩，问其有何所求，邹中医只求带其20岁的女婿闯世面。

自此，刘斐随白崇禧东征西讨，历经统一广西、两广一统和北伐征战，成为白崇禧的股肱心腹。

红军长征前，刘斐从日本回到白崇禧身边。

当红6军团“探路”行至湘桂边界的时候，刘斐让李宗仁、白崇禧二人采用“礼送”红军的做法，于是桂军不围不狙，只是跟在红六军团后面放枪“礼送”，使红6军团顺利进入黔东印江县与贺龙部队会合。

如今红军主力迫近桂境，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自然也有粤系陈济棠、湘系何键的担忧。

当杨永泰献给蒋介石的在湘江两岸围歼红军后顺势解决粤桂两系的计划被桂系情报人员获知后，刘斐把它演绎成蒋介石欲“一计除三害”，李、白心里的小九九就更强烈了，自然又采纳了刘斐的“礼送”策略。

据桂军15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白崇禧和刘斐曾到兴安第十五军对夏威和我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道路任其通过。”

​信虽未送到，但桂军撤防湘江真实发生过：

白崇禧向蒋介石谎报了红军即将进入桂南地区的军情，要求将桂军南撤回防，得蒋同意后，不待何键的湘军接防，驻守在兴安、灌阳、全州的桂系15军于11月22日全部南撤到恭城一带。

全州至兴安130公里的湘江防线一时处于无人防守的真空状态，此种真空状态一直延续至27日，整整六天！

虽然抛头露面下达命令的是李、白二人，但在幕后策划谋算的却是刘斐！

​但红军却错失了这为期六天的天赐良机！

开国中将、原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一生走不出湘江血战之痛，常常仰天长叹道，如果当时指挥员听从他的建议，红军不用牺牲这么多指战员。

刘忠回忆说：他一开始在红2师5团担任团政委，湘江战役时，他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

1934年11月25日他们渡过了湘江，沿着湘桂公路到达全州城侦察。他带领侦查员们化装成算命先生、货郎、补锅工匠等进入了全州城。

全州城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侦查发觉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有少许民团防守，战斗力很弱，当时湘军接防部队尚未到达。

​这时，红二师李棠萼参谋长率五团已到湘江东岸的凤凰乡大坪村。

完成侦察任务后，27日上午，刘忠带领侦察员从湘江西岸悄然返回东岸。他把侦察到的情况当面向李参谋长汇报，提出建议：

五团速渡湘江，进占空虚的全州城。

毫无疑问，哪一方占领全州，作战就对谁有利。

​李参谋长犹豫不决，说须等军团首长批准才能过湘江。

刘忠认为，这是最佳战机，机不可失。

他再次建议李棠萼火速行动、抢占全州城，然后再电报军团首长也不迟。

但李参谋长执意不同意。

​刘忠只好直接电告军团首长林彪，林彪又将情况电报中革军委。

当时，在李德高压指挥下命令不能违抗，师一级团一级的将领唯命是从。

六个小时后，即11月27日下午2时，林彪在石塘圩接到中革军委回电，命令李棠萼“立即渡过湘江，进占全州”。

​但这时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何键的湘军前锋已经进占全州城。红军的一再延误战机，终于失去了最佳的渡河时机。 ​空前惨烈、令红军元气士气大伤的湘江血战遂难以避免。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8.6万锐减到3万余人。”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使红军减员2.2万人，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减员却达3万余人。

​刘斐避开了七年内战，如先知般回到了白崇禧身边，明为桂系出谋划策，暗为红军保驾护航，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天意还是他奉命回国，目前无解，但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我们不能因为湘江血战而埋没抹杀刘斐的功劳，况且礼送红六军团、让出湘江通道，这只是“大谍”刘斐的初次登场亮相之作，接下来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我们都可看到刘斐活跃的身影，更不用说“我们渡江之前有刘斐、渡江之后有吴石”的解放战争时期了。

心若光明夫复何言                                                                                                                  

武志平身份暴露，杨虎城虽发出了通缉令，但那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后又有条件的允许武志平留在汉中，杨虎城、孙蔚如也没有指使派遣人员对武志平实施暗杀，足可见杨、孙二人的为人厚道和对共产党的善意。

潘文郁身份暴露后，也被张学良暗中加以保护，并有一次脱身逃逸的机会，但潘文郁为不牵连他人，放弃了这个逃生机会。

关于潘文郁的暴露，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被宪兵三团破坏，牵连到北平特科，从特科成员住所搜到了本应由潘文郁保管在保险箱中的绝密文件；

二是国民党军进占瑞金后，在红军来不及销毁的资料中，发现有武汉剿总的留档文件，而这个文件来自于北平西单绒线胡同的春秋书店。

本文采信第一种说法，但无论是哪种说法，北平特科被宪兵三团捣毁是潘文郁身份暴露的直接原因，而坐实潘文郁为“共谍”的是一份密件原件及其它抄件。

这份致命的密件原件和抄件要从杨青林最后一次到武汉取情报说起。

​北平特科负责人李光伟派杨青林再次前往武汉，以取得最新的军事情报。

潘文郁把机密文件带回家，和妻子廖素丹一起连夜抄写。由于文件太多，黎明来临的时候，还是没能抄写完毕，而杨青林又必须在当日赶回北平。潘文郁顾不得太多，把抄写完的抄件连同没来得及抄的原件一并交给了杨青林。

那份原件详细印有武汉剿总所属部队番号、兵力、驻地，以及团以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况，这是武汉剿总的核心机密，被逐本编号，杨青林带走的那份原件是潘文郁负责存档保管的那份。

1934年11月7日，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机关遭到驻北平的宪兵三团的毁灭性破坏，并牵连到北平特科，致20名北平特科成员被逮捕，在逮捕特科成员贺善培时，在其千章胡同15号的住所里搜出了大量情报材料，其中就包括了潘文郁提供给杨青林的手抄件和原件。

根据原件的编号，很快查明是武汉剿总机要组档案室存档保管的那份，于是潘文郁被锁定，又经核对笔迹，确认抄件的笔迹也是潘文郁的。

11月17日，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发出《蒋孝先电蒋中正据逮捕共党供称潘冬舟现任剿匪总部秘书本年间曾窃取剿匪计划转送北方特科》的电报，蒋介石于11月23 日发出《蒋中正电张学良详查潘冬舟通共党在汉口设商店为机关案》的电文，要张学良着即拿办潘文郁。

张学良此时对潘文郁已是极为信任和赏识，不忍加害而把潘文郁带在身边。拖了近一个月，被捕的杨青林供出了潘文郁是潜伏在张学良身边的红色谍工，曾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给中共。

人证物证俱全，潘文郁的身份彻底暴露。

1935年1月20日，谷正伦发出《谷正伦等电蒋中正查潘冬舟黎天才李鸿呜共嫌案拟请交由高级部会办理较为妥适等文电日报表》的电报，蒋介石据此严令张学良立即处死潘文郁。

​软禁（保护）在张学良公馆期间，潘文郁曾获准回家，他把案情告诉了妻子廖素丹和弟弟潘薪传，妻子和弟弟都劝他趁少帅不忍心加害于他的时候逃命。他摇摇头，表示自己不能跑，不能连累他人。

这样的舍生取义行为，更令张学良、黎天才敬佩潘文郁的人品。

如今严令既下，蒋介石又派其亲信钱大钧监刑，张学良已无回旋余地，更无回天之力。

1935年3月3日黄昏，29岁的潘文郁从容走出张学良的官邸、走向刑场……

​他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留下豪言壮语，他从一个对前途迷茫的变节者蝶变成一个从容赴死的殉道者，只给我们留下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悲壮的就义场景。

50年后，在北平特科创建人吴成方等人的吁请下，中央组织人员对北平特科及其成员的材料进行了整理、审核和认定。

​在潘文郁牺牲53年后，也即1988年5月30日，潘文郁被追认为烈士。 （潘平生的儿子潘若山，写有《卧底在张学良身边的爷爷潘文郁》等文。）

山路漫漫而修远                                                                                                                  

项与年向中央苏区送达情报后，很快又脱离红军队伍返回上海，刘仲华又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

当时上海中央局虽已遭两次大破坏，李竹声、盛忠亮前后两任书记相继被捕叛变。但上海中央局迅速得到重组，由黄文杰担任书记、朱镜我任宣传部长、何成湘任组织部长、张唯一任秘书长……

这一时期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反击敌人的围追堵截，破坏敌人运送军队和物资的重要交通线——南浔铁路、德安铁路桥和南昌机场。

为此，刘仲华让毛齐华先不要搞电台而去主办一个爆破训练班，据毛齐华回忆，叶挺在此期间还曾指导过他如何有效实施爆破。

培训班结束后，刘仲华把项与年约到上海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并交代他把两名爆破队员带到南昌以后再分配给他们具体任务。

“四人见面时，为安全起见，刘仲华故意对两名爆破队员说项与年是自己一位可靠的国民党朋友，这次是去南昌找工作，正好顺路带你们一下，到南昌后请他帮你们找一个住处并帮忙买点东西（爆炸品）。接着，刘仲华暗地里分别给每人一瓶到南昌后写报告用的密用药水，并约定三人次日乘同一条船去南昌。”

尽管刘仲华如此小心又谨慎，还是发生了意外。两个爆破队员中的王姓队员是个混入培训班的奸细。

船到南京，三人一同被捕，尽管有刘仲华的脚本设计在前，但这又怎能哄骗住已经成精的中统特务。

​百般无奈的项与年只好铤而走险，决定到南昌后再寻机脱身，因为南昌毕竟有自己的众多战友。

抵达南昌在一个旅馆住下后，“敌人让项与年领着去找南昌行动的准备关系……取得了特务的初步相信”，趁着特务放松警惕之际，“一天晚上，项与年偷偷跑到地下党员傅肖先家……项与年要傅肖先火速通知南昌交通站的邱吉夫去上海报警。”

​几天后，邱吉夫从上海返回南昌，他传话给项与年，组织上要求项与年尽快寻找机会逃跑。

项与年找到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先躲到刘哑佛家中，天黑后又转移到德安专署驻南昌办事处，与邱吉夫商讨脱身之计。

​“三天后，项与年在邱吉夫帮助下装扮成一个商人星夜出发，在天亮之前过赣江乘上汽车，再换火车走株萍粤汉线到河南信阳下车，步行到罗山县朋友黄吉甫家。几天后，由河南南下至汉口，搭日本轮船回上海。”

之所以要走这样的线路，“就是要有意避开南浔铁路和九江至上海线上特务的注意，只有这样，才能既脱身，又不会把‘火’引向上海。”

项与年回到上海与王世英接上头后，“在上海经过审查，并住了一个短时期，怕不安全，就派项与年到香港去……”

对项与年的被捕，莫雄回忆说：“后来，项与年同志在外地不幸被捕，他为了保护我，并没有说自己是莫雄的参谋，后又幸得地下党同志多方营救，越狱逃跑。”

而据陈吉的文章《记莫雄与项与年》记述，莫雄也参与了营救项与年，“越狱后”的“项与年和莫雄在德安专署南昌办事处挥泪而别。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20年。直到1956年才再次相会。”

国士无双卢志英（1）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仅剩3万余人，毛泽东建议红军应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而是向西进入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

这个建议最终在黎平会议上获得通过，从而避免红军再次钻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阵中。

在此之前，卢志英在德安专署接到了新的任务，据卢大容《患难见真情——莫雄与我父亲卢志英交往忆述》一文记述，“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党中央委派父亲为贵州军事特派员……”

《卢志英传》沿用这一说法，卢志英“担任中央军委军事特派员，先期前往贵阳，为红军侦察敌情、搜集情报，帮助地下党组织力量，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贵州。”

薛岳与白崇禧

但王清波在《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一文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中央红军在血战湘江后，中央军委二局发密电到德安专署，令卢志英利用莫雄的关系打入薛岳的“追剿军”。

此时的薛岳，正要率领“追剿军”从江西出发追击红军，卢志英在莫雄的举荐下，在薛岳的“追剿军”司令部里担任副官参谋。

关于薛岳与莫雄的渊源关系，莫雄回忆说：“早在广东驱逐龙济光时期，我与薛已认识，后来他任张发奎部下的旅长，在张联合李宗仁、陈济棠反蒋失败，薛离开张，蛰居香港，这时，薛岳先后受到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以及南京蒋介石的邀请，但未作出到那方面去的决定，正踌躇间，

我在港见到薛岳，他问我应到那方面去为好。我劝他到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广西地瘠人穷，广东地方狭小，而南京长江一带，正是鲲鹏展翅之所，大有可为。

薛听从我的话，即到南京依附蒋介石。蒋没有实践他给薛任第五军军长的许诺，只给他副职，薛甚失望，打算离开，我见到他，又劝他忍耐等待。不久，薛果然飞黄腾达，一跃而为蒋手下反共的悍将。”

薛岳自此对莫雄是心存感激，尊崇有加，安排一个“莫大哥”推荐过来的军官在自己军中谋个差事、担任参谋副官，那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小事一桩。

卢志英随“追剿军”初到贵州时，中央红军还在黔北一带作战，1935年1月“卢志英和贵州地下党负责人（林青）一起到遵义”时，遵义会议刚刚结束，卢志英他们“汇报了贵州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听取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然后卢志英返回贵阳，配合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

林青则留在了遵义一带，他极有可能成了卢志英与中央红军之间的联络交通员。

据宁起枷《毕节的回忆》一文记述，当时在遵义电话局工作的宁起枷有一天在遵义街头“邂逅林青同志（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非常高兴。此后我与林青同志继续往来，并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具体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后文交代。

而就在此时（1935年3月），莫雄突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我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我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心里有些犹豫。”

莫雄便问刘哑佛此行的吉凶，刘哑佛考虑片刻，笑着对莫雄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去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莫雄遂从南昌乘飞机前去贵阳，经停武汉的飞机加油后却被军统征用。

莫雄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经人提醒，莫雄试着去武汉剿总找从未谋面的张学良，提出想借用一下他的私人座机，张学良“爽快地答应把飞机借给我”，

“他送我出门时说：莫司令官，你的大名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听过了，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啊！”

的确，无论是干国民革命、还是帮助共产党干革命，莫雄都是张学良的老前辈。

莫雄乘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赶到贵阳面见蒋介石，方知是因自己在江西“剿共有功”，蒋介石让他担任毕节（贵州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命令他在咽喉要地堵截红军，并负责进剿留在那里的七八千红军伤病员。”

关于这个红军游击队及伤病员情况，尹司农在《毕节第一任专员莫雄》一文中这样写道：

“（红军）转战中曾留下一支游击队在毕节林口地区附近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以牵制敌军，协助红军主力顺利渡河并掩护红军伤病员的转移。

这支游击队，人数不过200多人，但由于其活动范围跨川、滇、黔三省，故声势颇大。

三个省均向蒋介石报送游击队活动的情报，情报一到蒋介石手中，游击队的人数就被夸大到四五十倍，连蒋介石也感到威胁不小。于是决定在毕节设立专员公署，对付游击队的活动及剿灭红军伤病员。”

​

在江西“剿共有功”的莫雄被委以重任，莫雄接受这个命令后，“我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

除了卢志英、刘哑佛、黄贶书等人是原班人马外，毕节专署与德安专署的人马还是有一点区别：

陈昌（贾绍谊）受莫雄指派，留在德安处理专署的善后事宜，邱人杰因为参与营救项与年身份暴露，撤回了上海，而项与年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上海被调到香港。

卢志英除了有薛岳司令部的副官参谋头衔外，又担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总务科长和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实职，凭着这样的身份，卢志英能在各地穿梭自如、进出方便，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在与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精英团队一起战斗：

1、莫雄依旧当他的挂名司令，“具体事务都交由卢志英处理，对其活动从不过问……因为得到莫雄如此的支持，卢志英便在国民党眼皮底下，从事党的活动……”

2、录用毕节地下组织人员宁起枷、尹司农“帮忙写密件，传递情报”。

3、“他（卢志英）手下还有几个专署的侦察员、谍报员，卢经常以专署的名义，派他们到黔、大、毕四乡去调查情况，回来也要向他详细汇报……”

4、卢志英“有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和一本从不离身的电码本。同卢经常来往的还有一个络腮胡子的湖南人，是专署无线电台的报务员……这是卢掌握的一个给他发电报给红军的我们的同志。”

……

中央红军虽然与上海中央局、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络，但与莫雄专署中的秘密电台却一直保持着联系，也与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保持着联系。

廖承志为红四方面军送去了“敌军密码破译法”，项与年为中央红军送去了“最新发放的统一密电码”，如今莫雄的毕节保安司令部又有了最近的密电码本，这些密电码本让军委二局成为“能读懂天书的人”和“为红军长征打灯笼的人”。

​红军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布置一支不到200人的游击队，看似不经意间的一个军事战术布置，却引来了“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莫雄以及他的原班共产党人马，从而使中央红军绝境逢生、死地后生。

古往今来，天底下有比这更神奇的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