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烈士（二十）

林荷（全好）

　　抚平冉冉逝去的光阴，

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轮。

一页页一篇篇刻骨铭心的画面，

我心驰神往不懈地追寻。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

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我苦苦追寻那人世间的

大爱无 疆，大道无垠！

一摘自电影《建国大业》

主题曲《追寻》

　　在贾庄，麻黄沟走访之后，沿沟再行五里路，我们就到了袁家庄。快进村口时，不远的山坡上一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它似黄山的迎客松一样在迎接着我们，又像山里的战士一样在守卫着身后的土地。站在袁家庄村前，四处望去七沟八梁全是坡，这里北山与定襄交界，东山与盂县接壤，周围山峦叠嶂但又视野开阔。一条沟，把村子分为东坡和西坡。西坡上几十户院子还保留着战争年代的原态，东坡上，已只有两三处院址。

几个老人坐在西坡上一处唠嗑。我们走近前去，打听抗战时盂阳县公安局所在地，老人们用手指向了东坡上的一个四合院，说是在“面焕子”家，但“面焕子”平时住在太原孩子家中，一般不在这里住。在记忆中，老人们还记着这里政府有个“罗科长”，公安局有个局长叫“郑成”，有个“小韩”，还有一个“崔维义”。老人们说，公安局在此住了有几年，大概几十人。政府也在这住过，但是不宣传，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和公安局才出了沟去了大盂。西坡上的大山叫长梁咀山。

一个老人把我们带到了东坡上的一个四合院。四合院的主人刚巧由孙女陪着从太原回来，这正是被称为“面焕子”的袁崇德大爷。袁大爷家里包了饺子，像是专门在等候我们这些“探亲”的客人。

袁大爷时年79岁，他告诉我们他家这个院子从抗战一开始就是盂阳县公安局。开始时关了犯人（汉奸特务）。后来犯人多了就关到了山里的大窑洞里。公安局就在这个院。公安局白天在这个院办公，晚上回大窑洞。他用手一一指着住过公安人员的房间和审过犯人的房间。

袁大爷指着院子外面的坡下说，还有一排窑洞和一处院址也是公安局的，有个队长办公室。小韩和小崔在那个房子办公。

　　我问袁大爷，“认识崔维义吗？”没想到袁大爷兴奋地回道“崔维义！哎…呀！太惯（熟悉）不过了！他就住在我家里。”袁大爷告诉我们他特别熟悉崔维义。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崔维义在此住了几年，他是大队长，警卫队长，是个老干部了。副队长叫韩志铁也是盂县人。公安局里大都是盂县的人。”听到老人说“崔维义是个老干部了”，我猜想，他大概不知道崔维义已经牺牲的情况。他说“崔维义精干，和老百姓一起生活，挑水砍柴，开荒种地收割庄稼，什么都干，像一家人一样。”我告诉袁大爷，我们是崔维义的后人，崔维义于1948年在凌井店东山头村牺牲了。袁大爷听后面露惋惜之情，他很清楚现在的这个院子对于寻踪的烈士的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指着院里的房子一一说道：“这间房是崔维义住过的，那间房子是崔维义审过汉奸的，院子中的这个小石磨是崔维义用过的。院外坡下的那个院子也是崔维义住过的。”他还告诉我们“崔维义枪法准，护秋时会打野兽，打狐狸，打（猫）豹子，打狍子。每一次打了狍子，还会给我分一些肉。”

对住在袁家庄公安局的其他一些人员，袁大爷也略知一二。他还记得在公安局有个谢某和吕某某，是国民党特务。吕某某相当于科长，但主不了小韩的事。小韩就是张书铭老干部提到的二舅的亲密战友，也是二舅的老乡盂县梁家寨人，于1947年底调石家庄任公安局局长后牺牲的韩荣本。访问北京罗抱一老干部时，罗老也告诉我们，他后来知道盂阳县公安局有个谢某，解放后，曾到了公安部担任了处长，后组织上发现了历史上的问题，被调离了公安部。

袁大爷说，“抗战时，日寇怕山里藏八路和共产党。这里也被日寇划为了无人区。日本鬼子进了村碰见人就杀，村里也死了十几个人，有干部也有百姓。不得已，老百姓们都搬到了贾庄住。为了配合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政府，村里白天每天会安排一个妇女带一个娃娃在村边上站岗放哨，男人们白天来袁家庄照应共产党的政府，晚上回贾庄睡觉。每当有敌情时，公安局和县政府会撤到附近的山洞里，那个山洞叫‘大窑洞’，大窑洞能容千数人。洞口虽小，但里面很大，有水。前些时候政府还专门派人上洞里看了几次”。我们很想去看看山洞。但老人说不行。我们坚持想去，但老人坚持说不行。我问为什么不行？老人说，此季节，草深路荒不宜上山进洞。

　　2011年6月17日，是雨后的一天，天色阴沉沉的。我们再一次返回了杨兴沟的袁家庄。贾庄的袁保平书记安排了一个放羊的村民为我们做向导，引我们上山去寻找当年二舅所在盂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公安局的先辈们生活和工作过的大窑洞。

中午十一点，我们一行八人前往大窑洞。走过了几里的石头滩地，进入了一段灌木丛地，虽然仍是在沟里走，却已找不到路，遍地是荆棘，显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向导告诉我们说：“这山里有狍子，野猪和蛇等动物，有时会碰上。”侄子削了几根树棍给大家，一边打着草，一边拨开灌木枝，我们再小心前行。路越走越难，越走越险，四周山高壁陡，植物茂盛，山壁上不时显现出一些形状各异的山洞口。站在这北方的山中，却像是置身在南方的峡谷。走了近两个小时，来到了一处山脚下，向导反复告诉我们说：“你们上不去！”我们不知艰险，坚持要上。向导告诉我们：“要往上爬了，爬上陡山后，再从山的后面绕几个弯才能到达山洞。”

上山仍没有路，拽木攀石，人拉手推我们才能前行。爬到一个很陡处，前面的朋友脚下一滑倒退了下来，我们一齐从他身后顶住了他，向导告诉我们上面全是这样的路。爬到一块巨石处，已是寸步难行。这时，大家都劝我不要再上了。望一望陡峭的山，看一看阴沉的天，我决定留下来原地等待，让向导带着侄子和三个年青人快上速回。一行八人四人上山寻洞，四人山腰等候。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呼喊山上的人，始终没有回音，这时，我的心紧张起来，我们不知道山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可预知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看看手机都没有信号。天越来越阴，还不时滚过几声轰鸣的雷声。身体越来越冷，肚子越来越饿。我开始思虑，能不能顺利找到山洞？山上的洞里是否安全？山洞里是否会有野兽？山上的人会不会摔伤？要是下了雨山上的人怎么下山？半山腰的我们长时间在野沟里等待会不会遇到野兽？如果遇到狍子，野猪和蛇的袭击我们该怎样应对？在焦急中又等待了一个多小时，终于隐约听到了山上的人声，当双方呼喊的回音一同响彻在山谷的时候，当山上四个年青人和向导的身影都出现在我们视线内的时候，大家都激动极了。

　　探洞的人告诉我们：上山之路极其危险。灌木茂盛，脚着腐叶，人不能直立行走，要躬腰前行，三步之外看不见人，险要处贴壁而行，前脚掌会有悬空感。离洞直线距离虽然不远，但行路艰难，极费时间和体力。看到洞口时虽然激动，但身体已经发软，担心下不了山了。四个年青人的鞋都已坏掉，身上有荆棘留下的划痕。他们展示了录相照片。看到的山洞，洞口不大，但进去很深，有石垒的通气窗口，有做饭的灶台痕迹。眼前的这山，这路，这洞，这景，脑海里的二舅，二舅的战友，被保护着的政府和百姓，被擒拿的汉奸特务，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一幕幕，一幅幅，让人感动！唏嘘！钦佩…

上山寻洞，不仅寻找到了二舅的革命足迹，同时，我们共同感受了一次重走的艰辛路程。在这段短短的艰辛路程上，我们仿佛看到二舅及先辈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充满青春活力的革命者的身影。我们感受到了太行山抗日烽火的战斗气场，感受到了先辈们不畏艰难，追求信仰的崇高精神！我们只短短体会了五个多小时的艰辛，而他们坚持了八年之久！我们的心灵再次被洗礼，胸中涌出无上崇拜之情！

回来的路上，小白说，他看到了一条蛇在自己脚边，未声张，蛇绕开走了。山上不时有石头滚落的声音，向导说是野猪在刨食。

　　经历了五个小时四十分钟，我们回到了村里。还是那么巧，公安局旧址院子的主人袁大爷又回来了。他见到我们格外高兴，急着告诉我们去年我们走后，他又想起了崔维义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们崔维义曾经多次一人将日本鬼子从村里打跑。他说：“有一次，南温川的十几个日本鬼子进犯了袁家庄，挨家挨户抢羊抢大牲口。崔维义安排好向后山大窑洞转移后，只身一人回到村边。”袁大爷说，“崔维义枪法好。回到村时，日本鬼子正赶着二百多只羊和五十多头大牲口往沟外走，崔维义掩藏在长梁咀山上向敌人射出了十几颗子弹，他从西梁上跑到东梁上换着位置打枪，敌人搞不清楚我们的人数，拖着死伤的鬼子落荒而逃，羊和大牲口回到了百姓家里。像这样的情景我曾见过三次。”八路军人民公安保护百姓是天经地义，二舅做到了。

告别时，袁大爷从公安局的院子一直送我出东坡，站在东坡处，我问袁大爷，西坡上没有党的政府人员住过吗？袁大爷告诉我说，西坡没有，因为东坡地势高，敌人若从沟南沟北来，或从西面梁上来，东坡都能观察到，东坡能攻能守，便于转移。说到这，他又想起二舅的一段故事。他说，“有一次从西面沟里窜进来四五个日本鬼子，崔维义一个人从东坡绕到西坡的北边向敌人只打了一枪， 日本鬼子就吓得从西坡往南边逃跑了。”想起二舅十六岁只身一人夜走牛道岭去五台和八路军联络的故事，看来二舅还是个孤胆英雄！

从公安局的院落出来四周望去，袁家庄东面坡上只保留着这一处完整的院落，并且还有主人在住守。公安局旧址下面是盂阳县政府旧址，院子已不完整了，但门框上还留着一颗耀眼的五角红星标志。我想冥冥之中二舅的英魂知道六十年后会有我们到这里来寻找他的战斗足迹和生活影像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