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岁月忆情深 ——母亲诞辰百年追思

澈朗

　　今年是母亲诞辰100周年，也是她离世30周年。

翻出母亲30多年前的日记本，拂去日记本上的灰尘，一页页泛黄的日记，细细地阅读，彷佛听到历史在窸窣翻页。瞬间，穿越时光的隧道又回到三十多年前，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熟悉又陌生，清晰又模糊，她那深情的目光……让我不禁潸然泪下。往事如烟，母亲的往事像电影分镜头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 闪过，尘封了多年的记忆，又徐徐展开…… 回顾母亲走过的路，去触碰那段遥远而真实的历史，对我来说是又一次心灵上的洗礼。

母亲1922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八）出生在广东高明县濠基村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封建大家庭中，在高明几乎富甲一方，她父亲谭树棠，是一名思想开放进步人士。大学毕业后，弃官不做，毅然回到了家乡创办起本县的第一所中学，并自任校长兼教师；随后又筹办了一所师范学校。他娶了贤惠的妻子，婚后生活十分优渥，对于自己唯一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他从小就教导她“要争气，要独立，要奋斗”，希望她能通过读书摆脱这个封建礼教家庭的桎梏。但是，在母亲九岁那年，母亲突然病故，她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就这样噶然而止。母亲被送到了她的三姨妈家寄养 ，直到她有了继母后，十三岁才重新回到家中生活。

　　母亲 谭秀华1949年在广东高明。

　 母亲是家中的独生女，父母从对她小娇生惯养（据母亲回忆，小时候每天早上父亲都会领她去茶楼吃早茶）即便她母亲去世后，寄养在姨妈家，也是娇惯不改，甚至有时上学还要姨妈背着去。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1938年秋，日军侵占广东，学校被炸毁，母亲被迫中断了求学之路，平时胆小怕事、柔弱，还不满十六岁的母亲，因从小就受到了高明“三谭”革命的事迹影响，早就有了抗日救亡的念头，在叔公谭植棠、谭天度亲自的引导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她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风云际会，革命会催生人早熟。母亲经历了战火中血与火的淬炼，白色恐怖的生死考验后，逐步成长为一名对党忠诚的革命战士、胆大心细的地下工作者、英勇的游击队女战士、智勇双全的政治交通员、干练的女区委书记……

1949年，母亲身着戎装在红旗下留影。

　　在母亲百诞之年，重新回忆她的几个革命活动片段，从中再去感受她的峥嵘岁月！

1945年5月，母亲奉命调往中共江门交通总站，任政治交通员。情报部门是部队的“耳目”，情报是部队军事行动的决策指南。江门交通总站是中共粤中地区部队的情报中心。在她的回忆录中虽然只用几句话一带而过，但当时的工作环境错综复杂，形势极为险峻与严酷，可见一斑。她写道：“新的任务又落在我的肩上，天天化了装与敌人周旋，这可比躲在虎口（高明）的日子，更为紧张、危险，在街上经常遇见特务、叛徒，要想方设法甩掉，在船上碰到“托派”要机智的离船逃脱。”

1949年 ， 母亲（中间）与战友在广东高明合影。

　　1949年七月的一天，作为中共高明县委区委书记的母亲，在横村的一间祠堂内召集“妇运”工作会议，共计有三十多人，传达上级关于妇运工作的指示，突然放哨的同志跑来报告，国民党军队从宅梧方向突然袭来，现仅离横村四、五里路，母亲立刻组织、指挥大家撤退，当她们越过村前的一片田野，向蛟塘村方向的山上奔跑，刚爬到半山腰。敌人已经追到了山脚，并发现了她们，用机枪向上山猛烈地扫射，情况十分危急。她们都是妇女同志，大多数人没有配备武器，只有几个民兵带着长枪进行护卫，她们拼命地往山上爬，到达一个山坳，确认敌人没有追上来，便稍做休息，却发现母亲怎么没有跟上来，这时，后上来的同志说，有一名刚从香港回来，名字叫杨霜的女同志，身体较胖，累得晕倒在山坡，华姐把她扶起来，吃力地扶着她向前走，敌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华姐一手搀扶杨女，一手拿着短枪，准备和敌人拼命……。还好最后，敌人不知虚实，不敢再追了，她们终于脱险了。三十多年后，革命前辈张凌写文章回忆写道：“华姐临危不惧，英勇救护同志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激励着我们。大家都下决心学习华姐，不怕牺牲，誓死不当俘虏。”

1951年，父亲与母亲在广州合影。

　 母亲的一生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只是到了晚年，父亲去世后，才开始记日记，用日记倾述对我父亲的无限思念之情，用日记总结和反思自己的一生。

母亲和父亲一生感情至深，志同道合，在战争年代相识，即是革命战友、同志又是恋爱情侣，解放初期，她们结成了伴侣。在生活中，母亲性格豪爽，用现在的话来说“女中豪杰”，而父亲性格温文儒雅，知识渊博，好似一介书生。他们俩性格互补，相得益彰、相濡以沫，在事业上相互鼓励，生活上互相帮助。在我的记忆中，就从没有过他们红过脸，吵过架的片段，可堪称是完美的革命伉俪。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共同为革命战斗半生，你言行深使我终生难忘，挫折和坎坷我们没有畏缩，真挚的爱情始终是纯洁的，巨大的创伤何时使我平静，革命者唯有化悲痛为力量”！

1961年夏，母亲和她五岁的儿子在鞍山二一九公园合影。

　　母亲一生坦荡，对党忠诚，对党的事业热忱甚至执着！她在回忆录写道：“文革”开始，我认为自己一生是革命的，只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个胜利者，但没有料到这场运动是颠倒是非，不到两月，捏造事实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天天接通令去挨批挨斗，从学校到医院，从大礼堂批斗到大街上“游街”，从地方到首都，斗得我昏头昏脑！在逆境中我想了很多，孩子们的牵挂，使我难以入眠，造反派针对我的弱点，利用母爱之心对我进行攻心，如果不按他们的意图来交待，就要把我拉到家门口进行批斗，让孩子们来陪斗，多么残酷，为了不伤害孩子们的心灵，我做了违心的事，按照他们的要求写了假材料，停止了这场恶战。然而，我也陷入了深渊。但我坚信党是会把所有的问题彻底搞清”。从她的文中可看出，母亲虽然在“文革”期间，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凌辱，但她始终不忘初心，对党忠诚，对信仰忠贞不渝，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同时，她虽然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世界上最有柔软心肠的母亲，在不失基本原则的情况下，作为一名母亲，尽管她的“羽翼”已经在那一场恶风暴雨中摧残所剩无几，但她还是要奋力张开它，来保护羽毛未丰的孩子们。

1950年母亲与战友在广州合影。右一母亲，左一罗航，后排何少霞。

　　母亲一生，她对战友、同志，充满了无限的爱，如同春天般的温暖，她对自己的亲人温柔体贴，情深似水。母亲早年离家参加了革命，给父亲和家庭乃至家族都带来许多危险、麻烦。母亲一生，心中非常的内疚，但忠孝不能两全。她在晚年日记中写道：“农历十月初八是我的生日，孩子们为我祝寿，时光消逝已是67年，养我的父母早不见了，他们为我成长付出心血，我却没有尽到孝道，尤其是幼年丧母，不知妈妈的一切，更没有为她服务，没有她，哪有我？深感内疚，育我的是共产党，指引我方向，使我没有空度年华，有了今天的我，这个家还是党赐我的……”。

母亲离休后，在家带孙子，买菜、干家务，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学习，对国家的发展、前途极为关心。在建国四十周年的前一天 ，母亲在日记中写出了她晚年的感想：“国庆40周年将来临之际，无限感慨！首先想到了你和许多先烈，我是幸存者，该如何去度晚年，虽老有所养，是党的恩情，但老有所为，自己以无能为力而感到惭愧。回顾40年前的今天，我还在农村战斗中来迎接建国的大典。40年光阴，沧桑巨变，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从青年进入老年，一个跟党走了五十年的老党员，不禁浮想联翩，许多战友倒下去，为什么？不外是为了党和人民的神圣事业牺牲了，我从南到北战斗又为什么？也同样是为了党的事业！虽自问几十年没有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始终坚定不渝，忠诚于党，尽了力而奋斗，今后不管还有多少岁月存在，还是会不畏风霜，迎接祖国有更大的发展，当一名新时期的合格党员！

父亲在弥留之际，给子孙们留下了遗训，也是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母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地去给外孙子（女）孙子们，讲述革命前辈和她和父亲的革命经历和故事，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长大之后，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母亲日记中写道：“你（我父亲）为革命奋斗终生，忠于党和事业，一贯川为教育儿女，你留下的遗嘱良言，他们一定铭记心中……。

母亲晚年在家中。

　　母亲虽然离开家乡高明近50年，但她一直都对家乡和亲人非常惦念，她对当地政府，党组织，对她革命经历的认可，感到非常的欣慰和感谢！她在1989年底的一篇日记写道：“昨天，接到党史办的来信，要求我写写一生革命的事迹，给他们整理，以便送到省好联刊，深感关怀和光荣，但平凡的一生难以如愿以偿”。

母亲在69岁生日这一天，在日记中留下了她的生日感言，这也是她最后一篇日记：“转瞬已是古稀年，遥想当年恍若梦，历尽沧桑坷坎路，酸甜苦辣皆尝过，平凡人生即如此”。

母亲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她对党赤胆忠心，对信仰忠贞不渝，勤奋工作，严以律己，她一生忙于工作，少有时间去管教孩子，但她身教胜于言教，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了人生的榜样，留下了良好的家风。作为她的后人，为她的一生感到骄傲，也非常感动！她的精神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亲爱的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

参考史料:

1.谭秀华1989年写的《我的回忆》。

2.谭秀华1987年—1991年的日记。

3.广东高明党史研究室《高明党史资料》第二辑中 （张凌回忆文:横村撤退——谭秀华事迹点滴）。

谢谢您的阅读！

1989年 ，母亲抱孙子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