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往事 并不如烟

半介书生

（文字寫于2006.05.，修改于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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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层领导多次强调，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是相辅相成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发展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不可或缺的基础。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限，但以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独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构建和相对强大国防实力为支撑的国际地位提升是不争的事实。

本文对六十年代普通百姓生活的回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力的相对强盛，客观上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全力支持的结果。

儿时家境窘态——衣

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我开始上小学时的衣着，基本上都是哥哥姐姐穿过的。由于哥哥比我大10岁，二姐只比我大1岁（22个月），所以，穿的衣服许多还可看出是女孩子的。好在这些衣服也没什么艳丽色彩，且大多是浆洗发白了的，还不算太碍眼。

旧式钉鞋

有几个印象较深的镜头：

一是60年代初、每当下雨天的上学路上，身为小学生的我，一般是一手打一把破旧布伞或者纸伞，一手将破旧书包捂在胸前，脚上穿着现在早已看不到的钉鞋，小心翼翼（防止跌倒）、又急急忙忙（赶时间）地赶往学校；

二是文革早期一次全家福合影，照片洗印出来之后，尽管经济紧张，也不得不将照片毁掉重新加工——因为，我的一双鞋子，由于脚尖部分破损，在照片上看起来显然很不雅观、更是不合适；

三是在70年代初我哥哥结婚当日，家里让我穿一件八成新的衣服，我因早已习惯穿着旧衣服，偶尔穿到稍微挺刮点的，委实感到不舒服，希望穿已经发白、类似淡黄军装的衣服，结果惹得哥哥不很开心，认为我是故意不配合。

曾经喜欢的类军装旧衣服

尽管我的穿着如此寒酸，但那时普遍家境困难，人际心态绝没有后来常见的势利，所以我在学校并没因此受到歧视，倒是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更多的关爱和同情，我连任任少先队中队长（直到文革爆发）就是明证。

以上经历的惯性，使我至今不习惯穿着稍显时髦，直到90年代中期，还以中山装为常服；进入21世纪后，翘角西装还被当作时尚出现于正式场合；某年暑假后期，我在商场处理品区选购夏装，恰遇时任姜堰七中校长，他见状即让其夫人付款，为我买了一件标价880元的梦特娇T恤衫——我不便当场拒绝，次日专程前往该校还了帐。

梦特娇T恤

儿时家境窘态——食

三年困难时期的突出标志是“大饥荒”：1994年红旗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可见问题之严重。这个饥荒对我家的影响也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我家当时年龄最大的祖母和年龄最小的我的妹妹，都是在这个时期去世。

作为儿时主食的胡萝卜山芋干

以及因白米饭留下的前额伤疤

当时曾重病在身的我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因这个时期留下了不能忘怀的印象：

一是额头的伤疤。由于粮食奇缺，我家当时终年难得一顿过瘾的米饭。为了公平，吃白米饭时得用秤称着分吃。当时很不懂事的我，每见吃白米饭，总有迫不及待之态。一次又逢吃白米饭的机会，我抢先走近锅台，拿到属于自己的一碗，疾步转身并立即低头品尝这难得的美味，一不小心脚下绊到了什么、摔倒在地，磕破了前额，顿时鲜血直流……那疤痕到现在还依稀可见。

二是腊月三十闹肚子。当时我家七八口人，都靠父亲的40多元工资生活，全家经年不见荤腥。常吃的“主食”就是胡萝卜、山芋干、麦粉粥之类，基本上没什么“菜肴”——大人给我碗里放一点盐粒，就是额外的“赏赐”了。所以，儿时的我非常希望“过年”，因为可以吃到一点鱼和肉。那时的我也不懂突然暴饮暴食的利害，不知自我节制之理。于是，平时不见荤腥的我，每到大年三十夜晚就会闹肚子，“土霉素”就成为那时之我的必备药品。

因为诸如此类因素，我的体质一直很差，非常容易闹病，十岁前后的那几年，先后犯过浮肿病、脑膜炎，以及其他现在不记得的毛病。直到后来到苏州读书，有国家每月20多元饭菜券及数元助学金保障，再加上我在读书期间坚持每天操场20圈的长跑锻炼，体质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否则绝对不能支撑1982年以后的教学工作期间、经常工作到11点左右的坚持。

儿时家境窘态——住

文革前经常接受这样的教育：西方国家人民生活状态是“三高”：“高工资”“高消费”“高物价”，“两高”压“一高”，所以生活实际水平并不怎么样。住房消费就是“高消费”中相当重要的项目，需要一般老百姓几年、十几年的工资收入。我们当年引为自豪的重要一点，就是自己的住房消费，只需三五块钱的月租就足以应付。谁曾想到，21世纪的我们，住房消费也成了生活重负：一般老百姓若要住房相对理想，得耗费十数年甚至毕生的积蓄！

如果说我家五六十年代生活的其他方面比较窘迫，那么在住房方面还是相对说得过去的：直到七十年代，一直都可说是城镇中上层次水平；现在我们的住房消费，尽管只能算中下层次水平，但也自感比较满足。

我在1982年9月结婚以前，一直生活在有七八口之家的传统家庭环境之中。那时我家的住房是老式平房，座落在姜堰镇北山（音）巷22号（距离门牌刘家桥12号的那位名人住宅只有一二百米）的一个大院子里，开始是座北朝南的一间半、七架梁瓦房（后来调度为南北朝向各一间瓦房）。

本来，那么多人是不容易合住一起的。但因我大姐上世纪60年代初即外出求学和在外地工作，哥哥也在那时“插队”下乡，父亲又是副食品厂一门市部负责人，常年住宿店堂。所以，我们一家正常就是妈妈和我们三个年龄很小的姐弟住家。到了二姐和我十几岁的时候，60年代中后期，由于“党的政策”，二姐又不得不下乡“插队”。这样，住房内常规只需架两张床铺，除年关之际，也还不是很拥挤。

回看我七十年代及之前所在“大家庭”的住房，尽管在晚上休息方面没有太多不便，但即使在老百姓住房普遍不很理想之时，作为平常的生活环境，还是比较拥挤的。

记得，我作为中小学生时代的作业完成，或是到同学家中，或是在家门口的走廊上（我家住房是传统结构朝南的厢房，门前的走廊足以放得下小桌小凳安心做作业）。

好在那时没有应试氛围，否则，那时的我家是无法应对的。即使当时作业不多，一旦有特殊情况，如放学迟了些，或玩耍多了点，就不得不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和算了。

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在我60年代的小学时期，家里的照明就靠煤油灯，即使后来安装了电灯，也只舍得用25-40瓦的灯泡。日光灯的使用，好象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了。

在整个60-70年代，家里的电器设备，就是60年代后期开始自行拉线安装的广播喇叭。直到80年代，我大学毕业参加教学工作后，在母亲过生日时，先后给买过半导体收音机和留声机之类，仅此而已。

儿时家境窘态——行

现在的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学校的门口，常见大批家长借助自行车、三轮车和各类汽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一天两三个来回（有晚自修的学段是三个来回），乐此不疲。面对此情此景，我就在想，这是可喜的进步呢，还是可惜的退步？

我记得自己从上学前阶段的幼儿园开始，直到去苏州读大学，基本上没有家长专门接送的印象——即使是小学起始年级的意外生病之时，也好像没有太多例外。

当然，上述变化有诸多原因：一方面是现在的人们基本上只有一个孩子，宝贝指数上升；另一方面是现在的交通和治安等都有新情况，危险因素增加。

前面说到，我的幼儿园生涯，完全有赖一位民办幼儿园老师的关爱，经常与老师一起上学，放学时的老师一般都有事情处理，我一个人回家好像也是常事。到了小学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步行来往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因为，一家兄弟姐弟多人，家长忙于生计，确实无心也无力照应及此，当然，那时的路道安全因素比较可靠，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我在六十年代往返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印象较深的镜头，一如前面所说，每逢下雨天的上学路上，一般是一手打着破伞，一手抱旧书包，穿着老旧钉鞋赶路。如果到放学时才发现“变天”，那就狼狈了。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有人送雨具。但由于家里各人都有事情，不大可能给送伞。只好等雨停下来再说——先是在学校做作业，然后在雨止后打赤脚回家。如果中午下雨，或者虽是下午，但下雨久久不能停止，那就比较糟糕：凑巧时，与顺路的同学合用雨伞（自然是同时光脚）；不巧时，就是尽量等雨小一点，找一件不很有用的东西把头遮住一点，打赤脚往家赶；在深秋季节，就只有干等家里人有空时来送雨具了。记得，那时也确有思想好、愿意帮助人的、年龄稍大的同学，背我回家的实例，说来真的很有点感动。直到初中以后，才有相对固定的雨具可用，再无上述狼狈镜头。

现在每当看到听到家长大张旗鼓送孩子外出上学，我就想到自己在1978年3月前往苏州就读的情形：一个棉被卷、一张席子卷，扎在一起背在背上；一个编织袋、再加一个帆布包，提在手上，就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交通工具就是公共汽车（3元多）坐到无锡转火车（8角钱），途中还得在靖江－江阴过渡。过渡和转车都需要签票，自然很不方便。好在还有同伴一路同行，签票时可以互相照应，否则还不知道怎么混过来呢。4年大学生活，只有1次，是占了朋友的光：搭乘一辆大卡车，还没有驾驶室坐，是在后面车厢里吹风，为的就是节省4块钱的路费。这种情况，现在的大学生大概是很难想象的。

综上所述，在20多年后（以2022年计，距当年到苏州读书已有40多年）的今天，回看当年，放眼现在，我们经历的变化，确实不可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