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渺小与伟大——晚年周正逵的“教材梦”

小平大不平

周正逵先生在北京景山学校工作期间留影

一 当头一棒

1996年周正逵先生年届六旬，但是由于高中语文实验教材正值第二轮试教期，后续每一项工作都离不开他的坚持并主导，所以他到2005年正式从人民教育出版社退休之前，是一种半退休状态。

周先生多次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的高中实验教材是建立在初中阶段学生现代文理解性阅读过关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才重点搞文言文阅读、文学作品鉴赏、文化著作研读，可现实是初中生现代文理解性阅读并不过关呀，教材没有这样安排，大纲也没有这样要求。所以，我们的改革还得补小学和初中这一课。”可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周先生几乎不可能在社内实现这一愿望。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工明确，长期以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2000年初，我正式到北京发展。一次，周老师对我说，他打算组织一个班子，编写小学和初中语文实验教材，希望我能参加并且支持。他还语气凝重地对我说，搞教材改革的，必须一是“志愿军”，二是“敢死队”。我说，跟随周老师编写一整套独步天下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意愿，我也不怕失败。随即，他还谈了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周老师的景山学生、人教同事，高中语文实验教材试教和编写骨干，其他优秀教师和专家等。

现在很多人包括语文工作者并不知道，从改革开放特别是1985年中小学教科书建设制度由过去的“国定制”转入“审定制”开始，至本世纪初开启的第八轮课程改革之间，有不少语文教材以“实验”的方式存在，真是“百花齐放”。那个时期的基本状况是：（一）有能力和有条件编写教材者，可以自己编写；（二）编出来之后，允许在不超过200个教学班进行实验；（三）编写者或者编写组织者认为经过实验，教材成熟了，就可以向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申请审查；（四）审查通过，就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年度全国中小学教材目录，供各地自由选用。

其实，周正逵老师主编的高中教材打上了极深的个人学术主张的烙印，本身就属于这样一类。此外，四川颜振遥的“自学辅导”初中语文教材、辽宁欧阳黛娜的“读写分编”初中语文教材、江苏洪宗礼“单元合成整体训练”初中语文教材、黑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小学语文教材等，不一而足。

这种以“实验”的方式存在，且成“百花齐放”局面的语文教材现象，以及“审定制”的确立与施行，是周氏团队得以建立的客观条件和政策基础。有大名鼎鼎的实战派大家周正逵老师挂帅，有这么优秀的专家团队，又在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安营扎寨，成功编写一套好教材岂不是囊中探物？我想。

于是，大家放手一搏。小学突出先识后拼、多读早写，初中衔接人教版高中，突出读写分编、能级递进。半年不到，我们的小学低年级段基本编写完稿，而且试印了一年级彩色样书。自家的娃娃呱呱坠地，怎么看怎么高兴！

2001年课程标准即将颁布前夕，为了打破教材一家独大甚至独家垄断的局面，从制度上保障中小学教材的高质量建设，教育部决心建立教材竞争机制，塑造多元化的教材编写出版主体。一时间，全国数十家出版劲旅纷纷杀入教材领域，迅速形成了以财大气粗的出版社为主体的我国教材开发业态。这些单位不仅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形成一定的威胁之势，而且和人教社一起从规模和实力上直接碾压了以学者个人学术主张为核心力量的单科教材编写队伍。

更让学者个人领队编写实验教材模式受到冲击的是，这一次教育部直接改变了教材审定和使用的游戏规则，也强劲地颠覆了学者们的认知和习惯。第八轮课程改革的方案是“试行”，课标是“实验”，所有教材都是“实验”，但是所有学生全部使用实验教材，而且教材必须经审定通过之后才能实验使用，即过去是先自主实验后统一审定，现在是先统一审定后统一实验。此举无疑又大大地提高了教材进校的门槛。

周正逵先生主编的多维分科型高中语文教材，被学界誉为“我国百年语文教材分科编制探索的集大成之作”

二 半途而废

就在周氏团队需要重新定位的当口，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助理尹秉礼先生告诉我，陕教社意欲涉足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希望我在语文方面助其一臂之力。我便引荐老尹与周老师见了面。老尹确实也给周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当时2001年元旦刚过，春节在即，为了不浪费春节的时间，出版社即邀请周老师到西安讲学。老当益壮的精神风貌、博大精深的专业建树、滔滔不绝的演讲口才，无不使出版社上上下下对他高山仰止，礼遇有加。

双方合作关系顺利敲定。

于是，编写组和出版社通力配合，日夜赶工。大家先后对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送审稿和正式印发本，对原来的编写方案和已有的小学书稿进行了修改，并且从头编写了初中部分。春节后不久，按照送审要求，全套编写方案、小学一至三年级和初中七年级共8册教材样书，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如期送到了教育部相关部门，参加审查。

很快等来了审查通知，对陕教版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的审查结论是：修改后重新送审。审查委员会提了两条具体的修改意见。教材审查结论分四种情况：（一）审查通过；（二）改后通过；（三）改后再审；（四）不予通过。一般来说，第一轮送审顺利通过的几乎为零，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是后三种情况。陕教版应该说还是处在正常情况和可控范围。

于是，编写组并没有因为“改后再审”受到任何影响，大家立即认真分析审查委员会的两点意见，全身心投入到了修改工作当中，重新送审的样书和材料如期完成。

不久，教育部又组织审查。我们兴冲冲地等待着美好的消息。

孰知，专家集中的第二天，周老师接到一个电话：“正逵，怎么没有看见你们的教材呢？”这是本次参与审查的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写作学教授刘锡庆先生打来的，因为他与周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同学，也是老朋友，平时就很关心周老师的学术活动。周师大惊失色，急忙电话询我。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赶紧把电话打到秉礼兄那里。这时的老尹已经不在陕教社，被擢拔为未来出版社社长已经两三个月。但我习惯上还是找他。

老尹一番了解后答复我出版社确实未送，其原因有二：（一）由于他调离了陕教社，陕教社其他人不太熟悉业务，信心不足，重视不够。（二）接到初审“改后再审”的通知后，陕教社有些慌神，出于项目投资风险的顾虑，便私下找了一两位本次承担审查任务的语文教材审查委员。审查委员明确表达了对周老师的意见，大有只要是周老师主编的绝不会得到通过的意思。他们不便对我说，更不便给周老师讲，便悄悄地采取了单方止损的办法。

周先生研究学问实事求是，为人处世心直口快，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同道中人。他与社内外某些语文同行的不和谐关系，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至于如此之尖锐，被对方视为形同水火。

在我们编写实验教材思路受挫与和陕教社洽谈合作之间的时间里，由于三个团队分别起草的三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初稿，需要整合成一个稿本，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请周正逵先生也中途加入了课程标准研制核心组，希望他在促成各方大局为重，求同存异，携手快进上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于是，周老师专程出差上海和武汉，一力斡旋。这之中难免有时候主观上当“和事佬”客观上做了恶人。何况，一入是非中，便成是非人。

在我们编写陕教版的过程中，教育部抓紧组建教材审定班子，有关领导希望周老师进入语文教材审查委员会。由于一个专家在编者与审者之间，只能二选一，周老师毅然选择了编，放弃了做一名语文教材审查委员的机会。周老师的志趣不在于给别人的教材定生死，而在于亲自构建一整套民族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个性鲜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体系，并且教材顺利编写、成功出版，惠及子孙。这就是周正逵的价值观！

可是，恰恰是有被周老师放弃了的角色担当者，一心要做他新世纪“教材梦”的终结者！

我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使年事已高的周老师受到太大的伤害。在回复周老师时，我只好隐瞒了陕教社未将教材重新送审的第二个理由，单单汇报并且适当夸大了第一个原因，把根源都归咎到了出版社一方。

其实，从一开始周老师就对陕教社心存疑虑，无论是其实力，还是经验和决心。归咎到出版社一方，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归咎于我了。周老师终究是不会责怪和惩罚我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而且为周老师的新世纪“教材梦”留下了后患。

我想，幸而在接下来一两年的时间里，周老师一头扎进了人教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的修订送审工作中，以及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的紧张研制工作中。高中教材送审工作和课标研制工作的忙碌，以及教材审定通过的喜悦，使周老师没有过多地沉浸在陕教版夭折的负面情绪之中。

《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

三 一拍两散

2002年底2003年初，在高中课程标准即将公布前夕，尝到义务教育教材甜头的出版单位得陇望蜀，轻车熟路行动起来。错过义务教育班车的出版单位也纷纷亡羊补牢，背水一战。人民出版社发挥自身优势，义教阶段组织编写并顺利审定通过了《思想品德》教材，他们计划高中要编写出版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科教材。

孙涵女士受社领导委托，协助物色主编人选。她知道我有受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历，与周正逵先生等大家过从甚密，更重要的是她在华中师范大学一附中读书时就读的正是周老师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实验班，受益良多，所以希望我能够为人民社邀请周先生挑头主持高中语文教材编写工作。

为人民社邀请教材主编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则周先生已经从人教社退休，社内高中新教材轮不到他来操心，那么，人民出版社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平台。于是，我向他如此这般转达了人民社的美意。

也许是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周老师并没有痛快地答应我。他思虑比我要深，最担心的还是人民社的教育编辑以及教材推广力量。但是，他同意与人民社见一见面。见面之后，感动于人民社的真诚，周先生答应担任主编和组建编写团队。

周老师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便首先点将饶杰腾、刘占泉、史绍典、陈元辉和我，要大家做好接受新任务的心理准备。

随即传来消息，在分头物色人选的过程中人民社教材中心副主任张文勇联系了其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童先生愉快地答应了；所以，社里考虑设双主编。我问周老师的意见，他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表示可以接受，还说他与童庆炳也是大学同学，两个家庭还有往来。

随即两边的团队开始接触，召开了两次编写方案研讨会。童先生的团队以他的文艺理论博士生为主。

两次会议下来，我才觉得周老师那一“略微沉思”，多半是以良好的愿望美化了严酷的现实，双主编的挑战是各方面均难以承受之重。童派从骨子里认为语文即文学，强调文学鉴赏。周派压根儿坚持语文即语文，强调能力培养。双方各抛出一个方案，几乎无法达成结构性共识。

据师母李凤仙回忆，当年周老师曾拜访文怀沙老先生，谈到教材双主编之困时文老风趣地说：再大的厨房，也容不下两个女人。信夫！

在十分犯难的情况下，社里也基本形成两种倾向。只是，有人又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这次参加审查的教材审查委员向人民社教材中心负责人表达了对周先生十分不利的观点，一如陕教版小学初中语文教材所发生的那一幕。我悲愤莫名，但是，我却还是不能给周老师说，避免徒增他的苦恼。

很快，周老师找我商量，表达了对编写团队撕裂局面的担忧，主动表示从大局出发，为教材着想，替出版社分忧，决定放弃主编一职，终止这一次合作。在我看来，也许这是避免最坏结果的唯一办法。

我心里一直没有画上句号。原因有二。其一，就几乎在人民社请周老师出山的同时，教育科学出版社向他发出了主编高中语文教材的邀请，周老师因为我的原因答应了人民社，推辞了教科社。其二，在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新课标背景下，主编一套高中语文教材既是周先生既往高中语文教材改革的延续和升华，也相对于编写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更加轻松容易，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十分充分，对于周先生的学术生命意义重大不言而喻。

后面的故事是，随着2007年《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开始分批分省进入学校，我能够看见的周正逵主编的多维分科型教材即“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必修）”的最后一个印年是2010年，最多一个印次是第15次。

中国学校的课堂上再无一代语文巨匠周正逵主编的高中语文教材。

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同志为周正逵先生著作题词

四 委曲求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经审定之后，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以比较固定的数量延续了若干年。

2009年底，随着袁贵仁部长履新，被耽误了一任时间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工作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编写出版单位也闻风而动。

在全国12套小学、8套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均有1套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书局是中国现代教育出版的奠基者。2012年3月，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向嘉宾赠送的纪念品之一就是红木函套的高仿中华书局民国时期出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新世纪中华版这套教材的主编堪称豪华阵容，即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复旦大学章培恒、北京大学陈平原。最得到审查委员首肯的是，这套教材选文眼光很独到。

可是，这套教材在全国仅有河南、山东、江西个别地市使用，发行量不大。其主要原因是该套教材是最后一批送审教材之一，2005年通过，2006年才开始列入教育部教材目录。其时，市场已经瓜分完毕。所以，相关方面非常期待和重视课标及教材修订这一次机会，企图在新一轮教材蛋糕切分中后来居上。

不幸的是，实际主持这套教材编写工作的副主编杨德华先生于2007年罹患肝癌，不能主持这一轮修订工作；郭预衡、章培恒二位先生也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无法参与修订工作。其后，三位先生都分别于2010年、2011年病逝。

有关方面希望我接替杨德华，担负起主持这套教材修订工作的重任。可谓重任在肩，受命于危难之际。

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修订版落实主编人选。我与陈平原先生联系，希望他继续担任主编。令我十分意外的是陈先生回绝了我的要求。他说，他已经公开表示今后不再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因为中小学教材规定和限制太多，留给编者腾挪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常常费力不讨好。经两次努力，终于用我的真诚和专业说服了他。

当然，这样一项重大的语文教材建设工作，怎么少得了周正逵先生呢？可是，周先生一开始对此事也并不热心，他表达了较重的顾虑和担心。其一，修订别人的教材，受限制太多。想改的地方就改，工作量太大，且有关方面未必同意；小修小改，不做结构性和根本性改动，弄出来之后又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自己都不满意。其二，这套教材前期著作权关系太复杂，弄不好会陷入各种纠纷之中，不值。在我来说，首先十分看重这一套中华版语文教材修订工作的质量保障，其次是周老师的语文教材思想和主张得以传承，至于其他的问题都愿意尽量加以解决。于是，我向周老师承诺，我尽快与有关各方协商，一定给他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很快，这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于是，从2010年2月开始，周老师像每天上班一样，又一头扎进了常态化的语文教材研究与编写工作中。

首先，是搭建团队。前后参与修订工作的主要有周正逵、陈平原、唐小平、陈元辉、刘占泉、阮翠莲、陈定家、黄继森、吴欣馨、于龙、周益民、荣维东、曾晖、唐洪启、周颖、王启军等20余位作者，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山东、四川、江苏等省市。

这次修订工作，周老师没有急于把大家带进一册一册教材的具体修订之中，而是在加强培训和研究上狠下功夫。周老师为编写组主要成员开设了20余场讲座，讲述语文教材发展史，解读课程标准，分析各个版本的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介绍自己的教材观点和主张，并且总是留出足够的时间供大家讨论。大家都觉得收获很大，对具体修订工作很有帮助。

周正逵老师教材研究和编写的主攻方向一直是教材体系建设。这套中华修订版教材，名曰修订，实际上进行了体系重建。变“文选组合”为“训练系统”，变“阅读本位”为“分进合击”，变“文体（主题）循环”为“能级递进”，变“讲读中心”为“自学指导”，基本按照周老师这些教材体系的一贯主张落实的。

课文往往是社会最容易关注的热点，也是语文教材编写者着力的重点之一。最近，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引发网民持续热议，有人也不失时机地把战火引到了语文教材，引向了课文选文。中华版教材在修订过程中，力图保持实验版在选文方面的优势，并且再接再厉，做得更好。这方面，陈平原先生显然有独特的视角和贡献。周先生总是十分尊重平原君的意见。记得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讨论初中课文选文方案。初中生入学第一课学什么？在周老师指导下初拟的方案是《沁园春·雪》，陈先生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该词的内容离初一孩子生活太远，其思想感情也不容易为十二三岁所理解，对一开始培养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不利，建议换成具有童真童趣的美文，比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大家也觉得一直以来高中教材常常选这首词，容易造成初中与高中重复，如果实在考虑初中，也以置于初三为宜。周老师不仅接受了意见，而且还举一反三，主动提出还有不少初拟课文甚至传统名篇是否入选或者置于何处，都需要再推敲。

为了进一步体现中华版课文的独特性，我建议用好我们身边独特的作家诗人资源，与他们紧密合作。周正逵老师都积极鼓励和支持。于是，我根据教材需要，先后拜会了多位作者，一方面请他们推荐自己的作品，或者与他们商量着选择其作品，另一方面请他们按照我们的需要专门创作作品。前者如汪国真《山高路远》，周有光《窗外的大树风光》，后者如简平《夏夜的歌唱》等。

教材编写送审是一件非常辛苦的活计，不仅很伤脑筋，也很伤身体。记得在临近送审截止日期的那半个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加班熬夜，我本人在最后冲刺的三天都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周老师年近80，且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和糖尿病，也常常和我们一起吃盒饭，加班干。现在想来，真是太对不住周老师了！

2014年2月，我们按照要求把样书和材料送到了教育部。

中华书局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一年级上册送审样书封面

教育部组织审查委员于3月下旬入场审查。

由于陕教版义教教材和人民版高中教材两次教训，我一直忐忑不安，担心悲剧再一次重演。果然，专家集中后第三天就传来消息，有审查委员对中华版意见非常大，趋于全盘否定。我虽然早有很不顺利的预感，但是还是没有料到有审查委员竟至于这么绝然！瞬间如五雷轰顶。

第二天一大早，两位不速之客走进了教育部，来到了部长的办公室前。

部长秘书不认识周师，但是对一看就是老泰斗模样的老先生，客客气气地问来意。老师自报家门，并直说有急事要见部长。对方又问可曾预约部长，答否。秘书说，需预约，而且部长正在开部长办公会，一会儿就将出发去参加10点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活动。周师说那就预约一下。秘书说，那就只有清明假以后了。周师大惊，立马说我们的事等不了，希望通报部长破例立马接见。秘书善解人意，答应试试看。

天助我也，部长居然立即结束了办公会，开门迎客。

部长是认识周老师的，并且对他的教育情怀和语文造诣知之甚深，便问来意。周老师说，据悉审查委员即将对中华修订版语文教材作出不予通过的结论，只好冒昧向部长求助。部长问不予通过的理由是什么。答：第一个，对中华版“先识后拼”的识字教学主张不同意。部长不愧是部长，他立马说：“先识后拼”是很成熟的识字教学方法呀，没有什么不可以。周老师说：第二个，说我们的教材文言文偏多。部长又立马说：不对，不对，教育部几天前刚刚发了一个文件，《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就是要在学科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周老师说：第三个，说我们内容偏深，加重学生负担。部长非常开明：中国很大，教材之间就应该深浅不同、难易有别，以便满足不同地区教学选择的需要。

部长嘱秘书通知基础教育司司长郑富芝同志认真接待周先生一行。

郑司长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并认真做了记录，让我们下午下班前等候回话。

下午5点左右，周老师接电，说安排了第二天上午编写组成员与审查组成员对话。周老师与个别审查委员的矛盾终于到了需要双方直面的时候，前两次我对他的好心隐瞒都是徒劳的。

第二天，双方准时见面。会议室气氛凝重，对话主要以对方提问、我方回答的方式进行。没有争论，没有结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憋着一股劲儿。也许，周老师并不耿耿于此，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完全理解对方职责所系。但是，我身临其境，护卫左右，却绝不能以如此超然的侥幸去假设周老师，而逃避自己的责任。

第三天，我陪周老师二赴教育部。郑司长告诉周老师，说部长意见很明确：其一，周先生是语文教材大家，其对语文及语文教材研究精深，造诣很高，要予以高度重视；其二，周先生80高龄，完全可以享清福，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关心并参与国家的教育事业和教材建设，这是真正的热爱这份事业，这种精神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最后，这次中华版教材跟其他绝大多数教材一样，审查结果是改后再审。终于保住了教材。事实证明，当受到学术不公之时，周老师以其老迈之躯、超迈之志奋起反击，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我误周师久矣！

话虽如此，接下来的工作绝不会一帆风顺，反而会更加困难，多重矛盾的交织会十分棘手。经与有关各方协商，无论是出于有效地保护教材，还是有效地保护周老师，无论是协调内部立场观点，还是负责联络外部各方，从现在起我都必须更加靠前一些。

经与审查委员协调，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退让。初中教材，我们基本回到了实验版的框架结构上去，主要是按照课程标准修订稿的要求及专家审查意见，作一些技术性处理和提高。小学教材，则基本保持了修订送审本的面貌，只是在“先识后拼”方面把原来一年级上学期集中识字400多个后，下学期才开始学拼音，改为上学期之初集中识字200个左右，期中开始学拼音。

这些让步，周老师是很难接受的，但是，为了通过，在我的坚持和劝说下他最终违心地答应了。因此，我与周老师的关系也一度变得微妙起来，这是我与周老师相识以来从未有过的囧况。

2015年，中华版《义务教育教科书·语文》和其他版本包括部编版语文教材一起全部通过审查，开始列入全国教材目录，从秋季起替换实验版供学校使用。

我知道，这套署名陈平原、周正逵主编的教材，其实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既不代表陈平原，也不代表周正逵的学术主张，甚至某些地方还是他们所反对的。教材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中小学教材主编是最憋屈的图书主编，也许。

可是，还有比妥协更甚的现实，需要包括但不限于主编们服从。从2017年一年级和七年级开始，义务教育德育、语文、历史等三科教材统一使用部编版，其他版本一概停止使用。靴子落地了，一切相反的努力终成泡影。

这真叫人怀疑人生！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华版教材修订过程中，编写组陪伴周老师开展其几十年学术成果整理，使其著作《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年）、《探索者的足迹——周正逵语文教育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相继出版，周老师的语文教育教材思想将得以系统地传诸后世，光耀千秋！

中华书局义务教育语文教材部分编写者合影

五 归途漫漫

周先生是一个为了教育事业、教材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

中华版的惊心动魄，部编版的一统天下，并没有阻止他探索的脚步。他始终在追求语文教育民族化和现代化结合的鲜花和硕果！他相信，这个民族最终会给他一个机会，这个时代最终会给他一个机会。

大约是2013年的一天，周老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人教社新任党委书记（现任总编辑）郭戈同志对他的语文教材发展与改革理念非常赞同，并且希望周老师把他的语文教育教材理想留在人教社平台上加以实现。不久，周老师递交了一份“中小学语文教材体系整体改革研究”项目报告。在书记的支持下，报告迅速得到社领导的肯定，将其列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十二五”课题。

该课题的核心内容是编写小学、初中和高中全套语文实验教材，编著《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简史》《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等。在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尚未解禁中小学实验教材的情况下，周老师坚持提出开展中小学整套语文实验教材编写，并且与为当代语文教育编修史志，为语文教育创立新论相统筹，体现了一位学问家的远见卓识，郭戈书记毅然支持这项浩大的研究与编写工程，展现了一位领导人的宏韬大略。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追随周老师试教和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基本上是周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指哪里就打哪里。自从本世纪初扎根北京，对周老师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情以后，我就有了一个卑微而似乎遥不可及的愿望：促成或协助周正逵老师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主张，主编一套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完整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自成一体，独树一帜，体系独特，选文精美，树立一个全国语文教材的新标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我在陕教版、人民版、中华版的连续剧中屡败屡战的坚持。但是，我和周老师遇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敌人太强大！要施展才能，克服障碍，实现理想，最佳平台还是人民教育出版社。此时回归，正值天时地利人和之际，可谓水到渠成，前景可期。

人教社在人财物等各方面资源的保障都是全国一流的，中华版团队另有几位骨干也可以任周老师调配驱遣，并且2017年部编版语文教材一统天下政策实锤落地，我便转移了自己的事业重心，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心爱语文，与周老师的交集也不如过去多了。尤其是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后，我大部分时间偏安于四川一隅，与周老师的联系更多的是在微信和电话里。

最近，我从课题组2021年4月课题成果鉴定申请书及相关渠道得知，课题进展及成果大致是：

（一）精心撰写了多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科研论文，并发表在《语文学习》《中国教育科学》《中小学教材教学》等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受到普遍的好评。

（二）与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合作，编写了一套初中语文校本教材，共6册。与首都师范大学二附中合作，编写了一套四年制高中语文实验教材。两所学校的实验效果良好。

（三）按照能级递进的原则，编写了《文言启蒙》《文言入门》《古诗文鉴赏》《古文经典研读》等课外读物，共8册。已交付人民教育出版社，待出版。

（四）《新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略》搭建了编写班子，收集了大量资料，拟定了编写提纲，正待着手编写。

（五）由于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语文教材由原来实行“一标多本”改为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其他地方和学校不准另行编写和使用新的教材。接着又由于持续性新冠疫情的影响，必要的集体活动无法正常开展。因此，预定的新编中小学语文整体实验教材工作，不能按计划进行。

原来“人强不如命硬”，中小学12年语文教材体系整体改革大业终究还是被搁置起来了，以致成为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周正逵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间与同事合影

六 百年遗梦

2021年5月和6月间，我与周老师有过几次长篇的微信交流，还有视频和电话沟通，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心心念念的教育教材改革，也讨论过他当务之急的心梗治疗方案。7月1日晚，周天联系我，说慈父当天病情加重，抢救无效，已于20:06不幸辞世。

呜呼！小平此生何德何能，早年幸入逵门，蒙师尊恩宠三十五载，何异于再造焉？今先生驾鹤，竟痛失临终一晤。弟子遥望北天，恰脱骨抽魂般一片太虚。

第二天我即匆匆乘上北去的高铁，赶赴7月3日清晨的告别仪式。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们，都拿到了一份周老师的遗言。这是先生病重住院原定手术之前写就，郑重其事地用微信发给助手周颖备用的。

作者与周正逵先生夫妇合影

最后的留言

亲爱的新老战友们：

我从事语文教育改革事业前后共六十余年，其目标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新体系。积六十年之经验，深知语文教改是一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也是一项非常复杂而又繁难的世纪工程。一百年来，在西方理论和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一套教学体系，要想做大的改变，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加强统一领导，深入开展语文教育和教材理论研究，有组织地进行语文教育和语文教材的科学实验，而且要不断系统地总结经验，逐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新体系，更好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梦想做出应有的贡献！

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有志于改革的人们自觉创新，坚持不懈，步步为营，日趋完善。但是，不管任务如何繁难，路途多么遥远，我坚信：

我们伟大的目标一定要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周正逵

以中小学12年教材体系整体改革为重点的语文“教材梦”，这是一代语文大家毕生所系！周老师接过叶圣陶、张志公等前辈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接力棒，深入研究1950年代汉语文学分科实验和1960年代景山学校语文教学整体改革实验，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成功完成了多维分科型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这套我国百年语文教材分科编制探索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义务教育段陕教版半途而废、中华版委曲求全，但是，其过程中周先生为理想中的小学初中语文教材已经做足了理论准备，做出了框架设计。这是周先生留给后人的极其宝贵的、独一无二的学术遗产。

周正逵走了，他把“教材梦”留在了人间。

网语云：人艰不拆。周先生在《探索者的足迹》序言中感叹语文教改是一件不平凡的事业，其“不平凡”有四：大（意义重大），远（影响深远），长（征途漫长），艰（举步维艰）。前三个不平凡，周老师都只分别用了一小段阐释，唯有“举步维艰”，先生不惜用了九个段落来“拆”，从1950年代“拆”到2010年代，可见先生是何等地清醒和勇敢，他一生都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举步维艰天天举，从头再来时时来。

美学家高尔泰2020年为他即将出版的一部文集写了一篇序文，唤《庚子春愁》。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有多少金融大鳄、高官显宦、科技巨头、学术权威、大导巨星、主流媒体、名牌大学、网络平台、跨国公司，和威权政治之间，在不同制度层面和不同价值观层面地下的深层勾兑，出乎想象。”深刻地感受到，人类被“人的兽性”即“自私基因”裹挟着正大步行进在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上，也是行进在一条人类的自我毁灭之路上。而拯救人类，唯有回到“兽性加神性等于人性”，回到世俗文明与宗教文明互补。然而知易行难，这种回归无论在价值观层面还是操作性层面都充满悖论，“面对这些悖论，我再次深深感到，渺小个人在巨大历史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周正逵先生的“举步维艰”不就是高尔泰先生“无能为力”的同义语吗？

在权力和大势面前，个人是渺小的。个人的伟大之处，在于明知道自己渺小，改变不了什么，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梦想，愿意以自己近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血肉之躯、有限之命，投入到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从而超越渺小，走向崇高，获得永生。

——周正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本文是一个人的断代史，也是一个领域的断代史。回望前辈艰辛探索的历程，是为了不再一代一代地重复他们的悲剧，是为了重建教材志士的精神家园，重现百花齐放的教改胜景。

唐小平，2022年6月10日

周正逵先生与教材实验区教师、专家合影

【附】

唐小平与周正逵先生关于教育改革的最后一次书面交流（2021年5月）

（一）

小平：

好久没有联系了，不知你最近在忙些什么？我正在组织编写“史略”工作，有吴欣歆、周颖、王启军、郝嘉杰等人愿意参加，现已开始整理资料。

吴欣歆已调到北师大文学院工作，主要是在国家教材改革基地做研究工作，我的那些书和资料也找到了比较适当的地方储存了。不知你对“史略”的编写工作还有没有兴趣呀？如果有，我给你留一个位置。

（二）

周老师：

我自去年1月中旬到现在，在北京只有去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呆了20多天。其原因还是由于四川这边的劳动和实践教育方面的工作刚刚起步，而且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所以特别消耗时间和精力。估计到明年夏天我才能得到一定的解脱。知道您在抓语文“史略”工程，甚是钦佩！毕竟我的正宗专业还是语文，而且更希望还有机会继续在周老师的带领和指导之下做一些语文方面的有意义的工作，所以请周老师给我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吧，我保证干好。如果有该工程相关的材料，请您先发给我熟悉熟悉，学习学习。

（三）

小平：

早就想找机会跟你说说心里话。

在我看来，从清末语文课独立设科以来，深受西方语文教育思想的影响，始终沒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建国前的三十年，即民国时期，是语文教育和教材的初创时期，它从无到有，初步成形，但由于分散经营，缺乏领导，只在文白关系问题上争来争去，实际进展不大。解放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改革，亲自领导和组织了三次重大改革，即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景山学校整体改革，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体系改革。这三次实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新体系，不断探索，深步深入，已见雏形。

新世纪课改在即将离任的领导指示下，从国外引入了最时髦的新理念，又组成了一个以洋博士为班底的智囊团，割断历史，否定传统，用新瓶装老酒，拋出一系列的“新理念”，打着“守正出新”的旗帜，推行“守旧充新”的货色。以至语文教育和教材的改革中止了前进的步伐，出现许多新的乱象，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目标越来越远，这是很可悲的。

正如国家领导人所说：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大变动时代，我们的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过去的一百年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弯路，现在已经到了山重水复的地步，客观形势会逼着上上下下另觅通途。所以未来的一百年将是寻求柳岸花明的崭新路程。所以有志于改革的人们，还是应该充满信心，尽力而为，为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开拓革新的天地，贡献自己微薄之力。

小平，以你的天资和资历，应该成为新时代语文教育改革的先锋，甚至是领军人物。然而命运捉弄人，让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无可奈何，只能且战且走吧！好在你还年轻，来日方长。这一点，你比我有优势。我已经是强弩之末，来日不多了！希望你善自珍摄，永葆青春！

（四）

周老师：

谢谢您对学生的殷切勉励！彷佛瞬间又回到了您的身边，回到了令人爱恨交织的语文圈。

回想自1986年追随您开展语文教育改革起，凡35年，其间的阴晴圆缺，阳光普照与风雨如晦，都经历了，都领略了。我也以此为荣，还常常给新认识的朋友兴致勃勃地讲述那些不平常的语文故事，譬如2014年清明前夕我陪先生向教育部长告御状获得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的传奇。

语文的问题，剪不断，理还乱，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变换着花样一茬一茬接踵而至。语文，不是在折腾，就是在折腾的路上，也不是在改革，就是在改革的路上。到底是折腾以改革的面貌出现，还是改革难免始终伴随者折腾，令人莫衷一是。如周老师您这样的清醒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越来越少。大量的语文工作者只能被裹挟着前行，随波逐流，载沉载浮，指鹿为马亦或非驴非马几成常态而不自知。

我这个学界的逃兵、商界的异类，多数时候也只有做隔岸观火状，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进退无据，意欲自我麻痹一了了之。有幸投身周老师门下，今生本欲立志做您的传人，终生为语文改革事业尤其是语文教材改革事业而奋斗。无奈世纪之交纵身商海，偶有回头视岸，却落得个不伦不类。其实2012年前后中华版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修订，在我未尝不是一次积极地自我救赎的尝试。无奈命运弄人，好不容易经过夙兴夜寐，经过惊心动魄，终于审查通过，转眼间却迎来了传闻已久的新一轮大一统政策落地，“我”花开后百花尽杀。失去救命稻草的我，又眼睁睁地离语文越来越远。无论是我负语文，还是语文负我，辜负周老师不离不弃的苦心栽培都是既成之事实。

今闻周老师举旗语文史略工程，且有吴欣歆、周颖、王启军、郝嘉杰等众师弟师妹赢粮影从，恩师还给我预留座位，不禁喜出望外。数载云游，又将收心沥胆，再披战袍，杀进重围，学生激情满怀，愿随时听候先生驱遣，以不负语文，不枉此生。

谨顿首再拜！

（五）

目前的困境非一日之寒，乃受百年西化影响产生的恶果。要扭转这个局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一要深入开展语文教育和教材理论的研究，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和教材理论；二要认真总结一百年来我国语文教材改革的历史经验，集中优势兵力精心编写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语文教材，并且有计划地开展教学改革实验，在得到各级领导重视和支持之下，逐步扩大影响，以民族化与科学化统一的新体系，取代百年老店的旧体系。这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利用各种可能条件，做一些有助于促进语文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工作。为促进形势的根本好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要真正完成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还需要下一代，甚至下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我们完全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