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子弟

北方白杨

1950年5月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在天水成立，大西北铁路建设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铁路的主战场是甘肃、新疆、宁夏。天兰线、兰新、包兰铁路的建成，将结束了新疆、宁夏无铁路的历史。

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第一代铁路人不忘党的恩情，把极大的社会主义爱国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创造了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

父亲曾在乌鞘岭打过隧道，在后沟住过地窝子。"盛夏飞雪，寒气砭骨"，条件异常艰苦。在工地抬大筐，打隧道。听父亲说，他们最费的就是鞋，有时一个月穿坏一双鞋，做鞋都赶不上穿。

59年到61年，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粮订量供应，工人根本就吃不饱，干部的定量也一减再减，在原有的基础上，只给供应一半，土豆也被限量供应，很多人由于吃不饱，开始是消瘦，后来浮肿，腿一按一个坑。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也影响了下一代，这三年出生的铁路子弟中有软骨病，先天性心脏病，豆牙菜体型的较多，而且个子普遍偏低。就是在这样的生活质量和环境下，父辈们没有怨言，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斗酷暑，战严寒，日夜奋战在铁路建设第一线。在建设兰新线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他们从兰州市西行跨越黄河后,翻越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万里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过马鬃山南麓的玉门、疏勒河,西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境内。在新疆的广袤大地上,一路向西,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山脉，把铁路修到了乌鲁木齐。

1992年，兰新复线开始建设时，我和许多铁二代一样，同万名筑路大军乘着绿皮火车，重走老兰新线，经过父辈曾经战斗过一个个车站，看到了一个个熟知的站名，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远处的干打壘工棚仍依稀可见，只不过只剩下残垣断壁，地窝子己被风沙埋平。

我们这一代（铁路二代），大多数人是追随着父辈的足迹而逐渐的长大，一出生就注定颠沛流离，浪际天涯，随着筑路大军一路前行，铁路修到哪儿，家就安在哪儿。铁路沿线的车站和城市都是我们的家，象我们当中许多人一样，名字都同铁路有关。有叫兰州、宝兰、兰青、宝成、兰新、兰兰、新疆等等，不用问大多都是铁二代。过去孩子多，不易记，出生地就是被启为名字，很有纪念意义。

我家同大多数铁路子弟的家一样，家随铁路，四海为家。后来我父亲从局属工程处调到乌鲁木齐铁路局机关，我家就搬到了乌鲁木齐市，住进局招待所，从此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招待所是一个三层的筒子楼，我家住在二楼靠西边，最东边是一个100多平米的大露台。小朋友都在平台玩。我们楼前是把戈壁平成了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南面就是铁路四街。一到开春，我和小朋友们开始自制风筝，浆糊还没干透就拿到广场去放飞。乌鲁木齐的春天不象内地，春天也经常飞雪飘飘，小风吹的伸不出手来。

筒子楼一家一间房不足20平米，公用水房和厕所，邻里关系非常好。我们家男娃多粮食不够吃，接受过很多邻居的接济，我家隔壁邻居是一对上海夫妇，张叔张阿姨家，他们那时还没有孩子，粮食吃不完，每隔上二、三个月就让我家用他家的粮本买些粮回来。

筒子楼住的都是一个单位的，来自不同的省份，大人们讲话南腔北调，但小孩都讲普通话，普通话很特别，有很高的甄别度，新疆味很浓，也很好听。只要一开口，就知道你是铁路局子弟。

我们局有工人俱乐部，有自已的文工团，据说文工团在延安时期就有，为抗战作出突出贡献，解放后，辗转多次归属了第一铁路工程局。经常排一些话剧和歌舞，为广大职工家属演出。俱乐部在铁一小旁边，同学中有文工团的子弟，信息很灵，我们经常放学不回家相约着去看话剧和歌舞的彩排。

有时放学早了，我们小朋友结伴也到局大楼那边玩，记得局大楼的北边，是一大片的戈壁滩，戈壁滩上搭了几个棚子，那就是当时的农贸市场，有卖莱的卖肉的，也有卖布和小商品的，百分之八十的卖家都是维吾尔族人。有时我等爸爸下班一起去市场买些菜带回家。这里是按公斤称重，有的卖菜按堆卖，青菜下来的季节很便宜，有时一毛钱一堆，如果是淡季那可真是贵，我记得我爸买了一把韭苔就花去了1块钱。

我们招待所的西边，是游泳池，我记得有两个标准池，夏天都到这里游泳。

招待所和四街房之间建有一个很大的锅炉房，整个铁路局地区的冬季供暖都靠他，每天都要出很多次炉碴，烧过的炉碴堆成了小山，里面有没烧透的煤，我们叫煤（核），每次出碴都有很多小朋友在捡，用来烧火做饭。我也同其他小朋友一样，去到煤堆上捡煤胡来烧，捡煤胡的大都是四街的，他们都很专业，一人一个小耙子，一只小提篮，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出炉碴，当出炉碴的大斗开闸的瞬间，人们就一拥而上，你争我抢，有时为挣抢煤胡，不免发生吵架打架，我也让他们多次警告过：“这是我们四街的地盘，你们招待所的不能在这里捡煤胡”，但我认为又不是你家的，经常为抢煤胡跟四街房的小孩打起架来。

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为了防空，城里建防空洞，我们楼后挖的都是战壕。广播里经常讲：“中苏边境苏联沉兵百万，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连我们小孩都有准备打仗的意识，招待所楼后成了我们的练兵场。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每月必有一次演习，局大楼顶的警报拉响后，我们都有序地进入战壕。学校也经常演习，并给学生讲防核防化知识，国防意识根深蒂固。

那年代新疆同全国一样肉类发票按定量，一个月一人就一斤肉，付食不好，所以我们经常处在饥饿状态，小孩都是自己想办法搞吃的。焖土豆，是孩子们的独创，大孩子做，小孩子看，一学就会。新疆的土豆特别沙，而且很甜，一到冬季家家都要储上吨的土豆，屋子不大，床底下全是，土豆既是菜也是粮，过去家庭孩子多一般少则三个，多则五六个，最多的还有八、九个的，尤其是男孩子多的粮不够吃，土豆就成了主粮，放学后，小孩子早就饿了，几个小伙伴从家拿土豆，用鹅孵石和大沙土块磊起炉灶，拣来干树枝，点火把炉烧红，将土豆放入后，砸锅焖土，玩一个小时拔开，石头还烫，香味已从土石中溢出，香气诱人，沙而面，吃的嘴脸都是黑的，却津津有味。

少年贪玩，铁路子弟玩的比较野，在乌鲁木齐铁一小上学时，自制冰鞋，滑着冰鞋去上学，胆大的扒住汽车大箱一角跟随汽车滑行，有时让公安看见追的我们乱跑，到了学校把冰鞋藏在灌木丛里。

1971年，铁道部第一铁路工程局同乌鲁木齐铁路局分开，从乌鲁木齐市搬至西安市。不久又更名为交通部第一铁路工程局，局机关暂住南郊的老《西安财经学院》，后来搬到《西安公安干部学校》(即现在的雁塔路李家村局机关)。

1971年的一天，我们铁路家属搬迁专列从乌鲁木齐站出发，穿越茫茫戈壁，河西走廊，经历三天四夜的日夜兼程，终于到达西安车站。整个站台上坐满了搬迁的职工家属，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又晕又困倒地就睡，叫都叫不醒，我们被安排到西安郊区农家住下。从小寨向南到三艾村的村庄都有家属租住。那时，西安南郊的农村都是半边的偏厦子房，绝大多数是土坯瓦房，每间不足10平米，不论你家几口人都是一间房，屋里除了床，下地就站在了院子里，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家。

我家被安排在三爻村一户农家，这户人家是个四合院，房子很老，一砖到顶的瓦房，门窗虽旧，但做工很精美，还雕琢着各种图案，一看就知过去是个大户人家，女主人大娘，头戴手帕面带笑容的迎了出来。进了院，一老者瘦长的脸上一副长髯，不停地抽着水烟，没有笑容，一会又从东偏房又走出两位头戴手帕的大娘，比先前的大娘年轻，帮助拿东西，最先的大娘看到她俩似乎不高兴，后来我知道，这家过去是地主，这三个大娘都是长胡子大爷的老婆，住下后没有几天，房东家三个大娘就打了起来，门板都打翻了，俩小的打那个大的，老头只抽他的水烟，不管也不劝，在他家住了不到半年，房东家打了不下五次，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来媳妇儿多了是不行。后来我家搬到了八里村，距财经学院较近，这样大人们上班方便，可是房子小了，除了炕就没有了空间。

那时，我们没有正式的子弟学校，由于学生住的比较分散，一个老师教七八个学生，而且还不是同级，有时一个班三个年级的学生，先给低年级讲，另外两个年级的同学自学，讲完这个讲那个，老师讲的口干舌燥，学生听的稀里糊涂。

我们的年龄在班上属于中等，有比我们小一两岁的，还有比我们大一两岁的，在班上大的说了算，有一天大的让我们从家拿吃的，说是会餐，那时谁家也没什么好吃的，黄瓜、西红柿、鸡蛋、花生等凑了一桌，我从家拿的干鱼，大点的拿烟酒，让我们把烟都点上，酒都倒上。可谁也没想到，老师来了，门拍的啪啪响。老师姓李，是山东人，身高一米八，又高又壮，声音很大，他边拍门边喊:"这是谁在里面"?这下可坏了，我们都慌了，开了门撒腿就跑，可是能跑哪去呢?，很快家长知道了，全班都被进行了“传统教育“(就是挨揍)，无一幸免。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上了近一年课，终于我们有了学校，在财经学院院内搭起了帐篷，在帐篷里重复上了第五年级，局机关搬到李家村后，考虑小孩上学远，又在祭台村建起了席棚，夏天还可以，到了冬天是四壁透风，冷的伸不出手，这样我们坚持到初中。1973年西安铁一局子弟学校(即现在的西安铁中，铁小的前身)终于在祭台村落成，从此我们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

高中毕业了，个别同学留了城，大部分同学都下乡当了知青，局机关的子弟下乡在蒲城，有在知青点的也有在各公社插队的，招工名额有限，一年走不了几个，有的在农村一待就是好几年，比我们大的哥姐们最长有待五六年的。还好，78年当兵有新政策，知青当兵复员包分工作我选择了当兵，争取到名额，光荣的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而留下的知青更不安心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知青问题逐步提上了日程，80到81年底知青全部回了城，可是分配又成问题，社会没法接纳一下涌入城的知青，要求各单位自行解决，坚持哪儿来哪去的原则，结果我们铁路子弟都回到了父母所在单位，子承父业，成了新一代铁路工人。

回到了工程局的子弟，都去了工程队，住进了帐蓬住进荆笆房。

我是82年部队退伍，来到冀东，同大多数人一样，也分到了工程队

年轻人慢慢熟悉了，互相介绍结果都是铁路子弟，有运输处、建筑处、电务处、综合工程处、铺架队、给水队的等等，有接班来的，有从农村插队抽上来的，也有象我一样当兵后复员的。

由于工程队有十年没有成批的招过工，所以年龄结构出现断层，最年轻的都三十多岁了。我们的到来给工程队输入了新鲜血液，也给工程队带来活力。

工程队里第一次能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再一起聊天，一起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一起出现在蓝球场上，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过去工程队几乎没有女工，一下分来了这么多女青年，工程队也很头痛，除了安排极少人去后勤干活外，绝大部分女工只能安排到工班。

她们同男工干一样体力活，抬灰枕，上钢轨，起道上碴，人工捣固。虽说大部分女工过去当过知青，但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是吃不屑，一天下来累的也是怀疑人生。

那个年代青年人都怀揣着梦想，知道有个工作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珍惜，积极要求上进。积极参加青工政治轮训，各种智力竞赛，参加文化补习班，接受各种函授学习，通过学习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知识性人才。当年许多人把考职大，上大学作为自已的第一目标。

八十年代初，铁路企业仍然保持着过去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风清气正，反对不正之风和走后门，无论是谁都不能临驾于组织之上，选人用人严格按规定执行，一部分青年通过自已的努力，考上了单位的技术工人，一部分成为自学成为了技术骨干。一部分青年通过努力“以工代干”，到了管理岗位。

以后我们又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开始同我们一起流动，铁路修到那儿，孩子带到哪儿，孩子该上学了，有的新线驻地附近没有学校，只有送到我们父母那里，有的从小就同我们分开，只要是工程单位在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孩子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农村人出去打工，孩子留在他父母那里叫留守儿童，其实我们流动单位从我们这一代就有留守儿童。我们的子女又象我们儿时一样同父母常期分离。

第一铁路工程局是唐山大地震后作为首批援建单位来到冀东平原，我们这批铁路子弟有幸参加了修建京山压煤改线，京秦铁路，后来又参建了大秦铁路，在冀东一干就十年。这也是我们这一批铁路子女铁路生涯的开始。

92年，兰新复线开始建设，我们又一次踏着父辈的足迹重走兰新路。我们顶烈日、战严寒、穿沙漠、越戈壁，奋战百里风区，打通天山山脉，跨越达坂沼泽，仅用二年就完成了兰新复铁路铺架工程。

2001年精兵强将上青藏，又有很多铁路子弟，告别家人，登上了雪域高原。我们战胜了高原缺氧的困难，于2003年3月，青藏铁路铺轨穿越昆仑山隧道；同年6月，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车站开工；同年8月，青藏铁路铺架工程成功通过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铁路这几十年里我们铁路子弟参与了京秦、大秦、兰新复线丶京九、青藏，秦沈、京沪、南疆，哈罗线等几十条铁路的修建。

我们的父辈把青春献给了铁路，我们这一代又把美好年华留在铁路，而我们的后代又有一批追随着我们的足迹。在茫茫戈壁，在青藏高原，在广阔的草原，在深山荒野，在祖国的各个地方都有铁路子弟。

我们这一代铁路子弟，大都是50后60后，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从艰苦中来，到艰苦中去，乐观向上，有责任有担当，从小就在奋斗的道路上。

每当我回想起过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简单、艰苦、快乐岁月。每当我同老同事谈起铁路，就有讲不完的经历。我们这代铁路子弟，把一生交给了铁路，把青春献给了铁路，我为自己生长在铁路家庭而光荣！能成为铁路子弟而深感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