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河旧事记（94计）之明月出香江25年

老得离谱的山哥

　　现在是2022年7月1日，25年前的今天，我们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正身着蓝色的统一服装，伴随着刘德华、王菲等人演唱的《明月出香江》之歌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内整齐划一地起舞，无比激动地参与首都各界人民庆祝香港回归文艺汇演。

一、海豚

当时我们表演的团体舞叫《明月出香江》，我百度了一下，网上还可以找到不少当时的视频，画面虽然模糊，却承载着我们许多的青春记忆。为了1997年7月1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表演的这20分钟，我们一千多名学生整整排练准备了100多天(那一个学期基本不用上课，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排练上了)。我所在的班是9432班，即三系（科技系）94级二班；我们班的大部分男同学在本次的团体操表演中，都担任海豚这个角色：每两个同学为一组，共同手举着海豚在各个指定位置奔跑、嬉戏、翻舞。记得当时全班男同学在操场集中一起接受选拔，大部分男同学都成功入选，只有少数男同学落选而无缘海豚这个角色。我们这些入选的同学难免有点自豪，因为明眼人一看都清楚落选的是颜值和身材都比较差的男同学。落选的同学里面，就有猪和晓龙，这两人倒是很开心，以为彻底不用参加枯燥漫长的排练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批落选的同学，却是和我们学校的女生一起，另有安排！

在我们学校，关于猪的传说有很多。猪来自湖南株洲，胖胖的身材上面顶着一个聪明绝顶的大脑袋，由于他憨憨的样子和胖胖的身材，同学们都叫他猪。我们入大学后的第一次晚点名，在老乡会上偷偷喝了点酒满脸通红的猪被一身正气的辅导员叫了起来质问有没有喝酒，猪憋了半天用重重的湖南口音说了一句：“我只喝了半杯。”辅导员问：“喝的什么酒？多大的杯？”猪挠挠头：“白酒，半斤的杯。”全场哗然：当时对于我这个入大学前连啤酒都没喝过的广东人而言，三两白酒已经是海量了。还有一次全校同学列队到学校大礼堂听讲座，主题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当时我和猪并排坐在一起，他一坐下就开始闭目养神准备睡觉，我用手捅了捅他：“猪，东南亚经济危机这么高深的讲座，咱们还是要好好听一听。”猪眼睛也不张：“有什么好听的，这经济危机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还没反应过来时，台上的教授开始授课：“同学们，说到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最初就是由泰国的‘铢’引起的！”此时猪突然睁开眼睛，得意地说：“你看，我说是我引起的吧？”猪的这个称呼一直在我们同学圈中沿用至今，他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个称呼，以至于多年以后猪更换手机号码，他使用新的号码给我们每个同学群发短信，只有三个字：“我是猪。”包括他的微信名也是“想当头猪”，有意思的是，数年前我一个朋友在惠州与猪初次见面并一起喝酒，我那个不胜酒力的朋友在加了猪的微信后，居然醉眼朦胧地对着猪说：“哎呀，兄弟，你这个微信名有点意思哈：‘想当猪头’？”

晓龙敦实的身材，额头上顶着深深的抬头纹，黝黑的皮肤一直在提醒着同学们他家是山西“倒煤”大户。当时猪和晓龙等人海豚海选被刷下来后，居然通过复活赛成功逆袭，而且担任比海豚更好的角色，他们的任务每四个男同学举着一个女同学在海浪里跳舞。尤其令我们海豚帮艳羡不已的是，每次排练完了回到宿舍夜谈，他们俩都会饶有兴趣、喋喋不休地对他们举的或者是旁边被举的女生品头论足：这个是外语系的，那个是中文系的。。。。。。

我们理科班女生不多，只有六名女生，在我们心目中那就是六名仙女。其中来自新疆的丫丫有与生俱来的舞蹈天赋，单单是精湛的扭脖子舞这一项，就让我们这帮天生有颈椎病的男生叹为观止。25年前的那个夜晚，当以丫丫为代表的一众女生在“一轮明月出香江”的悠扬歌声及海浪海豚的围绕之下被托举出海面，犹如出水芙蓉般惊艳世人。据班志记载，当时在团体操中负责举托女生、天生博爱的猪25年来一直在仰望和追逐丫丫，一直从团河追到了工体，从北京追到了深圳，从中国追到了韩国。

二、班车

我们大学地处极为偏僻的北京南郊团河，到了团体舞排练的后期必须经常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现场联排，这就需要我们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抵达。当时学校租用的大巴都是公共汽车，基本没有座位，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全程站着去站着回。幸亏作为这所大学的学生，每个周末都要在极度拥挤的学校班车里脸贴脸、背靠背地站着摇晃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样的情形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班的体育委员是一名资深的学生干部，他姓夏，来自云南，同学们都叫他夏老干部（记忆中有几次酒后，晓龙曾经意味深长地偷偷跟我说：其实“夏老干部”名字最后那个字不是“部”，而是“布”）。中长跑是夏老干部的强项，绝对的强项，我这个曾经蝉联过惠州一中5000米冠军的中长跑健将在他面前彻头彻尾就是个跑渣；直至现在，他还经常在广州塔下、珠江两岸随便整个半马全马发发朋友圈。1994年秋，我们刚入学，一个周末几个同学相约去距学校5公里外的大兴县城黄村购买日用品。从我们学校去县城需先步行一段时间，然后再乘坐公交车好几站才能到黄村。那天我们在黄村买完东西赶到公共汽车站准备回校时，一辆团河方向的公交车刚刚走了，这意味着如果等下一班车起码要半个小时左右。眼看周末晚点名的时间就快到了，正当我们几个同学在公交站干着急时，来了一辆专线营运中巴。这中巴车也可以到团河农场，不过相比于公交车3毛钱的车费，中巴车要2元钱，贵了不少。为了赶上晚点名，当时我和另外三名同学都毫不犹豫地上了中巴，并分别交了2元钱车费；只有夏老干部不为所动，继续站在公交站台上。当时我有点急了，冲着他喊：“你快上来啊！”这时中巴车的售票员也站在门口说：“快，快，快！上车两元，马上到团河！”老干部站在车下看了售票员一眼：“车费能不能便宜一点？”售票员第一次听到坐中巴车都有人砍价的：“那你说多少钱？”“三毛。”“三毛？三毛，您流浪去吧您！”售票员中巴车门一关，扬长而去。

时至今日，我还会时常回忆起那段在北京班车上摇晃的时光，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模糊又清晰，耳际仿佛又响起了彼时红遍北京街头的那首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三、军事化管理

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会代表十几万首都大学生，以整齐划一的队列和动作，出现在1997年7月1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务管理是军事化管理的一项重要组成内容，大一刚入学时，把军绿色的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是我们每一个新生需要跨过的第一道难关。那个时候，即便是周末，你在宿舍楼道里走过，宿舍内随处可见正满头大汗叠被子或是叠好了被子坐在上面压被子的同学。我们班有一个副班长，是专门监督管理全班内务的，他就是来自新疆的梁老大。他为人刚直不阿，但脾气比较暴躁，讲起话来高八度且带着浓浓的新疆风情味；每天早上六点，我们都会准时被激昂的旋律和梁老大的叫床声喊醒：“94计算机，全体起床，下楼集合！”忠于职守的梁老大会一个一个宿舍敲门，直到把我们每一个同学都从被窝里揪出来为止。到了大四我有幸和梁老大同一个宿舍，更加零距离体验到了梁老大的自律及勤奋，也正是基于他这种特质，让我们看到了他睡到半夜只穿着底裤到宿舍楼下救火的身影，看到了天资并不聪颖的他多年以后在黄浦江畔考过了计算机人普遍望而却步的思科CCNP、CCIE认证。梁老大另一令人敬畏的技能是打“拖拉机”：和他搭档的同学都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稍微出错一张牌都会引来他的咆哮：“欧----，你这个猪啊！”每逢此时，住对门宿舍曾经偷吃过梁老大芝麻饼的猪都会打一冷战，以为梁老大又要找他麻烦了。

军事化管理的其中一项规定是严禁在校内吸烟，特别是大一刚进校时辅导员们抓得特别紧。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入大学前就有烟瘾，因此到了学校以后只能背着老师偷偷抽。这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来自西安的多胖同学，他原本是天之骄子，唱歌、喝酒和抽烟是他多年大学名闻遐迩的三绝技。中学时期他就曾经代表过西安中学生远赴日本，和西城秀树飚过歌，到了大学也曾和我头顶着头躺在宿舍的床上引吭高歌一曲李克勤的《红日》，引无数同学竞折腰。他甜美醇厚的歌喉一直传承至今，当下在抖音、唱吧等APP吸粉无数，一时风光无俩。大一军训时，一日多胖烟瘾发作，独自一人躲到厕所隔间吞云吐雾，却被对敌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辅导员当场捉烟在厕所。随后多胖除了被扣除当月公安津贴之外，本以为板上钉钉准备担任班长的事情也随之泡汤，以致于多胖从此在学业上一蹶不振，而且为了熟悉带领更多的师弟师妹他一再回炉重造，书写了“一根烟延续多年大学生涯”的凄美故事。

四、伙食

民以食为天，参加香港七一汇演的我们到后期需要联排时，每天早上八点出发去工体，晚上八点左右才回到学校，中午只是简单吃个盒饭，到校时每个人都早已饥肠辘辘。贴心的校方在食堂作了充分的准备，八点半的食堂灯火通明，各类免费供应的菜式量足味美。回到学校的我们来不及洗漱及换装，全员飞奔向食堂，只为了在人声鼎沸的食堂里抢到一份香喷喷的清炖排骨。那段时间，是我们大学四年期间对整个学校食堂印象最好的时期，就连一贯不受待见的食堂打菜大妈，此时在我们眼里也显得那么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甚至是婀娜多姿。

彼时学校的食堂称不上丰富可口，特别是那些北方的菜式和主食让我们这些来自南方的学生刚开始时很不适应。于是，食堂大厅旁边摆卖的烤鸡和其他一些小炒就成为我们时不时改善一下伙食的不二选择。记得当时的烤鸡是现烤的，烤完就挂在玻璃橱窗内搔首弄姿，并向外散发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

有时候踢球或打篮球错过了食堂的饭点，食堂外有一家小店的蛋炒饭既经济又可口，同学们都会经常光顾。黄文杰是我们班男同学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来自福建泉州，一米八几的个子，篮球打得特别好。他和我一个宿舍的时候，有一天无聊请求我给他起一个英文名，我想了想说：“你叫文杰，反过来就是杰文，和‘接吻’谐音；而‘接吻’的英语是‘kiss’，那你的英文名就叫‘ski’吧。”他想了想，觉得“黄ski”这个名还挺朗朗上口的，于是欣然接受。不过等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黄ski”以后，梁老大有一天却笑着告诉我们，在维语里面“ski”的发音是骂人的意思。可此时这个花名早已深入人心，欲罢不能了。黄ski大学后两年和我及梁老大同一个宿舍，他命途多舛，在大四时染上了肺结核，经多方治疗疗效不明显，反而弄得全年级的同学都知道他患了肺结核，不少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我们自己班同学对他不离不弃。有一次他中午打包了一个蛋炒饭回宿舍吃，狼吞虎咽之际想不到炒饭里面竟掺杂有一小块砖粒，直接划破了他的口腔，鲜血直流；他急忙跑到隔壁水房去清洗口腔，没想到被隔壁通信班一个同学看见了，慌慌张张跑到我们宿舍冲着我们大叫：“你们快去看看你们的舍友黄文杰吧，他的肺结核太严重了，现在正一直在水房吐血呢！”

一晃25年过去了，回首那一夜，正式演出结束后的工人体育场被璀璨夺目的烟花所笼罩，我们静静地坐在夜空下，仰望着绚烂的烟火在我们眼前一次又一次的迸发，青春的激情也被肆意地点燃。25年后的今天，我不知道那夜在璀璨烟火下静静期待未来的同学们，有多少还像我今天一样，身着藏蓝色的制服，隔空守护着东方明珠即将来临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