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的纠结

一日一议

作者/史金腾

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是祖父与外祖父两人在外曾祖父开办的私塾同窗时定下的娃娃媒。母亲在开封女师即将毕业时，外祖父母相继病故，母亲与父亲完婚，生下姐姐和我。后来抗战爆发，父亲加入了国民党军队，从此远走高飞，杳无音讯。我和姐姐都是我母亲一手养大的单亲孩子，我们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只有母亲从无父亲。

我自幼长大，没有吃过父亲的粮，没有穿过父亲的衣。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的国民党军官身份却给我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影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时要我交代他的罪行，对他的过去我一无所知，怎么交代？就连我妻子虎宝杰参加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出国的事都为此推迟了三年。受苦的孩子早当家，我的经历也锻炼了我的意志，我努力钻研业务，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抓生产者”，较早成为医院外科的骨干。

1980年正月，上级派我赴重庆学习考察输精管粘堵术（男性绝育技术）。我知道父亲当时在重庆歌乐山山洞小学教书，虽然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其影响尚未肃清。我是趁此机会见他一面还是放弃这难逢的机会呢？心中纠结不已，几经思虑后，我决定瞒着同事去看看我的父亲。

学习结束后，返程时我特意买了晚一天的船票，得到了在重庆自由活动一天的时间。之前，借去白公馆参观的机会，我已经问清了上歌乐山的道路。那天我早早起床，乘9路公交车直奔歌乐山下，沿好汉坡爬上了山，一路打听，找到了父亲工作的山洞小学。事不凑巧，这天是星期日，父亲到石桥铺小学他儿子那里去了。我赶忙乘上城郊中班客车（一天就早、中、晚三班车），到达石桥铺小学时已是中午时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父亲、黄妈和他们的三儿一女。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全家高兴万分，特别是他们的小女儿惊呼：“金腾大哥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黄妈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都知道老家还有我这个大哥，还能叫出我的名字。蕴藏在心中几十年的怨恨，瞬间消散了一半。

这次“神秘”的会见，使我知道了许多过去不曾知晓的事。父亲于1934年从河南百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了郑州，在郑县七小教书，后任校长。1936年考上了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1937年抗战爆发，南京沦陷，他回到郑州，不久进入了国民党的军校，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枣宜会战、独山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父亲是孙元良留守上海的文职军官，因没有参加淮海战役而保住了性命。父亲与黄妈相识在广西退守贵州独山的路上，黄妈是当时从广州跟随学校逃难而走散的学生。解放后他们两人留在重庆教书。父亲还告诉我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读书时，学会了大型动物标本制作技术，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他带我参观了他为重庆动物园制作的大熊猫、金丝猴、蟒蛇等珍贵动物的标本，保留了珍奇动物的再观赏价值。

重庆之行使我见到了自我记事以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既不是久别重逢的快乐，也不是思念之情得以实现的喜悦，而是一个人一生中首次见到生父的满足感和神秘感。登上返回武汉的客轮，轻松加疲劳使我在船上美美地睡了一天一夜。

次日船过三峡，晴朗的天空下，祖国山河格外妖娆。我长久地站在船头甲板上，沐浴在阳光和浩瀚水面上的薄雾中，真正领悟了诗人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我实现了一桩特殊的愿望，感受到重庆冬季的温暖。

父亲的心情可能比我更复杂、更满足，自见面后信件不断，每封信上都重复地表述他的愧疚之心。他信上说：“人生旅途，各自经历过许多沧桑之苦，这除了时代使然的原因之外，其责在父，责无旁贷。瞬涣不知，多悔之晚矣。”“我没有任何理由，内心中只有阵阵惭愧。”“骨肉之情，天赋人伦，怎能逾之？”“父子之情，时刻萦怀心头，爸爸对不起你们。”“是腾儿给予爸爸最大的原谅，父亲之过留作教训。”“有生之年，盼望常联系，以慰残年。”

父亲90大寿时我赴重庆给他祝寿。母亲去世时，正值春运，我事后才告知他们。后来父亲与黄妈来郑州给母亲扫了墓。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父亲寄来了重庆和武汉等地的报刊专访他参加武汉保卫战、枣宜会战、独山战役的报道，高兴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