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大事有几多

张艳

超过腰斩的广告投放，意味着电影市场还没有摆脱困境，如同千千万万个你我，电影院还在艰难求生，尽管有那么多的电影院在这几年默默走向了消亡，不知哪天，就不在了。

生死，才是最大的事，电影院也不例外。

就是在这样特别难的时候，电影《人生大事》以特别的面目呈现在观众面前。生与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终极命题，电影说的是游走在生死两个世界的殡葬从业人员——三哥的故事。

武汉这个热腾腾的城市，在它现代繁华的背后，更多的是火热的市井人生，张口闭口就是“老子”。拥挤嘈杂的街道，盛产大嗓门，盛产刀子嘴，也盛产热心肠。

打过架坐过牢的三哥，被迫子承父业做起了殡葬师，每天开着一辆破面包车，在医院、居民楼、殡仪馆之间来回奔波。

“吃死人饭”的工作，向来被边缘被嫌弃，花衬衫、金链子、嘴刁香烟，脏话粗话张口就来，这种不羁，是三哥的日常，也是他面对“不公”的保护色。

传统使然，人们平时总会忌谈“死”的话题，殡葬师也仍属于边缘职业，但随着越来越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的逐步解放，近些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

曾经在老家见过殡葬师长袍加身，为死者做着不同寻常的仪式，在棺材前念念有词几个小时，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大多是精瘦的老人，皮肤黑黑的，平时也没什么存在感，但谁家有了白事，他们就很神奇的出现了。

近几年，这个队伍里，出现了青壮年，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印象中的“神秘人”，完完全全就和普通人一样。

对于三哥，这就是他的工作，用专业娴熟的手法，为死者整理遗容，甚至拼接残躯。死者为大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的家庭，也是百味人生的缩影。

也许，一般人干不了这个。外表痞气，内心柔软的三哥，让我想起马家辉老师说他自己“我的行为生猛，我的言语痞气，我的思想干净”。

朱一龙饰演的三哥，在一次次见证告别亲历告别的过程中，终于长大，不再是前女友眼中“不可靠不成熟的男人”。

开场送别小文的外婆，三哥认真的处理尸体，被小文认定是送走外婆的人，野蛮生长的小文，不懂死的意思，见到三哥就用红缨枪抵住：还我外婆！

这个相当于被遗弃的小女孩，让三哥想起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热血上涌，收养了小文。

开始的小文是敌视三哥的，不是“放开老子”的挣扎就是咬三哥的胳膊，直到一起生活后，她在逼仄拥挤的殡仪店里，得到了人情的滋养，和三哥之间，有了父女情分，互相成了软肋。

为小文修红缨枪，换儿童电话手表，恢复外婆语音信息，进幼儿园鞠躬道歉，表演扇子舞，再不是那个街头用烧纸点烟的混不吝。

而小文，小小的无助的心，被爱与温暖填满，懂得并接受了外婆的永远离去。

对待情敌老六，三哥惯用的是拳头，可以因为女友跟老六打架而坐牢，尽管这一行为被女友认为是“幼稚到爆炸”。

不体面的分手后，三哥会对着手机里的照片哭，被背叛，是他心里的隐痛。

但老六车祸去世后，女友声泪俱下的求助，三哥还是答应了她，为老六进行尸体拼接修复，跨过爱恨接下这个活，三哥也许就理解了父亲教导的“让死去的人体面的离开”的真正意义。

正是这一单，父子合作的过程，打破了他们长久以来的隔阂，帮助三哥完成了和父亲的真正和解。

这一对父子，交流基本靠打骂，在互相怨怼中过了几十年。这样紧张拧巴的“中国式父子”，生活中也不少见，他们不喜沟通，不善表达，往往要到面对离别的时候，才会将隐秘的情感表达出来，不通过口，而通过遗书，就像三哥的父亲。

早已看穿生死的父亲的骨灰，最后被三哥以放烟花的方式发送到了天上，这一刻，父亲应该是安慰的，医学上死亡的父亲，会被亲人深深的惦念。

亲人的惦念，可以让死去的人变成天上的星星，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就像张爱玲说过的那样：他们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既温暖又凛冽。

银幕上的死亡，在用尽量消解的方式处理，观影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沉重与恐怖，相反会让人在笑声中获得一些积极温暖的力量，怎么在当下“难”的境遇里，更加懂得珍惜，勇于重新出发，思考如何更好的活着。

朱一龙神形巨似梁朝伟，安静，干净、漂亮，可以用眼神演戏，他的眼睛是张爱玲笔下“在那黑压压的眉毛和睫毛底下，眼睛像风吹过的早稻田，时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

在塑造三哥这个角色上，朱一龙从神到形都做了特别大的颠覆，拍戏过程中曾被一群众大爷说“不如林楠笙好看了”，“不好看”的朱一龙，说着一口武汉话，成就了“好看”的三哥，和“好看”的电影。

人生大事有几多，不要再说“人间不值得”，死之前，请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