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一一一个"老三届"知青的回忆！

格子

(本文为我的大哥所做，全文12000字左右！)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我也在同一天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黄楼村。1952年10月，父亲李学渊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往《河南日报》编辑部，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闻事业。1954年12月，河南日报随省委迁往郑州，全家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新的省会郑州。1957年我入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读书，1962年7月小学毕业。1962年9月，我考入郑州八中。

八中以省直机关干部子女为多，还有省委、省军区的领导的子女。在八中三年的学习中，是对我的世界观形成的主要阶段。学业是紧张的，到初三年级每天都有早、晚自习。这一时期也是社会最安定时期。度过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各项工作都步入正轨，人们的思想觉悟空前的提高，工作热情空前的高涨，艰苦朴素，劳动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教师们尽心地教，同学们尽心地学，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在三年中有两件事记忆深刻。1964年5月1日，学校利用假期组织了一次到登封的旅游。学校向省委汽车队借用了四辆大卡车，要到中岳庙少林寺游玩。自省府迁到郑州，我还从未出过郑州。觉得大山和寺庙是很遥远的地方。当要去山里和庙里去游玩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一夜醒来多次，天怎么还不亮呢？规定的早5点到校集合，我3点就起床不睡了。母亲起床给我烙了三张葱花油饼，用笼布包好后，就赶往学校。学校南门前已有不少同学比我来的还早。5点整我们出发了，带队的老师让我们坐在车底板上，不要打闹，注意安全，一路欢声笑语。天出奇的好，8点，我们到了中岳庙，下车集合好队伍，我们自由结合，五至六人一个小组，开始游玩。那时中岳庙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进入庙中最吸引人的是四个大铁人，他们是宋代混铁铸成，高3.5m，是嵩山的镇山之宝。四个铁人各个怒目圆瞪，我们拍打着他，有的还抱着他的胳膊打滴溜。

参观完最北边的御书楼后，从北门出去开始爬后边的小顶山，又叫黄盖峰。它不高大，海拔约700m，传说汉武帝刘彻游嵩山时曾登此峰，武帝当时身穿大红袍，撑起黄罗伞，如天上黄云盖顶，故改名黄盖峰。我们爬上峰顶，上建有一个小亭子。举目远眺，风景如画，因为是第一次看见山，爬山，第一次站在这么高的山峰，心情是激动的，真可用心旷神怡来形容。

游过中岳庙，我们来到离少林寺还有三里地的公路边，汽车已无法再往前开了。下了车，顺着从少室山流出的小溪逆流而上，我们脚踩着大鹅卵石嬉戏着，小溪中有一潭一潭的水，清澈见底。小螃蟹在潭底横行着，小水潭看着不深，当用手臂去抓这些小东西时，整个手臂探下去还摸不到底。走着玩着，少林寺到了。那时少林寺并不出名，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草丛生，我第一次见到了和尚。他们的午饭就是碗里的几块蒸红薯。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吃饭。

少林寺初建于北魏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坐落在嵩山五乳峰下。少室山北麓。少寺山丛林茂密，所以取名少林寺。唐宋年间，少林寺成为佛教最大宗派，拥有土地14000亩，楼台亭阁五千余间，僧徒两千多人。 民国17年，冯玉祥部下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大雄宝殿及库房，禅堂及一大批珍贵文物曾经化为灰烬！当然，这些知识是以后从书中获知的。走马观花，游完了少林寺，我们又到少林寺对面的山上爬了一段，因天色已晚，我们赶紧下了山，下午5点，我们开始了返回的路程，一天下来真是涨了知识，开了眼界，累并快乐着，终身难忘！

在八中时，学校已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记得有一年麦收季节，学校组织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到荥阳县广武公社大师姑村生产队帮助割麦子。我们从郑州乘火车到关帝庙车站下车后，沿着一条乡间小路往北行进。我们都背着背包，来一次行军。关帝庙到大师姑村有6公里，进村后受到农民群众的夹道欢迎。大队把我们安排在一座破庙里打地铺，带队老师宣布了纪律，到各农户家吃派饭要交钱交粮票，到农民家要把水缸挑满，要打扫院落，吃饭时要礼让，吃过饭后不准议论东家吃什么，西家吃什么，完全是按解放军的纪律要求我们。5点钟就要起床，趁天凉快割上一阵麦子，吃早饭时已是9点。劳动虽然很累，但谁也不喊累，争强好胜，不甘落后。我们住的大师姑村，是一个大寨子，在寨子的后西北角有一寨门，出这门就是索河。河水沿寨向东流去，期间有一段河面较宽，有篮球场大小，中午我们会游泳的同学就下水游泳，几个泼辣的女生也不甘示弱，也下了水，当地群众看见了，捂着嘴笑，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班主任罗老师竟长衣长裤的也下去游了起来，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仍不忘自己的″师道尊严"，几天的劳动过去了，我们要走了，乡亲们向当年送子弟兵那样欢送我们，有的老人还擦拭着眼泪，有的还拉着手告别道:"路过时到家里坐坐，我们挥手惜别。

三年的中学生活是紧张愉快的，同学们照完毕业合影后，一天，我和孙全兵，杨明修同学来到花园路集贸市场东部，火车票代售点南边一点的振武同学父母摆的茶摊上喝茶、胡喷。明修说：考上大学和考不上大学是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界线，录取通知书下来，振武一高，明修十一中，我和全兵五中。当年8月底去五中报到，我和盖伦、光前两位同学拉着全兵他爸从报社食堂借来的架子车，上面坐着全兵和放着我们几个的行李，从纬五路和花园路交叉口出发，走人民路，转南关大街，过郑州烟厂往南一路打听，将近中午才找到郑州五中。报过到，我分到高一二班，他们三人分到高一一班，我和后来成为河南建业足球主教练王随生成为住上下铺的同学，我住在上铺。记得有一天晚上，随生饿得睡不着，问我有无吃的，我找出一个剩馒头，他狼吞虎咽的吃完，俗话说饱时一斗不如饥时一口，王随生足球传代技术好，身高和体质也好，W革前被河南省体训班招走，成为国家干部。我与王随生只有半年的同学交情，以后找过他玩儿一次，医院看病碰到过他一次。他成为河南足球教父后，再无联系。2021年11月14日王因病去世，享年73岁。

八中毕业照

大铁人，1983年重游嵩山少林寺

郑州五中刚解放时叫解放中学，足球是传统体育项目，体育课就是分班足球比赛。我跑不快，大多是守门员或后卫。我们班的班主任叫邵敏之，女老师，娇小，漂亮，教语文。得知我父亲是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的编辑后，决定做一次家访。我学习一般，贪玩，怕她告我的状。果然，星期日他到了我家。她走后，父亲批评我学习不努力，将来怎么考大学。还说我不要求进步。所谓的进步，就是入共青团，我写了入团申请，正准备发展我入团时，文革爆发，我的入团愿望成了泡影。直到19 72年5月进入工厂后才发展成团员，那时我已23岁了。

学生串联时用的水壶，帽子及挎包，至今都留存着！

几位同学合影

正当我们准备暑期考试，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来连续发表社论，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首先，首都北京的大中院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又组织许多小分队到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学校串联。记得有十几个带红卫兵袖章的北京红卫兵到我校演讲后，又有八名穿黄军装的男女红卫兵跳了一段“忠”字舞，他们边跳边唱道“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歌词共三段，记不起来了。随后我校也成立了文革小组，各班也发展了红卫兵成员，经过考察，我也成了红卫兵。记得第一次活动是到学校西边的东豆腐寨抄地主的家。我们到一地主家，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变天账或银元财宝，结果一无所获。反而在一地主婆的箱子里翻到一张他儿子在部队时的立功喜报。第二次是二七区地富反坏分子的游街活动。那天一大早，我们来到火车站前的大同路，在一个院子里集中了上百名的“坏”分子，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小脚的老太太，她们一律光脚，两只鞋用绳子连接挂在胸前，以视为“破鞋”。这些人被我们这些涉事未深的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从大同路出发，沿德化街到二七广场，再往北到二七路到金水，往西到铭功路回来到出发地。我们压着坏人一边走一边呼着口号，“打到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绕了一大圈也够累的。七八月的天，地上都烫脚，可想那些光脚的妇女和小脚老太太受的罪。可那时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受罪，出丑。

学校的运动也起来了，开始贴大字报，批判教育上的资产阶级路线，查教师的档案。有的是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有的是作风有问题，反正一上纲上线，都有大小不同的问题。教语文的李国栋老师，因到郏县“三苏坟”上照了张相，就被批斗说他崇拜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些教师的家被抄，我的班主任邵敏之还被剪了阴阳头。可能我胆子小，受家教的影响，这些行动我只是看到听到没有亲自动过手。

有一次是初中部的学生批斗一个叫叶刚的员工，他不是教师，以前只见他个子不高，身体壮实，嘴里叼着烟，扛一袋水泥，不急不慢的走到施工点，觉得这人身体真棒。那次批斗他时，他听话得很，叫低头，他低头，叫弯腰就弯腰，嘴里不停地说着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枪毙自己，还跟着学生喊打倒叶刚，叶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再看他身上穿的，上身是用几条白毛巾自制的汗衫，下穿短裤，脚穿塑料凉鞋，一看就叫人想笑，他是只死老虎，想斗也斗不起来。我和几个学生进他的单身宿舍，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一本相册，我们翻开一看，好家伙，这人身世不凡啊，只见有他在国民党当飞行员的照片，特别有一张，还是他穿着美式军服，带着船形帽和一美女的合影，在他抽屉里还找到一块带指南针的航空手表。最近从网上查出，1990年《郑州文史资料第七期》叶刚，男，确山县人，14岁参加国民党到美国学过航空驾驶，少校飞行员，1953年6月26日驾白鲨-6型侦察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安排到原籍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时，信阳地区饿死人，叶鼓动百姓哄抢国家粮库，被逮捕，依法判处死刑。上报中央，周总理批示无条件释放，赔礼道歉，分配到郑州五中工作。文革后调郑州39中任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河南省民革副主席。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门广场已五次接见了红卫兵，全国也已开始了大串联。我和同班同学吴庆林，王立业于10月22日一起前往北京，希望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们到北京丰台站后，决定先去东三省一趟。我们到了沈阳，在一些院校抄写了一些大字报，又去了哈尔滨，转了松花江大桥。返回时又在长春下了车，一路上列车都是严重超员，地板上，货架上都躺上了人，卫生间堵得死死的，上个厕所得踩着人，好在那时同学都很友善，互相帮助有座位的还和站着的互相轮换，我不吃不喝站立过超十个小时，亏的那时身体好，同学们都情绪高涨，并不觉得苦。

列车里不停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当我们一行三人从东三省回来，在北京车站的广场上排队等了一晚上后，有消息说主席不再接见啦！我们一看十天串联的时间已到，只得办票乘车返校。回校一看，大部分同学都未返回学校，冷清清的。回到报社家属院，碰到孙全兵同学，他说刚从上海转了一大圈，从广州回来。我说学校没人管，我们再出去吧。他妈看他出去十多天，又黑又瘦，不想让他再出去，他就闹，无奈他妈只得给他十块钱。第二天我俩每人提了一个旧旅行包，到了郑州车站，原本打算去广州，候车时，一辆上海开往重庆的特快进站，全兵说，就上这趟车吧。到了成都，我们从车窗爬出，出了站，他说你看着行李，我去办住宿。全兵小时候得小儿麻痹，一条腿拐，他办手续不排队，别人一看也能谅解。从成都回来到西安时中央发文，从11月21日起，全国各地一律暂停到各地进行串联。不久，又发出可以步行长征串联。我和我班13名男同学组成长征队，步行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陵墓。

到了1967年的4月份，学校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我们几个同学倾向于河南”二七公社“造反联络委员会，但二七公社当时已被另一派宣布为非法组织，受到镇压。二七公社的头头是郑州大学的党言川，当时流行着一首顺口溜为：二七公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党言川当队长，一声令下打砸抢。听说二七公社在北京受到有些组织的支持，我们五个同学决定去北京看看动向。我们来到郑州机务北站，一些倾向二七公社的工人得知我们是二七派的，给我们找到一辆进京方向的货车。我们爬了上去，车上拉的都是大箱子，里面可能是机器设备，我们就坐在箱与箱的间隙里。四月的天，火车一开还很冷，车头飘落的煤灰落得满身都是。第二天清晨，我们到了丰台站，下车互相一看，像挖煤窑的。一个老工人见我们从车上下来说，你们真大胆，火车要是来个急刹车，非把你们挤的不死也得残。我们都傻笑一下，找水龙头洗洗头脸，拍打拍打身上的煤灰，立即又精神起来了。我们乘上丰台到北京站的通勤车，出了北京站，买了点吃的。听说北航“东方红”在颐和园附近，我们搭上公交，每人买了一张一角五分钱的车票，公交车晃晃荡荡的，我们都打起瞌睡，手里的车票掉了也不知。好不容易到了北京航空学院，一打听，说二七公社住北航联络站刚撤走。我们在北航转了转，晚饭在北航的学生食堂吃的，咸菜一分钱一筷子，米汤不收钱，花了一角多钱就吃好了，晚上怎么办呢？我们在一间放有麦秸的教室住下，和衣把麦秸往身上一盖，美美的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食堂吃过早饭，我们就来到了颐和园，门票一角，我们从南边的一个洞口爬了进去，在颐和园碰到几个郑州八中的学生，晚上，我们跟着八中的学生住进了国务院白石桥招待所，时间是1967年4月15日。

从北京回校后，我们加入了我校的二七公社，郑州五中造联。我们以我班同学为主，成立了下属组织“延安纵队”！人员发展到15人，清一色的男性，任务是刻腊版，印传单，撒传单。在学校停课闹革命期间有几件事至今记忆深刻。大约在1967年的8月份，有一天午饭后我和几个住校的同学在校门口的公路上拦车，搭乘运输公司的大卡车到南郊十八里河水库游泳。玩到4点左右，我们一群学生又来到公路拦车返回，当车开到临近市区时，迎面开来四辆满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文工武卫队员的卡车，我们以为他们可能又去什么地方执行增援任务，这种事在那个年代是常有的，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是冲着我们这些学生来的。只见他们一车总结阻截，一车断后，两车居中，把我们乘坐的车包围起来。有几个跳车跑的，被他们抓回来拳脚相加，接着上来几个手持长矛的人大声呵斥道：都蹲下，不许乱动，就这样，我们像犯人一样被押往当时替代公检法的郑州警备司令部。下车后被带到一间大会议室，坐下后有几个军人出来，其中一人宣读了一个什么文件，又讲话，大意是叫我们在校闹革命，不要拦截汽车，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然后每人在一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后，就放我们走了。郑州警备司令部，当时设在河南饭店的北楼，隔着纬一路就是河南日报社，我们从卡车上被押送下车时，正赶上报社职工下班，父亲有个同事认出了我，马上告诉了父亲。父亲得知后大怒，丢他的脸了。把电话打到学校，让同学转告我立即回家。到家后，父亲训斥了一顿后，令我这几天不要再回学校，每天在家背写“老三篇”。

还是当年的十月，在学生中兴起一股爬华山的热潮，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又随着这个潮流结伴儿扒车前往华山。所谓扒车就是逃票乘车，因为当时乘车的学生大都是这样，法不治众！列车长拿我们也没办法，坐了一夜车，车到华山时天刚亮。我们就直接上山，在上山的路上碰到许多洛阳的学生。他们正在下山，看样子他们昨晚是在山上过的夜，一看就知是和我们一样趁机跑出来玩儿的。见面都是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而过。我们经过一天的攀爬，大约下午5点多又赶回华山站，准备搭乘西安至郑州的列车返回。在候车的时候听到列车在华山站不停车。一打听才知原来上午下山的那伙学生下山后把当地农民卖的土产品，山参，鸡蛋等抢了，然后坐车跑了。事情告到当地的文攻武卫指挥部，他们正在组织人员准备收拾外地的学生。我们这些才下山的学生成了替罪羊。站台上聚集着百十号学生，其中有一学生头目说：弟兄们，咱们都是河南老乡，一会儿如果“武斗队”的来了，咱们都不能装孬种，都跟他们干！说话间，只见西边县城方向有一支火把队伍正向车站移动，我们有胆的没胆的，男的女的都拿起站台上放置的从山上砍下的杂木棍准备战斗。快6点时，列车按时到站，我们扔下木棍急忙上了车。车开了，我们紧张的心放下了，可车刚开到一个叫孟塬的小站，却停下不走了。原以为是让车，结果快车，货车都让过了，这车还是不动，我们心里开始发毛了。一同学说别人都下车在候车室等车，咱也去吧，这样机动些。从郑州出发，坐了一夜车，又爬了一天山，又累又困，坐在候车室，我们都睡着了，突然不知谁大喊一声，“武卫队的来了，快跑！”我们几个就迷迷糊糊的朝南面的塬上跑去。跑了一会儿，刚想听一下，突然又听到“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我们吓的又猛跑起来，一直跑到一个村寨，钻到一个生产队放农具的窑洞，听听没人追来，我们就和衣躺在农具上睡着了。约摸凌晨三四点钟的样子，我们怕天亮了被人发现，就悄悄地摸出寨子，不敢再回到那个小站，就沿着铁路往东走，那天月光很亮，天大亮时，我们走到潼关车站，这会儿是落难之人，又在外省地盘，老老实实每人买了张三角钱的车票。大概是早8点多钟，列车到达潼关，我们检票上了车一看，还是昨晚那趟车，整整在孟塬小站停12小时还多.车上有许多没下车的学生，我们问他们昨晚的情况，他们说：“当时列车上来上来一群武斗队的人，凡是郑、汴、洛的学生，每人身上至少挨了两棍，我们庆幸没有遭此羞辱。但我们受了一夜惊吓且步行20公里。50多年的往事，如今又从忆起，并不想说明什么。在那个年代，这些事只是我们老三届学生中很多故事的一二，今天的年轻人可能不信，不理解，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完全是真的，我们是害人者，同时又是最大的受害者。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等组织，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形成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1967年9月，毛泽东在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郑州时，召见了省领导刘建勋、张树芝等人，刘建勋在汇报形势时说：“我们搞大联合，有人搞大分裂，特别是康生，江青同志提出文攻武卫之后，武斗搞得很厉害，打起来就分不清谁是武卫了，都说是武卫！”主席在听过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录音后，站起来再次重申：“我讲了一路了，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些人就是不听招呼，谁要搞谁就去搞，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现在不讲，回北京再讲。“引自《杨成武传》。

在这一时期，我校造联一部分同学抢了登封公安局的仓库，许多同学都腰上挎枪，神气的很，我们几个同学没有枪，无奈每人到工厂找把钢锉，磨成小匕首，刀柄上缠上红布条，别在腰里唬人！我们也想弄支枪，机会来了，一天，我和有旺、新民到农学院找老康玩。老康他爸是农学院教授，我们骑一辆加重永久，一辆加重凤凰，沿文化路往南，经过文化路干休所南边时，新民看见两个小孩托着一只小口径步枪正在打鸟。我们一商量，决定有旺和新民行动，我和老康跨在自行车上接应。有旺和新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靠近直执枪的男孩，突然发力，把枪抢到手，然后坐上我俩的自行车迅速离去。两个孩子追不上我们，哭着回家找人了。我们又找到一盒小口径子弹，记得我们四人曾到紫金山公园，坐在金水河北岸，向河对岸的小亭子上的顶部射击，我总共也只打过三发子弹，后来郑州警司按中央文件收缴枪支弹药，听说是有旺和新民他俩交出的。有旺因病已去世三十多年，新民不知何因，被骗一百多万元，听说精神失常，已二十多年失联。老康爱人是北京知青，30年前落户北京，现已退休。

今年4月份，我与在京的八中同学任秋海通了微信，秋海他爸是开国少将任昌辉。秋海在微信中说，新民和五中几个同学去农学院串联回来路过文化路干休所西边的小树林时，看见有两个拿小口径步枪打鸟的小孩儿，他们上前把他俩的枪抢走了。这件事新民都给我讲过，这两个小孩儿是住在干休所里苏鳌少将的儿子苏明健和吴永光少将的儿子吴晓军。我回信：新民干那事儿共四人，我是接应之一。秋海回信，哈哈哈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也没什么。

196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来一个动员••••••”我于当年的10月31日牵迁了郑州城市户口，1969年1月2日我和同学们下放到许昌县五女店公社毛王村生产队.1969年7月16日，河南日报社“五七干校”成立大会在信阳地区潢川县桂花岺园艺厂大院举行，报社革委会主仼杨希淼到会讲话，河南日报社下放110余人。

父亲带领全家搬到干校，我下乡的毛王村离五女店公社约八里地，当地的生活相当贫困，住的是草房， 烧的是烟杆儿，红薯是主食。我们下乡的知青是新建队形式，由30名男女知青及10名老农组成。1970年的除夕夜，我是在农村度过的，多少年过去了，却时常会想起。记得那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过了腊月二十三，下乡的学生都坐不住了，陆陆续续回到了郑州。到了年三十，新建队知青走的只剩我一人，我是因为郑州的家已随着父亲搬到潢川的五七干校，郑州已没了我的地方。刚好队里也需要留守人员，因为队里还有仓库，库房，伙房，还有一头牛，两匹马需要人喂。我和几位老农就只能在队里过年了。新建队盖有一座饲养房，有三间屋大，东屋用土坯隔开，由喂牲口的福秀大爷住。年三十的晚上，七八个老农每人兑了两元钱，买了三瓶宝丰酒，还有熟牛肉，猪肝，猪头肉和不常吃到的莲菜，又在伙房弄了几个素菜，喝酒的地方就设在牲口屋，把门板摘下来，往四角支起的土坯上一放，就成酒桌了。火也点起来了，烧的不再是呛人的烟秆，而是平常舍不得烧的棉花杆儿，老农门叫它花柴。一切摆放停当，老农们把我也拉了过去，黑色的小碗里已倒上了酒，我没喝过酒，连说不会，不会。可老农们再三的劝，看样子我不喝，他们没法往下进行，我只得端起酒碗沾了一下，夹了口菜就起身告退了。回到宿舍，屋里冷得很，我来到伙房坐在锅台上，一边取暖一边发呆。卧在地上的大黄狗不时地偷望我一眼，忽然门响了一声，大黄猛地爬了起来，只见福秀大爷一手端着菜，一手端着酒来到跟前，非叫我把酒喝了不可。他说过年了，见不到父母，把酒喝了暖暖身子，吃饱了就不想家了。我看大爷这么诚心，不喝他会过意不去，我就边听着大爷唠叨也喝下了这碗酒。回到屋里，躺在床上我却没睡着，几滴眼泪滑落枕边。也许是想家，也许是被大爷的话语感动，也许兼而有之。50多年过去了，当年喝酒的老农一个都不在了，可那年除夕夜的情景，我却一直没有忘怀。

还有一次，是下乡的第二年，大约在秋季，我病了。浑身不舒服，睡不好，无食欲，冒虚汗。去公社卫生院也没说个明白。当地老乡说东边鄢陵县只乐村有一老中医把脉很准可去瞧瞧。抓几剂汤药一喝就好。学生队长吴庆林骑车带我跑了十几里找到那位老中医。他给我把了脉，又翻开眼皮看了看，让我伸出舌头瞧了瞧。就开了药方，包了三包中草药，让我先吃吃看。我说现在身上无力，直冒虚汗，他犹豫了一下说:打一针葡萄糖补补。他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支葡萄糖注射液，抽入一个粗大的针管里，针头粗的吓人。我看到针头就想起公社兽医给我队里养的猪打针的情景。心里不免紧张，老先生扎了两次也没找到血管，我害怕的直叫痛，不想打针啦。老先生头上也冒汗了，他找不到血管，我又直叫痛，他说:“囗服效果一样“。他让我仰起脸，张大嘴，对着我的喉咙把葡萄糖注射液推了进去。我感到一股甜液流进肚里。三剂药加一针葡萄糖共化费三块多。回到队里后，福秀大爷寻了个药鍋，在饲养房门前支三块土坯，用干树枝给我烧火熬药。每天早晚一次，药熬好后滗到小碗里，让我趁热喝。听大爷说药里有鳖甲，喝起来又苦又腥。我艰难地喝下药后，直想往外吐，福秀大爷赶忙递上一碗凉水让我漱漱口，然后慈祥地笑了。三剂药喝完，还是不舒服，我请假回到郑州，住到家属院一临时住房里。我到省人民医院作了一番化验，检查，也没检出啥大病。医生说可能是“美尼尔氏综合症“，咳！听都没听说过。给我开了一瓶胃蛋白酶合剂和维生素B，让我按时吃。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是肠胃紊乱，消化不良而已。

有人说，知青就是扒车逃票！忍饥挨饿的难民，挣扎着与贫穷和磨难苦苦抗争。这是下乡后的另外一个小故事！大约1970年4月份，我和一个同学从乡下回到郑州，我回到报社东家属院孙全兵同学的家，送上两把烟叶，晚上我和孙全兵一个被窝″打老通″。孙全兵因残疾被安排在经八路办事处办的修鞋店工作，第二天他领我在他的修鞋店玩，又请我到对面的建文电影院看电影。我又见到在郊区银行工作的大姐，大姐给了我十元钱，我准备返回农村，一早，我混进了郑州车站，搭上郑州至申楼的慢车，车快到新郑站时，列车员开始查票，我无票，便说是下乡知识青年无钱买票，列车长无情的把我赶下了车。我出了新郑站车站，在大街上溜达，我进了一家百货店，看到一件深蓝色带拉锁的大翻领绒衣，这东西在郑州还买不到。我爽快的花了五元钱，二尺步票买下了它。那时，郑州到许昌的车票也有！2元4角钱。我却舍得花五元钱买一件衣服，心里想，穿上它该有多神气。东西买到手就又要想着回队的事儿了。我溜到站里，看到一辆货车！机车头朝南，正呼哧呼哧地冒着白烟准备发车，我毫不犹豫地爬上货车，不一会儿车开了。但列车到许昌站却没有停，一直开越临颖站，在一个叫小商桥的小站停下。我翻下车找了个水管，洗了把脸，又咕嘟咕嘟的把肚子喝个饱，我悠闲自得的坐在搬道房旁的一块石头上看风景。下午3点左右，一辆北上的绿皮车进了站，我从容地上了车，一路没碰到查票，顺利的到达许昌。出了车站，开往五女店的城乡公交和小火车都已发走最后一班车。我来到许昌至太康的公路口，进一饭店要了一碗面条。吃完饭，我站在路口张望，一辆拉煤的车停在路旁，车上下来两个人，进了饭店。有门儿，我等待着。天黑了下来，那两人吃完饭刚出门，我急忙迎了上去:"说同志，我是下乡青年，回队里没赶上车，让我搭一下你的车吧。″那两人上下打量了我一下，问我去哪儿呀？我忙回答，五女店公社！司机搂里坐不下，坐顶上净煤灰，你不怕？我赶忙说，没事儿，没事儿！司机拉开车门坐了进去，开始发动车，我立即爬上了车。车开的呼呼的！我蹲在前栏挡后面，双手紧握栏杆，生怕掉下去，大眼睁着，又怕车开过头，五女店到了，我拍着驾驶楼顶盖大声喊着"停车，停车，"车停了下来，我赶紧爬下车。还没等我说声谢谢，车就一阵风的开走了！五女店离我们新建建队还有八里地，我下了公路沿大街往南走，前三里地的五女店，大街有灯火，有人不害怕。一过小铁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不敢走近路轱辘沟，那沟有二里地，晚上容易藏坏人。只能绕道陶杖新建队。我吹口哨壮胆，迎面有一人影晃动着向我靠近，我警惕的侧着身看着他，他并不怯我，并大声地问道:″往许昌的小火车过去没有？我紧张的回答一声不知道，就拔腿跑起来。谁知一下钻进路边的一片乱坟地，我也顾不上害怕了，朝着有灯光的地方猛跑，从一农户的后围墙缺口处翻了进去。狗叫了起来，一老农出来，我赶忙说我是毛王知青队的插队知青，摸迷了，进了你的院子，那老农说出这门儿往东不远，就是青年队。我谢了老农到知青队，我见到老同学有望，新民，他俩陪我回到毛庄新建队。一路下来，我这一天发生的事儿也仅仅是省下两元九角钱，但那时我就是那样想的，也就是那样做了，不然何来我有这样一段离奇的而又令人难忘的故事呢？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知青的往事就像苏轼先生描绘的那样，在南来北往的行程中，似鸿雁偶尔在雪泥上留下的足迹，但这种痕迹很快就会消失的，而记忆会永存。

2018年11月11日，我们十几个当年的知青聚会，晚上即兴写小诗一首给同学，诗曰：广阔天地青春献，下乡许昌五女店，脱胚剁墙盖草房，禹县拉煤累断肠。炕烟出窑热汗淌，拉楼种收加扬场。蹉跎岁月过往事，珍惜当下享夕阳！最近有好友发给我一段视频，是老三届知青陈志学创作的题为“什么是知青”的长篇叙事诗，读后催人泪下，特摘编如下，“什么是知青？一个貌似简单的命题，你要问100个当年的知青，就会有100个不同的回声，我想谁都难用一个定义把它说清，那是用青春换来的记忆那是用热血与命运的抗争，那是用生命铸造的战歌，那是共和国同龄人的总称，有人说知青是无知，无能和无奈的代名词，也有人说知青是有情有义，有担当的英雄，我们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一代，我们用千万个豆蔻年华换来祖国母亲的康宁，什么是知青？知青就是一帮涉事未深的毛孩子，开创了共和国第一次人口大迁徙，知青就是一群羽翼未丰的小燕子，无奈地闯进了命运的漩涡和风雨中。知青就是扒车逃票，忍饥挨饿的难民，挣扎着和贫穷与磨难苦苦抗争，知青就是知识的种子，文明的使者，给穷乡僻壤的山村带来了一抹黎明。成也知青，败也知青，酸甜苦辣的一壶酒啊，一言难尽，敢恨敢爱的是知青，好心办了坏事儿的也是知青，有情有义的是知青，欠下了孽债的也是知青，知青这杯陈年的酒越放味越浓，什么是知青，我也说不清，众说纷纭起，结论大不同。身居高位的知青说，那是一段人生难得的宝贵历练；名声显赫的知青，说那是一场耐人回味的人生体验；腰缠万贯的知情说，那是一次人生拼搏的热身训练；出国留洋的知青说那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浪费；企业下岗的知青说，那是一辈子坎坷经历的开始。

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诠释，各有各的纷争。我们亲吻过祖国的江河大地，我们享受过战友的友谊亲情，我们亲历过乡亲的无私和大爱，我们分享过丰收的喜悦和欢腾，这些就足够了，足够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把多少奢求留给自己，奉献永远是知青这面旗帜上永不褪色的风采，忠诚就是舞动这面旗帜的劲风。下乡两年零三个月后，1971年3月31日，我被招工进入了国营工厂，工厂位于郑州西郊铁路车站西部与铁炉村紧邻。我当了一名铆工。第一年月工资18元，到第四年转定为一级工。1975年我担任了生产班组长，这个组长一干就是15年。班组长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总之是有苦有乐，工作中吃得苦，作的难，一言难尽。说大点了是为了革命工作，说小点儿是为了体现自身价值，让别人不能小瞧你。青春无悔，有付出就有回报，在此期间，入了团，入了党，也结了婚生了孩子，完成了人生大事。多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厂劳模，优秀党员，最高的是被评为石油化工厅的优秀党员，奖励的一台上海马蹄牌闹钟，至今还在用着。

(在此，穿插一篇旅行结婚记！此文写于十多年前，刊登于某报，也算是自己人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

经过和对象4年的相识相处，终于拿到了像奖状那样的两张结婚证书，为了免去那些繁文缛节，我和妻子决定旅行结婚，到繁华的上海一游。

那是上世纪的70年代末，也是经济短缺的年代。上海的服装，皮鞋等物品很受青睐，同事，亲戚朋友听说我们要去上海，都想要捎些东西。我和妻子光购物单就记了4大张纸，上面记录所购物品的名称，规格，式样，颜色等等.

那时到上海住行都是个难题，先说行，我们9月24日出发的所有到上海的车次都是满员，父亲用了两个省报的记者证，才买到两张站票，费好大的劲才挤上了车。车厢内人贴着人，我是一直站到上海的，妻子实在坚持不住，硬是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挺过去的。再说住，到了上海，首要的就是登记住宿，我持单位的介绍信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等候，住宿介绍站终于开出了住宿证，我一看，乖乖！先要转两次车到中山码头过江，再乘车才能到一个叫“新浦”的小旅社，我们决定按第二方案，找到在上海《文汇报》工作的父亲的老同事，经过那位王叔叔多方努力，我们总算有了比较理想的住处。我住在南京路南的《解放日报》招待所，妻子住在路北的《文汇报》大厦顶层的女职工宿舍。接下来每天一早我们约好在外滩碰头，吃过早点，就开始沿南京路进行购物了，妻子对逛商场兴致很高，我则成了一个随从。她购一件，我掂一件，一天下来真比干活还累。国庆节过去了，所捎东西也基本购齐，共计有黑呢子大衣和雪花呢大衣5件，中山装呢子一件，新款毛领大衣一件，皮鞋，白边布鞋8双，水果糖10斤，月饼4斤。其余小件就更多了，从黑布伞，折叠伞，自行车雨衣，再到尼龙衣裤，三角巾，最小的物件是发带4根，金色发夹2个，那真是恨不能把上海一百给捎回去。10月2号，我们开始做回家的准备，为了把所购物带回去，我买了一个硕大的红塑料盆，把大件统统装进盆内，用网兜捆扎好，剩下的物品装进两个旅行包里。走时，我把招待所的一个旧扫把拿来当扁担，晃晃悠悠地踏上了旅行的回程。接着是上汽车，下汽车，进站，上火车，一路的辛苦可以想象，但心情还挺轻松。

30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出行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交通，住宿都很方便，购物就更不用说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时装在郑州很快就能见到，人们买衣服，完全可以尽自己的兴致挑选试穿，再也不用捎来带去的了！（文章写于2000年左右，特附于此）

和老伴儿结婚时合影！

老伴儿在部队时照片

我1990年元月担任了铆銲一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在我任职一车间书记的10年中，我时常带队去各小化肥厂修理安装设备，我是我厂在一个车间担任书记最长的.1999年底，我被调到生产科负责工时统计，生产统计，向市里上报报表工作，另外还有外协加工等杂活。2002年又调任厂保卫科长。2004年我55岁，正式退休，这就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最后就用毛阿敏唱的《三国演义》主题歌结束这篇回忆文章吧，“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风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兴亡谁人定啊，兴衰岂无凭啊，一夜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关情啊，担当生前事啊，合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李申)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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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小朋友，见面就叫爷爷！

嵩阳书院二将军松柏树下！

手写稿！

写完全文，意犹未尽，又附诗一首！

一群老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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