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记忆——追思父亲

🌏 黄河老纤夫

什么记忆最深，按心理学讲，情感记忆最深。在我童年、青少年的记忆里，对红色有一种特殊情感。这不仅仅是对颜色本身的认知，而是来自父母及父母的讲述。

出生在什么时代，必然要经受那个时代的一切。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起就被革命斗争流血牺牲考验着、磨砺着，在腥风血雨之中艰难成长。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民幸福，有多少共产党人、仁人志士倒在了前进的路上，赍志而殁。他们前仆后继，用生命捍卫了理想信仰，用热血染红了党旗国旗。

令人最遗憾的是，为了建立新中国，有不少人在迎来曙光之际却献出了宝贵生命。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留下或没留下姓名，都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但是，他们所沉淀血沃的伟大精神，已经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基因之中，循环在血液里。我们坚信，红色的记忆将永远不会褪色。

我的父亲，就是无数革命先辈中的一分子，辞世二十多年了。言犹在耳的是——“当官要有民气，不可有官气；做事要记着群众，不能忘了过去”。两句话的教诲，多少年来一直鞭策着我努力去践行。

一

有记忆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讲述他们的片段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与“红色”有关。共产党在陕北领导“穷苦人”起来反抗地主“老财”，开展革命斗争，当地通称为“闹红”。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闹红”。

父亲于1909年4月在陕北神木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出生，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有地方和部队工作的经历。他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虽微不足道，但曾为党不怕流血牺牲奋斗过；他出身于农民，虽生活在穷僻农村，但曾为争取劳苦大众不受剥削压迫斗争过；他生命终止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虽享受幸福生活的时间甚短，但也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付出过；他曾是基层领导干部，虽因极左政策和“文革”导致人生遭受波折，但对党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

父亲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2岁父亡，4岁母走，成了孤儿，不能上学，靠祖父讨饭抚养至11岁。从这一年始，就给富户打短工、扛长工，直至18岁。也就是1927年这一年，非常不幸，祸不单行，父亲的祖父、叔父和离走另嫁的母亲都接连去世，家族仅留下了他和堂弟。

之后，无依无靠，就秘密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一些事情。1928年3月，父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时期，国民党“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大中城市党组织损失惨重。而在边远的小城市，特别是农村党组织虽有波及，但在交通不便、环境恶劣、穷乡僻壤的黄土高原，尚能坚持开展秘密斗争。主要是针对当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或“打”或“除”，以鼓舞民心。这样分散、零星、小型的活动一直持续着。

二

1931年，全国革命仍处于低潮，形势变得越来越险恶，斗争环境更加艰难、复杂。逐渐延伸到小城市及边远农村。

这一年的正月十五，有消息传来，黄河渡口盘塘国民党驻军抓了两位革命同志，准备押送神木县城。党组织得知后，决定进行营救。当时武器简单，大都是自制刀具，有枪支是非常困难的。父亲用90多块大洋买了一支六轮手枪和一些子弹，送给行动领导人杨文谟使用。结果在去往县城的路上守候几天没有等到，未能实施营救。于是，大家商量就地成立了一支游击小组，主要成员有：杨文谟、王宝山、王碰碰、刘培富、刘斗威、刘二，还有父亲。决定拿起枪杆子与敌人进行周旋，继续展开秘密斗争。

此后开展活动多了，在当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驻军的注意，便采取各种手段来搜捕父亲他们。面对白色恐怖紧张形势，随时有被抓住杀头的危险，游击小组决定，采取暂时分散的方式隐蔽生存，以保存实力。

在这一年的冬季，父亲就到山西五寨石嘴头村的一个朋友家边干活、边探消息。干了不久，父亲又悄悄回到本村与组织联系，住在刘羔栓家里。这个同志利用迷信活动方式把父亲掩护好几天。其间，当托人与组织联系未果时，父亲就假扮有人去世外出报丧，手拿“哭丧棒”，披麻戴孝，亲自到五龙铺找王宝山同志接头，联系不上时又返回村里。后几经周折，多种方法，终于找到了组织领导王聚英。

三

在革命斗争中，党组织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枪支弹药。1932年12月，组织又派父亲与刘培富、刘树录等同志到山西静乐县石土活一带去“买”枪。搞到后就送到黄河边，再派人过河接回。“买”枪期间，父亲几人一直没有回过家。1935年6月始，敌人开始追查在山西的外地人，他们在石土活一带难以躲藏，便准备返回。路途中，父亲与刘树录同行，走到山西兴县龙王沟村，买了两只羊，制作了“浑脱”（取下完整羊皮，充气渡河浮游使用），计划避开国民党已经封锁的黄河渡口，偷渡过河。此时，不料被龙王沟村的一个地痞发现告密，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当晚就抓捕了他俩，连同准备的“浑脱”也被拿走，押至康宁镇审讯通夜。问及制作“浑脱”的用途，父亲俩人一口咬定是贩大烟做买卖的，卖了大烟回家过河使用。录完口供后，次日把他们送到兴县伪政府。伪县长李大肚多次拷打审问，父亲俩人始终以贩大烟回答。当时只要说出一点有关共产党的事就被杀头。当审讯无果，就把他们未划为“政治嫌疑犯”。在兴县国民党监狱里，见不到阳光，潮湿阴冷，每饭吃得很差也给得很少。监狱期间，见到不少被打残或病饿致死的。

一年后，由于未暴露身份，于1936年7月被释放。一起的出狱的同志有王立光、乔殿中、段之进、高柿子、刘树录等。出狱后，无法生活下去，父亲就在一家饭店打工为生，这一段时间，偶遇当时给国民党当号兵的堂弟。父亲纳闷，他在“红三团”当兵，怎么会在国民党这里？经问才知红三团随红28军到山西作战，17岁的堂弟生病掉队，讨饭到兴县，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由于只说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就当上了号兵。其间，父亲引导动员偷逃，后来仍参加了革命。

父亲打工一段时间后，攒了一些钱，就买了“油篓”（柳条编制，外边塗上油脂防漏，可装油储粮，也可渡河使用），与刘树录一起，带上堂弟游过黄河回到家。

此时，父亲离家近五年时间，家人以为早就不在人世了，已经用“衣冠”立了墓冢。半夜突然回来敲门，吓坏了家人。开门见面知道还活着，转悲为喜。

四

回到家后，父亲进入神府苏维埃政府工作，曾担任民兵连长，之后入伍，担任侦察员，负过伤。因身有伤残又到盘塘防河司令部担任查河员，负责查河工作。1952年8月按三等甲级伤残军人正式转业到地方工作，曾在府谷县庙沟门、老高川、孤山区先后担任副书记、区长、书记等职务。1962年，又因身体不能从事繁重工作而提前退休。

退休后又被组织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担任了神木县尔林兔公社贾家梁大队支部书记。记得这个期间父亲很少在家，经常忙于工作，家里也经常有人来拉话、吃饭，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以至数年后，至今给当地留下了好的口碑。

“文革”开始后，父亲一夜间被戴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也遭到造反派的多次批斗，子女被株连，家庭也受巨大冲击，家人遭歧视。当异乡无法正常生活时，于1969年春迁回老家。

“四人帮”打倒，“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待遇得到落实，全家也恢复了城镇户口，子女按“插队知青”对待，相继有了工作。

记忆最深的还有，父亲经常说没有文化太“吃亏”，这也是他所有经历中的深切体会。因而家里困难再多、生活再苦，也要让儿女一直上学。多少年来，作为儿女，一直怀揣刻骨铭心的感受和无限的追思——父爱如山！

父亲一辈子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家人一贯要求严格。他把朴实、善良、严谨、勤奋的品质留给了后人。

五

抚今追昔，正是无数革命先烈先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用流血牺牲的贡献，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代代中国人，永远不能丢失红色的记忆。共和国的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先辈用生命、鲜血染红的，一代代中国人要永远赓续红色精神血脉，永远坚定为民族复兴、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崇高信仰。

让人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曾经多次念叨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同志。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工作的同乡、上级、同级。提到的有：刘秉刚，贺道新，王善继，刘培富，段之进，王聚英，马学义，贾兰枝，刘吉甫，白应南，白明元，郭亮明，王进成，黄进山，崔如宾，杨甫仁……等等——

他们都是当年为了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热血奉献的最可敬的一代人。他们虽然随着岁月推移先后离世了，但是生命不在，灵魂永存！我们一代代人，本应无愧先辈，不负人民，让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让红色记忆永不褪色！（2022.6.19.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