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爸（一）

沙柳

　　

跟着张爸到新疆

1958年我12岁，还在老家甘肃清水县土门村上小学三年级。10岁那年，我的二答去世，一年多以后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他们过世时都只有40来岁。我奶奶和大伯都在另一个村子西坡村。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生活极其困难，辍学在家干活。吃不饱肚子是最大问题。母亲看着儿子已经不能上学，还要挨饿，心里又着急又难过。

这时，区委书记找到我母亲，劝我母亲改嫁，和邻村一个新疆兵团回来的男人结合，带着孩子混一口饭，给孩子一个上学的机会。 我母亲是参加区县代表大会的党代表，平时最尊重区委书记，也肯听他的话。就这样，答应了区委书记的劝导。一个月后，母亲和这个张爸办理了结婚手续。

我这个张爸叫张万忠，时年41岁，我们土门村南边仓下村人。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去了新疆，一去七八年不见音讯。1949年9月25日跟着国民党部队起义，参加了解放军。老家有个成婚没有几天的媳妇，男人离开几年以后，没有熬过昔日的苦难，去世了。这次是领导动员回老家接家属的。听说我母亲带个孩子，日子过得很困难，就托人介绍我母亲。起初，母亲坚决不同意再婚，家里人也反对她改嫁。后来，经过区领导做工作，家里人也为了我这个正应该上学的孩子，不再反对。

可是我舍不得我的奶奶，舍不得离开我的同学玩伴。我其实也不太喜欢这个张爸，他好像也不会说些好听的话。不过我挺佩服他那一身黄军装，像个军人似的。他给我用他拿来的香胰子洗头，洗脸。买来新布，让我母亲给她和我做新衣服。我想，反正我跟着我妈，她走哪我到哪。于是，这个张爸就成了我的继父。不管怎么说，是张爸救了我们娘俩，从此不愁吃穿。

后来，母亲给我讲述区委书记告诉她的话。这个张爸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每月有几十块钱的工资，可以供我上学，我们也就不那么艰难了。我勉强接受了这个张爸，在家里就喊他爸爸。老家人把亲父亲叫答答，把继父或者其他父辈都叫爸爸。我观察这个张爸，就是和庄户人不一样。他身子外面穿军装，里面的白衬衣也和城里人穿的那样，有翻领，有小口袋。贴身还有裤头背心。他每天早上要刷牙，洗脸还用洋胰子（香皂），就跟学校的老师一样。他给我洗脸，抹了一遍又一遍，让我闭上眼睛，手上的香皂沫给我脸上抹。我闻到一股浓浓的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香味，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彻底的洗过脸。我开始跟他拉呱起来。新疆离土门有多远，那里的人和我们这里一不一样，那里的学校啥样……

1958年4月，张爸给母亲办好组织介绍信，给我办好了转学证，少先队员证明，以及我和母亲的户口。这些事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办，也不知道怎么办。张爸领着母亲和我，告别了乡亲，告别了生我养我的乡村，踏上了漫漫西行路，往新疆出发了。一路坐汽车——火车——汽车，半个多月后到达沙湾县炮台。当时张爸工作的地方，农七师二十一团九连。

如此植保班

我在礼拜天跟着爸爸去看他干活的地方。在一个场院里，木头架子上铺着许多细竹棍编成的竹帛，上面铺满了棉籽。一些妇女在拨弄棉籽。原来她们在选棉种，这叫选种。我爸就给她们讲解如何选，给她们检查质量，非常严厉。在一个角落，有个叫范山虎的叔叔用化学药物给选好的棉籽脱绒，浸泡。爸爸说这都是处理棉花种子的程序。爸爸领着我看他们库房。一股浓浓的化学药品味道。库房里堆满各种喷雾器，有背在背上，手拿喷管喷洒液体的，有挎在肩上，手摇喷洒六六六粉的。还有好多牛皮纸包装袋，写着不同文字的农药……

原来爸爸是植保班的班长。植保班就是专门保护连队各种农作物不受虫害。棉花是第一要保障的。 植保班的范山虎叔叔我最佩服。他是我爸班里的计分员，也有点像技术员，许多资料夹里的讲义，都是他负责给大家讲解。他和他们家阿姨都是解放军进疆。他们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他们家墙上挂着他俩穿着解放军军装的照片。他们家阿姨叫郭淑华，对我可好了。

有一次我跟着范山虎叔叔到棉花地看他们怎么灭蚊虫。这时我爸已经在地边插了好多竹棍三脚架。范叔叔和其他人把一个个瓦碗放在三脚架上，碗里盛上糖稀。这是糖浆灭蚊法。小小的蛾子还没有长大，被糖浆吸引到碗里，就被粘住飞不走了。然后，我爸爸他们一人一个喷雾器，在嫩绿的棉花行子里喷洒六六六粉。整个棉田里弥漫着浓郁呛人的农药味。尽管他们戴着眼镜口罩，还是会满身的药味。原来爸爸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正因为这样的工作，爸爸落下严重肠胃炎的毛病，有一段时间，什么都吃不下，人瘦的皮包骨。领导考虑他病情，调整他的工作，让他在连队担任警卫，就是拿着枪在连队巡逻，两个人白天晚上轮流值班。还报请场部批准，给我爸每月供应百分之十的白面，作为生活照顾。我每次回家来，母亲做的饺子面条，都是爸爸的白面做的。

改名换姓

1962年，老场长慈百兴知道我爸在旧军队干过话务员（其实他就是给报话机摇发电机的），把我爸爸调到老炮台总机房，和黄太云爸爸两人担任总机接线员。两个人白天晚上轮流值班。有一次我到一般人不能入内的总机房，看到一个不大的机台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孔，挂满粗粗的带有插头的电线头。我爸爸头上戴着耳机，对着总机台，不停地拔，插接线头。

有一天，爸爸让我跟他去栽电线杆。我俩抬着一根木头电话线杆到公路边。爸爸拿起一把筒状铁铲，要挖一个80公分深，15公分大小的深坑，刚好可以放下电线杆。我试试，实在不太好挖。可是爸爸已经挖了好几个坑，栽了两三根电线杆。

这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炮台学校附近的老水管站旧房子。这里距离总机房很近。我爸为了工作需要，买了一辆自行车。有时候，线路出毛病，他就可以骑自行车去查线。我从管理处放学回来，就想学骑自行车。爸爸很慷慨的答应让我学。有时候还帮我扶一扶车子。两三天以后，我基本可以上下自行车，骑着车子转圈圈了。 有一天，母亲让我到场部去买酱油，再买些其他东西。我趁着爸爸不在家，骑着自行车就往场部去。谁知这一去出了大问题。我骑着自行车上桥时，过于高估自己的技术，没有下车推着走，而是使劲往桥上蹬。那个桥是个空心桥，中间有个一米宽两米长的大洞。这是为了防止炮台疫区的牛马车过到新炮台的防疫措施。我在桥上，看到空心桥一紧张，连人带车翻到桥底下。桥下没有多少水，但是把我搞得满身泥水，自行车也被搞得不成样子了。我想，回去好好挨爸爸一顿骂吧！我也不能浑身泥水上场部了，掉头回家。回到家里，我顾不上自身，赶紧找烂布擦洗自行车，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冲洗一遍。母亲把我痛骂一顿，说我显摆啥，天天走路到场部，今天非要骑车子去。中午，爸爸回家来，也没有说什么。我想他可能没有看出被泥水弄脏的情况。后来听母亲说，他一眼就看出自行车被刷洗过。我爸说，儿子大了，总是要骑自行车的，他能主动擦洗这么干净，说明他已经知道错了，我再骂他有什么用。

我真感谢我的老爸，他太能宽容儿子了。在我记忆中，爸爸好像没有打骂过我。当然我也很少给家里惹事。

但是有一件事，给爸爸带来麻烦，引起他的不满和忧愁。我从甘肃出来时，就暗下决心，我是陈家人，绝不改姓，我爸也没有勉强我改姓张。我刚上四年级报到时，总是有人要问我为什么我和父亲不是一个姓，我比较烦，不想理睬，更不想解释。谁知学校业务人员开具的扣款发票上，把我家长的名字写成“陈万忠”。他们可能以为那个老师写错家长姓名了，擅自“更正”了。此事给爸爸很大的刺激。我也深深感觉不安。我和母亲商量，干脆把名字改了吧，不然爸爸会心酸的。爸爸再没有别的孩子，他对我的好我心里非常明白，再不能伤他的心了。于是，我自己翻字典，取名“张学铭”。从那以后，爸爸对我更加亲近。每次到哪里，让我坐在自行车前车架上，让我使劲靠在他左胳膊上。爸爸知道我懂事，几乎不说我。有时需要我到新炮台（场部）买东西，就放心让我骑自行车去。

消毒站风波

1964年，农场畜群防疫工作越来越严格。团场四周路口都设置有检查站消毒站。我爸爸被安排在老炮台到场部的三支渠大桥东边的消毒站。团场给推倒原来的马扎子三角棚 ，修建一间房子，我们家就住在这里。老爸每天把消毒站门口场地打扫的干干净净，把小凳子摆在门口，过往行人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喝口水。因此，老炮台的人大都认识消毒站的张大爷。 大桥西边也有一户邻居，那是一二一团配水站的配水员孔德泰 。每到开春，他就来此值守，与我爸妈为邻，可以经常相互照应。

这是二十一团最核心的一个消毒站。炮台区是疫区，东边包括老乡社的牛羊猪马鸡鸭一律不能过桥。有人要带肉过桥绝对不行。要么你把肉在这里煮熟带走，要么你存放在这里，回来再带回去。大桥东路面有一个大消毒池，里面铺的稻草，泡的消毒水，汽车拖拉机开过去，其轮胎都可以消毒。但是，开车的，坐车的都得下车踩一踩。 有一次，从老沙湾过来一辆汽车，爸爸一看就知道是外来车辆，让司机下车消毒。谁知这驾驶员一踩油门冲过大桥跑了。我爸爸一怒之下，骑上自行车就追，一直追到场部，把那辆车找到，带到畜牧股让领导处理。老爸也是，消毒站配的有电话不打，非要骑车子去追。 1967年，文革运动深入团场。因为我和团场多数观点不同，影响到父母。他们说这是放毒站，纠集几个单位的人员，对我家抄家，抢走了家里的铺板，还抢走了我离开甘肃老家时奶奶送我留念的两块银元。强行把我家搬到距离场部10多公里的畜牧队（后来的十五连），并且对父母亲进行戴高帽批斗，受了不少苦。就这，母亲在支部会上被批斗，父亲在房顶上敲锣“认罪”，坚决不说儿子是反革命。我想起老爸前些日子专程到奎屯农校看我，那是听说奎屯农校火烧大楼，放心不下才去看的，如今遇到这样的残害，我难过极了。都是我给家里带来的麻烦。

（未完待续）

我的张爸（1949）

初到炮台的我和母亲娘俩。

老爸用过的总机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