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爸爸妈妈的结婚照吧。 ......往事一幕幕，好像一切都是在昨天！<br><br> 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那年的冬春之际，我随父亲刘杰三参加边区参议会的机会到达延安，准备去鲁艺学习。一天想到去西北局转组织关系和谈工作，接待我的正是秦川同志，他当时代表西北局负责领导边区文协和西北文工团的工作。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为什么到延安十多天了，才来转组织关系！？”我说了人生地疏的理由，并讲出我想去鲁艺学习的要求。他立刻说：“工作也是学习嘛，西北文艺工作团需要女演员，你去那里报到吧！”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我当时想，这位同志好凶啊！无奈，我只好第二天就去文协的山上西工团（注：西北文艺工作团简称西工团，成立于1940年9月；老戴叔叔是44年初从边艺调过来到创作组的）的驻地报到了。那时整风运动已经结束，西工团又开始了正常的演出活动......<br> 那时每个周末，西北局都要组织交谊舞会，西工团的乐队成为舞会的固定伴奏者。我也经常跟着他们去玩。秦川也去，但是他的舞跳得都踩不准拍子。有一次到难民工厂搞联欢，他坐在一边还给我画了个像，还可以。他说年青时学过画，好久不拿画笔，生疏了。秦川住的窑洞就在舞会礼堂的旁边，西工团不少同志舞会前或者中间休息时常要到秦川那里坐坐，天南海北地聊天说笑话，讲时事新闻，抗战形势。主讲者就是秦川，他的知识渊博，十分健谈。<br> 而且我发现，几乎每次西工团有下乡演出活动，秦川都参加。此后我们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不过他在我的眼里，始终是一位批评人的上级领导。有一次，在舞会进行中，我的鞋带断了，我鼓足勇气到秦川的窑洞里去要一根带子。他从床下撕了一根布条给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不久，西北局的老领导、老同志都来找我谈话，劝我和秦川结婚。西工团的政治协理员更向我指出，这是组织上的关心。他们强调秦川是个政治水平高，年轻有为、工作能力强的好干部，虽然脾气有些不好，但人好......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结婚了。<br> .....我了解了了秦川的经历后，十分敬重他，就像个小学生，象下级对上级一样。我仍在西工团工作演出，比如出演歌剧《张兰英》、话剧《清明前后》，独唱陕北民歌《绣金匾》、《兰花花》，参加拍摄延安第一部电影《劳动模范》......<br> 一九四七年初，胡宗南进犯延安，按照中央部署，妇女、儿童、老弱病残都留在后方等待转移。当时我已怀孕，只得离开了西工团，成为一个随军家属。秦川忙于准备奔赴前线。我是在恐惧中独自离开延安的......临行前我为他缝好了布袜，他为我用稿费买好生孩子用的红糖，就这样分别了，一别就是半年多，不通一点音讯。他在西北野战军前委做宣传工作，我则一路冒着敌机的轰炸，艰难地跟随父母，东渡黄河，在山西临县的三交镇，在一个叫清塘村的军区野战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儿子。......<br> 四七年七、八月间，老朋友柯华去兴县开土地会议，打听到我们的消息突然来看我们。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秦川已从前线总部回到了西北局机关，西北局机关也东渡了黄河。可直到九月中旬，秦川才终于出现在我的面前。悲喜交加，满腹的委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失声痛哭......第二天，他用硫磺膏给我治疥疮，随后就匆匆下山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不久他接我和孩子，回到了西北局的家属队。家属队住在另外一个山村，怕我的皮肤病传染，就给我们母子单独分了一间破窗透风的窑洞住下。......又熬了半年时光。......那时，西北文工团也从陕北来到晋西北......<br> 一九四八年三月，宜川大捷，四月延安光复，西北战场形势一片大好。是年春，秦川调任米脂县土改工作团，后任县委书记。我也于四八年夏，带着孩子来到米脂。秦川仍旧是老作风，一心扎在工作中，回家也只是办公和看文件。他勤奋努力，艰苦奋斗，深入农村。他领导的土改工作，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也抱定了做些群众工作、文教基层工作的绝不当家属的想法，去小学和米脂中学当了不到一年的音乐教师。我把孩子托付给邻居家大嫂，用当教师得来的每月一斗小米，匀出二升来作为酬劳。......秦川也表现出了父爱，亲自下厨房做红烧肉。......我觉得，自己能自食其力，还能养活孩子，感到十分自傲。<br> 一九四八年底，我们一起回到了光复后的延安。秦川又重新回到西北局宣传部工作，四九年初他又随先遣队开赴一线，准备在西安解放后进城接管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开辟新区的文教、新闻出版工作。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这时我因怀上第二个孩子，只得留在了延安，又进了家属队。七月二日，我在新住的窑洞里，没有医生，在大姐的帮助下，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四十天后，我和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和家属队同志一块乘铜关的煤炭火车，开赴了西安。秦川匆匆赶来，看了一眼小儿子，说了声“大鼻子！”就匆匆忙去了。......<br> 秦川通过宣传部领导，将我安置在了西北局宣传部，当了一名机要秘书，每天发送电报传递文件等等。他对我说：“无论将来做什么，先到党的机关受点教育，对你会有好处的......”我也就暂时安下心来。这时西北文工团也来到了西安，准备在新的环境下，扩充队伍，大干一番。西工团的同志，见我在当机要秘书，很为我惋惜。西工团的领导便提出让我归队，我当然十分高兴，可是秦川不同意。我回西工团的愿望也就落空了，而只能参加客串演出......<br>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的第三个儿子又出世了......这年的秋天，为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文化部从各地抽调演员组团。在西安，有的老同志提议让我参加，因为在延安时，我曾经为歌唱陕北民歌《兰花花》受到欢迎，这是延安老同志都知道的，他们希望我把这首民歌带到联欢节上去。可是秦川说：不行，孩子还在喂奶，让别人去吧......我难以接受。......<br> 秦川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有出色的工作效率。在西安工作近四年，他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审看报纸的清样，撰写重要的社论，处理白天积累下来的工作等等。他还挤出时间，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宣传册子《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为解放初期在西北地区发行量最大，很受知识青年、学生欢迎的党的历史教材。抗美援朝中，他又担任赴朝慰问总团的西北慰问团的副团长，到朝鲜前项慰问志愿军英雄和战士。所有这些业绩，为上级党委所看重。<br> 一九五三年初，秦川就被调到了北京，先后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卫生处及宣传处等任职。他是西北的干部直接调到中央工作的少数干部之一。（本文出自我弟秦友苏博客）<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