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江丹

——发表于1994年7月10日《呼伦贝尔日报》

父亲去世那年，他四十七岁，我二十三岁。倏忽三年，此间我工作调动，为人妻为人母，弟妹相继工作，但每想起早逝的父亲，仍止不住泪花盈盈，跟父亲在一起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

　　父亲在铁路大修战线工作了近三十年，常常公出或者去到远方的工地，记忆中，多是他来来走走的情景。每次他归来，总不忘带些东西，小时候带给我们新衣服和小人书，长大后是实用的参考书和别致的工艺品。那次他从北戴河归来，满兜子贝壳工艺品，有稚气可掬的小狗，有卧地欲逃的小兔，还有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因旅途颠簸，胶粘的小贝壳很多都脱落了，父亲胸有成竹地将掉下来的贝壳拢成一堆，找来万能胶，反复掂量着，不一会，就修复的不露痕迹。我们一起把狗呀兔呀放进角柜，让它们围着一对接吻的小瓷人，那只雄鹰高高地俯瞰着这幕人间喜剧，目光如炬，不知何想。如今，小狗还是那么洁白，小兔还是那么乖巧，可惜物是人非，那谐趣的一幕徒增我心头难言的酸楚。

最难忘是父亲对我学习上的“偏爱”。说起来，父亲生前对我发火最多，对我学业也操心最多，今天能够坐在机关，专门写文章，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都是父亲影响和教导的结果。1980年，我11岁，作为班级最小的学生，老师断言能考上重点中学二中的学生中不包括我。回到家，我委屈地哭了，父亲却不似往日吆喝我写作业那般严厉，笑着许诺说：“我姑娘这么聪明，准能考上二中，考上我给你买小自行车！”那时，有辆属于自己的车子，该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不知是物质刺激还是精神鼓励起了作用，那年我真的以海拉尔市前十名的成绩考上了海拉尔二中，骑上他从无锡买来的蓝色“二四”小坤车，跑在上学的路上。

考大学那年，第一次实行夏时制。七月七日一早，我找同学晶同赴考场。还没走出晶家，父亲赶了来，原来他怕我们按《招生专刊》上面登错的时间去考场，跑来提醒我们的。我和晶笑了，我心里还怪他过分紧张，满脸的不以为然。晶说：“你爸对你真好！”我才严肃起来，一股暖融融的东西充满了多少有些忐忑的心。考完语文，父亲已经在外面等着，当年去陪孩子高考的家长还不多，高大的父亲站在几个家长中间，那么显眼，我一见就连忙跑过去，兴奋地讲起语文题，蛮有把握的样子。平时我成绩很差劲，却“糊涂一世，聪明一时”，考上了大专，学了喜欢的中文，想来和父亲的关切分不开。

　　1990年初，父亲当了工程队长，带着百余名工人赴加格达奇工地施工，年末归来，开始常常胃痛。1991年元旦，他带着许多胃药再赴工地，看望值班工人。二十天后，他在哈尔滨被确诊为胃癌，做了胃五分之四切除手术。那段日子，父亲用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他的坚强与达观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过年包饺子，手术后的父亲不甘示弱，我们不让他动手，他却要和妹妹比赛。包完一清点，爸爸包的比妹妹多了五六个，他十分兴奋，洋洋自得，可没多一会，他就忍不住“坦白交代”：他趁着妹妹不注意，把妹妹包的饺子一扭，“偷”过来好几个（两人包的饺子模样一致，只是一个面向左摆，一个面向右摆）。妹妹大叫起来，捶打着父亲撒娇，我们也不约而同笑了起来，那笑声中还有一丝丝忧愁。

到他去世的半年时间里，我曾无数次看到他打针，透明的补药，红色的化疗药，通过肌肉和血管注入他体内，有时皮肤硬成肿块，就用热毛巾敷上。然而父亲从没有叫过苦，一直保持他坚强的本色。他去的那夜，我守在他床边，夜半他突然醒来，满头大汗，表情古怪，我连问：“怎么了？”他虚弱的左手摆了摆，只说了句“难受”就再也发不出声来。一番紧张的抢救终没能把他从死神的手里夺回来，凌晨三时四十分，他不甘心的去了，半年的苦难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说了句“难受”！

　　父亲去了，他所在单位用“终生辛勤工作，一世淳朴为人”来评价他短暂而平凡的人生。挽联写得简练，评价却很准确，让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并把他手术前写的几句话当做他的遗训牢记心里——为人之本，正直朴实；努力工作，学习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