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古镇的＂十七临教院”（探寻永兴商业古镇的历史一之九）

安守琴

抗战八年，国民党军队官兵负伤众多。时，国人对于这些为民族解放而负伤的将士充满钦佩，且认为不应用“残废军人”一词称谓而应改为＂荣誉军人＂。1940年4月1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函电全国各军政机关，自1940年5月1日起将“残废军人”一律改称“荣誉军人”。各战区增设“荣誉军人”医院。原来的“军政部中央伤兵管理处”更名为 “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 至民国33年1月(1944年1月），全国共有教养院8处，临时教养院20处，临时教养所2所，校官教养所1所，盲残院1处。

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白热化时期，负伤的士兵较多，相对来说，贵州比较安全。因这里地理位置特殊，山高路险，是躲避日本鬼子的好地方。永兴地处交通要道，市场繁荣，商贸发达很适宜伤员在这里休整疗养，国民政府经多次考察后确定将十七临教院迁徙永兴古镇。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驻扎于古镇上的伤残军人的许多往事，却恍然如昨。据抗战老兵蔡明青生前回忆。临教院官兵到永兴时是一个晴天，太阳像火球一样挂在明晃晃的空中，天热得不透一丝风儿。永兴场的气氛与这天的天气很般配，街上彩旗舞动，临街门市的板壁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抗战英雄的标语。永兴场上的各路乡绅站在街上排成两排，夹道欢迎国军兄弟。这时，街上的阶沿上挤满了百姓，人们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盯着下场口，都想瞧瞧这些敢打鬼子的兵是否长着三头六臂。

永兴古镇人见过的军人，也就是地方兵，没见过大场合的兵，所谓上过大场合的兵，就是真枪实弹地上战场打仗流血的人。

马院长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前面，紧随其后的官佐都佩戴着战功勋章。后面一溜人马紧随其后。队伍走到中街时，众人注目观看。这支队伍非常独特，前面二三十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得气宇轩昂，紧随其后的是一些挂着断手、杵着拐杖的士兵，担架上抬着的是被血水浸透了军装的伤兵。尽管大多数伤兵四肢不全，面黄肌瘦，邋遢不堪形同乞丐。但，走在队伍里的伤兵们仍然挺胸抬头，尽量保持军人的姿势。围观百姓都在议论：“啧啧，啧啧！这些兵真是伤得不轻呢！”眼神里满是同情与敬重。

有乡绅向马院长抱拳道：“欢迎马院长所率的英雄部队光临小镇。”

马院长翻身下马，向众乡绅行了一个军礼后，将队伍带进万寿宫后面的操场上。此时，大操场上，国军士兵列成了数十队，马院长做了训话，表扬了士兵们的功绩，强调了军纪，特别强调：“不准抽鸦片，发现买卖，收藏，吸食鸦片者，全部敲沙罐（枪毙）！”最后，他说：全体官兵必须与永兴民众搞好团结，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以三民主义，礼义廉耻，精诚团结为宗旨，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会上，授予了一批官兵青天白日勋章。训话结束后，后勤部挑了五挑银元到操场上发放给全体官兵。官兵们群情振奋，纷纷举手表示，誓死跟随马院长，与当地民众精诚合作！。

十七临教院按一个团的编制而定，院长由国军上校团长马正昌担任（马正昌，云南永平人）；指导员由国军上校参谋雷震洲担任（雷震洲，湖南临武人）。十七临教院的总部设在江西会馆，其余官兵分散居住。受伤的伤兵来自于不同的省份，部队番号达20多个。

永兴场镇一下来了一千多名士兵，让场镇上的百姓整天提心吊胆。伤兵们到地方后，本应遵守的规矩也没了，没了规矩就没了约束，他们整天不是喝酒就是吵架，争功闹事，动不动就拔出枪来对着人骂骂咧咧地说，老子在前方卖命，你们在后方享福，还敢把老子不放在眼里，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吓得街人纷纷躲避，不敢近前。

一时间，永兴场原本的宁静，被这批伤兵的到来弄得混乱无序。

这时，临教院设有专门为受伤官兵疗养的“荣军医院”。这医院本质上就是以临时性、辅助性治疗为主，只能治小伤小病，对伤势严重的伤兵，军医也是无能为力。

江西会馆旁边的“荣军医院”昼夜不停地传出凄凉的呻吟声。惹得街上的狗不分白天黑夜不停地“汪汪”地狂叫，街上居民意见纷纷，但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伤兵都是从战场上负伤下来的，有的参加了长沙战役、有的参加了淞沪战役、有的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每天饭后，伤兵们就会凑在一起摆谈自己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个个都抖老资格，谁也不服谁。

此时，前方战事仍然吃紧，市面上治疗枪伤的药极少，有的伤员伤口已经溃烂，只好用中草药来医治，而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马院长要求各路官兵群策群力，各显身手，向原所在部队申请援助，请求进药救助伤员。

针对伤兵们不守军纪的情况，临教院大整军纪，成立内部纠察队，对伤兵强买，寻衅滋事进行监督强抓，指导员雷震洲每周集中训话一次，读孙中山总理遗训 。临教院通过整治军纪后，伤兵的不良习气才有所收敛。

经马团长的多方协调，国民政府同意临教院的士兵每人每月按45斤粮食，军饷与正规军标准一样，按职位等级发放。伤兵听说按月发放粮饷，非常高兴，发饷的那天，全体官兵都在操场上集合领饷，场面热闹。有了粮饷，军心稍有安稳。但派出的各路人员向外申请的援助药物的请求，毫无音迅。伤员的枪伤非常疼痛。声声惨叫不绝于耳，把人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居民多次派代表向院方反映，院方却表示无能为力，百姓火焦火燎的情绪一触即发。

这时，抗战在如火如荼中进行，临教院的伤员不断增加，上面的供给已难保障，临教院决定将这一千多名伤兵分散居住。编制为七个连队：一连在湄潭，二连在永兴流河渡，三连在永兴任家桥，四连在永兴三岔河，五连在永兴黄菊山，六连在永兴马渡河，七连在永兴桐子园。其时，营级以上的长官正在逐渐被上锋调走，群龙无首，众伤兵各行其是，政府又断了供给，不少伤兵流落街头，一时间永兴场上打架斗殴偷盗抢窃成风，治安混乱。白天，街上的人不敢单独出门，夜晚早早的就关门闭户街无行人。

永兴场的伤兵人多，没有完整的建制，组织失灵，指挥失效。双枪兵不再遮遮掩掩，公然在住地吸食鸦片吹泡泡，谁也不敢制止。

永兴场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每逢赶场天，满街都是捆绑着绷带四肢残缺的伤兵。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成群结队，到街上的商铺摊贩里随拿随走。

伤兵们都是在前线流过血的人，有功劳也有苦劳。早前，街上的居民对他们还心生同情，时不时隔三差五地给他们送些食物。伤兵们却不领情。整日三个成堆五个成群，共叙心头的不满，说多了，饿极了，自然有人会去想偷鸡摸狗的勾当。有些伤兵溜进老百姓的园子摘些小菜和水果，如果遇到主人，要么是笑一笑，表示说，不好意思，要么是拔出手枪、手榴弹相威胁（有少量伤兵藏有轻武器），把主人吓个半死；有的用锅底墨擦黑脸，或者用衣服蒙住自己的头入室进店去打劫；厉害的角色索性成群结队，大摇大摆进店索钱索物，不给的，当即动手抢，导致治安案件急剧增多。尽管临教院设有纠察队，但由于大家来自不同的部队，谁都以山大王而自居，纠察队也就是一个架子而已，形同虚设。一时间，永兴场镇异常混乱，恶事不断。小镇人对临教院的长官恨之如骨，当官的不管士兵的死活已自谋出路，而留在此地的士兵却让他们自生自灭，才给当地百姓带来灾祸!

临教院内的帮派体系明显，有浙系、川系、桂系等等，拉帮结伙寻衅滋事。他们设的纠察队已经解散，这时的永兴场镇治安混乱。伤兵搔扰学生，居民事件不断发生。

由于缺医少药，伤兵们又断了供给。伤残军人的日子越来越难。经常有伤兵死去。按临教院的要求，掩埋伤兵往往在深夜，由地方保、甲准备棺木安埋。随着伤兵死亡人数的增多，棺木来不及赶制，也有用草席裹身草草掩埋的，他们大都没有墓碑，成了荒冢

　　一些单身大龄伤兵着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们委托当地的好心人给他们做媒，竟然成了好几十对（如今生活在古镇上的有一部人，就是十七临教院士兵的后代）。几年后，伤兵们陆续转移，轻伤归队，重伤就地治疗，治不好的听天由命，而无家可归的却永远住在了永兴场！

有能力的伤兵会自谋出路。永兴场上成立了一个由伤兵组建的京剧团。这是由街上的乡绅资助经费所搭建的一个戏班子。

这个京剧团由伤兵自由组合，他们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酷爱京剧、川剧。南腔北调煞是好听，在永兴戏院唱京戏《武家坡》、《杨家将》等戏曲，京剧团收每张门票2毛钱，演员们的演出绘声绘色，吸引着永兴场的很多观众，有京剧爱好者还到京剧团拜师学艺，学唱京戏。学员大多是本地的富家子弟，每月每个学生交大洋一块，米三升。伤兵们除了排练演出，还举办了京剧培训班，培养地方戏剧人才，永兴场有一批经培训的京剧票友，也参与了演出。渐渐地戏班子里的伤兵们与古镇上的人关系融洽起来。

一些没有什么技艺的荣誉军人，想到自己必须要活下去，就四处找寻活计，有的到农村去当佃户，打短工。也有头脑活络的人，就到街上有织布机的人家学纺纱手艺，伤残严重的学做小生意以维持生计。江西、湖南籍伤兵，在永兴场请匠人制作家乡的大型织布机，开了一间织布房，以织布的手艺维持生活。此后，这些伤兵为了生存活命，养家糊口，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有当教师、卖杂货、开饭馆、开旅社、赶马车、当掮客、补皮鞋、磨豆腐、搞搬运、做木工等等，足迹遍布永兴场镇。这些来自内地各省的伤残军人已融入了当地社会，完全靠自食其力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荏苒的时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曾经驻扎在永兴古镇的十七临教院伤残军人已经全部作古。然而，他们为民族的解放，抗击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的惨烈代价，终将被历史铭记！

2017年作者采访抗战老兵蔡明青时留影（蔡明靑老人于201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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