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从上海《大公报》，到杭州＂交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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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如山从上海《大公报》到杭州＂交际处＂ 本刊特约编辑、评论员诸向东 【蓝镜书屋】工作室制作 编者按：父爱如山。深深感动于诸向东先生的父亲伟大而又平凡的人生。他为了家庭和事业都付出了很多，确实值得永远怀念的。 作者简介：诸向东：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知青书画院院长、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已出版多部小说、散文集、画集、书法篆刻集。 年轻时的父亲 如果说这世上有一种爱，比山还高大、还沉稳、还久远，那就是父爱了。 我从小就生活在温暖慈祥的父爱之中，短暂而又那么温馨和甜蜜。一幕幕，虽然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觉得犹如就发生在昨天。 从我记事起，就生活在温州的乡下了。父亲常牵着我的小手，或抱着我到周围邻居家串门。印象最深的是背我走了许多路，去一个大寺院里。后来才知道，这个寺院就是储庆寺。是明朝时诸家第八代祖先出资修建的，并捐良田108亩，供养僧人。 重建后的储庆寺（右一释达智和尚，右二父亲养子根宝，右三笔者）2010年 随着年龄增长，懂得的事慢慢也多起来了。知道我和大弟原来都生在上海，父亲原在上海《大公报》社工作，替总编辑王芸生开车。 上海解放后，《大公报》收为国有，职工裁员，王芸生不能配备司机了，于是提议我父亲，去香港《大公报》社工作。当时面临另外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上海，另谋工作单位，二是回到故乡温州。 对十五岁离开温州，独自闯荡上海滩已近三十年的父亲来说，这个选择实在太难了！ 解放初期的上海《大公报》同仁 拖家带口去人地生疏的香港，前景难以预料。当时香港的繁华发达程度远不及上海。在上海不论如何，环境和人头都熟悉，有困难还有朋友帮忙，去香港怕是连退路都没有。所以香港一途很快就被否决了。 父亲《大公报》时的驾照（1946年） 留上海，当时我和大弟才两三岁，白天晚上哭闹不止，作为驾驶员休息不好，如何开车？再加上温州乡下还有一个年迈的祖母要照顾，想来思去，决定还是回乡下！用退职金添几亩地，把两个儿子养大，为老母尽孝，也算是对得起祖先了。 于是，一家人告别了大上海回到了温州故乡。 可是回到乡下后，问题马上暴露出来了。首先是对从小离开农村的父亲来说，一点农活也不会干，既不会耕田，也不会挑担。让他挑一担刚榨好的菜籽油，结果没走几步路，油桶翻倒，滚烫的菜油把脚烫伤了，接连几个月无法下地干活。 解放时《大公报》的工会会员证（1949年） 带回的退职金和积蓄，本来打算置地修房的。当时乡下正实行土改和镇反，土地多的人被划为地主富农，谁还再卖地？结果把钱借给温州城里的表弟，说是做铜生意，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连本带利归还。 结果生意亏损，连本都要不会来，一大笔钱打了水漂。 那时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农民收割的稻谷，首先要按定额交售给国家，然后留起来年的种子，然后才是一家人的口粮。所以多数家庭都是以蕃茹干代主粮。 看到我们两个孩子叫嚷着要吃白米饭，躺在泥地上打滚。父亲抹着眼泪说：＂老子连孩子都养不活，不枉为人！＂于是踏上了到杭州寻找工作之路。其时离上海回乡下还不到三年。 父亲知道，自己已属于城市，只有城市才适合自己的生存。从此，他踏上了不归路。 父亲入职杭州省交际处的驾照（1954年） 在朋友的推荐下，父亲凭着十五年以上的驾龄，高超的驾驶技术和＂过硬＂的政审，最终被浙江省交际处录用，成了一名负责接待中央领导和外国来宾的专职司机。他的工作保密性强，去哪里、接送谁等从来不向家人和外人提起。 过硬的政治审查，是指家庭历史清楚，本人没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我祖父是晚清举人，父亲是独苗。六岁时，祖父就被一场大水淹死了。 父亲天资聪颖，虽只读过三年私塾，但毛笔字写得极好，报刋文章都能看懂。十五岁时他孤身一人到上海学生意，一门心思工作，从不参与什么党派、青红帮之类。他的口头禅就是：＂什么这个党哪个帮的，我统统不信，我只信自己杯中的老酒！＂ 他为人仗义，同情比自已穷困的人。别人没衣服穿，他有两件，脱下一件送给人家；别人手头拮据，他二话不说，掏出钱来给人家。抗战期间，他和两位朋友合伙办起了一家汽车修理站，名取得挺大＂公兴铁厂＂，他负责跑运输。 抗战期间，车辆损坏多，生意极好。招进了几名学徒，其中有位叫阿德的，是中共地下党，经常要请假离开，父亲总是帮他做完剩下的工作，见阿德家中困难，就隔三差五地接济他。 上海解放后，阿德当上了黄浦区区长，父亲才知道他的身份。在阿德提供的政审材料中，为公兴铁厂的性质及父亲对他的资助作了详细证明。 父亲（前左）在＂公兴铁厂＂ 抗战胜利后，公兴铁厂因业务量骤减，只讲朋友义气，不讲经济核算，赊帐坏帐积压，只得歇业关门。恰逢《大公报》社回迁上海，主编王芸生急需一名贴身司机，父亲去应聘，意外被录取了。 说到王芸生，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得留有一笔了。他主编的《大公报》是三、四十年代国内发行量最大，影响力颇广的一份报纸。据公开报载，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前，就是因为看到了《大公报》上报导了陕北红色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的消息，才直抵陕北的。 王芸生最后在＂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任上，病逝于文革前的1965年。由于这些因素，父亲自然通过了政审。 在杭州交际处工作安定下来后，1956年父亲便动员我们全部迁居到了杭州。自此我们又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而在实行严格户籍制度的当时，这种转变是十分不容易的。 父亲没日没夜地工作。由于他开车技术好，完成任务出色，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还被评为节油标兵。但没过两年，父亲终因积劳成疾，得了肺结核病。肺结核在现今已不算难治之症，而在当时却是难以治愈的顽疾，要靠昂贵的进口药雷米峰医治。 当时正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物品供应极为紧张，母亲尽力买些有营养的食物给父亲吃，父亲却常常省下来，悄悄递给我们吃。 父亲在杭州转圹象山疗养院疗养（1960年） 父亲急于重返工作岗位，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当时流传着一种治疗重症肺结核的新方法，由日本传进国内：是通过肺部大手术，将乒乓球之类的球状物填入肺部空洞，以阻止咳血，并称可以立竿见影。 父亲决定冒险一试。后来知道这种填充法在日本也只是个别医生的主张，并未得到科学论证和政府批准。结果父亲成了这种所谓创新疗法的试验品。 手术后，只住了一段时间象山疗养院，人稍有好转，父亲就再三要求重新工作，被安排在了交际处所属的花港饭店传达室。 正值放暑假，父亲经常一大清早带着我，沿着西湖边步行去上班。那段短暂的与父亲相处，成了我最幸福的时光。 但不到一年，父亲终于再次病倒了。1963年3月初，56岁的父亲与世长辞。其时家中四个孩子，我最大，15岁，最小的弟弟才4岁。 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那沉默寡言的容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那瘦削的肩膀在我心目中依然像高山般撑起了一爿天。 2021－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