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父母下乡

石安源

1969年4月15日，我——一名即将从中专毕业的学生，本可选择安稳地等待毕业分配，踏入工厂成为一名工人。然而，我却毅然放弃了这条平坦的道路，选择陪伴父母下乡，成为一名农民。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家庭责任的重量。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这篇文章如同一声激昂的号角，吹响了下乡动员的序幕，开启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篇章。

我的父母，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成为了下乡大军中的一员。他们带着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生活的希望，踏上了这条未知的道路。

下乡岁月：难忘的回忆与深沉的思念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犹如一声嘹亮的号角，宣告了下乡运动的开始。那时，我的父亲因身处“剥削阶级阶层”，在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内心充满了“原罪”感。他坚信，唯有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找到生存的出路。

1969年初，旅大市政府门前的斯大林广场热闹非凡，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到农村去，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声与喧天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城市的宁静。那是大批人员下乡的誓师大会，父亲所在的胶车社，部分车、马和人员也被卷入其中。

1969年4月15日，风沙漫天。我陪着父母，还有四哥家的两个男孩子，一同踏上了下乡的旅程。老姨放心不下母亲，也陪着我们一同前往。我们坐在一列货车厢与客车厢混编的绿皮火车上，不知目的地在何方。晚上到达田家火车站时，火车停了下来，我们在硬座上坐了一整夜。对城市的眷恋与不舍，让我们并不急于到达终点，母亲和老姨在一旁絮絮叨叨聊了一夜。天快亮时，火车再次启动，极不情愿地将我们带到了瓦房店镇的老虎屯火车站。

公社安排的生产队长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用汽车把我们连人带货拉到了小队，临时安置在一位“四类分子”家中。他家有三间土顶小平房，我们各住一间半，半间用作公用厨房。我们搬来的东西很多，大多是些破旧的物件和烧材，足足装满了四大卡车解放牌大卡车。

父亲发挥起他的本事，在他的指挥下，我和他用从大连老家拆棚厦的材料，在院子里搭起了一个20平米左右的棚子，将家具、衣物和行李暂时安置其中。那时候真是应了“破家值万贯”这句话。

几天后，我们正式开始了农民的劳作。每天早上到生产小队部门前报到，生产队长会根据情况分配任务，年龄大的去大田（旱田），年轻人则去水稻田。父亲在大田干农活，虽然他以前也出过力、干过重活，但在新的环境里，动作显得生疏、缓慢，干起活来力不从心，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家，他和母亲唠嗑时，表面上依旧温和，不急不躁，但内心却满是自责。他觉得自己吃苦没什么，不该连累老婆孩子。如今回想起来，他当时承受的，不仅是繁重农活的劳累，更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他总觉得自己“耽误了”我的前途。

为了照顾和陪伴父母，我放弃了进工厂当工人的机会，这不仅影响了我的职业发展，也严重影响了我和女友的关系。她是一名大夫，分配到朝阳医院，而我成了瓦房店乡下的农民，身份差距巨大，又相隔千里。那时父母年迈，我整日在田间忙碌，迫切需要有人照顾家庭。我曾有过娶村姑当老婆、过平凡农家生活的念头，但真正面对时，才明白初恋的感情难以割舍。最终，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有情人终成眷属。

母亲在家给我们做饭也十分艰难，她体力不支，常常无米下锅、无柴生火，只能烧稻草。烧稻草时浓烟滚滚，火苗却很小，母亲费力地拉着风匣，“呱嗒、呱嗒”声响个不停，累得手酸臂疼。这个风匣我至今还保留着，它承载着那段特殊岁月里厨房生活的记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我越发怀念父母。有时我会想，要是他们能活到现在，看到祖国的发展、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该有多好。在乡下的那段日子，他们受苦了，不仅身体劳累，心灵也饱受创伤。那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虽历经苦难，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如今我们已进入全新的时代，早已告别温饱困扰。

父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让我们受益终身。每当遇到困难，想起他们的经历，便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坚持。“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想做他们的儿女，一定会加倍孝敬他们。

有一种爱，不善言语，却顶天立地；有一份情，无声无息，却挡风遮雨。岁月情深，花落花开，皆是风景。漫漫人生，走过岁月，不负初心！愿全天下的父亲，健康永相伴，幸福长相依，父亲节快乐！🌹🌹

2022年6月19日

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