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黄烟筒

杨旭保

父亲是1925年生人，他滴酒不沾，却酷爱抽黄烟，平日里一根黄烟筒不离身，时不时的总要抽上几口。

黄烟筒其实就是旱烟筒，各地叫法不同。父亲的烟筒是最简单、最低档的，五十年代生产队刚成立时，家里经济拮据，生活十分困难，根本没钱买制式旱烟筒，只能自制简易烟筒。父亲做烟筒很快，在屋后挖几根老竹子蔸，视竹节情况留一尺长左右，用刀削去蔸部的根须，留下形状好的，在石头上再修磨一下蔸部使其光滑不挂手，然后在蔸部弯头朝上的部位用剪刀挖一个黄豆大小的小孔，再用烧红的铁丝打通竹节与小孔贯通，最后配上一个布烟袋，一根烟筒就做好了。

烟丝集市上有卖，敲着小锣、挑着担子走村串户的“换荒”人也出售烟丝还可用旧物品换取。这种烟丝是用无梗烟叶经发酵后再用铡刀切成，它细如发丝富有韧性，有一种特殊的香味，颜色金黄，因此我们当地人都叫它黄烟。

有了烟筒、烟丝还必须有火，这三者缺一不可。父亲抽烟经历了三种生火工具。上世纪五十年代是用火镰取火。火镰取火需要三种材料，一块小小的质地坚硬的岩石；一块长约8-9厘米、宽约3-4厘米，厚约0.3厘米的铁质火镰（铁匠铺有卖）；还要一种引火媒质，我们当地是用草纸卷成指头粗细的纸筒，纸筒的一头必须先点火烧一下再熄灭，这样在火镰取火时才能成功，这种媒质我们当地叫媒子。取火时将媒子置于岩石的上端或底部，用左手捏住，右手拿着火镰自上而下对着岩石进行碰擦，反复几次，生出的火星便能将媒子引着。那时还有一种保持火种的方法，将点着的媒子放入同等粗细，上有口下有节的竹筒内，可保持媒子长时间不熄灭且燃烧非常缓慢。六、七十年代父亲先后用“洋火”（两分钱一盒的火柴）和汽油打火机作火源抽烟。

父亲烟瘾很大，早上起床后要抽，晚上睡觉前要抽，白天在田里干活隔个把小时也要抽。他闲下来要抽，思考问题时更要抽，一天不知道要抽多少次烟，最典型的就是饭后必抽烟。父亲从饭桌上下来后便提着一个小竹椅坐在门前的屋檐下抽烟。他左手拿着烟杆，右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伸入烟袋中抓住烟丝搓几下，一个黄豆般大小的烟丝球就形成了。父亲将烟丝球装入烟筒的小孔内，右手拿着已经点着的媒子送至嘴巴前，只听“呼”的一声，媒子被吹出明火，这时父亲双管齐下，左手将烟嘴送到嘴巴里，右手将媒子对着烟丝就抽起来。烟丝点着后，父亲迅速摇摇手熄灭媒子的明火。父亲先将烟抽入口腔，再“咝”的一声吸入肺部，这时是最过瘾的时候，接着在抽第二口的同时将肺里面的烟从鼻孔中呼出，形成两条长长的烟雾。一个烟丝球大约抽3-4下便烧完了，这时父亲会用巧劲对着烟筒吹口气，将烟丝渣吹出来，偶尔没吹出来时父亲会将烟筒在鞋底或地上磕碰一下，烟渣会迅速脱落。接着又是装填、点火、再吸，重复十余次，烟瘾便过足了，地上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烟渣。

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无从得知，小时候我曾问过父亲，他不肯说，后来我又悄悄地问祖母，祖母告诉我，父亲在十六、七岁的时候便偷偷地拿祖父的烟筒抽烟。抽黄烟是父亲的最爱，黄烟筒陪伴了他半个世纪，父亲抽烟也抽出了自己的人生境界。

父亲是个勤劳的人。他每天都是起早摸黑干活，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整理猪圈和牛栏，然后去菜园里忙活，6点钟的时候又要去生产队上工，晚上生产队收工后他又要挑水浇菜地，经常忙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吃晚饭。为了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他经常披星戴月开垦荒地栽种红薯和蔬菜。为了还生产队缺粮户的欠款，父亲还养了很多猪，积极完成生产队的派购任务。那时猪肉价是七毛四分钱一斤，食品站收购生猪是四毛多一斤的毛重，交一头150斤重的生猪价值约70元左右。父亲每年要交两头生猪给食品站，食品站会将钱转给生产队，这些钱就可以抵缺粮户的欠款。每年的12月至来年的1月份是农闲季节，生产队派工少，父亲会利用这段时间推着独轮车去砖瓦厂打工，每天能赚4元钱，那时生产队一天的工值才1元钱左右，父亲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能赚回100多元钱。这些钱少部分用于买这段时间旷工的工分，大部分还缺粮户的欠款，还可以留点钱过年。

父亲是个能干的人。生产队是一个独立的预算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产队同样有个领导班子，设有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员和记工员。生产队领导班子是由社员们推举产生的，他们组织能力、劳动能力和责任心都很强，而且公道正派，每年也有适当的工分补贴。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责任重大，不仅要组织社员开展生产，向国家交公粮（完成农业税）、上交“三提五统”、卖余粮，还要确保给社员们分上口粮。 父亲小时候因家里穷没读过书，只是在解放后参加过扫盲班，他居然也被选进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担任保管员，那时父亲在生产队上工时腰间就挂着一串钥匙别提有多威风。保管员既要保管生产队的种子、农具等集体财物，还要兼任出纳，他记账困难，却能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一笔笔收支烂熟于心。晚上经常看见父亲一边抽着黄烟，一边清点他所保管的现金，并默默地与心中的账本进行核对，他在担任保管员期间竟未出现过任何差错。父亲的记忆力的确惊人，没上过学的他还经常给我们来上几段评书，秦叔宝、薛仁贵等许多历史人物我们都是从他口中启蒙的。父亲是个全面的劳动能手，耕田、耙田、抄田、耥田、轧田，安装水车、堆禾堆等，样样农活都是好手。更宝贵的是父亲还能根据季节与气候变化的特点，适时开展育秧、插秧等农活，做到既不误农时，又保证农作物的成活率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自留种子，父亲对哪块稻田的水稻能留作种子拿捏的十分准确。社员们都称父亲是真正的“老农”（当地人对劳动技术强的人的一种尊称）！父亲还有一手绝活，他对物品估重比较准确，在生产队按户平均分配一些物品时能发挥大作用。春节前夕，生产队的鱼塘干了，几百斤的鱼堆在场地上，父亲不用秤将鱼按户数分成四十多份，每份的重量都相差不大，然后进行盲叫，即派一人站远一些，背对分鱼场地，另一人指着鱼问：“这股是谁的啊?”盲叫的人随便说出一个社员的名字，叫到名字的社员便将鱼装走。有时生产队分农产品也采取抓阄的方式进行，这两种方式都是在父亲先把农产品分好的基础上进行的。社员们对父亲的这手绝活非常欣赏，也认同这种分农产品的方法。父亲厨艺很好，十里八村有办喜事的，只要吱一声他就会去帮忙。他不仅做的一手好菜，而且计划得当，物尽其用，不浪费食材。父亲在家里也经常下厨房，他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好吃的，不管什么食材，经过他的手都能做成美味佳肴，然后给我们每人盛上一碗。父亲做的豆条烧肉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那种味道真是好极了，那是家的味道，是永远忘不掉的味道，外面的山珍海味尽管香甜可口，但仍比不上家的味道，即使过去几十年了，家的味道在我心里仍是满满的回忆！

父亲是个有智慧的人。父亲勤于思考，行事稳重，社员们都称他为“军师，”队长也经常问计于他。在“文革”时期，城里闹“武斗”，“造反派”与“保皇派”打得热火朝天，公社领导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决定各大队所属的生产队派1人到桥头值守。这下可难坏了队长，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危险性大，谁都不愿意去，万一出事，善后工作也难做。队长无计可施，便单独与父亲商量。父亲抽了几口烟后不紧不慢地说道：“有一个人可以去，他虽然年龄大了一些，但性格倔强，凭着年轻时练过几下子，现在还经常和年轻人比划，他又单身，万一有事也好处理，他愿不愿意去就要看你的说辞了。”队长一点就通，他很快找到这人，经过一番交谈，这人欣然领命，当即回家，换衣穿鞋，卷起被子，扛上梭镖就出发了。队长是个谁都不服的人，唯独对我父亲敬重有加，直到晚年两人还常聚在一起聊天。

父亲是个大公无私的人。父亲担任生产队干部多年，又深得队长的信任，但他从未谋过私利。在我6岁那年，生产队要增加一头耕牛，队长安排父亲与他次日去牛市买牛。第二天我早早起床，喝了两碗稀饭就闹着要去牛市玩，父亲不同意，倒是队长同意了。三人迎着日出，步行6公里来到牛市。买牛是个技术活，父亲抽着烟在牛市里转悠，我和队长都跟在他身后，牛市里的牛很多，头上都扎着一根树枝，父亲告诉我这是要卖的牛，如果买卖双方谈好价钱以后，牛头上的树枝就要摘下来，以免别人再来询问。父亲停在一头腰长腿粗的牛旁边，左手牵着牛绳，右手在牛的腰上轻轻的拍了一下，这头牛迅速作出反应，父亲说这样的牛有性子，耕田时不会偷懒。随后父亲左手抓住牛桊（juan）往上一提，牛的嘴巴便张开了，父亲的右手迅速伸入牛的嘴里，很快便摸清了牛的牙齿并推算出了牛的年龄。父亲将这头牛的年龄告诉队长后，便与卖主讨价还价。摸清底价后，父亲就不再言语，只顾低头抽烟，这时是队长拍板的时候，父亲不会越权。在选牛的过程中队长一言未发，直至此时，才蹦出两个字：“可以！”卖主摘掉牛头上的树枝后牵着牛找到市场管理员，出示卖牛证明，父亲付款拿发票，交易完成。此时我嚷着肚子饿，父亲埋怨几句后便自掏腰包买了一个馒头给我吃。返回时父亲和队长走得风快，我又饿又乏，两条腿抬不起来，离他们越来越远。我心里一直在想，家里又没有什么好吃的，你们走那么快干吗？回到家时早已过了饭点，父亲扒完一碗饭后便一边抽烟一边赶去生产队干活，原来父亲心里装着的是生产队！早起，没有差旅费，没有吃回扣，没有虚开发票，没有借机多休息一下，只赚同样的工分，那时的父亲就是这样一心为公的！

父亲是个节俭的人。父亲没文化却明事理，他深知，一个家庭过得好与坏，与这个家庭的家风有直接关系。他把勤俭节约作为家风，自己身体力行。父亲没别的爱好，除了买黄烟平时几乎没有开支，闲来无事有的社员会邀他去“打平伙”，但他从不参加。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身上的衣服是补丁叠补丁。全家人夏天的衣服都是自家织布做的，每年冬天父亲会进一次城，买回一些旧棉衣给家里人穿。那时家里用的箩筐、簸箕、土箕、簸篮、竹筛子、竹篮子、竹晒箕等，都是易损物品，每当这些物品出现损坏时，父亲都会及时修补。父亲那时要求我们不能浪费粮食，吃红薯的时候连皮都要吃下去，父亲还常用豆豉蒸汤给我们改善生活。那时过年南昌地区作兴“四盘两碗”，即一盘红烧鲤鱼，一盘炒和菜，一盘蹄花，一盘青菜，一碗鸡汤，一碗糊羹。即使过年，父亲也舍不得买蹄花和杀鸡，他用萝卜烧肉和鸡蛋汤代替这两个菜。年货只有瓜子、花生和一包大麻枣。大麻枣是做客时做“换财”用的，直到元宵后父亲才拿出不知转了多少次手的“换财”分给我们吃。由于父亲勤俭节约，治家有方，1965年冬，我家这个缺粮户竟然建起一幢近百平米的农房。

父亲是个顶天立地的人。1958年生产队刚成立时，我家有祖母、父母亲加上我们姐弟3人共有6人，至1970年又增加了弟妹4人，共有10人吃饭，劳动力只有父母亲，在生产队我家是有名的缺粮户。如何把子女养大，确保全家人有饭吃是父亲考虑的大事，千斤重担压在父亲的身上，他像一台机器不停地运转，一年365天从未休息过一天。三年困难时期因干旱导致粮食歉收，家里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生产队分的口粮减少，全家人经常吞糠咽菜。母亲为了家里的男劳动力吃好点能有力气干活，会悄悄地为父亲开点小灶，可父亲怎忍心吃得下去，总是悄悄地分给身边这些瞪着大眼睛的孩子们。吞糠咽菜使父亲患上了胃病和痔疮，他从未医治过，痛的时候就一个劲的抽烟转移注意力。父亲高瞻远瞩，克服种种困难，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都送进了学堂。父亲为了我们能吃上一点肉，他常挤时间去食品站帮工，换取一些猪下水回来给我们改善生活。春节前夕，父亲还帮社员家杀年猪，每杀一头年猪赚两斤肉，把赚的肉积在家里留作过年吃。我成年后提出去当兵，父亲欣然同意，还嘱咐我在部队要好好干，争取干出一点名堂。按常理家里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劳动力，正是为家里做贡献，为他减轻压力的时候，一般是不会放出去的。可父亲就是这样深明大义，他说：“你们能出去一个是一个，何况当兵还有军属代耕，家里的事情我能担得起。”后来四弟也当兵了。千斤重担父亲一人挑，他很苦很累，唯有以烟解苦解乏，但他从未叫过苦和累，在我们面前，父亲展示的是笑容，是乐观！是坚毅！是刚强！父亲就是一座高山，他巍然屹立天地之间！

父亲66岁的时候，感到胸闷气短，并伴有咳嗽，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肺气肿，医生说他烟抽多了，建议他戒烟。父亲经过几天的考虑做出了戒烟的决定，他没用任何辅助方法，仅凭自己的意志就轻松地将抽了半个世纪的烟给戒掉了。烟虽然戒了，但这种病却无法逆转，尽管我们努力为他医治，但无力回天，父亲在77岁时驾鹤西去。

父亲一生平凡，没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在我心里，他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克勤克俭、足智多谋、正直无私、忠厚仁爱、深明大义、和蔼可亲，是世上最好的父亲！

敬爱的父亲，儿想您了！您在那边生活好吗？那里有烟抽吗？您肺不好，最好不要抽烟……

谨以此文献给天堂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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