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跑“一等”

王伟平

第一次跑“一等”

空军的战斗值班分两个等级：

一等战斗值班：飞行员坐在座舱里，已经系好安全带和降落伞包带，打开所有电门，保持和塔台、指挥所的无线电通话，接到命令后立刻启动引擎开车、滑出、升空。

二等战斗值班：飞行帽、氧气面罩、飞行手套都放在飞机座舱前风挡的瞄准具旁，飞行员身着全身抗荷衣和全套的飞行装具，手枪挂在腰间皮带上，可以在飞机附近活动，也可以躺在飞行值班室的床上休息，但不得脱靴子和衣服。在警铃响起之后，两分钟内能够坐进飞机座舱，转入一等战斗值班。

我们部队在延吉，常年担负空军二等战斗值班。

1969年2月9日，我入伍来到延吉机场（番号是：空军朝阳川场站，代号是：延吉市3825部队）。驻场的飞行团是21师61团。战备等级是：双机二等。

起飞线停三架歼六飞机，两架值班，一架备份。值班飞行员三人：一个指挥员（由飞行大队长以上干部担任），两个飞行员（中队长以下的飞行员）。飞行员睡觉的房子距离值班飞机有30米远。

当时规定：值班飞行员拂晓进入二等战斗值班。天还没亮时，飞行员就要起床了，穿好飞行服，手枪、皮靴、抗荷衣，披挂整齐，然后，进入飞机座舱，和机务人员一道，对飞机进行通电检查，一切良好之后，飞行员可以回到房间躺在床上休息，但不能脱鞋、脱衣服，也不能卸装。这时，东方才微微出现晨曦。

第一次体会进入“一等”是1969年4月1号。

那时，我还是新兵，刚从新兵连分到塔台，跟着六六年入伍的浙江老兵何小芳（也是我的新兵班班长）在塔台跟班学习，还没有单独值班。

下午两点多钟，飞行训练结束了。大家开始打扫卫生。我挑了一副水桶到外场值班室的手压水井处去挑水。压满了两桶水后，我挑着水桶往塔台走。外场值班室距离塔台有300多米，两桶水有100多斤。我当时还不到16岁，身高1米78，体重却只有106斤，超级瘦。第一次挑着和我体重差不多重的水桶，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地往塔台走。装满水的铁桶，随着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步伐，左摇右晃，清水不断地从水桶里迸溅、颠簸出来。我咬牙坚持着，心中不断地念叨，“走一步，近一步，又近一步，再近一步”，就这样不断地鼓励自己，咬牙坚持着，正走在地勤值班室和空勤值班室之间时，突然，警铃大作。

“一等！”人们大喊着，很多身着黑帆布冬季工作服的机务人员从地勤值班室里冲了出来，直奔起飞线的值班飞机；值班飞行员也从空勤值班室里冲出来，奔向值班飞机。

我立刻扔掉肩上的扁担，水桶一下子翻倒了，清水淌了一地。我撒丫子向塔台急奔，跑到滑行道时就追上了穿着皮靴跑向塔台的值班飞行指挥员二大队大队长李明超（我穿着胶鞋，他穿着飞行靴）。

在塔台打扫卫生的何小芳已经把电台打开了。

李明超一进塔台就喊：“快开机！”

何小芳按了两下话筒的发射按钮，指挥台的喇叭里发出“咕嘎、咕嘎”两声。李明超知道电台已经准备好了，一屁股坐进指挥椅，抓起话筒。

不一会儿，喇叭里响起：“一号， 812准备好！”

李明超回答：“明白！待命！”

值班飞行员回答：“明白！待命！”

此后，电台里一片寂静。

不一会儿，消防车、救护车、牵引车、加油车、电源车、塔台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机场起飞线各自的停车位置。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停在塔台门口。61团团长张应德从车上下来，副参谋长胡朝斌、领航参谋、标图员随后跟进。

“四机二等，赶紧准备。”说完，张团长就上了指挥台，李明超就主动让位了。

张团长抓起话筒说道：“812，滑出动作要快，进跑道后直接开加力起飞，抢占高度，掩护后续部队起飞。”

“812明白！”

待四架飞机从机窝拉到起飞线，加满油，后续从营区赶到的飞行员披挂整齐坐进座舱，通电检查完毕后，胡朝斌副参谋长摇了摇直通指挥所的磁石电话，向指挥所报告：“四机二等准备好了！”

十分钟之后，指挥所通知，“演习结束，恢复正常！”

这时，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原来这是空一军指挥所为保卫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的一次演习。当晚八点，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我们部队敲锣打鼓地走向市区，与市民的游行队伍一起庆祝“九大”的召开，呼喊口号，燃放鞭炮，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共跳“忠字舞”，到半夜12点才回来。

1969年3月2号，珍宝岛打响，3月15日打了最后一仗。这时全国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备战阶段。在这半个月里，我们部队从来没有搞过一次“一等”演习。这时候突然进入“一等”，大家都以为是真的战争来了。

整个“双机一等，四机二等”的过程，人人都很紧张，全部处于临战状态。连张团长都以为是战争真的来了，如果整个机场的飞机被敌机压在地面飞不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叮嘱飞行员“滑出动作要快，进跑道后直接开加力起飞，抢占高度，掩护后续部队起飞。”可见当时的紧张心情。生怕整个机场的飞机被临空的敌机压在地面，只能挨炸，不能还手的被动局面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