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水女性的文化自觉初探

雪润清韵 梁大智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中指出：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女性文化自觉就是内在地认同女性经验的方式、策略和本质并思考女性群体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化原始意义中就带有一种性文化基因和根脉。提倡新时代女性文化发展，发掘优秀女性精神在文化自信中的脉搏，探索如何更好的发挥女性角色在文化中的参与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水是中国“女都”，是“女杰之乡”，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很有影响力的女性。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第二任王后吴娃(?-前301年)就是大陵（文水）人。赵武灵王十六年(公元前310年) ，赵武灵王游大陵。一天，他梦见一个少女鼓琴而歌。大臣吴广听说后，觉得赵武灵王说的少女太象自己的女儿孟姚了。于是就把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赵武灵王非常宠爱孟姚，赵人称之为吴娃。孟姚作了赵武灵王的王后，没过几年，就为赵武灵王生下了公子何，即日后的赵惠文王。吴娃死后谥号惠，也称惠后。
武则天（624年－705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媚娘，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后自立为皇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唐中宗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武则天善于治国、重视延揽人才，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而且知人善任。她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亦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女性文化自觉是女性自身解放的内在要求。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成为女性主体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
武顺(623年—665年)，字明则，武则天同母姐姐，母为荣国夫人杨氏。早年嫁给豫州参军贺兰安石，育有儿子贺兰敏之，女儿魏国夫人贺兰氏。经常出入宫禁，陪伴妹妹武则天，得到唐高宗李治尊宠，受封韩国夫人，去世后追赠郑国夫人。武则天称帝后，追赠长公主，陪葬于顺陵。
武惠妃 (699年-737年)，唐玄宗李隆基宠妃，武则天的侄孙女，绛州刺史武攸止的女儿，母为郑国夫人杨氏。父亲早逝，养于宫中，得到武则天庇荫。亭亭玉立、娇俏可人，性情乖巧，善于逢迎。唐玄宗即位后，初封婕妤，晋封惠妃，礼节等同皇后。先后生下夏悼王李一、怀哀王李敏、寿王李瑁、盛王李琦，女儿上仙公主、咸宜公主、太华公主。开元二十五年去世，年仅四十岁，追赠皇后，安葬于敬陵，谥号贞顺。
北宋名将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闻名中外，而狄青的美貌也朝野皆知。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讲的：当朝公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大臣问宋仁宗该选啥样的驸马？宋仁宗随口说，就像狄青那样子就行。从此，狄青就有了“人样子”的美称。狄青之子狄咏的千金也是生的花容月貌，人见人爱。高太后更是喜欢的不得了，欲立为皇后，终因社会关系复杂而作罢。后来，嫁给了宋徽宗的弟弟，人称狄王妃。
在文水广泛流传着麻衣仙姑的故事。传说，灵巧乃龙女转世，投生于桑村一任姓农家，因不堪忍受继母虐待和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婚出走，由麻子地里骑一麻杆腾空而去，飞至汾阳石室山黄芦岭灵泉洞修炼成仙，世称“麻衣仙姑”。仙姑广施甘霖，造福桑梓，家乡百姓为其筑庙塑像，世代供奉。从此以后，每遇天旱，桑村一带群众，便举行接仙姑求雨活动，而且接仙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传遍文水西半县。每逢仙姑寿辰或遇旱灾，文水人便“斋洁易服”，集18村的民间艺术精品，前往灵泉洞“求圣水，肩圣像而来”。
女性主体意识觉醒首先要从个体的自尊、自信、自立，最终走向女性群体的自强、自为。女性文化自觉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著名女画家岳筠，字绿春，从汪梅鼎学画兰，出笔俊郎具秀逸之致。民国才女萧碧梧又名萧增萃，国学基础渊深，擅写诗词歌赋。毕业于山西女子师范学校高师科,入山西女子国文专门学校深造后,任教于太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民国十四年(1925)考入北京女子大学，著有《泪眼看云集》。
当代社会转型期，女性主体意识较之以前任何时期自觉性更强，内涵更丰富。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文水县90多名女教师，在麻家堡开会，通过协商决定成立文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大家推举王永昶(又名王竹林)、武凤义、袁月英、李淑仙、武银仙、吕雪梅等10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3月，在南安村召开了有各区、村妇女代表60余人参加的大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文水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武银仙当选为秘书，李淑仙、武凤义分别当选为宣传、组织委员。妇救会起初由牺盟县分会领导，民国二十九（1940）年5月文水县抗联成立后，改由县抗联领导，县妇救会领导人的职务称秘书。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县妇救会秘书的有武慧卿(又名武银仙)、黄波(又名王玉芝)。县妇救会下属有7个区妇救会，各区秘书分别是一区王竹林、李仲英，二区郭花仙、吕雪梅，三区武慧卿、李淑仙（又名钱苏），四区武凤义，五区吕雪梅，六区李玉莲（又名史君子），七区武慧卿。后又成立交西县第二区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秘书李仲英、白玉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文水县委为加强全县妇女工作，指示县抗联和县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培训妇女干部。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妇女干部训练班在贯家堡举办，云周西村的刘胡兰参加了培训。结业后，这些学员参加了县委在大象镇进行的土改试点工作，经受了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训练班结束时，召开了有县、区和重点村妇女干部参加的大会，宣布成立文水县民主妇女联合会，选举吕雪梅为联合会妇女部长。这些学员分别担任了区、村妇救会的干事、秘书等职务。各区妇救会秘书有赵玉祥、李光明、梁杰、王月英等。同年10月，阎军集结重兵，“水漫”晋中平川，大举进攻文水解放区。中共文水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保护妇女干部，决定把县、区妇女干部首批转移到山区。
民国三十六年（1947）1月12日，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胡兰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牺牲在铡刀之下，年仅15岁。刘胡兰，原名刘富兰，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8日出生于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期间，10岁的刘胡兰加入儿童团，民国三十四年（1945）底担任村妇救会秘书，民国三十五年（1946）成为候补党员。刘胡兰的事迹经《晋绥日报》和《解放日报》报道后，很快传遍解放区。毛泽东专门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革命战争期间，文水县涌现出了刘胡兰、李仲英、常马英、田麦子、李光明、韩桂英、张芳仙、李桂莲、赵玉芳等许许多多女英烈。
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文水县解放后，县委设妇女工作委员会(简称妇委会)，筹建妇联会组织。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18-21日，在文水县委驻地西城村召开全县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85人。大会选出文水县妇女联合会委员11人，选举县委委员文政兼县妇委书记，冀英为妇联会主席，郝玉珍、郭芝林、冀英、蔡瑞芝（晓丁）、吕云仙为常委。全县八个区相继成立了区妇联会。妇联会成立初，在带领全县妇女与封建礼教作斗争，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广大妇女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1964年12月24日，刘胡兰民兵班由山西省军区正式命名并授旗成立，英雄刘胡兰的妹妹刘芳兰为刘胡兰民兵班的第一位举旗人、第一任班长；1997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重新命名为“刘胡兰英雄民兵班”，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民兵基层建设标兵单位。
刘胡兰烈士的高尚品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2009年9月，刘胡兰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新时期胡兰精神概括来讲就是：坚定信念、不屈不挠、敢于担当、勇于奉献。
走进了新时代的妇女地位、作用日益显著，更有大作为。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文水女杰层出不穷，气象专家师春香，晋剧表演艺术家冀美莲、郭彩萍，著名画家王木兰、郝润仙，著名导演武珍年，导弹专家成丽蓉等，都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楷模。
　　自觉的女性文化的生成既是以女性在过去及当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为客观基础，也需要借助这种广义的生产活动不断地创造和发展自身文化，体现女性自身对自由、超越和创造性的追求女性文化自觉是文化继承和文化创造的统一。文水女性身上存在着胆大、勤奋、仗义、倔强、豁达、刚毅的特殊魅力和无限博大的巾帼之魂，经过历史长期积淀、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地域精神：“勤劳智慧、慈善仁爱、明辨是非、柔中有刚、无所畏惧、敢做敢担。”这也是准确地评价文水女性的性格特征。

一个国家不仅需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道德文化素养和理论思维素质的提高。中国当代的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女性文化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