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苑的故事

南京的那个宁

　　李家苑是城南三山街附近一条不规则的小巷，两百多米长，东西走向。东接旧王府，北连锦绣坊，西要从26号门内走可以到中华路，这也是李家苑老人们记忆中的“两个半出路”。

　　26号是老侉家的房子，来来往往住过几家房客已无从考证，中华路上的门面房当然是老侉家住，堂屋内装着“传呼电话”（至今很多李家苑的老邻居还将老侉家称之为“打电话家”），那时打电话记次，不计时（电话计时器还没有发明）。老房翻修时就发现过石灰下被遮挡的旧门牌，上面用繁体字写着“传呼电话XXXX”（可见李家苑用“传呼电话”的历史久远，但无从考证），从其他地方打过来，就说“请找李家苑X号的XXX” ，老侉家派人去喊，“XXX”来接完电话，交几分钱就行，要是自己直接过去打电话还便宜一点。50、60年代城市中的通讯方式可能就是如此，电影《秘密图纸》中有这样的场景，特务“王先生”在家，就听楼下喊：“王先生，电话”。于是王先生来到传呼电话站，和上级“女特务”通过电话接头，接受指令。

不知是形成初期就刻意追求“闹中取静”的意境，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自然格局，李家苑的居民仿佛只在别人家的后院围墙边盖房子，东边巷口左右两家的大门在旧王府，北边巷口左右两家的大门在锦绣坊。总长200多米的巷子，从旧王府拐进来快100米了，再拐个不大于的弯才看见李家苑1号的门牌。神秘门牌的编号一直是缠绕在原居民心中迷，但住久了一切又好像十分正常，巷子南边是单号，从1号编到9号，巷子南边是双号，从2号编到26号。那么李家苑的门牌号码大于10号的只有双号，没有单号，11号、13号…..27号这些单号门牌是从来就没有，还是因某种原因从此消失？巷子南边中间凹进去一块空地，就是传说中的“高屋堆”，“高屋堆”住着8、9家人，早先共用“5号”的门牌，分别按“5号-1、5号-2、5号-3…….”往下编，后来不知那个人头脑一热，用“11号、13号、15号…..”这些大单号代替“5号-1、5号-2、5号-3…….”。粗一看没什么，细一想，单号这边原来就是一根绳中间弯了一道弧，大号往中间一搁，嘿，一根绳中间系了个节。好在这种坏运气还没有扩散到影响到李家苑居民，李家苑就拆迁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事变迁，沧海桑田，经历了几百年间的改朝换代，战火洗礼，李家苑归于平静，大富大贵之人、高官、商贾随着岁月流逝烟飞灰灭，历史上没有留下一星半点记录，后人籍以凭吊的是一块名为“高屋堆”的空地，和巷口极不规范的“上马石”。

　　“高屋堆”顾名思义就是一很大的房子因故倒塌，形成一堆废墟。1972年中央发文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广积粮、不称霸”离一般人太远，“深挖洞”却可落实到每一个人，有院子的在家里挖，没院子的在巷子内的空地上挖。居委会主任带着一群小组长和积极分子，像看风水一样围着李家苑前前后后转来转去，最终定下在“高屋堆”的空地上挖“巷级防空洞”，后来在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高屋堆防空洞”建成完工了，这是半地下式的人防工事，差不多2米来高，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拱形圆顶用红砖砌成，“高屋堆防空洞”东西向全长10多米，两头有两个门转90度朝南。挖防空洞时还真的挖出好几块半米见方的石块，上下两个平面被刻成圆形，与明故宫公园存放的那几块石头极相似，老人们说这是承恩寺大殿柱子的基石，这正好说明李家苑与承恩寺之间有交集，一种可能承恩寺的北门就在李家苑，另一种可能承恩寺的北门越过李家苑再向北，那么李家苑只有东边的一段，“高屋堆”以西不是李家苑。这些问题现在只能遥想凭吊，已无从考证。

李家苑东接旧王府的巷口（外出方向右手）有一块孤零零的石头，约10公分长，20公分宽，高出地面大约30多公分，紧贴旁边住家的外墙。石头上没有文字，不知道何人所立，也不知立了多久，相传这是块公用的简易的“上马石”，依据是锦绣坊靠近中华路的巷口，也有块已被人们认可的“上马石”与李家苑的这块石头相似，略宽点略长点，高度差不多，石头在巷口的位置和走向基本一致。解放后没有人骑马了，锦绣坊巷口的“上马石”变成了“背娃石”，一般小娃走到巷口就喊“走不动了”，自己就爬上“上马石”，大人在前面一蹲，小娃往大人背上一趴，大人不吃力，小娃也开心，“背娃”动作一气呵成，爬过锦绣坊巷口的“上马石”的小伙伴们一定记忆犹新。

　　李家苑的的老房子基本属南京地区的“四合院”结构，呈长方形布局，前有“前进”、后有“后进”、两边是厢房，中间自然形成一小院，四面向下倾斜的屋顶如同“斗型”，下雨时雨水从瓦沟对称落下，小院美其名曰“天井”。

大门开在外墙的正中--“四合院”的中轴线上，门前有长条石板砌的台阶，台阶上面是石头的门坎，门坎的宽和高都差不多约有20公分，两端都砌在墙内。过去大门有两个作用，一是显赫家世，但在一般百姓人家最重要的作用是第二个--“防盗”。因为主要的功能是防盗，故而做的十分坚固，大门两扇对开，每扇约200X60cm,即使在一般普通人家，也能常常看到厚约10cm的整板实木的门。

　　进门在“抱头梁”长度相当地方，与“金柱”平齐的竖着6扇“皮门”，大门与皮门之间的空档称之为“门档”。“皮门”用薄板蒙严，写着“家训”、或极有品位的“对子”、或耐人寻味的古诗词。请人写好，刻在门面上，再描上金粉。即使你完全看不明白，至少你会觉得这家人有文化、有家世。除非有“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中间两扇皮门一般是关闭的，通常只开进门方向右手最边的两扇皮门，相传“鬼”只走直线，中间两扇皮门关闭可以阻挡“鬼”进门，北京的四合院进门的“照壁”（影壁）也有此意。

“前进”多数为“七架梁”的的房子，“柱”和“梁”形成的支撑面用板壁封闭，将“前进”隔为两间主房和一间“堂屋”，“堂屋”在两间主房的中间，开档较两间主房略宽。“前进”的“堂屋”可放一到两张八仙桌，用家中吃饭或办事请客用。
　　“后进”与“前进”相似，也为“七架梁”的的房子，用板壁封闭，将“后进”隔为两间主房、一间后厢房和一间“堂屋”，“后进”的“堂屋”偏小，在后厢房的板壁上挂有中堂，“堂屋”里摆有供桌和祖宗牌位，用于祭祖等事宜。
　　两边的厢房一般为厨房或杂物间，南京人称这种厨房为“锅间”，“锅间”里砌有大灶，可烧柴火稻草，有单锅单膛、也有双锅双膛，大灶内建有烟囱直通房顶，七十年代末期，还时常在傍晚的巷子里看到袅袅炊烟。那是有人家在烧大锅饭，饭熟之后再添把草，就能在锅底炕出厚厚锅巴，锅巴不但小孩爱吃，大人也爱吃，直到如今南京好多大饭店的菜单上还有“油炸锅巴”这道菜，只不过荤素浇头丰富了很多。要不就是有人家在煮菜粥，大米、蚕豆、青菜一锅煮，锅边贴着稀稀的发面馒头，小火慢煮个吧小时，粥熟了，馒头也熟了，那种整体松软而硬底焦黄的“小脚馒头”滋味现今只在回忆中。 四合院原则上是一大家人独住，老太爷老太太住一间主房，依次下来，大儿子结婚住一间，二儿子结婚住一间，小儿子结婚住一间，女儿出嫁不住家里，不过儿子多了还得再盖房子。这个“房”字被引申后大有讲究，如指女人，大房指大老婆，二房指二姨太，以此类推。“房”字还可指男人，旧时习惯讲大儿子家为大房，二儿子家为二房。如“大房有钱”，“二房开米店”，指大儿子有钱，二儿子开米店。没搞清楚前可别乱讲，以免让人笑话，这个开米店的二儿子可不是二姨太生的喔。“堂屋”的“堂”也被后人多多引用，不过一般人对其出处并非很清楚，以前家中有重大事情或是重大节日，一家人全要到堂屋吃饭，老太爷往主席上坐定，儿子来了，孙子也来了，这叫“三世同堂”，要是重孙也出现了，就叫“四世同堂”，那可是多少人向往的事喔。 天井里多半有一小花台，种些月季之类的花草，地方大一点的还能种些果树，如批巴、无花果，或养一缸金鱼，但最重要的是全院人晾晒衣服的地方，以前没有人把衣服晒在外面，横跨小巷的晒衣模式大概在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渐出现。前进和后进的屋面上横担着两根长木梁，衣服洗好，档在竹竿上，再叉到木梁上，遇到晴好天气或赶上冷热换季，小小的天井里晒得是满满当当。
　　南京的四合院里没有茅厕，出门要走几条巷子才有公共厕所（茅厕）。大小方便要在马桶里解决，马桶南京人叫马子，台湾人不知道没见过，还是没闻过，非要把老婆或女朋友叫做“马子”，真是醉了。以前一家4、5口人住在10到20平米的房子里十分常见，马子一般放在大床背后的最为隐秘狭小空间内，俗称“马子巷”，大床的蚊帐一年四季是不拆的，起遮挡作用，有人家“马子巷”口还再挂一布帘。 人类生活离不开水，古人大都择水而居，或临河边，或靠近水塘，而在村落、集市和城市这些大量人群聚集的地方，水井就是水源的唯一选择，人们只从水井里取水，用过的水不可以直接倒回井中，倒在地上的水，经过泥土的过滤，重新回到井中，因此，水井作为饮用水相对卫生。
　　古制八家为一井，井字就引申为同饮一井水的邻里乡亲，离开家乡到外地谋生的人都会深有感触地说“背井离乡”这个词，其中饱含浓浓的乡愁和淡淡的无奈。
李家苑始建于明代，即不临河，也不近水塘，水源只能是水井。
　　直到1988年南京市旧城改造，拆迁前李家苑还保留了两口公用井，井水依然清澈，但已无人用井水洗衣做饭。巷东头的井在8号门前，井栏为整块大理石雕砌，敦厚圆滑，几乎无一点损伤，水泥砌成的井台，在三面围墙的环抱中自成一体。井台前一条排水沟一直延伸到路边的大杨树下，排水沟两边开阔的空地，可同时容纳七八个盆（人）洗菜、洗衣。巷北出口的井紧贴路边，井栏相对较小，已经开裂，中间用铁箍箍着，井栏沿口有绳磨的痕迹，也有桶撞的痕迹。井台由多块大青石砌成，相互咬合自然，青石表面的棱边早已被岁月磨得光滑圆润，不十分平整，但却无松动。井台东面是16号住户自建的围墙，用大小各异的砖块砌的围墙歪歪扭扭，偶尔露个空挡，可以看见主人种在地里的蔬菜和花果。 8号马家是回民，不知门前的井是他们家挖的，还是用他们家的地挖的井，知根知底的老邻居们从不在8号门前的井边洗猪肉及猪內脏。计划经济的那些年代，猪肉是凭票配给的，现在一家三口一天吃掉的猪肉可能是那时五六口人家或是七八口人家一个月的计划，猪头和猪内脏是不要票的，个把星期能吃个萝卜炖猪肺，红烧猪大肠已经能让很多人家羡慕了。洗猪肺是件非常仔细和幸苦的事，猪肺不能破，洗的时候将猪肺灌满水，轻轻的在猪肺的所有部位上均匀的拍，将猪肺内大小管路中的脏物和粘液拍出，并随水一道排出，反复多次，直到将粉红的猪肺洗成白色，整个过程需一个多小时。洗猪大肠更是枯燥无味且技术性很强的事，除了反复的灌水，漂洗，还要将大肠翻过来翻过去的洗，其中从大肠上择除油脂是非常讲究技术的，大肠上能够洗净的油脂是要尽可能的保留下来的，这样烧出的大肠口感才好，弹性足，鲜嫩滑爽。当然，无法洗净的油脂如没择除干净，烧出的大肠夹带异味，那就败人胃口了。洗猪肺和洗猪大肠这样的场景在8号门前的井边是不会看见的，一般邻居们通常拧水回家，在自家堂屋里慢慢的洗，或是去北边的井洗。
　　在老南京话中，尤其是老城南地区一般把井及井的周围称之为“井上”，听起来像日语，其实是地地道道的老南京土话，如“到井上拧桶水”，指的是去从井里提桶水；“在井上洗衣裳”，指的是在井边上洗衣裳；“到井上乘凉”，指的是在井的附近乘凉。 南京是著名的火炉，夏天三十七八度的天气每年都有好长一段时间，地面是烫的、墙壁是烫的、所触摸到的一切都是烫的。三十多年前，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甚至没有电风扇，廉价实用的芭蕉扇（与济公用的扇子同款）随处可见，清冽的井水是人们极易获得（关键是可以免费获得）的清凉避暑的“神器”。煮好的绿豆汤，用盆井水“冰镇”；烧好的稀饭，用盆井水“冰镇”；挑好的西瓜，用盆井水“冰镇”。就算洗衣、洗菜、洗碗这些家务活，用井水来做干起来仿佛不再那么痛苦。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小巷内的人们开始忙碌起来，纷纷从狭小的蒸笼般的家中搬出竹床、铺板床、折叠床，躺椅、靠椅等乘凉家具，然后提来井水浇地、浇墙，冲竹床、冲铺板床。太阳完全落山后，这些被井水冲过的竹木制做的床椅，随着水分的蒸发，热量基本散到露天的空气中，坐上去已不怎么热了。除了下雨，三伏天里人们基本住在室外，小巷路两边的各种床首尾相接，只在进大门的地方留个进出通道，有些犄角旮旯也会被人插进一张躺椅或折叠椅，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你可以在路边任何一个地方停下，随意听别人聊天，也能参加进去一道聊天。 喧闹了整个夏天的井，随着气温的下降逐步趋于平静，祖辈留下的告诫显然起到了警示作用：“过了立秋就不能吃西瓜，不能睡在外面了”。因此，过了立秋，无论天气再热，也没人睡在露天，也没人吃西瓜。秋后的雨一场凉过一场，当你感到刮倒脸上的风明显凉了，不知不觉中，清晨房顶上的瓦已结出白霜，树叶大部分已由绿转黄，季节已进入冬天。突然有这么几天，井上又热闹起来，其拥挤的程度超过一年当中的任何一天，那是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在这几天里腌腌菜。所谓“小雪腌菜，大雪腌肉”，节气到了。
　　家里没有冰箱的年代，菜地里没有大棚，冬日人们用以佐餐的主要是一种被称作“腌菜”的腌制品。搜索百度“腌菜”似乎囊括了“腌菜”、“泡菜”、“酱菜”之总和，南京地区腌制的“腌菜”通常只包括“大青菜”和“雪里蕻”两个品种，并将“大青菜”称作“腌菜”，“雪里蕻”称作“雪菜”以便于区分。大多数人家“腌菜”论缸腌（150斤～200斤），“雪里蕻”论坛腌（20斤～50斤）。“腌菜”（大青菜）性凉，“雪里蕻”性热，冬天天燥易上火牙疼，所以，多吃“腌菜”还有“去火”达到平衡身体的作用。 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切都需计划，买腌菜要凭票，卖腌菜也就一两天，居委会通知那天该那条巷子的居民买，定好日子，蔬菜大队的菜农用板车将腌菜送到指定的地点，菜场一边收票、一边将成捆的腌菜称给居民。没买到的人排着队，几十个人一个挨一个，占据半边街道，有拿扁担的、拿捆绳的、还有拖着筐的。已买到的人动用各种运输工具将蔬菜拖回家，有用板车的、用三轮车的、用自行车的、还有用自制弹子盘（轴承）拖车的。
　　腌菜买回来要在太阳里晒一天，菜帮子软了，才能进行清理、清洗及腌制，否则会造成菜的破损、掉叶，腌菜在整个制作过程中都要保持一个完整的状态，因为腌制完成的菜也是一颗整菜哦。
　　清洗腌菜的工作一般从早晨就开始了，先将腌菜上的黄叶、烂叶去掉，然后去井上洗，三个洗菜（大木）盆一字排开，头盆洗、二盆三盆过，不时地还要补水、换水，一家总要有两三个人在忙乎。洗好的腌菜要摆在架子铺开了上沥水，于是人们又想出了各种办法，把家里能用来架腌菜的物品都拿了出来，有的用竹床、有的用铺板、有的用躺椅、有的用长条凳、还有更妙的用梯子。 晚饭后，菜基本上沥干了水，全家人围在一起腌菜，主腌的一般是这家的女主人，（除非她手“臭”，即腌的菜发酸的人俗称“手臭”），其他人做帮手。主腌的人坐在一大木盆前，将菜叶散开，均匀撒入大盐（大颗粒的腌菜盐），然后平放入盆内，用力均匀的四面揉搓，主腌的人认为揉到位了，在大缸内一层一层码放整齐，层与层之间还要再散上一层盐，所有的菜下缸后还要再在上面压上一块压缸石。
　　菜腌制十天后，亚硝酸盐开始下降，15天后亚硝酸盐下降至安全的剂量范围内，也就是半个月后腌菜可以吃了，此时，腌好的菜要取出，每颗菜打成一个把子，再分坛保存。分坛这天，小孩会围着大人身边，为的是讨一根现腌好的菜芯，真的好脆好甜，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为什么盐腌出来的菜会是甜的？ 数来数去李家苑能造福一方的名人还真正不多，刘医生也可以算出类拔萃的一个。早年刘医生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抱着医学救国的思想，东渡日本（浙江有鲁迅）潜心研究西医，学成回国之后，在南京城南内桥石灰店边上创办私人诊所（中华路卫生所前身）。
　　刘医生擅长儿科，其精准的诊断和恰到好处的用药，多年来挽救多少儿童于生死边缘之间，在城南地区颇有名气，退休前刘医生将毕生绝学全部传给他多年的女助手——美女金医生，刘医生退休后慕名前来看病人仍络绎不绝。
　　刘医生居住在李家苑9号，是单号门牌的最后一家，也是巷子的最西头，再往西就是联兴帽厂的厂房。9号的前进住的是迪姓人家，刘医生家住后进，前进与后进之间有一水泥地面的院子，东面有花台，种着枇杷，紧靠花台还有一洋井，用水不需出门。院子西面有一边门，通9号与联兴帽厂之间的一人巷，供刘医生一家人进出，如此设计不知是否为刘医生“大隐隐于市”的理念相关，还是另有他意？
　　刘医生一家居住的后进除了有东西两间大房间，堂屋，后面还有后花园和东西厢房，东厢房是浴室，摆着一搪瓷大浴缸，可以泡澡。再往后是厨房，神奇的是还有一扇小门通往承恩寺小学二院。 刘医生虽深居简出，但邻里之间如谁家小孩夜里突发头疼脑热，敲门请刘医生诊断一下，刘医生倒也从不推辞。
或许是人缘好，或许是退休的早，早年去日本留学，回国开私人诊所的这些经历并没有带来麻烦，到是后来，儿孙们的一不小心，惹上大祸。
　　起因是刘医生的外孙小然，因父母工作忙，小然居住在外公家里，借读于承恩寺小学，大概已经上二年级了，某日小然随舅舅（刘医生的小儿子）上街去玩，那时街上没有广告，只有造反派的大字报，小然突然想大便，就向舅舅要草纸，舅舅也没草纸，就说去撕大字报，小孩要拉屎，谁也管不了。哪知小然刚刚撕了大字报的一角，就被人喝住，什么人敢撕大字报，谁让你撕的？吓得小然屎都拉在裤子上了。不行，抓人，舅舅被抓，小然被抓，统统送公检法。内查外调，小然的一群小学同学也被调查，“你们是否听到或看到刘家有收发电报等特务活动”？可怜一班小孩就按照电影和画画书上的描述，有声有色的讲他们听到的滴滴答答发报声，还有晚上会有穿黑大衣戴礼帽的坏人去刘家。
　　结果后来约半年多的时间，小然放出来了，听说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学习，小然的舅舅真的再也没见过，或者变化太大，见了也认不出，不过从此以后，刘医生家与邻里之间的联系就断了。 崔老头是李家苑里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退休前早出晚归，一回家就猫进房间不出门，除了同院的人，能见过崔老头再聊上几句的人是少之又少，但几次交往之后，你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崔老头真是个有“档次”的人。
　　崔老头有两位太太，平时姐妹相称，和平共处，解放后像这样二女一夫且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还真少见，在李家苑也是仅此一家。崔老头有个外孙叫小伟，大概是六四、六五年出生，周围差不多大小的小孩弄不清楚，就问小伟：你两个奶奶，那个是你爷爷的老婆？小伟回家问过爷爷之后明确的答道，我亲奶是我爷爷的老婆，我奶是亲奶的姐姐，一言代之，听的孩子们云里雾里好像明白了，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只能理解“一个人娶一个老婆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啊”。
　　崔老头解放前在芜湖跑码头，事业有成之后到南京发展，和其他人合股创办南京鸡鸭加工厂，公司合营后任资方代表留用，待人接物颇有见地，看出是个读过很多书的人。
崔老头的二太太，解放后谋了一份在红星电影院旁食品店营业员的差事，不知是做事不慎得罪了人，还是有人眼红崔老头家中殷实。文革中大抄家，鸡鸭加工厂没有人来，倒是食品店一群的人戴着红袖章来抄家，把崔老头收藏多年的字画撕了，瓷器砸了，然后堆在对面邻居的窗下点火烧，逼二太太跪在地上。一阵混乱之后，只留下一只无字无款的素花瓶和半盒云南子，气的崔老头好多天吃不下饭，好久没缓过气来。 退休后，崔老头常常一人独自在无花果树下“打谱”，数着半盒云子，手里捧着搪瓷大把缸，嘴里念念有词，好像是讲抄家时被砸坏的那把紫砂茶壶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制作，那么惋惜。放到现在，上个诸如“鉴宝”电视的节目，请故宫的专家们鉴定一下，没准还真是个名家制作的名壶，没每个百八十万肯定下不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崔老头也渐渐融入邻里之间的日常生活，没事串个门，问一句“今天吃什么”？或看见邻居吃饭，有感而发，“从前在哪里吃过什么人做的什么”，有时还与左右邻居的老头老太们打打小麻将。
　　也不知怎的，崔老头突然生病了，一检查是癌，没多久就走了。走之前，崔老头告诉太太和外孙一个秘密，也就是那个没字没款的素花瓶，原来是个宝贝，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古董，花瓶不大也就一个巴掌的高矮，神奇之处在于此瓶有再生功能，剪下的无根花枝，插入瓶内不几日就能发出新根。不想这秘密很快传入江湖，有一大佬的马仔不日就敲开了崔家的大门，要收购这只花瓶，崔太太开始直接拒绝，这马仔就天天守在门口。后来说，不收也行，拍个照片回去，崔太太也就信以为真，让他拍了各个角度的照片。哪知这一发不可收，马仔来的更勤了，崔太太出门上街买菜总觉得有人跟着似的，家里还有个小孩呢，实在受不了了，崔太太狠了狠心，也没要高价，把花瓶卖给了那个马仔，真正的财去人安乐，从此崔家人过上太平日子。 “四客”（发音si keer）大名叫马宗庆，是8号马家巴巴的四儿子，“四客”是家里人称呼他的小名，周围的邻居也没弄清“四客”在回民家庭内是四哥还是四儿子的意思，随着他家人一起称之为“四客”。
　　认识“四客”的人最多，因为马家只有“四客”与周围邻居有频繁交往，“四客”阅历丰富，又十分健谈，也可以算的上李家苑名人之一。
　　六十年代初，“四客”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新疆支边，一去就到了南疆——喀什，在区政府下边当一名通讯员，每每回忆往事，总是神气十足的样子，用手比划着腰间别着政府人员配备的手枪，回味着在热情牧民家随意喝的新鲜羊奶。只是后来实在是厌倦了大草原冬天空旷的生活，越发思念南京家乡那闷热的夏天，于是下狠心放弃了所有的待遇，不顾一切回到南京，成了社会上的无业人员，每天去居委会报到，成了一名“晒干”（当时社会上无业青年的自嘲，整天在家晒太阳，象萝卜一样快要晒成干了）。 文革后期，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兴无灭资的革命热情高涨，许许多多的私房主，自愿带着蓝图和申请书到房管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主动要求私房归公的浪潮。人民群众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二来每月只要交一点房租，房管所可以免费修理房屋和翻盖新房。社会上公房的数量一下超过私房，房管所需要大发展，正由于这个契机，“四客”进了房管所，有了收入，生活有了保障，娶妻生子。好日子刚刚开头，却因“四客”平时太过于言表，被人指定为“5.16”，糊里糊涂关了大半年之后又放了出来，好在档案中没留下什么记录。
　　一切恢复平常以后，“四客”并没有因此低沉下去，反而更加高调，有种无畏无惧的感觉。家里俩个妹妹出嫁搬走，“四客”带着老婆和二个儿子住房倒是越加宽敞，夏天门前空地不时的有邻居临时放张凉床乘凉，“四客”也没什么不爽，索性将家里的大电视搬到门口，和邻居们一边聊天乘凉，一边观看射雕英雄传(八二版)的复播。 “四客”成了李家苑的名人主要是王府园二期改造中的李家苑拆迁工程，在李家苑拉上历史大幕之前，“四客”出演了史诗般的英雄——“最强钉子户”。拆迁从夏天开始，一房一户的谈，复建房分大、中、小和单室套等四种，回迁地区为王府园二期、光华园和王府园三期，条件在一天天谈，夏去秋来，大部分人都谈好搬走，只有“四客”一家坚持着，反正一句话，眼看二个儿子大了，就要结婚，房子小不够住。那时还是按户口分房，有人一间20多平米的房，挤了三四个户口，就能分三四套房，为什么只给我一套房。停电，可以点蜡烛；停水，可以吃井水。后来“四客”还讲那段时间，人都走空了，无人往地上倒脏水，井水也特别清特别甜。最终拆迁办答应“四客”的条件——王府园二期一大套房，其实“四客”和大多数拆迁户一样还是吃亏了，这些私房都是老一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积攒起来，一家只分一套房凭什么呀，都吃了大亏了。近年北京市区的一套四合院标价一个多亿，要是我们李家苑不拆，现在能分多少大家心里不会不明白。 马老师慧园街小学的老师，最早是一号盛家的房客，毛毛是马老师的大儿子，下面有两个妹妹，兄妹三人基本上是按两年一个的出生，小妹妹刚刚出生，毛毛的爸爸就被打成反革命，送到大西北劳动改造。为了儿女今后的人生不受或少受影响，马老师与丈夫离婚，划清界线，毛毛随妈改性马，大名——马宁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捣乱，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有效的控制居民人口的流动，城市住房比较宽松。再由于城市资产阶级受到挤压，很多私房主的收入明显减少，不足以承担日常开销，必须靠出租住房来维持生计。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在城里租一套房机会很多，且还真不贵。
　　毛毛个子不高，圆圆的脑袋，下巴偏瘦，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邻居们都说这孩子可怜。毛毛家有外婆、妈妈和妹妹，一家5口仅靠妈妈做小学老师的那点微薄工资，柴米油盐还有房租水电学费，真的不容易。先是租住在李家苑1号盛家，后搬到李家苑14号许家。尽管生活艰苦，一家子快快乐乐，平时也看不出比别人家的孩子差到哪里。

　　毛毛读完小学，升入南京第六中学，与此同时，一场红卫兵运动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既没见毛毛出去串联，也没见毛毛出去辩论或武斗，倒是看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捡回大小相近的一堆石头，一半是黑的、另一半是白的，开始自学围棋，后来不知是进步太慢，还是缺少对手，很快就放弃了。

　　不久毛毛改学“二胡”，看来和马老师的主导意志有直接关系，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就那么二十几块，买把“二胡”最少也得五块钱吧，那么下本钱，一定不是为了某个追求，最大的可能只是一种“祈祷平安”的心愿。

艺术界有条评判原则：“万物以人为本，人是最美的”。乐器里“二胡”最接近男声，“小提琴”最接近女声，因此，“二胡”和“小提琴”是音色最美的乐器。

　　人的某些技艺应顺了潮流就是时代神技，如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文革中能写观若书法的大字报，可能会获得你的朋友以至你的仇人一致恭维。同样在哪个年代，八个样板戏如日中天，如能演出一段《红色娘子军》或是《智取威虎山》的片段，也必定会被奉为神人。那如能拉一手好二胡，能给社区的李玉梅、杨子荣、小常宝伴奏，那一定是离当红之花最近的那片绿叶。

江湖上传一少年因拉的一手好二胡，被省京剧团破格录用，除了演出风光，每月工资加补贴60多。因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南京晚上很多小巷深处的路灯下，都能看到有个少年在学拉二胡。段位有初级、中级、也有高级。初级如毛娃在哭，呜哩哇啦不知所云；中级如变声男孩在歌唱，忽而单纯、忽而苍伤；高级如瞎子阿炳在回忆，半是自责，半是怨恨。久而久之，南京人群内流传着一个含意很深的词“二胡”，因人因事因场合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褒贬在50%左右徘徊，“二胡”究竟有几个意思谁也说不清楚，就算说清楚了别人也会认为他没说清楚。
　　毛毛进步很快，一个夏天。断断续续的《赛马》基本上可以连起调子来听了。当然，那个年代学二胡的小孩后来大多数都成功了，现在他们偶尔哼几句样板戏，平时唱更多的是《空城计》里的诸葛亮：“我在城头观风景”.....
　　红色风暴最终从慧园街小学刮到了毛毛家，一群突然而来的戴红袖章年轻人在毛毛家翻箱倒柜，喊着要找反革命的证据，抽屉和橱柜都被打开，稍微有点松动的地板全部被撬开，吓得1号的盛老太太直喊，我们家房子不如许家好，要是在我家，地板要全部撬开了，抄家没有找到任何造反派所需要的东西。但不久，造反派还是把毛毛全家送到苏北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毛毛和他的二胡声在李家苑消失了。 过年了，南京人过年有吃元宵的习俗，初一早晨吃、十五过元宵节吃，过灯节也吃，所谓“上灯元宵落灯面”，就是十三上灯那天也要吃元宵。那么年前有一件大事就是家家户户都要舂糯米粉，然后晒糯米粉，不然过年看人家吃元宵。
　　“髙屋堆”上有三家代客舂糯米，方豆家、光荣家、竹英家，这三家平时没人加工舂糯米粉就卖早点，自已加工些酒酿元宵、赤豆元宵、糖芋苗和蒸饭等在街边巷口摆摊。
　　“光荣他老子”有名有姓，就是没人喊他大名，不论大人小孩、人前人后都喊他“光荣他老子”。“光荣他老子”瘦瘦小小的一个小老头，年轻时还吃过官司，起因有人讲他家的元宵比旁边摊位的小，“光荣他老子”受不了，回家提了把斧头找人评理，结果被人告到派出所，还抓去劳动教养二年。
　　现在光荣在王府园修自行车，遇到老邻居不时的还要为他老子喊上两句冤，当年他老子因为别人讲他家元宵小才找人拼命，那像现在的生意人没良心，元宵里放的什么馅，掉在地上的元宵，拣起来照样给你吃。 “光荣他老子”平时早上出摊，下午空闲时间爱在髙屋堆的空地上摔摔石锁、举举石担子，那时人们还是崇尚习武之人，加之“光荣他老子”虽被劳教一场，但并非是干的伤天害理之事，因此，在李家苑的巷子里大有跺一跺脚，地要抖三抖的意思。居委会通常有事也先找“光荣他老子”，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李家苑人的记忆中，“光荣他老子”还真领头干了几件事。
　　文革初期，派系之间基本还处于文斗阶段，杨公井至大行宫一带，毛竹搭建的大字报墙，周围簇拥着一堆堆人群，就像后来的鼓楼英语角，随时随地随便找个人即可进行“大辩论”。这人讲，最高指示XXX，你的文章这里错了。那人答道，最高指示XXX，我的文章是正确的。吵着吵着，人群开始上火，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火终究会爆发，“江苏饭店”一战将文斗全面推向武斗，南京城内基本是“红总”的势力范围，出了挹江门才是“8.27”的地盘。一切都乱了，下关电厂发工资，要到新街口供电局大楼领。法院公安局的权利被“文攻武卫”替代，“文攻武卫”的总部在杨公井清真寺内，那时满大街都是头戴钢盔、手持木棍的“文攻武卫”，他们靠抓人维持治安。 突然有个坏消息传入南京城，由一帮乞丐组成的“五湖四海”约好几千人的队伍要占领南京，已到中山门外，居委会传达下来，各家各户要联合执勤，坚决粉碎“五湖四海”的进攻。李家苑的居民甚至来不及想这个消息的真伪，来不及考虑“文攻武卫”能不能完全抵抗住“五湖四海”的进攻，来不及考虑李家苑地处城南腹地，“五湖四海”从中山门打到李家苑要先占领南京多少条巷子街道。于是“光荣他老子”带头打开房管所在“髙屋堆”的西边空地上存放工具和材料仓库，把一些由自来水管改制的“长矛”分发给各家各户，每个门洞（院子）发2到3把，晚上组织巡逻，发现异常要立即报警。
　　当时正值夏天，大家基本睡在屋外路边。这天夜里，“光荣他老子”巡逻，突然发现前面树下有人影一闪，一声“光荣啊，五湖四海来了”！恐怖的叫声划破夜空。全李家苑的人都醒了，有的敲锣、有的敲盆、有的敲撮簸，家中的男人手持长矛站立门口，妇女儿童退避家中。过了好一会，派光荣等几个胆大的年轻人去周边王府园、慧园街看看动静，发现确无异常，这次意外的惊动才渐渐平息下来。好长一段时间，南京城内要饭的人都没有了，都让“文攻武卫”当成“五湖四海”的“探子”给抓了起来，后来渐渐又传“五湖四海”散了。 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城市居民对地震的恐惧到了极点，随着各种小道消息越演越烈的传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广场空地搭建“抗震棚”。中华路上省交通厅在单位的院子里用油布搭了个很大的棚子，单位工作人员每家可以摆一张或几张床；居民私人在路边空地搭建的“抗震棚”就是“一张床”，床的四角用毛竹支撑，顶和四周蒙上塑料布，床和床之间留下一个走人的过道，这些“抗震棚”当时几乎随处可见。
　　李家苑没有大片的空地，人们的脑筋不约而同想到承恩寺小学二院的操场，可是二院通往李家苑的大门几年前被学校用砖头水泥封了，居民们又找到“光荣他老子”，一致要求砸门。还真是“光荣他老子”，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大榔头（如同电视砸墙里那样），把封堵几年的校门再次砸开。轰的一下，李家苑的人一起各自回家搬床，先占地方，再搭棚子。
终于有一天夜里，雷电交加，风雨交加，突然神来之手，一道闪电引发夫子庙工商银行楼顶的报警器（洋嗡），“地震了”、“地震了”整个城南地区喊声一片，人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涌上巷口，涌向操场和空地。因为有充分准备，还有人带着水和干粮。不过街道值班人员很快传来政府信息，是雷电造成警报器误响，没事，没有地震，大家回家睡觉。
　　不过从那以后，也许是精疲力尽，也许是天气渐渐转冷，在“抗震棚”里睡觉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学校要上课，通知各家限期拆除“抗震棚”。
　　随着时间的推移，“光荣他老子”不再出摊卖元宵，光荣也没有接着做这家传手艺，在小区里摆了个自行车修理铺，专修自行车配钥匙。李家苑的老邻居老远就会和光荣打招呼，没事就站一会，再聊两句。 李家苑的故事初稿写于2018年，以后还会继续写，我们再不写，就没人记得那些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