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攀登——记我二姐夫 无脚登山家夏伯渝

文竹

我第一次见到夏伯渝，是在北太平庄。二姐将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带到父母家，将夏伯渝介绍给了家人。从此，夏伯渝走进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随着二姐对夏伯渝的称呼，从认识到现在，一直称他为“老夏”。1983年老夏与我二姐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夏登平。

下面，我就根据老夏的自传《无尽攀登》和网上收集的信息，以第一人的口吻，讲述他永不言败无尽攀登的人生！

一 入选国家队

（一）童年

1949年，我出生于重庆，是家中长子，父母为了纪念这座山城，为我取名夏伯渝。我父亲是湖北鄂城市鄂城区人，母亲是湖北荆州市沙市区人，都在客车运输单位工作。在我5岁那年，父母响应国家的支边号召，带着全家跟随单位来到青海省西宁市。

十一二岁时的夏伯渝

对我来说，祖籍湖北只是个概念，而重庆，虽是我的出生地，但我在那里生活的日子只有短短五年。在青海这个辽阔的大西北高原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志向的青年。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回忆。

（二）爱上足球

十八岁

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喜欢体育，尤其在跑步上有明显优势。学校开运动会，短跑、跳远，我都是第一名，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省市级的运动会，每次都不负众望，取得不错的成绩。

摄于七十年代初期（左一夏伯渝）

后来，我入选体校足球训练班，主要踢左边锋的位置。说实话，体校的日子很辛苦，每天除了必修的文化课，其他时间都用于体能和足球技能的训练，但我一点都不觉得累。

体校学生证

我喜欢踢足球，喜欢在足球场上奔跑追逐的感觉。我曾想，我身体的哪一部分都可以受伤，但绝对不能脚，我的生活离不开足球。

记得有一次我在练习脚法时，右脚突然狠狠地崴了一下，脚掌都有点向内侧歪了，疼得我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右脚直打哆嗦。附近没有一个人，天也渐渐黑了，脚掌歪着，我根本就站不起来。怎么办？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用什么方法，必须让脚正过来。

于是，我双手紧紧地握住右小腿，把右脚歪着的部位照着地面猛地一磕，刹那间的疼痛让我差点晕了过去。我倒在地上，呻吟着，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豆大的汗水几乎浸湿了衣服。

不知躺了多长时间，脚疼好像轻一点了，我慢慢坐了起来，突然发现脚掌奇迹般地正过来了。我格外高兴，觉得疼痛也减轻了很多，只是脚肿得像个馒头。我艰难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挪回了家。

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来，我的性格中有着与生俱来的冲劲，遇到困难不退缩、不屈服。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在那次致命的打击下，凭着顽强的意志生活下去，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和拼搏。

（三）入选国家登山队改变命运

1969年，正当我准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时，恰逢工厂招工，某厂的厂长喜欢体育，就将我招入工厂。这样，我不仅成了一名工人，并且还能在厂里踢球。

1974年，中国登山队为1975年第二次攀登珠峰并进行地质勘探和科学考察活动，到青海选拔登山运动员。那个年代能成为一名工人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可我更喜欢从事体育运动。那时我对登山运动知之甚少，更没想过要放弃足球去登山，只是冲着可以免费全面检查一次身体而报了名。

参加选拔的人很多，名额却只有几个。由于登山运动员对身体条件的要求非常苛刻，我没抱什么希望。谁想到经过严格的选拔，我竟然被选中了。

1974 年中国登山队初选的青海男队员（右二为夏伯渝）

初选后的人员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进一步试训，然后从各地入选的人员中再一次进行选拔。就这样，我就像在梦境中一样，兴奋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1974年10月20日，我们一行十人乘火车到达了北京。

1974年我在天安门前留影

到达老山训练基地训练几天后，我们这批从各地来的二十多名新队员乘火车前往重庆军医大学，去做低压氧舱的试验。我非常圆满地通过了测试。

回京后，我们直接来到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不但要吃苦耐劳，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团结友好的团队作风，还要有健康的、强有力的身体和充沛的体能。

来到怀柔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进行登山运动员应具备的思想道德品质的学习，并进行大运动量的艰苦训练。训练项目有：连续几个小时的长跑；负重20 〜30公斤登香山，一天要登3 〜 4次；登北京周边的一些山峰；力量的训练；等等。

尽管每天的训练使我感到全身都很疲惫，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踢一会儿足球，对我来说，踢球是减压和放松的最好方法。

1975年1月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

在青海，我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洗澡；到北京后，我就没有穿过棉衣，多冷的天气也只穿一套绒衣。因为我的耐寒能力比较强，所以登山队的队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火神爷””。我觉得这个外号挺适合我，不仅欣然接受，而且沿用至今，还用做了我的微博号。

集训两月后，年仅25岁的我，正式成为国家登山队的一名运动员，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高兴之余，我又有些担心。以前，我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神秘、恐怖、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峰，在我心中，它只是一个地理位置，一串数字，如今我就要去攀登它了，能否完成这次任务，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

入选国家登山队，完全改变了我的命运。可我并不后悔。的确，没有入选国家登山队，就不会有让我备受折磨的伤痛，但也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经历，不会有让我热爱并奋斗至今的目标。

二 1975 年登珠峰意外冻伤

（一）万人欢送前往珠峰大本营

1975年1月20日，我们这批新入选的国家登山队队员陆续从北京前往西藏。为尽快适应高原地带，我们先坐火车到青海西宁市短期适应一下高海拔的环境后，再乘汽车前往珠峰大本营。

到西宁后我才得知父亲患了胃癌，正在住院治疗。是留下陪伴父亲，还是去执行国家的攀登任务，我必须迅速做出选择。

父亲

在我犹豫之际，父亲对我说：“我有医生和护士来治疗和护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执行国家的任务要紧，你只要记住，我们都在等你，一定要平安地回来。”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留给我的遗言。我将永远牢记在心中。

就这样，我离开了生病的父亲，离开了我的家人，跟随队伍前往西藏，前往珠峰大本营。

我们坐汽车从西宁到拉萨，一路很少看见有定居的人家，都是住在兵站里。

宣传队在兵站慰问演出

沿途望见的全是光秃秃的荒山，没有草，更没有树，一片黄土高坡的荒凉景象。当时根本没有沥青路面，道路很不好走，颠簸得厉害，幸亏车开得比较慢，不然大家都会受不了了。

从西宁前往西藏的途中

2月中旬，等所有人员和物资都到齐了才向珠峰大本营进发。出发时，拉萨广大军民热烈地欢送我们。

欢送

绵延几千米的车队浩浩荡荡而又有序地行进在公路上，一眼望去，气派壮观。

浩浩荡荡的车队

通往大本营的路更是难走，我们只能再由客车改乘货车，即使坐在背包上，颠簸的道路也都快将我们的五脏六腑颠出来了。尽管货车都装上了篷布，尘土依然很大，每个人都灰头土脸的，蓝色冲锋衣都变成土黄色了。

3月1日至13日，大队人马先后到达了海拔4950米的绒布寺，当年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

来到了珠峰大本营

珠峰大本营

庞大的登山队伍

当我第一次看到揭开神秘面纱的珠峰那雄壮巍峨的身影和珠峰山顶飘浮的“旗云”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那是我从未涉足的世界。

想到即将攀登珠峰，我感到热血沸腾，仿佛自己都变得高大起来。

当年我们共需建七个高山营地。1975年的珠峰北坡与目前的珠峰北坡高山营地示意图。

不同时期攀登珠峰北坡路线示意图

（二）第一次行军成功

3月18日，我们在1960年登顶珠峰、中国登山队政委王富洲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目标是海拔 6500米。因为有牦牛运送物资，所以我们的负重比较轻，只需背自己随身使用的物品和少量的物资。

出发

第一次行军时的中国登山队政委王富洲（左一）

具体背多少东西要根据个人身体情况来定，我当时的负重量在20公斤左右。

负重攀登

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登，我们来到了海拔5500米的营地驻扎；第二天，我们沿着东绒布冰川向上缓慢攀登，不久，来到了海拔5700米的冰塔林。大自然塑造的各种形状的冰柱神秘而奇丽，非常壮观，有一种动人心魄的魅力，我完全陶醉在壮丽大自然的美好中。

冰塔林奇观

6500米营地

这个营地比前两个营地都要大，是除了大本营外的第二大营地，刚好建在珠峰主体山峰的脚下，这也是牦牛能到达的最高营地。

伴着丁当作响的牛铃声，一队牦牛正往珠峰大本营

第一次适应性行军任务完成，我没有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返回大本营进行休整，准备第二次适应性行军。

（三）第二次行军未达目标

我们在4月5日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7日到达位于海拔6500 米的三号营地。8日，我们向号称第一天然屏障的北坳出发，去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

珠峰北坳所在位置

北坳就像一堵冰雪墙挡在了我们面前，它不但陡峭，还有很多冰裂缝，极易发生雪崩。

北坳的冰雪壁及冰裂缝

老登山家、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带领的侦察修路组，负责攻克这个难关。

他们经过奋战，钉入了35把冰镐，架设了多条绳索和路标，还在冰裂缝上架设了金属梯，刨出了数百级台阶，打通了前往北坳7007米的道路。

尽管这样，攀登起来还是十分困难。因为北坳的坡度太陡，直线攀登有困难，只能走“之”字形的路线以减缓坡度。

珠峰的冰裂缝

我们使用了结组的方法，四个人用一根十几米长的绳子连接在一起，以便互相保护和救助。有些看不见但怀疑有暗裂缝的地方，都插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并告诫后面的人一定要踩着前面人的脚印走，以防掉进暗裂缝。

四人结组前行

第一次攀登北坳，我有些紧张，生怕走错一步，特别是攀爬架设在冰裂缝上的梯子时更是提心吊胆，因为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深不见底的裂缝里。为保险起见，我干脆四肢并用，小心翼翼地趴在金属梯上，根本就不敢往下看，更不敢眨一下眼睛，紧盯着梯子表面，一格一格地向上爬。还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到达北坳，我松了一口气。

1975年中国登山队越过冰裂缝

建立北坳营地

在北坳滞留的这几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在高海拔大风中住帐篷的艰辛滋味。帐篷除了有四根金属杆支撑，还有八条高强度的尼龙绳拉扯固定。帐篷不大，要挤进四个人，连翻身都很困难。即便是这样，大风有时还是会把帐篷吹离地面，睡在里面提心吊胆，生怕大风会把我们吹下山崖。

大风都要把帐篷吹跑了

因为温差的缘故，帐篷里面会结霜，大风吹得帐篷不停地抖动，把霜都抖落在我们的睡袋上，早上起来睡袋上的霜都快把我们埋起来了。幸亏睡袋上有一小块帘子是专门遮挡脸部用的，否则霜会不停地掉在脸上， 根本无法入睡。

我在北坳营地慰问刚送物资上来的队友

我们在北坳坚持了四天，天气丝毫没有好转，只得被迫下撤，返回大本营休整。第二次行军没能按计划完成。

（四）攻克两道天然屏障：北坳、大风口

根据4月底会出现好天气周期的预测，我们这支突击队在队长邬宗岳的带领下，于4月24日再一次出发，突击顶峰。经过三天的攀登，我们很快到达了北坳。

突击队队长队长邬宗岳（右）带领我们出发突击顶峰

我这次通过北坳时感觉从容多了，没有之前那么紧张，即便是爬冰裂缝上的梯子时也不觉得那么危险可怕了。

我们顺利的从金属锑上通过冰裂缝

从北坳往上就到了海拔7450米的大风口，这也是攀登珠峰途中的一大难关。其南面是珠穆朗玛峰的主峰，北面是北峰，两峰之间形成一个鞍谷。风一刮到这里速度就会增大，比大本营的风速至少要大出两个级别。

当我们到大风口时，强大的高空风席卷着雪粒，刮得天昏地暗，猛烈地袭击着我们。

1975年登山队员顶着猛烈的高空风行进在海拔7400米雪山上

大风刮得我们无法前进，连腰都直不起来。我们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连续攀爬了3个小时，才前进了 100米左右。

3 个小时我们才前进了 100米

当时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更低，大风使得体温下降很快。体温低，血液循环就差，很多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冻伤。我身后一个队员的两个鼻孔甚至都冻出了两个冰柱。

为减少不必要的冻伤，队长邬宗岳决定下撤。就这样，这一次突击行动因为天气预报的失准再一次失败了。

我们下撤到海拔 6500 米的营地休整时，我问邬队长：“我们都登到那么高了，为什么还要下撤？”邬队长说：“这个高度离顶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艰难的地段要攀登，在这个高度耽误的时间太长就会有更多人冻伤，也会消耗过多体力，那代价就太大了。如果是在8600米，可能就会不一样，需要全方位慎重分析，权衡利弊，哪怕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毕竟8600米离顶峰就只差200多米了。”

我们在海拔 6500米的高山营地休整了一天，接到命令说5月2日到6日会出现一个好的天气周期。我们宁肯冒风险，也不愿意错失一次机会，因为一年中适合攀登珠峰的好天气周期可能只有一次，一旦错过，一切努力就白费了。

于是，我们匆匆忙忙地上路了。出发前，登山队政委王富洲来为我们送行，并检查了我拴在腰间保护安全的铁锁是否锁好。

攀登珠峰前，我和王富洲（右一）

突击的次数多了，也有了经验。风大我们就休息避风，风小我们就前进，不能强行在恶劣的天气里攀登。

行进中的登山队员

就这样，我们冒着七八级的大风到达了8200米的高度，并建立了营地。

珠峰一般都是上午的天气比较好，风也比较小，所以在凌晨天还没亮时，我们就从8200米出发了。我们这个结组，突击队队长邬宗岳走在后面，我走在中间。

当我们走到海拔8400 米左右时，我感到结组绳有被牵拉的感觉，知道这表示邬宗岳走不动了需要休息，就停下来等他。可绳子还在不停牵动，我回头一看，见邬宗岳用手招呼我过去。

他由于高原反应严重，说不出话来。我来到他身边，把耳朵贴近他嘴边，只听见他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说：“和大本营联系的时间快到了，你把这个报话机给仁青平措（仁青平措是当时的突击队副队长）送去，让他和大本营联系。”

突击队副队长仁青平措

我说：“放心吧，队长，我一定送到。我这有瓶氧气，您先吸点氧休息休息。”我边说边取下我背的氧气瓶，给他戴上氧气面罩让他吸氧，然后打开结组绳，装好报话机，自己一个人去追赶前面的副队长了。

这是我与邬宗岳队长此次登山的最后一面，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由于我们这三个结组有不少人出现较重的高原反应，所以走得较慢，而此时由副队长带领的另外两个结组已经看不见了。

打开结组绳后，我独自沿着山脊向上攀登。前几次攀登，我都是踏着前面人的脚印走，可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山脊上本来就没有路，更没有路标，这段山坡又没什么雪，无法留住别人的脚印。我本应该沿着山脊向上走，但走着走着，就沿着山坡横切过去了。因为根本没有路，所以只要能下脚的地方就踩着往前走。到后来，越走越困难，几乎没有可下脚的地方了。

回头看，不但看不见后面的结组，也看不见我走过的痕迹，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向上看，原本可以看见的峰顶也不见了，我的上方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壁。向下看，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作万丈深渊。乌云在我脚下翻滚，无数冰裂缝仿佛张着大嘴要把我一口吞没。

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好像要炸开一样，一瞬间头晕目眩，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两腿发软直打哆嗦，差一点儿就摔下悬崖。

我立刻紧闭双眼，张开双臂趴在岩石壁上，一动也不敢动，恐惧和死亡笼罩着我。幸亏当时风还不是很大，不然我肯定会被吹进这“鬼门关”了。

真是落到了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就像整个人被悬在空中一样的境地。绝望使我胆战心惊，满脑子都是我这下可算完了，死定了，而且还是那种死无葬身之地等极为悲惨恐怖的想法。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慢慢从慌乱恐惧中冷静下来，这才感觉到，我现在还活着，并没有死，为什么老想着死呢？我应该想办法摆脱目前的困境，活下去。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肯定是走错了方向，后面的人不可能经 过这里，我在这里不仅不会有人知道，更不会有人能帮助我，要想活命，只能靠自救。

我不能老趴在这里，时间一长，即便不摔下去葬身万丈深渊，也会被冻死，必须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可是我没有任何可用于保护的器械和装备，怎么办？

原路返回不可能，背着一个大包我连转身都很困难，一旦失去重心，后果不堪设想，何况身后也无下脚的地方可退。向上爬更不可能，上面是光秃秃的石壁，一点儿可支撑的地方都没有。我更不敢再往下看，竟然走到了如此绝境。

突然，我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岩石裂缝，只要我能抓到那条裂缝，脚就有了支撑点，也就有了希望。

强烈的求生欲望生成了一股力量，我打起精神，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挪到那条裂缝前。万幸的是那条裂缝比较深，比较宽，即便我戴着鸭绒手套，手也能抠住裂缝，高山靴也刚好能蹬在裂缝上。就这样，我寻找着每一个更好的支点，一点点地向上蠕动……

在爬上岩石壁的一瞬间，我看见了一条比较宽的山脊。有可以下脚的地方了，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和说不出来的激动，冲击着我的全身。我真想呐喊，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还活着，我从阎王爷的掌心里逃了出来！！我好像刚从噩梦中醒来一样，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浑身无力、四肢酸软，一下子瘫倒在山脊上。

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回想刚才的经历真是后怕，哪怕有一丝犹豫，可能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为自己在危难关头的冷静、沉着、自强和绝不放弃的精神感到欣慰。

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在危难时刻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惊慌失措只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 冷静思考脱离困境的方法才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只有自强自立才能自救。

这时，我突然看见前方远处就是仁青平措副队长带领的两个结组。经历了刚才的惊险，看见队友我非常激动，顿时有了力气，马上爬起来去追赶他们。此时，我们离海拔 8600 米的建营地点已经不远了。

攀登

（五）8600 米被迫下撤

到达8600米后，我们开始建最后一个突击营地：有人搭建帐篷，取冰雪烧水做饭；有人准备金属梯，以便在攀登第二台阶时架在上面。

第二台阶，是一块高10 米左右、几乎呈 90 度的岩石壁，其两侧都是悬崖峭壁。这是唯一通向顶峰的路径，只有借助梯子才能上去。

第二台阶

1960 年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名运动员，因为没有梯子，在这里耽误了十几个小时，最后是靠另一名运动员刘连满搭“人梯”才上去的。

1960 年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名运动员

我们这次就是要把背上来的梯子架设在这里，就此打通通往顶峰的道路。我们在8700米高的珠峰上，用岩石锥和绳子在岩壁上架起了一座高度近6米的金属梯，33年间帮助了1300人从北坡通过这个“中国梯”登顶。这也是我们为攀登珠峰的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此后的33年，这架见证登山历史的“中国梯”放入了西藏登山博物馆。

架设“中国梯”

接下来的几天狂风像惊涛骇浪般地咆哮着，直刮得天昏地暗，人根本就直不起腰来，很难向前迈步，我们无法出发登顶。再加上报话机没电，我们与大本营也就失去了联系。我望着帐篷外不远处隐约可见的山顶，心想：考验我的时候到了，要坚持到底，就差最后 200多米，一定要登上去。

惊涛骇浪般咆哮着的狂风

我们在8600米高度的突击营地已经等待了两天三夜，狂风一直没有停歇的意思，没有吃的，也没有燃料。没有燃料就没有水喝，不能直接吃冰雪，因为那样会很快带走身体的热量，更容易冻伤。

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即便是躺着不动也会消耗大量体能和身体热量，世界上似乎从没有在这个高度等待这么长时间的先例。

在这等待的两天三夜里，陆续有伤员被送下山。再这样等下去会出现更多的伤病人员，即便出现好天气，也没有体力了。没办法，副队长只好带领我们下撤。

当我们下撤到8200米营地的时候，等候在7600米营地准备第二批登顶的队员中，有三人上来给我们传送大本营的消息。大本营让我们突击顶峰，不要在8600米长时间地消耗自己。

1975年，珠峰大本营的人们心急如焚，等待山上的消息

他们问我能否再攀登，我说：“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只要有食物吃，我就可以再上。”他们拿出了一包风干羊肉条。这种羊肉条就是把生羊肉切成条，放在阴凉处晾干制成的，藏族人喜欢吃，可我根本咬不动，更咽不下去。补充不了体力，我无法继续攀登。他们只好组织了几个人，从 8200 米出发去登顶。

后来听说有的人高原反应很严重，体能也严重不足，而且还走错了路，最终他们也没能上去。

没能登顶我心有不甘，虽有遗憾，但我依然满怀自信。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来登上世界之巅。没想到，这一转身竟是40多年。

（六）让出睡袋意外冻伤

下撤途中，我和三名藏族队员结成的一个结组，一名藏族队员因体力透支，背包连同睡袋一起掉下了山崖。在珠峰，这个失误足以致命。

在7600 米营地过夜时，看着他蜷在角落里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呼吸都开始不均匀，我实在于心不忍。当年的我血气方刚，所以我没多想就把睡袋让给了他。他把羽绒服给了我，我用羽绒服裹住膝盖，双手抱胸，躺在冰冷的帐篷里，在零下30 摄氏度左右的严寒中将就了一夜。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会改变我的一生。我因此被冻伤双脚并截肢，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

按说，冻伤应该有一个过程，先是冻得疼，再是麻木，然后失去知觉，最后就是冻伤，可是我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过程，给他睡袋后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背着背包从7600 米走下山来的。在零下30摄氏度至零下20摄氏度的高海拔，连续七八天高强度的攀登，最后几天还没有吃东西，真是饥寒交迫。

从北坳下来快到6500米营地时，我觉得体力明显不足，两腿无力发软还有点哆嗦，好在离营地已经不远，山坡也变得平缓开阔，比较好走。大家也都打开结组，各自走向大本营。

走到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小冰裂缝时，别人都绕过这一段，而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我感到很累不愿意绕行，又觉得这个小裂缝并不宽，想直接大步跨过去。没想到由于体力不支，前面一条腿迈出去了，后面那条腿不但没有蹬上力，反而发软，结果前腿没有跨到对面而是踩空了，直接掉向裂缝，我的身体本能地向裂缝对岸倒下去。

大惊之下，我将手里的冰镐使劲砸向冰雪面，想拉住下滑的身体，可此时的我太虚弱了，手也没有了力量， 凭借手中的冰镐根本拉不住下滑的身体，眼看就要坠入冰裂缝。千钧一发之际，我的背包卡在了裂缝口上，身体停止了下滑，幸亏裂缝比较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有惊无险，但也吓得我魂飞魄散。

人在生死关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我拼尽全身力气，用鞋底的冰爪使劲蹬住裂缝两面的冰壁，一点点地向上攀爬移动，费了很大的劲才爬了上来。

我真是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瘫倒在冰面上。在裂缝边躺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好不容易回到6500米营地，晚上睡觉时高山靴却脱不下来了，最后只能把高山靴剪开。我一摸自己的脚，没有知觉，也动不了，冰凉冰凉的，一点儿温度都没有，这才感觉到双脚可能被冻了。营地的医生立刻采取了复温措施，用40摄氏度的花椒水给我泡脚，并让我好好休息，再作观察。

第二天，我的脚还是没有知觉，也动不了，是靠别人背和牦牛驮，回到了大本营。

没想到，我的双脚冻伤部位的皮肤颜色开始发生变化，由黄色慢慢变成粉红色。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脚凶多吉少，可能真的冻伤了。

我们队的这次突击顶峰的行动失败了，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队领导决定把冻伤较重的人先送回北京。

三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

（一）痛失双脚与希望复燃

回京后，我们住进了积水潭医院。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国登山队的九名运动员于北京时间5月27日14点30分登上了珠峰的消息，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同时，我也感到有些失落，在登顶的队员中没有我。

在这次登顶珠峰的行动中，我荣立了三等功。接着，又传来噩耗，父亲在我突击顶峰时去世了。父亲病重时，我没能守候在他身边照顾他，在他离开我的时候，我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我悲痛欲绝。

这期间，我冻伤的双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紫红色，最后变成触目惊心的死黑色，并开始与肢体分离，骨头和连接骨头的肌腱及神经都暴露在外面，已经到了必须截去那部分坏死组织的地步了。

脚冻伤部位开始变颜色

由于我的踝关节还能活动，我不同意传统的从膝关节以下三分之二处截肢。所以手术方案改成只把坏死部分切除，即剪断连接的肌腱就可以了。

父亲的离世加上失去双脚的双重打击，使我的情绪跌落到了低谷，内疚、自责、痛苦、抑郁、精神恍惚，一天到晚萎靡不振。我不敢想象，自己20多岁失去父亲，今后还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如果一辈子都要坐在轮椅上，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知道我的故事后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睡袋让给了队友，自己却冻掉了双脚，从此离开已融入生活的足球，值得吗？后悔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反复问过自己，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人性只有在生与死一瞬间的抉择中，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就因为那一时的冲动，才是真实的你。

一天，国家体委科研所的郑医生请来了一位外国假肢专家给我会诊。专家看了我的情况后，说：“我们的宗旨是，尽量让假肢来弥补你残端的不足，让假肢做得适合你的残端，而不是怎么好装配 假肢怎么来截肢。”会诊医生的这句话，让我感到熨帖贴心。

他还说：“你穿上假肢后，不但不会对今后的生活有太大的影响，而且你还可以再继续登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假肢能有这样强大的神奇功能，我以后不用坐轮椅了？！

请德国假肢专家会诊

这让我兴奋不已，特别激动，我整个人都突然开朗了。以前感受到的几乎都是同情和怜悯的语言与目光，我是多么需要听到带给我希望和力量的声音呀！是他，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让我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专家说：“我会做一双适合你穿戴的让你满意的假肢。”

激动兴奋之余，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外，我开始规划穿上假肢后的生活。

1975年和受伤队友跟医护人员留影

对于珠峰，我内心对它真的是又恨又爱。恨，是因为它夺走了我的双脚，让我差一点儿命丧雪山。爱，是因为在攀登过程中感受到的那种惊险、刺激和极具挑战性的考验，跟我的性格很吻合；我的体能、适应性、耐寒能力也都非常适合登山这项运动，而且雪山的美景也深深吸引着我。

就这样，再登珠峰成了我的梦想和奋斗目标。

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有了方向就要制订出周密计划，刻苦努力地实现它。我知道，力量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所以我的第一个训练计划，就要从恢复体能和加强力量的锻炼开始。

1975年在医院

我在病房里就开始了力量的锻炼。我把病房里用于牵引的沙袋绑在小腿上，仰面躺在病床上，双脚高高抬起，像骑自行车一样做蹬踏的动作；坐在床边做抬腿动作；还有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我还是一年四季坚持冷水浴，它已经和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一天不洗就好像生活中缺了点什么，浑身都不舒服。

世界上最伟大的莫过于母爱，只有母亲才真正了解自己孩子的心情。我住院期间，母亲天天都到医院来看望我。

夏伯渝和母亲

我记得母亲第一次在医院看到我缠满绷带的双脚时，非常悲伤，不停地流着眼泪，颤动的手也一直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缠满绷带的双脚，生怕把我的脚弄疼了。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站起来对我说：“我去问问医生，把我的脚给你接上。”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不停地涌出来。只有母亲才能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紧紧地拉住母亲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也是母亲第一个表示支持我再登珠峰的想法和行动。她说：“为了实现你的理想，目前一定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争取尽早站起来，把身体锻炼好，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母亲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强了我的决心和信心，我每天都加紧锻炼，从不间断。

为了使自己早日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在漫长的三年中，我经历过截肢、伤口刮骨长肉、无麻药切断神经末梢、植皮、补皮等多种方法的治疗后，我终于盼到了能安装假肢的那一刻。当我我第一次穿上假肢站起来的时候，非常激动，突然觉得自己变得高大了，看得更远了。我的腿不但不发软、不打晃、不哆嗦，而且还能慢慢地迈步向前走，这就是我锻炼的成果。我想让周围的人都看到，我又站起来了！

天坛公园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安装假肢后，我经常去那里练习走路。

我穿假肢的经历，见证了我国假肢技术的发展进程。从开始的一块木板、两根铁条、一块皮子，到后来的玻璃钢，再到钛合金、碳纤维和硅橡胶，假肢制造工艺有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高科技和新材料的应用，近些年我国的假肢制作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

记得刚穿第一代假肢时，我对穿假肢时会出现的好多情况还不了解。有一次坐公交车，我踩在了一个人的脚上却不知道，只觉得有只脚高了一点。被踩是个小伙子，冲着我说：“喂，哥们儿，不硌脚吗？”我还以为他看出来我穿的是假肢，问我假肢磨不磨脚，就回答说不硌呀，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假肢踩在了他的脚上，我马上向他道歉，连声说“对不起”。

这件事情弄得我很尴尬，再加上那时的公交车很拥挤，路线也不多，换乘不方便，此后我就尽量不坐公交车，改骑自行车出行了。

记得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外出，因为假肢蹬在自行车的脚蹬子上时没有感觉，蹬着蹬着假肢就慢慢向前移动， 右脚的假肢突然滑出脚蹬子甩了出去，我整个人和车跟着向右侧倒去。

我本能地想用脚来踩地支撑，却忘记已经没有脚了，结果小腿的截肢部位重重地戳在了地上。我差一点儿疼晕过去，浑身都在哆嗦。在地上不知躺了多久，只是觉得有人把我和自行车慢慢地挪到了路边的马路牙子上。

（二） 爱的温暖

1980年，单位送我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学习期间的1982年，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名校毕业，现在科研单位工作的妻子，一个十分温柔、勤劳、善解人意的女子。她不但贤惠，而且学业和工作也很好。

我们 1983 年结婚

我们于 1983 年结婚，1984 年有了儿子，我给儿子取名夏登平，小名登登。我之所以在儿子的名字里有一个“登”字，并不是想强求儿子继承我的事业，他将来有自己的生活，顺其自然就好。我只是希望他记住，他的父亲是一个热爱登山事业、有登山梦想的人。

1985年在北太平庄

（三）二次截肢

生活渐渐走上正轨。但是我始终接受不了一夜之间由一名国家队的运动员变成残疾人的现实。那时还没有“残联”这个组织，残疾人体育由当时的国家体委群体司负责。

一天，群体司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找我，让我参加1987年在唐山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我不想让旁人看出我是残疾人，在练习走路上下了很大功夫。为了使步态显得平稳，只要有机会，我就去登香山、爬长城。以至在运动会开幕的入场仪式上，有的人竟把我当成教练了。

登长城

为了参加即将于1994 年举行的“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简称“远南运动会”，现改称为“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为了将来再登山，我不得不在1993年做了第二次截肢手术。按照中国传统截肢法，在双小腿的膝盖以下三分之二处截肢。

截肢后，假肢在穿戴的方便、舒适以及运动方面，特别是对生活质量的改善上，都有了大幅提高。我也在这次“远南运动会”的比赛中获得标枪银牌的好成绩，并荣获“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称号。

比赛前的热身

参加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

荣获“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称号

随着国家的发展，各级政府对残疾人事业更加重视、关心，各级残联相继成立，针对残疾人的一些优惠政策也不断出台。残疾人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步提高，我也慢慢地接受了残疾的现实。

（四）信念与爱帮我战胜了癌症

1996年，我在一次洗澡时无意中摸到左腿腹股沟处有一个疙瘩，不疼不痒，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也没在意。我无意中跟爱人说起这件事，她过去学过医，上大学前还在一家工厂当过厂医，听我说起后，就督促我尽快到医院，还说最好去肿瘤医院检查。当时我觉得她有点小题大做，一个不疼不痒又没有感觉的疙瘩，至于要跑到肿瘤医院去吗？

我在合同医院做了淋巴肿块的切除手术，病理分析发现是转移到淋巴上的癌。我爱人带着我的病理切片到几家肿瘤专科医院和北京的各知名大医院做了进一步的检测，就怕误诊，可检测的结果都一样，是癌。

我先后共做了四次手术、两次放疗。一个疗程下来，我瘦了十斤，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全身像散了架似的虚弱。由于术后身体还未恢复，再加上放疗所产生的副作用，我情绪低落，整天闷闷不乐、萎靡不振，提不起精神。

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生命之痛，身心多次陷入低谷，最终能如此顽强、充实，甚至蓬勃、挺拔地活下来，靠的就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我在命运坎坷的道路上奔跑，我咬着牙，鼓足劲，跳过了一个又一个障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的梦想始终在召唤我，告诉我：前面就是一片光明的艳阳天！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的家人对我的激励所产生的正能量，这是我不断前行的真正动力。

（五）我喜欢上了残疾人运动

从癌症的阴影中走出来之后，我积极地投入到残疾人的运动和比赛中。我是运动员出身，在残疾人运动中比从小就残疾的人要有优势。我参加过的项目很多，比如：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坐地排球、举重、标枪、铁饼、铅球等。我什么运动都想参加，还学会了滑雪。

我喜欢残疾人运动，并在国际国内的各种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了多枚奖牌。

但我心中最大的梦想还是再登珠峰，2000年参加完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后，我决定退役。

（六）十年如一日艰苦训练只为珠峰

退役后，我制订了详细的登山训练计划。每天5 点起床，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力量和体能训练，包括：负重 10公斤沙袋下蹲，共10 组，每组150 次；负重 4 公斤的哑铃仰卧起坐，6 组，每组 30 次；负重 4 公斤哑铃做背飞，6 组，每组静止不动 50 秒钟；俯卧撑，6 组，每组 60 次。

这些力量锻炼，我一般都是在家里进行的，有时因地制宜，只要地方合适，我都会进行锻炼。在每一组的锻炼过程中，我都憋着一口气练，实在憋不住时再换一口气继续练。我想，这样也许可以锻炼在高山缺氧环境下的适应性。

除了在家的力量训练外，每周一、三、五下午，我还要打乒乓球，把它当作加强体能的一种训练。每次锻炼后，流下的汗水不但把裤子都弄湿，而且连地上也可以连成片，甚至假肢的硅胶套里都可以倒出很多汗水来。

每周二、四、日，我还要去登香山。

到山顶后把硅胶套里的汗水倒出来，擦干硅胶套，调整好假肢的角度后再下山。

我的假肢不适宜跑步，所以我就快速行走，每 10分钟走一千米。我家离单位15千米，退休前我每天都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我家离香山25千米，我也骑自行车往返。我的出行工具就是自行车，不管到哪儿、有多远，我都骑自行车前往，不但锻炼了身体，还有利于环保。

坚持不懈的锻炼，使我身体的力量和体能都保持得非常好，癌症也得到了控制，没有复发，每年体检我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四 阔别33 年重返珠峰

（一）参加珠峰志愿者行动

2005年，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给我颁发了“国家队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关怀基金”，这是国家对我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认可，也是对我的巨大鼓励，更加坚定了我为登山事业继续做贡献的信心。

颁奖会场（前排右一为夏伯渝）

2006年，新西兰残疾人马克•英格利斯（MARK INGLIS）利用假肢登上了珠峰。我第一时间给他发邮件表示祝贺，并向他请教穿假肢登山的感觉和应注意的事项。他给我回了邮件，讲述了自己的体会和经验。这对我是很大的鞭策和激励。

新西兰残疾人登山家马克

第一次攀登珠峰，我二十几岁，现在我50多岁，还没有双脚，依靠假肢，还能不能再登珠峰，对我来说真是个未知数。为了攀登珠峰，我必须登一座海拔五六千米，甚至七八千米的山峰，寻找一下穿假肢攀登雪山的感觉，检验我的适应性和体能情况。

单位领导曾婉转表示仅靠单位资助登山的不易，建议我拉一些社会赞助，有助实现再次攀登珠峰的理想。

2006年，我在网上发出我要再登珠峰的帖子，寻求赞助和合作伙伴。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杨帆寄来的1000元赞助款。这是我收到的第一笔个人赞助费，特别高兴也很感动，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希望。

2007年，我有幸与华硕品牌总监郑威女士、广东山友吴建钢先生、北京市假肢矫形技术中心的杨宏达主任等朋友相识，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再登珠峰的梦想才有望实现。

2008年4月，我受邀参加了由华硕组织的“2008 华硕珠峰志愿者行动”活动，前往珠峰大本营为奥运火炬加油助威。我真是太激动了，这是我阔别33年后第一次重返珠峰，也是我再登珠峰迈出的实质性的一步。

在北京市假肢矫形技术中心以及北京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技术中心的杨宏达主任给我做了一双专门攀登雪山用的特殊假肢。我要利用这次去珠峰的机会试一试这双假肢，体会一下穿假肢雪山的感觉，为再登珠峰做准备。

特制攀登雪山用的假肢

（二）宝贵的珠峰大本营之行

4月19日，“2008 华硕珠峰志愿者行动”团队在机场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在这个团队里，我很荣幸地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牛力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获得广播界的“金话筒”奖。牛力老师非常支持我再登珠峰的梦想，还经常让我在他主持的节目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团队（右五为夏伯渝）

我们一早6:00从定日出发，来到海拔5198米的加乌拉山口观景台。幸运的是，今天天气特别好，远处的珠峰清晰可见，几座海拔超过八千米的山峰：玛卡鲁、洛子峰、珠峰、卓奥友峰一字排开，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观景台

牛力老师太激动了

10点20分，我们来到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望着近在眼前的珠峰，我想起了1975 年攀登珠峰时的情景，顿时心潮澎湃。那次攀登真是刻骨铭心，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要把那一次的遗憾和失落转变成希望和信心。

在大本营，我举着奥运火炬在国旗和奥运会旗前留了影，然后换上专为登山制作的假肢，去攀登大本营旁边的一个小山坡。

小山坡不高，但都是碎石，攀登起来跟1975年我第一次爬碎石坡的感觉大不一样。尽管这双假肢可以适当调整踝关节处的角度，但调整的角度有限，前脚掌接触地面的面积还是太小，走碎石路容易打滑，爬一步就会下滑半步，所以特别吃力。我干脆连登山杖也不用了，多亏我一直都在进行手臂的锻炼，双手有些力量，直接手脚并用往上爬，有人风趣地称为“汽车的四驱”，马力更强大。

下午，我跟随央视《东方时空》的记者，来到邬宗岳的墓碑前，祭奠这位登山前辈。邬宗岳同志为了我国的登山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心中的英雄。我要以他为榜样，尽管失去了双脚，也要为我国的登山事业继续做贡献。

这次，我们从北京到珠峰大本营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而 1975年我们同样是从北京到珠峰大本营，却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高海拔地区，我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可见我的锻炼是有效的， 我的适应性也保持得很好。

回拉萨的沿途，我们一行参观了扎西绒布寺、为一所小学捐赠了书籍和学习用品，游览了羊卓雍湖、布达拉宫，还在拉萨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种植了树木。

这次珠峰大本营之行，对我实现再登珠峰的梦想来说非常重要。它检验了我33年来的锻炼成果 —— 适应性和体能。我体验了穿戴假肢登山，并且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假肢的宝贵经验。我非常感谢华硕给了我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

五 试练假肢，进无止境

（一）攀登玉珠峰试练

2008年我参加了中国登山协会培训部组织的9月份在青海玉珠峰举办“第五届高山人才培训班”。玉珠峰的海拔是6178米，这次培训班的大本营设在了很少有人攀登的海拔 4200米的南坡。

攀登玉珠峰，是我第一次尝试在假肢上绑上冰爪来攀登雪坡。走到雪线上，我换上专门用于攀登冰雪坡的假肢，这双假肢在踝关节处可以适当调节一点角度，有利于攀登。

此次攀登玉珠峰，我对特制的登山假肢进行了实地检测，得到了穿假肢攀登雪坡的经验，收获颇丰。

（二）世界首届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勇夺金牌

攀岩是一种更适合年轻人从事的极限运动。由于我长期不懈地坚持锻炼，我的力量和体能都保持得很好，所以单位领导让我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参加2011年即将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首届残疾人攀岩锦标赛。

为参加比赛，在北京市残联和北京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瑞哈公司的吴西汉老师为我制作了一双适合攀岩用的假肢。

我抱着学习和重在参与的心态开始备战，在力量和体能的训练项目中，增加了单杠的引体向上和手指握力的锻炼，锻炼使我的力量保持的很好。

训练中，我通过体验、摸索，总结，及时对攀岩中遇到的假肢进行改进，经过教练的精心指导和我的努力，在意大利举行的这届有11个国家的33名运动员参加的世界首届残疾人攀岩锦标赛上，我获得速度和难度的两枚金牌。

在意大利残疾人攀岩锦标赛中拿到两项冠军

2012年1月15日，2011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在国家体育馆隆重举行，在年度残疾人体育精神奖评选中，因能勇于面对困难、战胜挫折，在首届残疾人攀岩世锦赛冠军、勇于攀登的“斗士”，我最终获得了“残疾人体育精神奖”。

2011年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中获得残疾人体育精神奖

运动使我健康、强壮，得到快乐，使我活得更加充实而有意义。没想到，它还使我得到了荣誉。

2011年8月，我从中国登山协会退休。但我知道，我的登山生涯并没有结束，而是有了新的开始。

（三）再次前往珠峰大本营

2012年4月，我受奥索卡（OZARK）之邀前往珠峰北坡大本营参加“雪山守护计划”，这是我受伤以后第二次前往珠峰大本营。我希望抓住这次机会锻炼体能和适应性，试一试经过改进后的假肢是否更适合攀登。

到拉萨后，我们参观了西藏登山学校，登山博物馆，并看到了1975年我们背到珠峰第二台阶的金属梯，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和自豪。

（四）攀登慕士塔格峰试练

2012年6月15 日，在华硕的支持下，我终于实现了攀登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计划。攀登慕士塔格峰，既是为我明年攀登珠峰前的一次实战训练，也是对我的身体和所用假肢的又一次全面的检验。

我根据自身情况，除了带有很多外用的各类药品外，还挑选了适宜在高山食用的，以巧克力、面包、点心和肉肠为主的食品。

从大本营到C1开始有一段三四十度左右的碎石坡，高度有六七百米，走的人多了，踏出一条小路，小路上碎石不多，走起来没有太费劲。

从雪线到C 1营地有300 〜 400米的高度，雪深的地方将近一米。

毕竟是第一次在假肢上套上踏雪板，我找不到感觉，两块踏雪板总是相互碰撞。我试着把两条腿分开一点儿，像鸭子一样撇着走，两块踏雪板就不打架了。

我经历了四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上升了1000米的高度，好不容易到了5300米的C1营地。进到帐篷里，只觉得满身疲惫。没过多久，风雪突然加大了，吹的帐篷摇摇晃晃，狂风夹带着米粒大小的雪粒打得帐篷噼里啪啦直响，几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我马上拿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一惊人的可怕场面。

由于连日下雪，积雪太深，罗教练决定下撤，回大本营休整，等待好天气。大雪覆盖了一切。举目望去，四周白茫茫一片，根本就没有明显的下山道路。

接下来的几天，我按照罗教练的计划先后到了C1、C2和C3营地，一路上，不管是碎石坡还是雪地，我都取得了很好的适应性。

当我们登到了海拔7450米的高度，离顶峰不到100米，有一片乌云正向我们这边飘来，可能要变天。为安全起见，罗教练跟我说：你这次来的目的是检测假肢、体能和适应性的，目的已经达到，马上要变天，为了你的安全还是下撤为好。我只好同意下撤。

为了尽快下撤，躲避变天带来的危险，几个向导让我躺在睡袋里，下面垫上一个防潮垫拉着我下山。而他们还带有这么多绳子，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7月6日，我乘机返回北京。因为腿肿穿不上假肢，一路都是靠人背和坐轮椅。直到7月23日，我试着慢慢穿上假肢，才恢复了正常的锻炼。

（五）2013 年受伤错过登珠峰，练兵巴朗山

在攀登慕士塔格峰期间，我认识了很多新的“山友”，如广东山友吴建钢（人称“阿钢”），2013 年他从尼泊尔一侧的珠峰南坡登上了珠峰；香港知名登山家曾志成（John），阿钢叫他“队长”，之后我也叫他“队长”，他从珠峰的南坡和北坡两次登上珠峰，还登上过几座海拔 8000 米以上的山峰；北京的赵熙春和洪祖刚；等等。

阿钢人很随和，他说曾在电视和杂志上看到过对我的报道，很敬佩我的精神。我也很喜欢他的坦诚和开朗。他表示愿意赞助我登珠峰。

深圳登山协会副会长曹俊、华硕的郑总也表示会继续支持我。我非常感动，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中，准备 2013年攀登珠峰。2012年10月我向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报名，得到了该公司的同意，让我2013年4月1日到拉萨报到，以实现我的梦想。

遗憾的是2013年年初，我在央视做节目时不慎摔倒，右膝关节处被假肢别了一下，整个右膝关节内侧都肿了，根本穿不上假肢。除了治疗肿胀部位，我还“量体裁衣”，锯掉假肢画红圈接触膝盖内侧骨头的部位，这样穿上假肢就不疼了。

膝盖的疼痛减轻得很慢，直到4月中旬才慢慢恢复。无奈之下，我只好取消了2013年攀登珠峰的计划。接着报名参加2014年攀登珠峰的活动。但2014 年从中国一侧登山的名额已满，队长帮我联系到尼泊尔的一家探险公司。于是，我开始准备从尼泊尔一侧的南坡攀登珠峰。

由于我年龄超过60岁，又是一个没有双脚的残疾人，竟然找不到愿意承担我保险的保险公司。侠义的队长为我做担保，保险公司这才勉强为我做了保险，只保到海拔 6000米。

在我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座山，时刻都在召唤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要安全地回来；我知道，家里的亲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我的安全。

在华硕和阿钢的鼎力支持下，北京市假肢矫形技术中心的杨主任又给我做了一双更适合徒步攀登的新假肢，碳纤维的脚板、钛合金的连接件、碳纤维的腔、舒适的硅胶套，更轻便结实，稳定性也更好。

北京假肢矫形技术中心杨宏达主任

又给我又做了一双更适合徒步攀登的新假肢

为了我能够磨合、适应这双新假肢，并检测其性能，为2014年四五月份攀登珠峰做最后的准备，我在一月份和向导乘车前往四姑娘山。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种种原因，景区发布了新规定：游人一律不准在景区里过夜。所以罗教练临时通过电话告诉我改登附近海拔5040米的巴郎山。

巴朗山没有雪，都是碎石和粉末石灰，坡度很陡，一般都在四十度左右，有的甚至到了六十度，很不好登，走一步滑半步不说，粉末扬起的灰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尽管新做的假肢在膝关节处经过了改进，但腿抬的高度仍很有限，在坡度较陡的地方，我攀登起来十分吃力，有些地段不得不手脚并用地往上爬。

这次登巴朗山，是我2014年四、五月攀登珠峰前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我逐渐适应了以假肢攀登碎石山、雪山的感觉，积累了经验，攀登起来越来越娴熟了。

当夏伯渝在第一次攀登珠峰33年后的2008年，他带着北京奥运的火种，重新回到了珠峰脚下。在山脚下，夏伯渝被问到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这句话，不仅是英国登山家马洛斯的经典回答，也是无数登山者心中所想。沉默了半晌，夏伯渝说：“所以，只要人活着，你随时都有机会去登。”

你得先活着，这是他和所有攀登者的人生信条。

夏伯渝一直在为攀登珠峰做准备。然而，2014、2015年连续两年的攀登皆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是因为雪崩，第三次赶上了尼泊尔8级以上的大地震，紧接着，在2016年他开始了自己的第四次攀登之旅。这一次攀登过程还算顺利，没有遇到之前类似的情况。但老天好像总是喜欢和他开玩笑，在仅剩不到100米的高度就可以到达峰顶时，暴风雪突然来临了。看着近在咫尺的珠峰顶，夏伯渝抑制住内心的冲动，原路返回了。

终于，2018年5月14日，69岁的夏伯渝第五次登峰，终于被珠峰接纳，站在了他魂牵梦绕的世界之巅。

欲知详情，请看我的姊妹系列篇《无尽攀登——记我二姐夫，无脚登山家夏伯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