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鲁迅：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爱气球

本小组成员:陈美辛，陈梓雯，陈璐阳，兰子瑶 《觉醒年代》鲁迅燃爆了 毛鲁之缘 对于研究鲁迅和延安的学者来说，共同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是：
“鲁迅究竟送了几只火腿给毛泽东？”
两位伟人之间的神交确实令人费解——无论怎么看，火腿似乎都不是一个能与政党领袖和文坛巨擘联系在一起的语汇。尽管这听上去有些令人忍俊不禁，但历史上确有其事。据鲁迅好友冯雪峰言，火腿是由他在1936年9月下旬送到延安的。彼时红军刚刚从长征中缓过神来，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正处于艰难的休养期。鲁迅以这样淳朴的方式带来他的问候，其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牵挂可见一斑。
“火腿外交”背后，是两个在不同领域奋斗的战士之间惺惺相惜的认同感。
早在1918年，时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时就曾专程前往八道湾拜访鲁迅，可惜的是鲁迅不在家，只见到弟弟周作人。对于《新青年》忠实拥趸的进步青年毛泽东而言，他或许尝到了早期“追星失败”的苦涩。但他对鲁迅深刻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批判武器的学习，从来不曾停下脚步：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到封建礼教“吃人”的现状，而毛泽东则将封建压迫概括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便高举“改造国民性”的大旗，毛泽东在湖南参与创办新民学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建党先声，也以“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狂人日记》里“吃人”的封建制度（画风相当暗黑） 有趣的是，不光在中国社会文化这一层上两人有着共鸣，在面对外界的批判时，两人的处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国民革命失败后，当时的革命文学界一度批判鲁迅成风，其中以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言辞最为激烈，给鲁迅扣上了“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的帽子，骂的相当难听。鲁迅还是精明，深知自己嘴上功夫比不过别人，于是在一系列唾沫星子满天飞的骂战过后，写了《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批评了“某些”革命文学者在“革命”“文学”之间摆荡、革命立场不彻底的特点。（郭沫若：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后来毛泽东在多年后评价这段公案，直言“创造社不那么高明”。这可能有对鲁迅的偏袒和维护，但更多的或许也是回忆起自己以《反对本本主义》批判红军内部教条主义的往事。 鲁迅郭沫若罕见同“框” 是的，正是这种种经历的重合，让两人常常“隔空喊话”。今天是鲁迅夸赞毛泽东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战绩，明天是毛泽东将鲁迅评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圣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鲁迅在《亥年残秋偶作》挥毫写下“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纵然国统区万马齐喑，那样“阒寂”，但依然有共产党这样的“星斗”在闪耀，颇有些迷弟为偶像打call的既视感。他更是去电毛泽东，直言：“中国和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你们身上。”给共产党极大的声援。因此，毛泽东评价鲁迅 “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当贴切。

成为无产阶级斗士

《药》实际上或多或少反映出鲁迅的个人主义倾向，其实在不久以后的《一件小事》中，善于自我剖析、批评、反思的鲁迅就开始认识到了普通劳动者正直、善良的品质，这也被认为是鲁迅后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先导。
在政变后，鲁迅认清“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这标志着鲁迅从进化论者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老马”的时代到来了。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最初目的是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民党争夺舆论阵地，也就是俗称的“刷脸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趋于成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后，理论武器也更为锐利，这都使他的杂文更具战斗性了。例如《拿来主义》大骂国民政府的投降主义，直言这都是“送去主义”，并鼓舞人们“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振聋发聩。 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某种政治上的因素，左联解散。但在这六年内，鲁迅和左联已经为共产主义思想创造了极大同情，也极广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带入正确路线。鲁迅的事业成功了。

结语

1936年10月，左联解散不过数月，鲁迅病逝。
毛泽东为了纪念他，在中央苏区设鲁迅图书馆、纪念碑，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对鲁迅进行国葬。
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无产阶级革命也早已获得胜利。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涌现，掷地有声地说出“强国有我”。我们应该铭记：这不是社会进化论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像鲁迅一样以笔、以枪的革命家前赴后继的努力。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的结尾，鲁迅写了一句很马克思的话：
“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

本小组成员分工

陈美辛：视频剪辑与格式转换

陈梓雯：文字材料的收集

陈璐阳：根据文字收集图片

兰子瑶：制作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