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叫王震，他叫王诤。

母焕胜，

王诤将军的革命故事王诤将军 　　1974年年初，许世友的秘书孙洪宪接到一通电话，称有人要来看望许世友。放下电话，孙洪宪立刻向许世友报告：“北京的王震要来看望首长”。 许世友高兴极了，他与王震将军是很好的朋友，而且许世友待客也有自己的规矩： 上将军衔，他必定到门口亲自迎接；中将军衔及以下，他就在楼上客厅等候。 许世友早早来到门口等候王震将军的到来，结果来人出现，许世友当场惊讶，还用眼神看了看秘书，似乎在诉说着不可思议。 当时秘书孙洪宪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一直到客人走了，许世友才严肃地说道：“笨蛋，连王震和王诤都分不清，他不叫王震，叫王诤”。孙洪宪这才明白，原来竟是自己粗心大意，搞错了人。 王诤，曾经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毛主席口中的“通信祖师爷”，令人尊敬的开国中将，他与王震将军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1931年1月，毛主席、朱德在红军总部接见王诤等新红军战士，毛主席、朱老总表示，无线电通信工作十分重要。朱老总鼓励大家：“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敌人有的，红军也会有......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王诤听着朱老总的话语，满怀信心，并将这些话深深铭刻于脑海之中。毛主席热情地与王诤握手，欢迎他们的加入：“欢迎你们当红军，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被缴获的那个电台损坏了不少，只剩下发报的功能，王诤告诉郭化若，这台电报可以用来收听新闻、侦听情报。王诤就用这个残损的电台设立红军队伍中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电台可以接收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当毛主席看到电台抄录后，十分高兴，还说道：“这是不是报纸的报纸啊？”后来，郭化若为这种抄收中央社新闻电讯稿的常规工作起名为“参考消息”，也就是新华社《参考消息》的前身。与此同时，红军在作战中缴获15瓦电台1部、电话总机3部、电话单机20余部，在之前只有一台破旧电台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通信设备，物力、人力都已齐备，毛主席、朱德当即下令：“建立无线电通信，加速培养我们自己的无线电技术人员。”1月中旬，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成立，王诤被任命为队长。毛主席特意下令，每个月要给王诤50块银元的技术津贴，要知道，就连毛主席都只有5块银元的津贴，毛主席的这份认可与看重，让王诤深深感动。他主动提出，免去全部的技术津贴。三个月后，蒋介石再次纠集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的无线电通信队就派上了用场。 毛主席与许世友将军 01.“没有他就没有这次战役的胜利”。 1930年10月，蒋介石纠集了12万重兵，以当时的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以江西省“剿匪”总指挥张辉瓒为前线总司令，第一次大规模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消灭”工农红军。 12月，张辉瓒等三个师占领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年轻的毛主席抓住战机，从中间突破歼灭张辉瓒部。 12月30日，毛主席、朱德一起登上小别山，在小别山设下口袋阵，张辉瓒率重兵陷入重围，张师各部乱成一团，张辉瓒被俘，全师九千余人都为红军消灭或俘虏。 当时红军队伍中没有电台，更没有会用电台的人，而在被俘国军中，就有9名电台人员，以及1部电台，这正好弥补红军的“不足”。 毛主席、朱德叫来参谋处长郭化若，让他在被俘电台人员中想想办法，希望能为我们所用。就这样，郭化若与被俘的电台人员一一谈话，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优待政策，诚恳希望他们能加入红军。 郭化若表示，就算想回家的，也会发给他们路费。在召集几位电台人员开会的会议上，郭化若说“愿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请举手”，一双手缓缓举了起来。 举手的人正是国民党中尉报务员吴人鉴。 21岁的吴人鉴出生于江苏武进，毕业于黄埔六期无线电科，1929年吴人鉴奉学校之令，提前离校，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九师、五十一师、十八师，担任无线电台报务员。 在国民党军队中，吴人鉴先被授予少尉军衔，后来又晋升为中尉军衔。 被俘后，吴人鉴渐渐了解红军的政策，决意加入红军，为了表明自己重新开始革命道路的决心，同时也担心亲友被国民党迫害，吴人鉴为自己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王诤。 　　毛主席、朱老总下令，让电台实时侦听敌军的动向，彼时国民党军甚至没想到，红军已经启用电台，所以他们掉以轻心，仍然使用明码联络，自以为这些信息不会落到红军的手中，敌军的轻狂反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通过电台侦听，王诤得知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一个重要情报，敌军师部电台向吉安留守处电台发出电报：“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出发点为：“东固”。 红军总部驻地正是在东固，王诤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向毛主席、朱老总汇报，而毛主席、朱老总也立刻判断战局，迅速作出决断：占据东固有利地形。 有了王诤的情报，红军及时设下埋伏，等敌军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立刻开展突袭，与敌人展开激战，一鼓作气，拿下几场战役的胜利，并成功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战后的庆功大会上，毛主席专程将王诤请上主席台： “没有他就没有这次战役的胜利。自从他加入红军，一下子使我们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可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王诤还发起建立了红军的第一个广播电台——红色中华通讯社，也就是新华社的前身。 1933年，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表，与罗瑞卿、陈毅、张云逸等人一同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02.“等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王诤都为革命事业作出莫大的贡献。 1934年，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后改称三局）成立，王诤担任局长，也是在这一年，他为革命所做的工作被认可，王诤加入共产党。 电台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多，王诤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 1940年，王诤倡导创办通信刊物《通信战士》，亲自写了发刊词，毛主席题写刊名。 1947年3月初，王诤率领的三局总台收到情报：“闪击延安。”国民党军即将来袭，王诤将此消息上报，毛主席、周恩来立刻做出部署，撤离延安。 毛泽东主席 　　而党中央刚刚从延安撤出后，王诤的住处还没有被安排好，毛主席就将他叫到自己的住处。 王诤过去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正紧紧盯着一幅地图，毛主席敞着上衣，眉头紧皱，周恩来也是一幅沉思的模样，一只手还在地图上圈注这什么。 王诤从事电台工作已经许多年了，他敏锐地察觉到，接下来肯定又有什么大的行动了。 一路走来，他早已习惯了毛主席、周恩来的工作习惯，就站在旁边静静等着，不打扰，不插话。空气沉静了好一会，毛主席又与周恩来说了些什么，周恩来拿起文件夹，迅速写字，然后递到毛主席的手上。 毛主席看完加了几笔，又递回给周恩来，周恩来这才拿着文件夹，走到等候许久的王诤的身边，将文件夹递给他。 那是一份要发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特急电报，电报的右上角写着4个英文字母“A”，后边附了一个“毛”字，这意味着，这份电报很紧急，很重要。 翻译过来是：这是一份由毛主席亲自交待的特急电报，不超过3小时必须送到彭德怀司令的手上。 彼时胡宗南来到只剩下空城的延安，愈发狂妄，毛主席、周恩来在转移过程中发现青化砭地势狭长，两侧都为土山，十分适合伏击敌人，战机刻不容缓，他们立刻下令，让彭德怀率西野在青化砭设下伏击，以求消灭敌军三十一旅。 王诤深感电报的重要性，拿到任务后，直奔驻地,，架好天线，连好电源，准备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联系。 常言道，越着急，越容易出事。当报务员着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时，电台发信机的一只灯泡却因为连日颠簸被震坏，这让报务员更加着急。 王诤安慰不要着急，立刻寻求解决办法，周恩来也走进报房，查看情况，灯泡要立刻赶到三十里外的徐家沟去取，报务员就先侦听敌军的电报。 从电台侦听到，敌二十九军军部正着急地向胡宗南总部喊话，说延安没有人，没有粮，这早在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之内，可见毛主席的高明之处，胡宗南美滋滋地以为他拿下延安，殊不知他拿下的只是一个空城。 报务员立刻将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毛主席、周恩来，毛主席笑着说道：“好得很，胡宗南本想到延安发一笔大财，结果情况不妙，要饿肚皮咯”。“要不是有一条延河，胡宗南恐怕连水都没得喝了。”一旁的周恩来笑着说道。 当大家为此高兴不已时，发信机的灯泡也回来了，王诤赶紧安排报务员向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发电报，彭德怀及时收到毛主席、周恩来的命令，设下口袋阵，打了敌三十一旅一个措手不及。 这一次的“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酿成什么不好的后果，却让王诤更加明白肩上的重大责任，此后，为了保护电台，王诤坐车时都要把机器紧紧抱到怀里，以防机器损失，然后影响战局。 从加入红军之后，王诤陪伴着我军的通信队伍一点点发展壮大，毛主席说：“等解放战争结束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03.“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 建国后，中央军委通信部成立，王诤担任部长，还记得当年他刚刚加入红军的时候，毛主席说“等到将来胜利了，全国的电台都让你们来管。”如今，这句话真正成为了现实。 他依然全心全意扑到祖国的通信建设事业上，不仅学知识，搞创新，还吸纳、重用人才，在王诤的带领下，通信兵电子科学研究所建立，无线电、半导体等新兴专业不断发展，通信事业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 1963年，四机部成立，王诤担任部长，统领全国电子工业发展，他组织四机部第十研究所，先后研制出短波单边带电台样机、全系列单边带短波电台，他做出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 等到了七十年代，毛主席、周恩来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1973年，周恩来拖着病体，将王诤叫到西花厅，将一张尼克松访华时送的照片递给王诤。 照片里是一张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图片，周恩来说：“你忙成这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再给你加担子了，可是这件事，非你莫属。” 他问王诤这种设备我们能不能制造，王诤当即表示：“三年内我们可以把地球站造出来”！ 周恩来总理向来是个严谨的人，他问王诤：“包不包括1973年”？ “包括，1975年底拿出我们自制的卫星通信地球站”。王诤信誓旦旦地说道，那天，王诤与周恩来在西花厅吃饭，也留下了对未来的展望。 　　1975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试制的全部国产化的模拟式卫星通信地球站问世，此时周恩来病情严重，住在医院，王诤专程去医院看周恩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周恩来已经很虚弱了，他努力地睁开双眼，对王诤说道：“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三年了，终于见到了”！ 周恩来很高兴，还说要为此开个庆祝大会，王诤赶紧回答：“是的，叶帅已经有安排”。 那天周恩来的心情很好，还笑着对王诤说道：“12月26日，给毛主席生日献礼。”12月26日当天，庆祝大会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以此来庆祝我国建设事业的新进步。 当王诤刚刚实现对周恩来的承诺，在1976年年初，周恩来总理就与世长辞。从此，王诤带着周总理的期待，继续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而奋斗。04.“幸亏我和他熟，不然非出洋相不可”！ 多年来，他一直那样兢兢业业，毛主席说他是“通信祖师爷”，可很多人却不知他的名字。 很显然，“王诤”这个名字，与“王震”颇为相似，总是会被人搞混，也因此引发不少故事。 1974年年初，时任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的王诤到广州公干，住在珠江宾馆，他通过宾馆给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打电话，说要来看望许世友。 接电话的是许世友的秘书孙洪宪，电话中声音没听清，孙洪宪将王诤听成王震，于是立刻向许世友报告：“北京的王震要来看望首长”。 一得知王震要来，许世友喜不自胜，要知道，他与王震也是极好的朋友，而且许世友待客也有自己的规矩： 上将军衔，他必定到门口亲自迎接；中将军衔及以下，他就在楼上客厅等候。 1955年，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许世友激动地来到门口迎接“王震”，结果一看来人，许世友当场惊讶，还用眼神看了看秘书孙洪宪。 此时的孙洪宪还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好在许世友与王诤也是故交，一起从革命年代走到和平岁月，二人此番相见，同样高兴不已。 直到许世友送别王诤，才转过身对秘书孙洪宪说道：“笨蛋，连王震和王诤都分不清，他不叫王震，叫王诤”。 孙洪宪这才明白，原来竟是自己粗心大意，搞错了人。许世友告诉孙洪宪，也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王诤，我军的通信专家，毛主席说他是通信祖师爷，幸亏我和他熟，不然非出洋相不可”！ 从此，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王诤”的名字。后来，许世友再与王震见面，专程将此事讲给他听，王震被逗得哈哈大笑。 　　而王震与王诤也早已相识许久。1933年，王震在湘赣苏区缴获一部电台，因为部队中没有人会使用，王震只能找到时任中央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的王诤，让他帮忙解决电台的工作。 长征结束后，红军抵达延安，彼时王诤任中革军委第三局局长，主要负责通信联络保障工作； 而王震则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副旅长等职，率部作战，受到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高度赞扬。 王震与王诤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但两人名字相近，交往频繁，他们在长期的革命岁月中结下深刻情谊，这份情谊，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这桩认错名的趣事成为许世友、王震、王诤几位好友之间的“美谈”。 1978年，身患重病的王诤仍然忙着工作，王震来看他，王诤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却还是要向王震表达电子对抗的重要性，他依旧忧心着通信领域的发展。 8月，王诤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包括王震在内的多位老战友守在病房外，关心王诤的病情，医护人员劝年迈的王震回去，王震却迟迟不肯离去。 翌日，即1978年8月13日，王诤因病逝世，叶剑英为其主持追悼会。王诤逝世后，王震悲痛不已，为王诤题词：“王诤同志是红军无线电通讯（信）的功臣，尤其是一位重视现代电子学的视线广阔的科学家”。 希望后人能清楚地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如许世友所言：他不叫王震，他叫王诤。 王震将军谢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