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我醒园

邹瑜

【作者简介】杨永雄，男，重庆武隆人，武隆区网信办主任，武隆区文联副主席。先后两次获“乌江文学奖”、两次获“省级报纸副刊一等奖”。著有作品有《祖地》《敬畏一棵树》《忠廉的烛照》等。

残缺我醒园

一

我能想象那场大火非常猛烈。火焰腾空而起，那火光一窜一跳地闪着，盘旋上升，越爬越高，成了天上一片一片油亮发光的云彩，撕破漆黑的夜幕，照红了龙洞场的天空。火烧掉了檩子、桷子，响起了一阵稀里哗啦的碎片声。火星在半空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像被点燃的长长鞭炮抛向空中炸响。燃烧的四周，人影憧憧，寂静的山野中响着尖厉刺耳的口哨，忽而窜向黑暗里，忽而又回退火堆旁，含有敌意地，狂舞着长枪、短枪、火把围着大火狞笑。此时，房主们躲在暗处树林里，被灼热而耀眼的火光照得双眼血红，早已吓得浑身筛糠般地颤抖，恐惧得不敢发声，刺鼻的气味呛着他们泪水直流……
整夜的火劫过后，一处高大宽阔的四合院化为灰烬，融入建房人的不少金钱、心血、理想的大厦天堂，霎时被人为的大火吞噬。留下漫天飞舞的灰尘飘向方圆几百亩土地上，让树叶、禾苗蒙上厚厚的黑灰。安闲的冬水田里盈着水波，到处漂着像污浊黢黑的口痰、鼻涕似的浮物。也不知道是什么鸟，在水田里扑腾着寻食，发出古怪的叫声，让整个龙洞有了一种隆冬的萧瑟和悲凉。
那次焚房事件，发生在武隆龙洞场附近铧堆嘴的一所高姓大宅，时间是1929年冬天的傍晚，一伙贵州的土匪窜来点燃的。烧毁了一位高姓人经过多年辛苦建造的一座房屋，被主人取名为“我醒园”。 当地人无法理解这个难懂、拗口的名字，只觉得房子修得结实、宽大、漂亮，又是四合院，就称高家院子。
万般侥幸地留下了一间装有隔火墙的祠堂，竟奇迹般地从清朝一直绵延到当今八十年代，成为集体的粮仓、面房和打米房。最终也逃不掉人为拆除的命运，只留下了烧不化、搬不走的石院墙。
火，同样是一把大火，烧毁了圆明园，烧毁了我醒园。圆明园那把火是“洋匪”、“洋强盗”放的，烧醒了国人；我醒园那把火是“土匪”、“土强盗”放的，建房园主已沉睡地下多年，任凭熊熊大火也没能烧醒。皇家园林圆明园最终毁于1900年，私人庄院我醒园毁于1929年。当洋匪和土匪开这场“玩笑”时，房主们一边躲进热河避暑山庄，一边躲在寒冷的树林里。两处只是后世的梦幻中，如同海市蜃楼般浮现。两处都没有重建起来，留下了残缺，留下了遗憾，也留下了无尽的哀怨和叹息！

二

远离数千里的北京圆明园，我二十多年前已经去过，相隔我十公里的龙洞我醒园，去年才与我邂逅。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去黄莺乡看一处乡村振兴示范点，太多现代痕迹让我失望，看完后正准备上车返回。忽然，一位驻村干部说附近有一处上百年老院子遗址，让我去看看。就这样毫无准备遭遇了我醒园。
汽车沿着山脊上的一条狭窄公路下行，缓慢地走进了一处巨大天然像撮箕的地方，撮箕的后背叫人头山，像巨幅的画垂挂着，两处天然泉水从崖壁上山洞里流出，一片微微倾斜的田地被两条溪水围住，到了撮箕口就汇合了。撮箕的两沿是两座山峰，左边叫凤凰山，右边叫老龟山。形成三山夹峙，两溪蜿蜒。中间的大片田土叫铧堆嘴，我醒园就坐落其间。撮箕底部豁然宽广。月亮、太阳、星星、雨雪从空旷的天空撒下来，箕底有了犬吠、蛙声、鸡鸣、鸟叫、人声喧腾，田野、溪流、房舍都从箕背底部向箕口散出。也许是天地化育，地理形似，后人取名的巧合，这地方叫群力村。我忽然悟到这不是什么撮箕，而是一把大大的犁铧，犁柄牢牢地掌握在人头山上神人的手中，他猛地一声“驾”，早已套上绳索、枷担的乌龟和凤凰神兽用力一拖，便犁出了厚厚、宽宽、长长的一铧泥土，两边的小溪就是犁出的水流，到了水田尽头戛然而止，就形成了风水宝地铧堆嘴。
我抢着有限的暮光赶到了群力村的铧堆嘴。山坡上有两三户人家，孤零零地坐于暮色之中。路上遇见一位一手牵着地上刚学步的儿童摇晃而行，一手背着一位婴儿。也许是处在哺乳期的女人，前面两只硕大摇晃的乳房将两颗衣扣撕开。我不敢直视，斜望着别处问她，我醒园在哪里？她摇头。我又问高家院子呢？她红着脸轻声细气回答：“就在前面石院墙里”。
我站在原庄园的遗址上，只看见新修的上下两幢火柴盒似的水泥砖房和一些荒草。如果没有留存下来的又高又厚石院墙，还以为是一场遥远的、虚构的梦。我甚至怀疑起眼前的这个屋场是否有真实的庄园存在。
铧堆嘴原名古桃源。据说原是简家的地产，我醒园主发迹后看上了这块宝地，便暗中请风水先生看过，靠过罗盘，占过八卦，若此地建房，可兆富贵，可兆丰收，可兆祥和，此房纳贵人，小人不宜居。这是风水先生的讹诈，不可采信。可园主信以为真，反正使尽心计、用尽手段将这块地搞到手中，简家从此迁到贵州。
高家院子背靠人头山，右临凤凰山，左依老龟山，山麓下溪水长流，两溪合抱院子，像两条天然不可逾越的壕沟，溪奔潮涌的水沟上建起了东虹桥、西虹桥。房屋左前方，有一幢房屋大小的奇石，平坦的田地间，突然飞落一砣高矗凹凸的石头，其石质与周围不同，像一只石兽蹲守。石头四周翠竹掩映，鸟儿在竹林里筑巢安息，叽叽喳喳地自由飞进飞出。房前山门大开，瞭望远方层峦叠嶂。
如今家住我醒园遗址上的韦大哥，刚从地里回到家中，坐在大门外一条长凳上翘腿抽烟休息，院坝上背着猪草的韦大嫂也趁着暮色归来。一看有客人站在院坝，热情地招呼我到家里坐。我眼睛朝着半掩的门扉望去，黑漆漆的堂屋里只有几件简单的农具和一张八仙桌。我以为他们是高家的后裔，想询问老房子的情况，他们什么也不清楚，说是解放后才搬来居住的。我走到另一家，一把“铁将军”把守，灰尘满地，显然是很久无人居住。独自走到石院墙处自由看看。荒草凄迷，暮鸦归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对着这一圈偌大的院墙墙基遗迹深感惊讶。我想不出在交通、机械俱无的这儿曾屹立起这么长的石院墙。我凭常识即可判断，拥有如此宽大基座的墙体一定是极为雄伟的，那么这座庄园也一定气势非凡。
我粗略目测，房屋原占地约有三十多亩。院墙两道，外院墙为泥土所筑，加盖木瓦以防雨水浸蚀，现已荡然无存，隐约可见院墙的基础。内院墙为青条石错缝砌成，随地形而建，最高处五六米，低处也有二三米，宽约一米六七。现场发现，院墙上部，一半石墙，一半供巡逻人员行走。院墙的三分之二保存较为完整，其余已被毁去。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有的条石长达两米，重达上千斤，十位壮男也无法从很远的地方抬来，更难以垒上高高的院墙。智慧的古人自有他们的办法，采用“旱船”运来，即用几根剥光皮的树木，扎成木筏装上加工好的石头，用数头牛从几百米远的地方拖来。院墙两面规范整齐，设有枪洞，可谓森严壁垒、固若金汤。我醒园门厅不像故宫沿着中轴线一通到底，而是曲径通幽。庄园坐南朝北，前两厅门从东到西，再从北至南。门厅五进：一进泥墙门，二进石墙门，三进院坝门，四进祠堂门，五进神龛门。祠堂居中，三面居室。院坝青石砌基、铺面，錾路均匀，做工精细。五级台阶登房，三级台阶进堂，显得森严厚重，古典质朴。
我去看时，它只是一处房屋的遗址，或是废墟。只因石院墙的残存，留下几处文字印记，但它实际上已成为极端悲怆的文化遗址。进入石院墙设有东西两处右朝门，两条整石竖立，柱石方正，打磨平整细致，顶上整块石头盖着，上有浮饰图文，不施粉彩，通体干净，古朴厚重。西门柱上阴刻着一副对联：诗书报国恩，孝友传家政。东门楹联是：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横批：我醒园。院内祠堂地坝上残留篆字半联为“新盛丰洁后启子孝孙贤”，另一半联已不知魂归何处。西大门石柱内侧刻有这样的文字： 乙卯吴楚未靖，黔氛又闻。州牧濮公奉大宪檄饬：民间筑堡寨自卫。 古坚壁清野，法也斯地，山溪险阻，人质俗淳，僉曰僻陋，孰为虞第念。宗祐攸关，典守校重，曷若有垣，尤易司启闭。因鸠工汲汲成此，一旦月白风清，知不免笑杞人过虑云。自乙卯嘉平朔经始，阅丁巳夏闰五月告竣。費赤庂二千余緍，后世云仍尚思创业维艰哉。大清咸丰七年，知足止斋主人记。
内容大意是：乙卯（1857）江浙匪患未平定，贵州又闻日益猖狂。涪州牧濮瑷公奉大清宪法整治，民间筑堡寨自卫。建起坚壁清野，此地山溪险阻，人民质朴淳厚，偏僻简陋，谁惦念一处祠堂。若有坚固的院墙，经常容易关闭。因聚集工匠修成。若因一旦天下太平，有人笑我杞人忧天。乙卯年（1855）腊月初一动工，丁巳年（1857）闰五月完工。耗费若干，让后世知道，创业艰难啊！落款为：清朝咸丰七年（1857）知足止斋主人记。
留下的文字是写给他后继续人看的，体现修建者的从容与安详，更包含了自信和满足。从遗址的规模，这不是一般的土财主所为。在一个紧临贵州边界的地方，建起这么豪华、宽阔、高大的建筑，这个格局，直到今天，我都需要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地方。
暮色渐渐低微，山的轮廓逐渐暗淡。铧堆嘴像一位神人犁田途中因故停止。犁铧已经抽出，留下的泥土已凝固千年，泥土两边的水却在长流。凤凰已幻化成山峰，乌龟龟缩为山崖，犁田人把完整的大地切开了两道长长的伤口，毅然远去或是隐遁下来。没有谁能说清为什么神走地存，留下了永久的残缺。
看完遗址，我只能说，历史上真实地有人，曾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做过一个桃花源的梦。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荒凉。 天心寨

三

离开我醒园时，天已渐黑。当我坐上车后，当地一位退休老师彭顺均告诉我，这园主叫高登跻，又名伯楷，是位举人，曾任过四川省新津县教谕，也当过县令，原房屋是仿照新津县衙建造的。
孤零零，一辆汽车行驶在山野的暮色之中。几棵歪歪扭扭的杂树从车窗掠过，显得神神秘秘，鬼鬼祟祟，像要刻意地掩藏什么。
返回路上都在想着离开时彭老师留下的线索，无心去领略公路两旁黑漆漆山峰，潺潺流淌的长途河。举人，在那么偏僻落后的地方，能出一位县老爷？是什么家庭能培育出一位俊才，是什么学堂能教育出这样一位才子？脑中不断的思考着。
回到家中，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便急急忙忙从《武隆县志》上寻找起来。读了大半夜也未能找到与我醒园主有关的半个文字，一位举人虽不能比进士那么显耀，但也是具有相当高资格、学识的人了，当地县志怎能不记上一笔呢？难道又是编志者的粗心，造成了遗漏，留下了残缺。
邂逅我醒园，岂可忽略造园之主？两者又如何能截然分开？我醒园已成废墟，无多少品赏价值。造园主人难道也被历史的烟尘遮蔽？我想离我们不到两百年，应该隐藏在民间故事和史籍志书里。
今年初春，我终于打听到龙洞小学邹瑜老师可能知道详情。电话打去，邹老师说他与高家虽相邻很近，但也不知其详。他却提供了一条线索，高伯楷第三代子孙还健在，就住在本区城内。我们如约来到高家门前，轻轻敲门进去，三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等候多时，一位年长微胖的老人叫高儒哲，原在区广播台当技术工退休。另一位是他夫人。还有一位个高清瘦的老人，是高儒哲的胞弟，叫高儒友，三位老人都年近八旬。我们坐在窄小的客厅沙发上攀谈起来，交流中让我感觉到他们都显得拘谨，或说警惕，言谈之中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谈到关键处，女主人时不时打断谈话。与他家原本就熟悉的邹老师也看出了端倪，忙解释说：“不要害怕，不是收集您们的黑材料，是想了解您们的家族史”。邹老师一番话圆场后，三位老人才放心起来，高儒哲老人起身走进内室拿出一叠打印的《龙洞高氏族谱》来，我忙接过来翻看，《族谱》中记载：他们入川老祖是从江西省临江府十字街迁到长寿居住，后由高学海用篾篼挑着长子高国献，次子高国桢（又名登跻、伯楷）兄弟来到原龙洞场附近居住。高国桢长大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乡试前五名，授为“经魁”。“经魁”匾额在祠堂里挂了很多年，解放后，被同村一户拿出做了门板，前几年这家小孩出了车祸，有好事者说是这块老匾惹的祸，户主信以为真，便将这块匾劈成柴火烧了。高伯楷中举后，入仕到四川省新津县任教谕。我醒园就是他所建造。
据当地民间传说，高学海是个勤劳朴实的老农民，除了每天勤耕土地以外，他一出门绝不空手回家，总是一背柴草，或一背柴灰，甚至一背肥沃的泥土，当地人戏称他为“刮地王”。显然不是殷实富裕人家。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样一个贫困家庭何来宽裕经费供出一位举人？在过去的旧社会，一个家庭让子女识文断字都少之又少，更何况穷尽家财也难以供出一位举人，还是移民的第二代就能入仕当官。当时的铧堆嘴穷乡僻壤，川黔交界之处，经济欠缺、交通不便、信息阻塞，何来学校、老师教育出这样一位“高材生”。一一追问下去，主人们一脸茫然，不停地摇着头说，不清楚，不知道。
高儒哲是高伯楷的第三代嫡孙，他承认他所掌握的关于高氏家族的种种说法，也是口口相传下来的，难以作为信史的凭据。他是解放后才回到家的，几岁时被送到涪陵有名的大户人家陈家外公处读书，回来没多久，父亲高履谦因当过伪乡长、联保主任、县参议员。本应在“清匪反覇”中人头落地，因有立功表现，只获得牢狱改造。母亲因此缄口不谈。后又父母双双相继离世，也就没有多少“家学渊源”。弟弟高儒友文化低、年龄小，就更不清楚了。他们曾看到，高家有一本翔实的家谱，还有许多记载高氏家族事迹的材料，一本厚厚的线装书，还有许多先人的画像，供在祠堂的神龛上。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这本族谱被造反派作为四旧材料 ，一把火化为灰烬。如今我看到是原任过伪政府龙洞乡秘书高普全手稿，经高儒哲整理打印出来的，有关高氏家族的文字记录，除了字辈姓名外，先人的事迹寥寥数语，连高伯楷的生卒年皆无记载。
时隔不遥远，并不复杂的家族谱系，也被不断地忘却，是人为故意的回避，还是那么多的时光的涤荡呢？
族谱里的记录，又是残缺。 金鼓洞

四

史料残缺，就造成事迹模糊，经纬混乱。说得难听一点，高伯楷是一位举人，是一位入仕末流的官员，却成了一个籍贯不清，生卒不详，县志不载的职场平庸之辈。曾经那位从乡间走出去的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新津县教育界的官员，与其苦心经营，耗费万贯家财建起来的四合院——我醒园，最终化为 一缕青烟，消失在历史中。但高伯楷那些动人的传说，修建的高大穹阔的房屋和残留下来坚固厚实的石院墙，切切实实激励过、启迪过一方人的心灵，让当地人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光亮。
近两百年，历经三个朝代，一名没有留下任何日记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围邻居的零落记忆来拼合他的生命过程。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龙洞，走访那些年龄大，有点文化的老人家里，甚至不得不去踏勘高氏故居和祖坟。
今年夏天，当我再次走进高儒哲家时，想朝我醒园主岁月深处再进一步，可依然一无所获。我只好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失望地返回办公室。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空调，便发现办公桌上放着一捆崭新的书籍，一看便是六本翻印出来的《涪州志》，我知道这套书是区档案局局长邓文光托人找来的。此时，仿佛炽烈退尽，一股凉风吹满全身，一颗焦燥不安的心突然平静下来。随手拿出一册翻开一看，高伯楷的名字就跳入眼帘。凭直觉就感到要进入了高伯楷的时代和内心深处。
随着深入的阅读、查找，记载高伯楷的只言片语呈现了出来。原来他的事迹不记载在当地《县志》里，却躲藏在他乡的典籍中。
高伯楷，原名高国桢，中举时名登跻，更名伯楷，道光戊子八年（1828）科。没有记载他何年出任新津县教谕，也没有他任职终于何年。根据高儒哲兄弟俩说，高伯楷任教谕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变动升迁，任职县令一说属于民间谣传，至于我醒园是否按照新津县衙仿建，毫无依据。猛然间，我想起了他任职的新津县与绵阳的罗江县不远，或许与蜀中著名的戏剧家、诗人李调元修建的“醒园”有关联。李调元，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县人，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李调元官居翰林学士、通水兵备道、广东学政等职，后因得罪权臣和珅，遭诬陷，遣戍伊犁，几年后以母老赎归，居家著述终老。著有《童山全集》《曲话》《剧话》等，编辑《函海》，在他父亲李化楠建造的“醒园”里著述二十多年，并建起了“万卷楼”，其藏书善本珍籍达十万册，成为蜀中拥有最多书籍者。
《涪州志》里记有他父亲高学海、母亲杨氏“以子伯楷，赠修织郎和孺人”，也算光宗耀祖了。
《 涪州志》中还记录了他文官当了一回武将的故事：
咸丰十一年（1861），发逆伪丞相傅姓、伪检点李姓由贵州窜川境，八月一日由红荷关入川界，李瑞率众御诸土地坡。贼越弹子山至羊角碛，在籍新津县教谕高伯楷率团蹙之。初七日，贼扎浮桥渡涪陵江（乌江），至三窝山、火炉铺等处，知州姚（宝铭）率在籍教谕毛徙南、在籍督标守备黄道享、武生王应锡、罗富春，职员陈实禄，监生李是清等摄其后。初十、十一等日，贼由木棕河窜彭水，我军追至黔江而返。贼所过杀掠，村市为墟。
从这段文字叙述，可以知道高伯楷这位在外地任文官的他，回到家乡也英雄了一回。按说，一个在外地任文职的人，可以不受当地州官的调遣，更何况已是六十岁左右的高龄，却热情不减，定有浓浓的家乡情结。虽是“蹙之”，也看出了他的性格，居然夹着这那么多的率真、随意、活泼、趣味和调皮。或许他父母的受赠也与这次立功有关。
同治八年（1869），《同治重修涪州志》时，高伯楷作为编委会人员参与，任职“参订”，能参加一本《州志》书的评定和校订正，那是要学识渊博、知识丰富、人品俱佳的人，才有资格参加的。
《涪州志》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一处载有：“观音桥，（武隆）司里一百里龙洞场，明洪武间修建。桥更名慈祥阁。举人高伯楷重修。”这桥后来又名东虹桥，可见这桥几百年前已建成，当时桥建得矮小，常被大水冲毁，路过的行人时有被洪水冲去，罹难于此。高伯楷后来带头捐款，倡议重修。
从他留下的遗墨（石刻）中可以肯定的有两处是他的真迹。一处是他年轻时，中举四年后，于道光十二年（1832）为邻居，同去参考举人的好友彭廷栢题写的墓志铭，内容多有褒扬之词。因是“活人墓”，含有“以石为寿”的期许之意。落款是：戊子科中武第五名举人高登跻题；另一处是他在修筑我醒园石门上题写的对联和《修院墙记》，落款是知足止斋主人。两处都是行楷书写，从行笔判断，皆为同一人书写，其字隽逸守度、温柔敦厚、高古雄劲；从内容上看，都善用经典、沉密淳朴、拙趣互济。定是一位饱学之士所为。
另外有两处遗墨，乡人传说高伯楷所写，一处是他捐资重修东虹桥时，在桥头一块方桌大小的自然石头上写有“帝君训曰：禁火莫烧山林，勿临水而毒鱼虾。”落款是：新津县教谕高伯楷，协六甲（区域名）绅耆老人敬书，道光乙巳（1845）立夏日勒石。以内容上看，在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提出了保护生态，热爱自然的理念，绝对有值得我们后世正视的地方，甚至是历史的正面教育，是值得令人敬仰的。第二处是他自己坟墓上残留的文字，多用通假、异体字。且东虹桥头石上题字笔力不足、布局较差，可以肯定不是高伯楷所写。
高伯楷除了教育、剿匪、修志、补桥、建我醒园外，还热衷于办学。早年间，他将我醒园里一间房屋专用于教育自家的孩子和邻居儿童，取名“继志”学堂。后来因读书学生增多，由他儿子高象之倡导将学校迁出重建，在1907年列入武隆那片土地上少有的公立小学，而今成为全区难得的百年老校，为当地培养出无数的人才俊杰。
遗憾的是《涪州志》也惜墨如金，鲜有对他的事迹生平记载，不得不让我感到又是一个残缺。 百年老校一角（80年龙小团支部合影）

五

追寻我醒园的建成和毁灭的时间、规模、结构、样式是很简单的，除了留下的石院墙、石基础、石院坝、石堡坎外，还有一段简单的石刻记录文字，更何况还能找到看见房屋的见证人。追溯一个大清王朝举人的一生，历史的叙事总是充满了隐秘。这个人仿佛只有在暗夜里才能偶然出现的或明或暗，飘忽不定的身影。其家族史和成长的经历隐藏在历史的暗角。高伯楷的内心世界只能靠我的拼合和揣度。
我曾试图让档案局邓文光联系新津县档案馆，想寻得一本他任职三十多年的地方志书，以找出他的蛛丝马迹，得到的回复是：在高伯楷到新津县任职前刚修完县志，无记载。在他任职后的民国年间重修的县志，前几年送在出版社准备翻印，却已经丢失。对方档案馆人员非常歉意，并明确的告诉邓局长，他看过遗失的志书，载有高伯楷的事迹，时间长了，已记不清内容。
再次遇到残缺，我无语了。
迷迷糊糊之间，我醒园和园主，在我心中实在产生一种巨大的诱惑，一年多的时间，心就埋在我醒园里边。我的这种固执和迷恋，是想使早已冷却的历史始终保持着人的应有体温和呼吸。
夏天的一个周六下午，我约上区里文博馆的周林、梁昌龙和邹瑜老师三位先生，顶着炎炎烈日，再次造访了高伯楷的故居及其相关的坟墓，想从中查找出一些关于民间传说的印证。
这次行动是绝望中的最后希望。周林、梁昌龙是多年从事文物工作的同志，有经验和耐心。不顾稻田的水冰凉，脱掉鞋袜，两手分开长满谷穗的水稻，赤脚走进泥田；也不顾另一座古墓前长满的荆棘，用邻家借来的柴刀，将杂树一一砍掉，用手拔掉长得荒乱的藤蔓，撕去遮住文字的苔藓，用随身带的纸巾将碑文慢慢地擦出，也几乎一无所获，只发现高氏家族古墓上出现有“皇清待告”和高伯楷为彭廷栢题写的墓碑上有“廪生程家训敬书”，这说明了龙洞不仅仅出了高伯楷一位才俊，还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人物。在高伯楷坟墓前，周、梁二位借来木梯，爬上高大石墓上，细致地辨认每一个文字，遗憾地坟墓棺室石门已毁，原有石栏、石狮、墓碑已不见踪影。据同行的邹老师回忆，他上小学时都要从此经过，他记得几年时间里，都有石匠终年在此将坟墓的石头拆下来，打成石磨、粑窝、猪槽等物。更加戏剧性的是，在“文革”中，有胆大社员将高伯楷的棺材劈为柴火烧掉，捡到一只金手镯拿到县城一处银行换成了少得可怜的现钞，同行的人都同享，兑了二两烧酒、一碗豆花，高伯楷的三世孙，某一位也在其中，这就极大地讽刺了他曾在祠堂门柱上写下的“子孝孙贤”。
那天，太阳非常给予热情的力量。我提出再去看看高学海的坟墓，邹老师用手指着一个土堆说：那就是。显然没有一块墓碑，只有一堆荒草遮住的泥土。我不甘放弃地说：“那去看一下他哥高国献和他儿子高象之坟墓吧，或许能找出线索”。邹老师看我非常执着，不忍心让我失望，微微笑了一下说：“都被毁了，尸骨无存”。此时，我感到太阳的毒辣，像一个硕大的火球将要把我身心一起融化，化为绝望的尘烟。
这不仅仅是残缺，更是决绝的毁灭。
如果说清王朝晚期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悲哀和屈辱，而黑暗混乱的时代，从山野中走出的一位书生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他的儿孙辈靠他的光熘和留下来的财富获得千户长、县议长、团练长、乡长等职，有的远离家乡，到洛阳当上国民党电台台长，洛阳解放后，他悄悄潜回到家乡，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将高家的田土大量变卖，将银圆收入家中暗藏，最后盘踞在四面悬崖的天心寨，与匪为伍。1949年11月20日，刘邓大军直追宋希廉部到了江口镇，时任国民政府武隆最后一任县长胡铸坊闻讯后，仓惶间纠合军政人员和自卫队、警察中队近百人伪职人员，携档案、文献逃到了天心寨，协迫驻寨高仕希，合谋反攻，负隅顽抗。《武隆县志》大事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
1950年1月30日，贵州土匪数百人窜至龙洞包围天心寨，企图杀害驻寨的一区（巷口区）工作队员，队员纪安邦避开土匪吊绳下寨，他将信给孙家奎，孙接到信息奔赴县城带领解放军一排兵力击溃匪队。
可惜他们不是明智之举，阴谋失败，只能接受人民的审判，伪县长胡铸坊、寨主高仕希、高仕永及姐哥张纯嘏人头落地，给高氏后代留下长长的阴影。好在高氏后裔从“文革”恶梦中醒来，从“旧账”中翻了新篇章。
时隔一百多年，新旧两个社会，我们用如今的价值观去评价旧时一个人的人生，是难以公允和公正的。但可以肯定一点，处在旧社会，农民家庭，山野中走出一位青年，通过科举入仕，进入官场的文化人，是离不开少年苦读、青年得志、风华惊世、老年荣归的轨迹的。高伯楷在中举二十七年后修建石院墙，将四合院取名“我醒园”。他醒悟了什么？是醒悟了时局的混乱，土匪猖獗，筑围墙自保；还是醒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道理；也许是晚年隐居山林，颐养天年？或是或不是。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都在迷惑里、错误中寻找清醒。屈原吼出了“世人皆醉我独醒”，李淑同也发出“人生如大梦，唯我独先觉”，“五四”运动也称为“觉醒年代”，他们的“醒”，也在朦朦胧胧中。高伯楷这个人也许穷尽一生，也无法真正醒悟。相比之下，李调元的“醒”在于生命格局，在他彻底厌恶官场仕途之后，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收集珍稀古本，著书立说传之后代。
据说，我醒园前后修建了十多年，建造金钱是高伯楷从遥远的新津县用棺木装着运回的，谁又能保证这些财物不是搜刮来的？他苦心营造的“安乐窝”，存活不到八十年，一把火化为废墟。他本人也算荣耀一生，造福不少，在他死后，也被劈棺弃骨，这何其不是一种人性的残缺？
残缺，常常解释是肢体和事物缺少某一部分。我想，法国卢浮宫展出的著名雕塑家阿海山纳的断臂维纳斯，体现了人体的青春、健康、美丽和内心所蕴含的美德；那么古罗马斗兽场、北京圆明园、鸭绿江断桥、我醒园，那是人为残缺，就另当别论了。 我醒园 高伯楷墓遗址

高柏楷为彭廷栢题写的墓志铭

六

我从零乱的资料里，乡邻的零星记忆中得知，我醒园是清朝末年武隆大地上最具有地标性的建筑。可以想象，修建这么宏大的庄园是需要金钱、心血、时间的，对于当地普通老百姓永远可望不可及。然而，这样的庄园样板和楷模，是具有极大示范作用的。我醒园主的后辈便纷纷效仿起来，先后在天心寨、鹰嘴岩、铧堆嘴、香树林等地修起大量房屋，相互辉映，共为庇护。《高氏族谱》记载，其家族房屋二十多处，每年收谷二千四百担。可见其高家房屋众多，膏田满野。在清朝与民国交替的大变局中，热衷于修房囤地，充当推动庄园经济兴起的先锋。其间有一个巨大的推手，那就是混乱政局的煎迫与推压。
高伯楷也摆脱不了多数中国文人的思维，一但入了仕、当了官、发了财；或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这时，对于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庄园，总有很大的向心力。心中藏着陶渊明的“田园”为标帜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仕途通顺是“此岸理想”——顺梯爬，人生受挫是“彼岸理想”——桃花源。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修上庄园，过着才子、隐士生活，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只好逸入荒径和扼腕穷途，从政治前台隐入溟溟林泉的仓皇身影。
文化人又爱附庸风雅，建起了富丽豪华的房屋，配上一个香雅的名称出来，不管老百姓认不认可，反正自己和往来鸿儒知道就行。有了斋名，好像立即变得古风蕴藉、文气沛然，会顿生风光。
李调元父子修建的“醒园”，是醒悟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吉凶莫测、绝意仕进。从此，与官场决裂，洁身自好，倾情“文章千古事”，绝情“当官一时荣”。但父子苦心营造的“醒园”和“万卷楼”也被后来白莲教匪徒烧掉，李调元在“醒园”烧毁两年后悲痛万分中离世。
我无法猜想，高伯楷及后代们在修房时想过没有，华夏大地在数千年间曾先后出现过多少星罗棋布的庄园，能够保持较长久生存的有几幢呢？阿房宫、圆明园这样的皇家物产都被一把火烧了，连我去看过的古罗马斗兽场、鸭绿江大桥也逃不了厄运。更遑论区区一座山区房屋呢！我想，旧时的高氏家族修房购田时，无法预想到已处在改朝换代的入场口，但至少知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吧，功名资财，良田巍楼不过是一时拥有，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世世代代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高伯楷是龙洞那时代那个地方的峰巅和精英，也是文脉所在。他本该更大更远的意义上统领一方民众精神，支撑起文明的脊梁，但却仅仅因狭隘心理而造一幢显赫的庄园。一座看似森严壁垒，几处堡寨庇护的石城，是那么不堪一击。
是什么原因招引贵州土匪放火烧毁我醒园的？民间传说，高伯楷的第六子，即高象之当了团练总长后，带着团防队员除了“保境卫民”以外，还狠狠打击了贵州土匪嚣张气焰。每次土匪入境龙洞抢掠，都被高六老爷带兵打得土匪落花流水、狼狈逃窜。使贵州土匪恨得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给他绰号为“高炉”老爷，意为再好的钢铁，也会被高高火炉熔化。
或许一处处房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忌恨，他们与官场交往亲密，多人作为团练健将让乡邻的贵州土匪看不惯了，家族汇集的财富太让人眼红了，他们拥有众多房屋田地太能够刺激别人的占领欲了，高六（炉）老爷播扬贵州边界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别人要来吞食他的野心了。于是，高家最圆满的时期也就是它最残缺的时期，千万不要为万众瞩目而高兴，看看那些顶礼膜拜的眼神，最严重的危机已在那里埋伏，这座庄园已掺进某种凶兆。土匪一把大火烧毁了我醒园，也烧毁了高家的精气神，高象之逝世后，土匪多次围攻天心寨，被迫交出粮食、钱物。一位高姓时任龙洞的伪乡长也被匪徒活捉，交纳了不薄“绑费”，才捡得一条残命。除了野蛮土匪制造可悲情景外，此间还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
一出有声有色的大戏，经过许多年营造达到了高潮，戏的结尾来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残缺，但仔细一想，这个结尾也合乎逻辑。
写到此处我该搁笔了。我想，难道除了我醒园主造的房屋残缺、史材的残缺、坟墓的残缺，就没有其它的残缺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性残缺和我们评价事物的标准不客观、不公证的残缺更可怕。
当我们带着某种偏见，或说偏执去审视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刻意带着仇恨、嫉妒、愤怒，带着情绪泄私愤，就会做出违背事物本质的事来。
在苍茫的山野间，在旧时代里，能走出一位教谕，非常不易，他也在历史间留下了或深或浅的文化人的脚印，给一方人留下长久魅力和熏染，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沿着他的印迹追寻。历史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些人实实在在来过，他们走了，也没有人挽留。从此，他们消失在历史尘烟，退出了人们的记忆。如今，我们能找出他们的存在，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们的胸间，使我们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初稿于2021年10月16-17日

修改于2021年11月11-12日

东虹桥 天心寨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