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往事

亚辰

　　众所周知，在当今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婚庆礼仪活动的重要性已经显著降低，裸婚或“结婚不拍婚纱照”这样的喧嚣不休，竟然也成了一种老生常谈，不再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尤其是在发达的大城市之中。

婚纱影楼的每况愈下，其重要表征无需特别的观察即可一目了然，不待详辨。要讨论婚纱影楼的兴起或衰落，就不能不涉及到社会形态和市场机制的变化。婚纱影楼经过30年的发展，固然发现和发明了一系列规范、模式、概念和方法，也好不容易将摄影作品变成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商品，但也堆积了不少成见、偏失甚至是谬误，不过，最让我觉得惊讶的还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就婚纱影楼的功能和作用而言，不论是从教化、认知，还是审美和流行的层面上看，影楼都有了更实用更广泛的替代品——比如网络平台、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美化软件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吸纳就是瓦解。

　　事实上，婚纱影楼的危机早在十多年前已经清晰可见了。有部分经营者未雨绸缪，挖空心思搜寻一种在现有的基础上可持续盈利的渠道，终于，“儿童摄影”适逢其会，脱颖而出。

儿童摄影的出现，的确为影楼求得一时之安，许许多多影楼都附设了儿童摄影专门店，迅速获得比婚纱影楼更高的利润，但同时意味着变相利用、苟延残喘而已，如同当年婚纱影楼一样，当一夜之间变得辉煌无比的那个时刻起，就已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2012年，我受聘于同远摄影集团摄影顾问一职时，跟徐总有过深入的交流。他翻着一本记录着普通家庭生活相册的书本，眉头紧锁，不无忧虑地说，如果所有人都读懂了这本书，儿童影楼就会走向日暮穷途。书本由简单的文字和随意真实的摄影组成，就跟现在发微信一样。他从中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可是后来的发展中，儿童摄影一路高歌猛进，走的足够遥远，并没有如他担忧的一样。

　　至少在大部分经营者的描述中，儿童摄影比婚纱摄影更有前途，并作为一种适应潮流的“新兴行业”得到确认和继承。一系列的市场操作的结果，得益于市场机制的某种竭泽而渔的利用。在我看来，最大的忧虑和困惑，就是摄影的规则干脆将市场销售数量作为衡量摄影作品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除了帮助市场获利之外，摄影还有其他任何途径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和老弟子商量后，我决定每年和他们一起进行一两次摄影创作，可以是艺术与商业之间，可以是任何题材，换一种思维方式和操作方式，或许会做出不同凡响的音 符。“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身或有余力，时或有闲暇，剑走偏锋，一显身手，岂不快哉。

而这一次的拍摄，要不要来个复古的创作，曾经一度踌躇不决。现在，作为第一次的拍摄计划已经结束，我或许应该简单谈一谈，二位摄影师与我之间的交集。

　　记忆所及，国栋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我开设的影楼，才开始学习摄影。他和古摄影的创始人陈展颖属于同一时期。不同的是，后者在之前已有摄影工作经验，而前者却是白纸一张。掐指一算，国栋在摄影行业里摸爬打滚有20多年了，考虑到他入行的时候，影楼正处于上升通道之中，不乏个人的高光时刻，同样地，尴尬、困顿也十分明显。他是怎么过来的？不好问得太详细，他自己也不想说，只提当过插画师、美术指导和摄影课程培训。说到底他是一个艺匠。以他现在的年纪，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只能拍摄一辈子了，当然，一辈子只做一种职业，也并无不妥。

　　杨南，2000年代他从武汉直奔我的影楼开始学习摄影，之后自立门户开了“日光视觉工作室”，将摄影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为中国最早的摄影工作室。当“儿童摄影”的分化在业内悄然出现，他敏感地捕捉到这个格局的微妙变化，断然缩减婚纱摄影业务，扩大了儿童摄影的经营，谋求发展的步伐不会停止。掐指一算，他作为经营者也已经有16年了，是当年只身南下碰运气的小青年不敢想象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图片是由两位拍摄的摄影师各自整饬完成。总的来说，国栋在原片的基础上调整色调，略作润饰，而杨南则喜欢加入适当的素材，因此，本次的图片风格前后略有差异。两人在学习摄影的年代不存在交叠的部分，没有彼此影响的证据。如果你对绘画和画意摄影有一些了解，就会马上知道，这些照片“新”在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SUNBABE潮童摄影”的策划人员、化妆师及南光灯，为此次拍摄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此郑重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