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天盾》——钢铁队伍中的白衣战士(二)

昔日如歌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林惠志1949年在北平与战友</h3><div><br></div><div>作者:林惠志<br></div><div><br></div><div>炮火下治病行军中确诊<br>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前夕,我们在铁原仓洞里一带掩护地炮部队。高炮连队已进入阵地,高机连一个排设在团指挥所附近的一个山包上,卫生队将汽车隐蔽了,车上的药品器材也放入深挖的防空壕内进行伪装。<br>4月23日这天,突然从西南方向飞来四架F-4U美机,直奔山沟扫射投弹。高炮连马上还击,敌一枚凝固汽油弹落在五连一炮位附近起火燃烧,三位炮手被烧伤,连队卫生员立即上前急救,送到卫生队来。由于那种战地条件下不能处理大面积的烧伤,谢主任和医生们迅速清理烧焦的衣服,包扎了伤面,然后派人抬起担架送战地医院。敌机这时更加猖狂,我高机排几挺机枪一起向低空飞过的敌机猛烈射击,把敌机引到了机枪阵地上,支援了炮连灭火。敌机又扫射又投燃烧弹,共产党员毕成寿同志负伤,但他忍着疼痛坚持战斗。另一位枪手身体被烧伤,他穿着燃烧的衣服从山上滚到山下,不幸牺牲。炮连集中火力向敌机猛烈射击,终于打跑了敌机。这时,我们的医生们还在分秒必争地抢救伤员。<br>按上级命令部队转移接受新的作战任务,我们卫生队装好汽车,安排了伤病号乘车位置。根据行军序列,我们的车在炮连后、保障车前。我面朝上躺在车上,感到头疼、特别冷,身下是药品器材箱子,身旁还有孔繁若和其他病号。过敌人的封锁线时,只见二架敌机在夜空盘旋,投照明弹,我数了有八颗照明弹摇摇晃晃地往下落,照得地面如同白天一样特别亮。炮连已经过了桥,我坐的车就要转弯上桥,突然敌机向公路扫射,由于司机视线不良,汽车一下子翻到路边河堤下,四轮朝天。此时我面朝下被困在车厢内,头向下就喝水,向上,药箱子压着脊背也动不了,只听到炸弹爆炸的轰隆声,我心想这回可将革命进行到底了。幸运的是装车时将一个汽油桶装在车尾,前后卡住了大厢板和药箱,使药箱子没狠砸下来。坐在车上的孔繁若被甩出很远,他没伤,就摸黑过来使劲扒开车右侧的厢板,掏出药箱,拽出材料包,摸到了我的脚,用全身力气往外拽,终于把我和另一位病号救出来。坐在驾驶室带车的谢主任,头朝下动不得,耳朵灌进了水,也被大家从挡风玻璃处拽了出来。此时飞机仍不时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全团大部分车辆已过封锁线,我们的车没被拖上来,天就亮了。谢主任把我安排在一个猫耳洞里,摸我哪儿我哪儿热,一测体温高达40度,他解开我胸前衣服,看到前胸上有红点儿出现,怀疑我得了斑疹伤寒,要送后方医院。我不同意转医院,就这样晚上又随部队继续行进。我们的车这回一会儿开灯一会儿闭灯,还好没有暴露目标,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平壤美林机场。战友们看到我,开玩笑说:“水没淹死,车没压死,小林命真大。”可我想只要活着,就要为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继续战斗下去,直到胜利。<br>平壤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被美帝飞机狂轰滥炸,成为一片废墟。我们部队展开,炮连都进入阵地,卫生队在大同江南岸蒋泉里。我的体温虽然降下来了,可每天还要打针吃药。在师医院的老战友得知我的病情很重,还特意捎来十几支葡萄糖注射液。当时吃的没有蔬菜,又没有油水,好不容易盼到炊事班给病号发鱼罐头,打开后想吃却不能吃,都臭得不能闻腐烂得不成形了。以后才知道是资本家奸商生产的。我身体瘦弱的很,同志们见到我都快认不出来了,给我开玩笑说:“小林是个留朝纪念品,怕不能回国了!”<br>我和过去同在宣传队现在政治处的周怀玉住在老乡被炸坏的空房里,经医生精心治疗病情大有好转,我要求回去工作但医生不答应。于是只好每天听着敌机在头顶上盘旋,还不时扫射轰炸的声音。一天天气很好,我们又听到敌机的爆音,抬头看去,飞得很高,编队而来,大轰炸机两侧有小飞机高高低低地保护,其中有B-29轰炸机,有F-84油挑子和F-80,对我保护目标和高炮阵地扫射轰炸。我俩站在屋檐下观看,心里非常着急,周怀玉急着要回连去参战。空中爆炸的弹片不时落在我们住的瓦房顶上,噼里啪啦直响。<br>敌机忽而12架一个编队,忽而24架一个编队,共来了240多架向我机场阵地轮番轰炸,还投下了大量的定时炸弹。我炮火打得英勇顽强,打到天上的炮弹爆炸像白色的花朵,云彩般漂浮在空中。战斗十分激烈,我亲眼看到一架敌机尾巴上拖着几十米的黑烟向西南方向坠下。战后算了下,共打掉敌机B-29型轰炸机一架、战斗机八架,击伤十多架。不久,我俩的病好多了,便各自回到了工作岗位上。<br><br>朝鲜停战前的第二包扎所<br>1953年7月,正是雨季,天气闷热。抗美援朝最后一仗金城反击战打响,我们六十一师作为野战防空保障部队,自然是首当其冲,那次一直在桧仓保卫志愿军总部的我师六O二团也上来了,全师还配属了一些独立高炮营统一作战。我团在最前沿上邹义里、白杨里掩护炮群和喀秋莎火箭炮发射阵地。这次我团卫生队设了一前一后两个包扎所,师野战医院也派人加强。第一包扎所距前沿高炮阵地只几百米,由医生王敏、医助袁庆福负责。后边不远是第二包扎所,谢主任和医生王珏璋负责。我和卫生班长林植翘,也在第二包扎所。两包扎所直线距离不到二公里,都在敌炮火射程之内。每天敌人向封锁区发射的炮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包扎所藏在不到十几平米的隐蔽部里,上面进行了伪装。<br>总攻发起了,各种口径火炮向敌前沿阵地和纵深猛烈射击,爆炸声惊天动地,敌阵一片火海,探照灯不亮了,炮也哑了,天都打红了。我步兵冲过敌防线向纵深发展,部队前移了。一天阴天下大雨,大家错误估计敌机不会来,一直蹲山头上的机枪连部分同志下山休息,友军和老百姓也有的从地下转到地上活动。结果,敌B-29型轰炸机来了,它在云层上面,地面上看不到,当听到爆音时炸弹已经下来了。那炸弹密集得我们叫它“一把抓”,意思是好比抓起把沙子撒落下来。结果我们机枪连遭殃了,指导员白连成同志负重伤,卫生员牺牲,友军和老百姓也伤亡了不少。第二包扎所立刻人满为患,连坑道口外的山坡上也排了不少的伤员,粗算也有几十个。谢主任和王医生他们查重伤员伤情,紧急处置,我和其他同志照顾重伤员,止血的、打止疼针的、输液的、包扎的,所有人都紧张工作还是忙不过来。白指导员由于伤势太重失血过多处于昏迷状态,经抢救无效,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夜幕来临,我们给伤员带上“伤票”转送到战地医院,并给牺牲的同志包扎伤口穿好衣服,选好位置进行埋葬。</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金城战役下来的俘虏队伍 曹福全摄</h3><div><br></div><div>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战场上气氛相当紧张。第一包扎所也出现伤亡,师加强来的一位姓祝的医助牺牲了,王敏医生和袁庆福医助也负伤了。祝医助是沈阳人,战前他和我在坑道口拣到个美国钢盔,后来他戴着这个钢盔,被炸弹炸起的山上大石头滚下来,击中头部不幸牺牲。二连、四连在最前沿,团里派我和组织干事邓大悟同志紧急向连队送急救药材和处理伤亡情况。我俩趁着大雨刚刚停下,沿着小路,过条河、翻座山、经过一片开阔地走到二连、四连阵地。部队已经深入原敌占区,喀秋莎是车炮一体,机动灵活,发射完后便迅速撤出阵地进行隐蔽,可是我们的牵引火炮转移就不那么容易了,周围布满地雷没有清除,敌人远射程重型火炮仍在压制性猛烈轰击,傍晚时又被敌机高空“一把抓”炸了一下,出现了伤亡。晚上,我们把伤员和烈士遗体装上连队的汽车,然后趁着夜色往二包扎所转移。由于敌机封锁道路,路面被炸得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很难行车,再加上迎面向前方运送作战物资的汽车很多,我们车前车后还有从前边押送俘虏的大卡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把车疏导开,天已经亮了。还没赶到包扎所,我看到敌机已经开始活动了,它来回顺着公路上空盘旋,寻找目标封锁道路。突然几架F-80由东向西俯冲扫射,有二辆拉粮食的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敌机还在头顶盘旋,情况紧急,我就和邓大悟商量怎么办:“咱们把伤员和烈士先隐蔽吧?”他说:“我先领着轻伤员步行,你负责照看着汽车和其余人员先隐蔽。”老邓走后,我想:“不行,必须把伤员运到包扎所急救,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伤亡。”此时敌机还没有离开,仍在俯冲扫射,我抓住敌机再次向下俯冲扫射后,机头必须爬高斜线提升、再转弯向外侧迂回飞行的空隙,告诉司机冲过去。老练的连队司机,加大油门绕过被打着火的卡车,飞快地开到前方大山根儿的公路上,敌机没有击中我们。车、伤员安全了,扑空的敌机还在头顶盘旋,我们用担架抬着伤员涉水过了河,进到二包扎所里进行救治。牺牲的烈士,按卫生主任的指示进行了处理。任务完成了,听到同志们说:“小林不简单,行!”我的心里也非常高兴。<br>战斗仍很激烈,7月天气雨多湿度高,闷热潮湿。 此时包扎所的卫生人员和药品卫材也很紧张了,正在向上级报告。这时听说老美签字停战了,我们都不相信:战斗正打得这样激烈,能马上停战吗?可真的第二天听不见枪炮声了,飞机也不见来了,看到附近隐蔽部外面又晒被子又晒衣服,上级的通知也到了。大家这时才相信是真的停战了,隐蔽部内外一片欢腾。<br>这抗美援朝最后一仗,是我三年入朝作战经历的伤亡最多的一次,也是受到战场锻炼最大的一次。那时我不到19岁。此次战后荣立三等功,胸前挂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功章。<br><br>接受特殊任务第三次入朝<br>在朝鲜战场上的三年里,敌机轰鸣声、机枪扫射声、炸弹爆炸声天天在耳边响着。停战了,我们随即回到国内,深深感到和平来之不易啊!想到牺牲的战友们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党、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英烈们。<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1949年12月卫生队女兵在广州烈士墓前</h3><div><br></div><div>1954年我又接受特殊任务,与其他团共四名同志第三次赴朝,向志愿军各地的烈士陵园移交烈士。在朝鲜作战时,东线、西线、中线,前方和后方都有我们作战的足迹,这使得牺牲烈士的掩埋地点也比较分散。我们带着地图,按标定掩埋位置和实际具体地点到现场核对,向负责接受的部队履行交接手续,然后由他们将分散的烈士遗骸集中到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安葬。<br>昨天我们顶着敌人炮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今天我们乘坐在志愿军自己的国产列车,从安东出发直达朝鲜首都平壤。沿途看到朝鲜军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景象,不少从我国运来的钢筋、水泥、木材、砖瓦堆放在施工点上,我志愿军官兵紧张有序地忙碌在建设工地上,修火车站、修街道、盖楼房,歌声嘹亮,十分壮观。<br>中国党、国家和人民那种无私支援的精神,我志愿军官兵那种辛勤劳动建设的情景,令人非常激动:昔日我们为支援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而战,今天我们为朝鲜人民和平重建家园而干,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br>在每一处烈士掩埋地交接完毕要离开时,我们四人都在墓前站成一字队形,代表全师指战员向没能跟我们一同回国、长眠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们,脱帽行三鞠躬礼。再见了战友们,你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祖国人民的英雄。我们永远怀念你们!<br>我们在当年驻地,又重新见到了房东和其他村民,大家都很激动,他们用中朝混合语连说带比划,回忆当年的情景:他们帮我们修路,给我们房子住,给我们泡菜吃;我们给他们看病,帮他们干活,没吃的给吃的,能办的尽量办。这充分反映了中朝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当我们离开时,也代表全部队官兵向“阿妈妮”“阿拉巴基”再次表示“柯玛斯米达”(谢谢)。<br><br><div style="text-align: right;">(2006年10月3日于石家庄)</div><br>作者简历:黑龙江宁安人,1934年生,1947年11月参军,曾任宣传员、卫生员、司药、政治助理员、战勤参谋、医院院长等职,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美战争。1994年离休。<br></div><div><br></div><div><br></div><div>未完待续</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