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桥夏梦

天人合一

　　一九五二年，阳春三月，金家河两岸，梨花带雨，桃李芬芳，蜂飞蝶舞，和风惠畅，田间地头一片春耕春播繁忙景象。

土改后成为土地主人的石船、石鼓村贫下中农，在自己的田间地头鼓足干劲，精耕细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种希望，收获幸福，一派欣欣向荣。

夏收作物小麦、碗豆、胡豆、油菜籽、玉米等喜获丰收。

秋收作物水稻、红苕、棉麻全面增产。

家家户户六畜兴旺，猪羊肥壮，鸡鸭成群。

石船、石鼓村民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丰收之年，争先恐后上公粮、卖余粮，支援国家建设。

一九五三年二月，春和景明，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政府出资，村民投劳，疏浚河道，重修金家桥，促进石船、石鼓村经济发展。

　　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分得土地的石船、石鼓村广大贫下中农，劳动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各家各户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劳力、资金、耕牛、农具、技术等不足的困难，党和政府因势利导，号召村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共同克服困难，增强农业生产发展动力。

　　石船、石鼓村民在农业生产中，根据自身条件和生产需要，以二户或多户村民自愿结合组成“农忙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互利，互换人工、畜力、农具，取长补短，共同劳动。有效地解决了单家独户遇到的困难，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生产发展，深受广大农户欢迎。在村党支部和农协会的引导推动下，到一九五三年夏收季节，石船、石鼓村所有农户都先后参加了不同形式的互助组，“农忙临时互助组”达40个，“常年互助组”达20个。

互助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出现了集体劳动和独户经营的矛盾。互助组内种什么作物，种多少，种在哪块地，都由各户自己决定。各户为了保障自给、倒茬轮作、防备歉收，往往在一块地上种植多种作物，土质不完全适合，土地得不到合理利用，影响作物增产农户增收。加上互助组生产规模小，生产资金少，无力采用新农具、新技术、新种子，增产增收受到严重制约。于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应运而生。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晨，石船、石鼓村党支部书记张明礼、胡成章去金溢乡党委开会，听取《中共中央农村互助合作会议》、《武阳县委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精神，领受乡党委推动各村互助合作工作的安排，回到村里连夜召开村民大会贯彻落实。

以现有互助组为基础，大力动员农户自愿组织成立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初级社），每个初级社由十五至二十家农户组成。

在村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广大农户纷纷响应积极加入初级社——以土地入股，耕畜、农具作价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分配。

社员除参加集体劳动外，还可耕种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副业。家庭副业生产工具、零星树木、家禽和生活资料归社员私有。

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 石船、石鼓村全面完成初级社组建工作，石船村成立六个初级社，石鼓村成立五个初级社。

初级社规模适度，易于管理。体制上属半私有半集体制，保留了农民土地分红权，农民心里有底。

初级社保留了互助组的优势，解决了互助组面临的困难，合作分工方式更明确精细，农户可各施所长，劳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劳动力安排使用更为合理，减少了互助组时农忙季节争时令的矛盾。可合理安排种植，更好利用土地资源。在修整田地、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技术交流等方面取得明显进步。

石船、石鼓村成立初级社后农业年年增产，社员年年增收，家家户户丰衣足食，梦想未来更美好。

　　一九五六年三月一日，武阳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重点总结了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问题，认为目前武阳搞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条件的。要求各区、乡、村尽快将小型初级社合并为高级社，把个体农户推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三月二日，金溢乡党委立即落实县委会议精神，决定将石船村的六个互助组、石鼓村的五个互助组，合并成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有制经济组织——金桥农业生产高级合作社，任命张明礼为金桥高级社党支部书记。推荐提名胡成章参加社员大会选举金桥高级社主任。经全体社员大会投票选举，胡成章全票当选金桥高级社主任。

金桥高级社成立后，初级社社员的土地一律入社，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社员的牲畜和大农具，一律折价入社，不得私有。合作社的副业生产，统一由社管理和经营。社员按照居住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则，编为十一个生产队，在社、队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参加社的生产经营活动。社员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评工计分，年终按劳动日数参加社的统一分配。

高级社强制生产资料折价归公、取消分红等，引起农民恐㤺，产生不满情绪。不少农户因“怕归公”而出卖和私宰牲畜、大量杀猪、羊、鸡、鸭，有些农户甚至提出退社。

高级社采取同工同酬，怱视劳动技能和强度差异性；劳动工分在计量时不易于操作，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出现普遍性的集体“磨洋工”，社员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下降。

高级社是空架子，带来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社内劳动组织、生产计划、经营管理、经济政策问题等，致使高级社步履维艰，难以生存发展。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武阳县委召开区乡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要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九月九日在王村乡试建超美人民公社。十月一声令下，全县六百四十二个高级社合并成立八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九。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金溢乡合并八十个高级社，成立金溢人民公社。八十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高级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全部收归公社所有。取缔农村集市贸易、小商小贩及家庭副业。

公社有权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劳动力和农民财物。

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包括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生活基本资料供给制三种形式。工资制是在供给部分外，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象征性地发给社员少量工资。

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所有的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组织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

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设生产队。将原高级社改为生产大队，生产队仍为原高级社内的生产队。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日，金桥高级社正式更名为金溢人民公社金桥生产大队，下设十一个生产队和共青团、妇联、民兵连（治保）等群团组织。张明礼任金桥大队党支部书记，胡成章任大队管委会主任（大队长）。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对下属生产队长、副队长行使任免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民公社挂牌办公推行“三化”（ 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五集中”（自留地集中、家禽家畜集中、口粮集中、居住集中、劳动集中）的当务之急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重中之中是立即实行伙食供给制，在每个生产大队建立公共食堂。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金桥大队按照社员居住就近和有利于生产的原刚，成立了五个公共食堂，每个公共食堂包揽二百余人一日三歺。

社员吃饭不花钱，一日三歺集体统做统吃在公共大食堂。

人们称赞说：“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省地报刋发表指导性文章强调公共食堂饭菜要多样化，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歺。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蔬菜基地，对年老的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新建简易饭厅。

吃饭不要钱，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公共食堂为金桥人民勾画出一幅梦想家园美景。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一日，嘉定地区开展大炼钢铁总会战，指令武阳县调集三万强壮农民参加会战，县上决定金溢公社调集四千人参战。金溢公社分摊金桥大队抽调四百人参战。整个加定地区，全党全民动员全力投入大炼钢铁会战，田野、街道到处是大炼钢铁的战场，形成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村村点火，家家冒烟的旷世奇景。

金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明礼、大队长胡成章接到公社指令后，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蚊团团转……连夜招集十一个生产队长，对二百三十户农民挨家逐户点人头，千拼万凑弄到三百个强壮男劳力送到公社，去参加地区大炼钢铁会战。因未完成任务，受到公社党委书记胡上进的严厉训斥和撤职警告。

张明理、胡成章连忙检讨认错，立马返回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反复动员青年妇女去参加大炼钢铁，无奈全是拖儿带女之妇，那里去得啊……一事不成，又勒令各家各户一天之内将家里的铁锅、铁铲、铁瓢及房屋家具上的铜铁器件，全部上交到大队部土法炼钢。

　　十一月上旬，正值三秋时节，金桥小河，秋水碧透，鱼翔浅底，漫山棬树红叶飘零，天空秋雁南飞，收获红苕（甘薯）秋豆，播种小春作物的时令到了。往年一片抢收抢播繁忙景象，现今冷冷清清——强壮劳力全调去参加大炼钢铁会战了，只剩下拖儿带女的妇女和老弱病残人员在缓慢挖收红苕（甘薯）。

党支部书记张明理、大队长胡成章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穷苦庄稼人出身的他们俩，深知“寒露、霜降，碗豆胡豆（小麦）在山上”农谚的含意：农民必须在寒露、霜降前收完红苕（甘薯）秋大豆，播种完小春农作物！否则红苕（薯）将烂在土里，小春作物来年无收。可惜，任凭他们拼了老命也无力回天了！能顶农民半年口粮的红苕（薯）一大半烂在了土里，三分之二的土地无人播种小春作物而丢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党中央宣布提前十二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报刋大力宣传“大炼钢铁运动”伟大胜利的同时，又在农业战线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唯心主义口号“，鼓动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群众“放高产卫星”。

　　一九五九年春，武阳农村“三高”（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五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多吃多占风）严重泛滥。

在报刋宣传推波助澜之下，上面层层压高产指标，下面层层造假搞浮夸。县上提出“少种、高产、多收”口号、要求水稻亩产超万斤，小麦亩产超五千斤。金桥大队党支书张明理和大队长胡成章，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命令：团支书王向阳带领青年团员突击队搞水稻产示范田，亩产达到一万二千斤；妇女主人范桂花带领妇女突击队搞小麦高示范田，亩产达到八千斤。

金桥大队五八年冬小麦播面积二百亩，比上年减少三分之二。五九年夏收小麦上报总产量达一百万斤，比上年增产七十万斤。范桂花妇女突击队小麦高产示范田，每亩用小麦种一百六十斤，上报小麦亩产八千五百斤。

金桥大队五九年种植水稻五百亩，比上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上报水稻总产三百万斤，比上年增产二百四十万斤。王向阳青年突击队水稻高产示范田，上报水稻亩产一万二千五百斤。在水稻收获前十五天，团支书王向阳青年突击队水稻高产示范田，将三亩即将成熟的水稻移植到一块一亩二分大的田里，水稻株株相连密不见水，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全是稻穗。一切布置妥当后，张明理、胡成章热情邀请县区社领导视察金桥青年突击队水稻高产示范田，当场受到三级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高指标、高产量的结果是高征购。一九五九年，金桥大队的粮食征购数量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九年十月初，张明理升任金溢公社党委委员、治保主任，胡成章任金桥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向阳升任金桥大队大队长。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旬，金桥大队妇女主任范桂花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金桥大队公共食堂 “吃饭不花钱、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的人造美景昙花一现，仅仅维持二个多月，便把从各家各户强制集中起来的粮食、猪羊、家禽和蔬菜吃得所剩无几，被迫实行定量供给。

一九五九年春节后，实行每人每天定量供给四至八两粮，由公共食堂员工做成饭菜按人头分发，社员自带歺具排队领取食用……夏秋两季粮食生产大放“产量卫星”后，浮夸虚假高产带来国家粮食高征购。国家征购粮一斤一两不能少，来年生产用种量也必须留足，剩下之粮已不足社员半年口粮。“一平二调”、“共产风”造成大批生猪、耕牛死亡，粮食减产（造假浮夸为高产），社员生活极端困难。

九月初，公共食堂供给定量标准降低到每人每天供给二两至五两粮，造成饥饿营养不良，水肿病流行……

十二月十四日早晨，金老爷的长孙金维民去公共食堂吃水煮红苕（红薯）早歺后，替爷爷领回一小碗稀饭，去请爷爷吃饭时，发现爷爷死后尸体已僵硬，吓得十一岁的金维民哭喊着飞也似地向他妈妈跑去 ……

金老爷享年九十五岁，驾鹤归西，他幺儿金文忠闻讯后，报请组织准予为父奔丧，嘉定地委专派一辆华沙牌小轿车送他回家尽孝葬父。

金老爷死后，金桥大队隔三茬五不断有人因饥饿水肿衰竭死去……

一九六0春节后，金桥大队的五个公共食堂粮食严重短缺，从日开三歺减到开二歺、一歺……为填饱肚子保活命，人们纷纷上山挖野菜、采野果、剥树皮，下河捞螺丝、水葫芦……凡以为能吃的动植物都弄回家煮熟充饥。三月至立夏前青黄不接，公共食堂无粮下锅，被迫关门停歺。县上为巩固公共食堂，帮助社员度饥㤺，按人头返销黄谷五十斤，让公共食堂续命开歺。公共食堂一天开一歺，时开时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武阳县召开区、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贯彻落实，金桥大队勉强维持近三年的五个公共食堂，按照社员的意愿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