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党籍碑

東山玉樹

元佑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 ，宋代摩崖石刻，现存二块，均在广西。一在今广西桂林市东七星山瑶光峰下的龙隐岩。

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下诏毁其碑。现存桂林七星岩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碑距地丈余，额有隶书“元祐党籍”四字。久经风雨侵蚀，部分文字已模糊，但尚可辨认。另一块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真仙岩，宋嘉定四年（1211）沈暐重刻，该碑据学者考证于明代被毁后又进行了重刻。

元祐党籍碑

桂林七星岩梁刻元祐党籍碑（1198年） 皇帝嗣位之五年 ，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佑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继述之志。

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谨书。

元祐奸党

文臣

曾任宰臣执政官

司马光故　文彦博故　吕公著故　吕大防故　刘　挚故　范纯仁故　韩忠彦故　曾　布

梁　焘故　王岩叟故　苏　辙　王　存故　郑　雍故　傅尧俞故　赵　瞻故　韩维故

孙　固故　范百禄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刘奉世　范纯礼　安　焘　陆佃故

黄　履故　张商英　蒋之奇故

曾任待制以上官

苏　轼故　刘安世　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　勔故　赵君锡故　马　默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吴安持故　钱　勰故　李之纯故　孙　觉故　鲜于侁故　赵彦若故　赵　卨故

王钦臣故　孙　升故　李　周故　王　汾故　韩　川故　顾　临故　贾　易　吕希纯

曾　肇　王　觌　范纯粹　吕　陶　王　古　丰　稷　张舜民　张　问故

杨　畏　邹　浩　陈次升　谢文瓘　岑象求故　周　鼎　徐　绩　路衡昌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叶　涛故　郭知章　杨康国　龚　原　朱　绂　叶祖洽 朱师服

余官

秦　观故　黄庭坚　晁补之　张　耒　吴安诗　欧阳棐　刘唐老　王　巩

吕希哲　杜　纯故　张保源　孔平仲　衡　钧　兖公适故　冯百药　周　谊

孙　琮　范柔中　邓考甫　王　察　赵　峋　封觉民故　胡端修　李　杰

李　贲　赵令畤　郭执中　石　芳　金　极　高公应　安信之　张　集

黄　策　吴安逊　周永徽　高　渐　张　夙故　鲜于绰　吕谅卿　王　贯

朱　纮　吴　朋故　梁安国　王　古　苏　迥　檀　固　何大受　王　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　纡　高士育　邓忠臣故　种师极　韩　治　都　贶

秦希甫　钱景祥　周　綍　何大正　吕彦祖　梁　宽　沈　千　曹兴宗

罗鼎臣　刘　勃　王　拯　黄安期　陈师锡　于　肇　黄　迁　莫佒正

许尧辅　杨　朏　胡　良　梅君俞　寇宗颜　张　居　李　修　逄纯熙

高遵恪　黄　才　曹　盥　侯顾道　周遵道　林　肤　葛　辉故　宋寿岳

王公彦　王　交　张　溥　许安修　刘吉甫　胡　潜　董　祥　扬瓌宝

倪直孺　蒋　津　王　守　邓允中　梁俊民　王　阳　张　裕　陆表民

叶世英　谢　潜　陈　唐　刘经国　汤　戫故　司马康故　宋保国故　黄　隐

毕仲游　常安民　汪　衍　余　爽　郑　侠　常　立　程　颐　唐义问故

余　卞　李格非　陈　瓘　任伯雨　张庭坚　马　涓　孙　谔故　陈　郛

朱光裔　苏　嘉　龚　夬　王　回故　吕希绩故　吴　俦故　欧阳中立故　尹　材故

叶　伸故　李茂直　吴处厚故　李积中　商　倚故　陈　祜　虞　防　李　祉

李　深　李之仪　范正平　曹　盖　杨　綝　苏　昞　葛茂宗　刘　谓

柴　衮　洪　羽　赵天佐　李　新　扈　充故　张　恕　陈　并　洪　刍

周　锷　萧　刓　赵　越　滕　友　江　洵　方　适　许端卿　李昭玘

向　紃　陈　察　钟正甫　高茂华　杨彦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　醇 梁士能

武臣

张　巽　李　备故　王献可故　胡　田　马　谂　王　履故　赵希夷　任　濬

郭子旂　钱　盛　赵希德　王长民　李　永故　王庭臣　吉师雄　李　愚

吴休复故　崔昌符　潘　滋　高士权　李嘉亮　李　珫　刘延肇　姚　雄 李　基

内臣

梁惟简故　陈　衍故　张士良　梁知新故　李　倬故　谭　扆　窦　钺　赵 约

黄卿从　冯　说　曾　焘　苏舜民　杨　偁?　梁　弼　陈　恂　张茂则故

张　琳　裴彦臣　李　偁故　阎守懃　王　绂　李　穆　蔡克明　王化基

王　道　邓世昌　郑居简　张　祜　王化臣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　惇　王　珪

　　《宋史》记载：“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

“元祐党籍”的叫法开始于宋神宗去世之后。有学者介绍说，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时年9岁的宋哲宗即位，司马光重返政坛。

司马光在上任伊始，就着手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政。而在此之前，那些曾经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持有异见的被罢黜者统称为“元祐党人”。”

崇宁元年, 规定入籍人不得任在京差遣。崇宁二年, 禁止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 焚苏轼、苏洵、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 毁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西宫绘像。

而在崇宁三年 (1104年) ,又有诏入籍人之父不得任在京差遣, 毁苏轼所撰石碑，可以说是甚为可惜。

元祐党籍碑为北宋党争的产物，对于我们研究北宋的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如今，在广西桂林市东龙隐岩摩崖石刻内，元祐党籍碑依然矗立。我们总能回想起，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蔡京专权，次将元祐、元符年间与自己的政见不合的司马光、苏轼、文彦博、黄庭坚、秦观等共计309人指斥为奸党，并将他们的姓名刻石朝堂并颁布天下。

北宋崇宁五年，皇帝又因为星变而下诏尽毁其碑。现在所存的碑是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元祐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依照据家藏旧本重刻。

此碑宽4尺余，高度近6尺，距地有丈余。其额有蔡京手书“元祐党籍”四字，写作八分书，径六寸，正文行书，径八分。也附刻有饶祖尧跋。此碑因长年经历风雨侵蚀，一些字迹已模糊不清，其中，“籍”字亦仅存一半，但尚可辨认。

事实上，很多士大夫在撰写碑文时，刻意拒写党人碑志。众所周知, 苏轼一生撰写的碑志较少, 仅有的少数碑志作品, 或奉诏撰写, 或代人撰写, 基本都是勉强为之。

元祐六年之后, 苏轼又为非官场之人的道士、保母等撰有几篇墓志铭, 而对于党人碑志却没有涉足。此外, 司马光也曾多次拒绝他人请铭, 周辉在《清波别志》中记载:“公尝答孙察为其伯之翰求铭志书, 历叙多年不为人作碑志, 所辞拒者数十家。”

实际上此碑题目中所含“元祐”二字乃广义概念, 涉及的党人身份冗杂, 其以元祐旧臣为主体, 还涉及若干新党士人和不为蔡京所喜者, 甚至包括武将与内臣。

由于党争党禁的限制以及史料的遗失, 相关记载语焉不详, 呈现碎片化特点, 或各有阙误、龃龉, 导致此碑的立毁情况与版本流传问题较为复杂。需要说明的是, 《元祐党籍碑》是一份党籍名录, 但不能说元祐党籍名录即是元祐党籍碑。

宋徽宗时期, 《元祐党籍》碑的四次刻立, 表面看是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朋党之争, 其实也有蔡京打击异己, 固己实力的因素。

徽宗只书不撰，而将此碑的创作权给予蔡京，如此就必定将受人诟病的政治罪名安放到蔡京头上。

可以认为，蔡京等主倡打击元祐旧党，大兴党禁，很大程度上是徽宗默许的。崇宁间，徽宗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号，用人抑旧扬新，并兴学重教，二者交互进行。这两项事务使得徽宗与蔡京等人关系越加密切，渐成徽宗—蔡京集团。

该碑是北宋史上极为重要的史料文献, 它是一份党籍名录, 对相关党人仕途及党人家族的发展影响甚大。得知最初党籍碑中党人名录的真实情况, 是研究党籍碑相关问题的基础, 也利于研究宋代有关文史问题。

党争的激烈程度会影响碑志的撰写, 尤其是新旧党争后期, 蔡京等人制造出元祐党籍碑的名单之后, 相关的党人碑志中对敏感事件的记载都讳莫如深, 碑志文的篇幅也有缩小趋势。

蔡京等新党人士借“元祐党籍碑”而全面禁毁“元祐学术”, 在徽宗的昏庸统治下, 党同伐异之文字狱臻于顶峰。

北宋的新旧党争不仅仅是政见之争, 更是学术思想与文化观念上的“党同伐异”。 就文学演变来说, 此时熙宁至元祐年间形成的文学高潮余波已经不再, 随着秦观、苏轼、黄庭坚、苏辙、张耒等人的先后离世, 宋代的文学进入了沉沦期。

文禁中, 范仲淹、欧阳修时代建构的以“救时行道”为内核的主体精神被消解。文人身自不安, 进退失据, 遑论担当精神, 但求明哲保身, “救时行道”也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到南宋初,受靖康之难影响,元祐党籍史料散失严重,党人史事模糊不清。李心传甚至指出:“渡江以来,党碑无复存者,凡自陈者,悉以胥吏私传之本为据。”

由此表明,私传党碑史料成了南宋初期朝廷了解元祐党人史事的基本依据。正缘于此,高宗绍兴六年春正月,朝廷命给事中、中书舍人甄别元祐党籍。

广西龙隐岩“元祐党籍碑”上有一首明万历年间诗作，这首诗借物论史，用鲜明的观点道出了后人对“元祐党人”及蔡京等人的评价。

诗曰：“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

徐霞客也曾慕名而来，为了拓下《元祐党籍碑》等珍贵碑文，在洞中留居13天，并写下数千字日记赞叹真仙岩奇景。

或许郭沫若先生的评价更能体现元祐党籍碑的价值，郭沫若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广西考察时，曾关切地询问：“你们融水那块碑还在么？它可是国宝啊!”

　　《元祐党籍碑》，又名为《元祐奸党碑》、《元祐党人碑》、《党人碑》。北宋崇宁元年（1102）初刻，后立了毁，毁了立，多次反复。现在存在的均为南宋时期翻刻的。《元祐党籍碑》之所以命运多舛，和当时政局的变化离不开，可以说起本身是北宋末年“党争”妖风的附属品。”

桂林七星公园内月牙山龙隐岩的桂海碑林有一块非常珍贵的摩崖石刻：《元祐党籍碑》，碑高1.92米、宽1.47米。这是饶祖尧在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题跋，王俊刊刻。

桂刻《元祐党籍碑》

为何会说它十分珍贵呢？它究竟是怎样的石刻呢？

《元祐党籍碑》，又名为《元祐奸党碑》、《元祐党人碑》、《党人碑》。北宋崇宁元年（1102）初刻，后立了毁，毁了立，多次反复。现在存在的均为南宋时期翻刻的。《元祐党籍碑》之所以命运多舛，和当时政局的变化离不开，可以说起本身是北宋末年“党争”妖风的附属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历史吧！

为什么会有元祐党籍碑的产生？

北宋中叶，国力衰退，冗费激增，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熙宁二年，出任宰相的王安石，在宋神宗词条的支持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坚定决心，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新法，史称为“熙宁变法”。

　　经过王安石的变法，数年间让朝廷富裕了起来，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府库无不充衍”，新建的32座内殿库房里堆满了绢缎。

但是，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了样。比如，原本要平抑物价的“均输法”、“市易法”，结果却是官商代替了民商；本意为“富民”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则成为了官员鱼肉百姓的口实，从而百姓对新法充满怨气的同时，也对朝廷内部的变法出现了分化。原本是好友的王安石与司马光，此时则转化为政敌，一方坚持变法，一方维护旧制，终日“争论于私下，辩驳于朝堂”。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形同于水火。

北宋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仅8岁的哲宗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元祐”，神宗母亲高太后听政。王安石被免职之后，司马光奉诏入京，“尽废新法”，“元祐更化”。司马光不分利弊“尽废新法”的做法，不仅引发“新党”的反对，连“旧党”中也有不同意见。比如原本反对变法的苏轼，此时却就“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反倒是时任开封知府的蔡京，原本站在王安石一边，此时则见风转舵，坚决执行“尽废新法”的指示，深得司马光赞赏。

北宋崇宁元年（1102），徽宗即位，拜蔡京为宰相。这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均已去世。蔡京摇身一变成为“新党”领袖，对反对变法的“旧党”大加挞伐。一场执政理念的纷争，演变为狂暴的政治迫害。“旧党”厄运临头，轻则被贬放，重则被关押。

根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朝对所谓“元祐党人”的打击，是从崇宁元年（1102）开始的。除去将“元祐党人”罢官、贬谪外，宋徽宗还亲撰《元祐党籍碑》，刻立于端礼门外。

诏曰：司马光等人子弟不得在京城做官；党人子弟毋得擅自进京；烧毁当年悬挂在景灵西宫的司马光等人画像；皇族不得与“元祐党人”子女通婚。可以说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命运“多舛”的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可谓是命运“多舛”，几次修建，几次被毁。

北宋崇宁四年（1105），蔡京以徽宗诏命再次书写《元祐党籍碑》并颁行天下，敕命各州据此刊石立碑，“以示后世”，并使“其子孙亦受余辱”。蔡京在碑中列出“奸党”共计309人。比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程颐、李格非等，均在其中。

立碑还不到一年时间，一个奇异的天象在京城出现，北宋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扫过天空。其长竟天”，景色怪异，朝野为之震撼。“旧党”趁此机会大做文章，说是蔡京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了天庭动怒。本来就对变法心存疑虑，有意削减蔡京权势的徽州，立刻全国“尽毁党碑”。刚刚在各州县刻立的一块块《元祐党籍碑》，又纷纷被砸毁。

据史料记载，刻立《元祐党人碑》的行为，至少应该有三次：一是崇宁元年（1102），由徽宗赵佶真书刻于内府端礼门，未几被毁；二是崇宁四年（1105），由蔡京书写，勒令诸州据以刊刻，次年也奉诏毁去；三是置于文德殿外的那通，崇宁五年（1106）诏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不过，此碑也未逃厄运，终被毁弃。其结果是，北宋年间立于各州县的《元祐人碑》无一幸存。

广西的《元祐党籍碑》是真的吗？那么，现存广西境内的两通《元祐党籍碑》又是怎么回事呢？

桂海碑林内的摩崖石刻《元祐党籍碑》

南宋初年，有人把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归罪于王安石变法，主张要“修复祖宗故事”、“讲孔孟之正道”。南宋政权刚刚成立，朝廷为了笼络人心，尊孔崇程（程颐的儒学）的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对北宋保守派大事褒扬。那些被列入“元祐党籍”的保守派官员，陆续得到平反，改称为“元祐忠贤”。

而被迫害几十年而耿耿于怀的“元祐党人”后裔，在扬眉吐气之日，竟有重刻旧碑以泄怨愤者。于是，也就出现了现存的两通《元祐党籍碑》：一通在桂林，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党人”梁焘的曾孙梁津雇人刻于龙隐岩石室内。另一通现存融水民族博物馆，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雇人所刻。

根据《融水地方史志》记载，这一块党籍碑是沈暐拿出自家收藏百年的原碑拓片重刻后安放在融水真仙岩的。据说，后来竖立于老君洞“三清殿“后，文革被用来垫沟，直到1972年，郭沫若干预才又发掘了这块已经断裂为二的碑刻。

但是，根据文献专家考证，现在在融水博物馆＇可见的这块碑并非宋蔡京的手书，因为明显不是宋的字体，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明。而桂海碑林摩崖石刻的字迹却是蔡京手书拓片所刻。在没有更多的文献证明之前，这些疑点就不得而知了。

到了今天，站在《元祐党籍碑》前不禁让人唏嘘不已。过去党争的风风雨雨早已消散在历史。所谓的“黑名单”不仅没有如蔡京所愿铲除异己，反倒成为后人的笑柄。那些能够和苏东坡等人名列在一起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有趣的是，作为奸臣的蔡京和作为书法家的蔡京可以分别而论。“六贼”之首却写得一首好字。蔡京手书拓片的《元祐党籍碑》被认为布局得体，结构紧密，字体端庄秀丽，笔法遒劲有力。遗臭万年的人，流芳百世的字。

历史上的这些官场和党派的明争暗斗，都不过是历史尘埃中虚无的陪衬，那些看似没用的东西反倒可以经久不衰，承载着悠悠历史，缓缓向前。正如饶祖尧题跋所言：“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元祐党籍碑》背后的才气、气节、胸怀成为了鼓舞后人的力量。

　　谢文瓘（1021-1102）[1]，字圣藻，陈州（今河南淮阳）人。进士甲科，，任大名府教授。宋哲宗时，御史中丞黄履荐谢文瓘为主簿，三年不去拜访上级政府官员。哲宗召对他面试，他任过秘书省正字、考功、右司员外郎之类的小官。

上书罢除治水劳役

绍圣末，都水使者议建广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数十步，以验其可否。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说愈力。谢文瓘条别利害，罢其役。

质疑王安石变法

谢文瓘出仕后正值王安石变法，他不理解，但因官职低微，未敢公开反对。王安石罢相，他对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人说他是诽谤朝廷，应当治罪。幸亏宋神宗理解他，说他只是对下边执行新法的人选不当提出批评，并非全盘否定变法。

修史

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谢文瓘任起居舍人、给事中。徽宗命人修撰《神宗宝训》，这涉及神宗一生中的方方面面。谢文瓘提出，《宝训》中要体现皇帝的主要方面，不要事无巨细，主次不分，一一录入。然所论率是王安石，谓宋神宗能察众多之谤，任之而不贰，于是朋党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

出使辽国的衣冠事件

辽道宗耶律洪基病逝，按照惯例，宋朝应派人吊唁，谢文瓘奉命前往。进入辽境后，谢文瓘命从人一律换上辽人服装，以示悼念之意。尊重辽国风俗，这本是密切宋辽关系的明智之举，但谢文瓘回朝后，却有人弹劾他自作主张，讨好辽国，结果受到处分。

党争的牺牲品

崇宁年间，谢文瓘出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北）知州，当时新党得势，他们以维护变法为借口，打击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官员，把元佑年间主张废除新法者均列为“元祐党籍”，对他们残酷迫害，甚至株连子孙，有许多所谓“元祐党人”被流放到南方的瘴疠之乡。

谢文瓘因在元丰年间怀疑过变法，又给反对变法的大臣吕公著写信，也被列入了党人名单中，先贬谪到邵武军，再让他去处州。

宋徽宗查看党人名册时，勾掉了谢文瓘的名字，任命他为集英殿修撰、知济州府（今山东钜野），病死任上。

重修谢缵墓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谢文瓘曾回老家谢家堂拜谒祖先，当看到始祖谢缵墓碑破坏严重，若不及时修补，必然颓圮不存，其当即决定按旧碑重新刻石，只添上“后裔宋进士谢文瓘重刻”10字。谢缵墓碑现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研究谢姓历史的珍贵资料，也是谢氏历史悠久的见证，是谢姓流传最久的文物。

谢潜，字致虚，福建长汀人。宋绍圣四年（1097）进士，调衢州理掾。崇宁间，应博学宏词科中选，调瀛州教授。上封事，讥切时政，坐元祐党籍。更赦。历知古田、弋阳、建宁三县，有治声；建宁尤著，毁淫祠，禁溺子，邑人生子多以谢名。建炎初，画《迎取二圣策》以献，进秩二等，终奉议郎。

谢潜，四川金堂县人，谢湜之弟。宋元祐三年（1088），戊辰科进士，与兄齐名。学术纯正，议论刚方，未尝稍贬，以投时好。尝诋安石新法，遂坐党籍。废锢颠顿，以致终身，时论颇惜之。崇祀乡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