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天盾》——钢铁队伍中的白衣战士(一)

昔日如歌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作者1949年在北平与战友</h3><div><br></div><div>作者:林惠志<br></div><div><br></div><div>因“违纪”被“处理”到卫生队<br>1949年2月3日下午,我在南苑机场附近驻地等候参加北平入城式的同志们回来,突然看到空中盘旋着一架飞机,地面打了几炮,它还在盘旋,老百姓嚷嚷说这家伙可能要降落,于是我赶紧往机场跑,边跑边看着它下降。等我到了机场,看到它已经停在了跑道上面。我很好奇,围着它转了两圈,看到飞行员已经被人带走,飞机上的机枪炮衣没打开,正想再走近点看,就被岗哨叫住。过了会儿,参加入城式的王团长坐着吉普车赶来查看飞机,也看到了我。他后来告诉政治处说:“小林这么小,留在政治处干什么?到卫生队去!”就这样把我安排到团卫生队工作了。<br>别看我当时还不到15岁,可也是两年军龄的老兵了。从高炮团1947年一成立,我就在宁安参军当了团宣传队员。两年来打四平、围长春、守吉林、护小丰满、辽沈战役进驻沈阳,行军作战、生活学习经常同连队干部战士们在一起,教他们唱歌学文化,到驻地还集中搞宣传演出,同连队的干部战士感情特别深。入关前部队要把宣传队解散,男兵分到连队去,小兵和女兵留在沈阳安排。我想不开,我不干,我也是男兵,因为我太想跟着部队走,不能离队。虽然我是个孤儿,尽管到部队时生活很艰苦,穿“更生布”做的衣服和日本人的“水袜子”(橡胶水鞋),冬天冻得脚起泡,衣服又肥又大还不透风,直到打下锦州得到战利品,才发我一双“力士”胶鞋和像样的军装,但是看到我们队的同志们大家很团结友爱,就像一个大家庭的亲兄弟姐妹一样心情舒畅,所以我很开心,很满足,很听话,工作也很卖劲。要我离开这个团,我担心今后还能不能回来,真是难舍难分。当时宣传队归宣传股管,我不敢找张振富股长,就天天找组织股王汝东股长磨叽,下决心提保证地要跟着部队走,见他不置可否,这两天部队就要行动,我心想这回可不能再听话了,于是就在临出发时,偷偷爬上政治处那节闷罐车躲在角落里。开车前张佩政委挨个车厢进行安全检查,我用背包蒙住自己,一动不动没被发现,直到开车后才松了口气:“这下可没事了。”天津打下了,北平解放了,平津战役结束了,在北平外围石榴庄驻地谁也没处理我,我就在政治处干,直到这次被王团长发现,才被“处理”。从此,我就成为这支钢铁部队中的一名白衣战士。<br></div>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卫生队护士班女兵(1949年春) 张冰提供</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div>在广州拾金不昧和送别朝鲜战友<br>团卫生队有二十来人,队长李清洲,指导员姚坦平,还有四五位医生医助,一个护士班里面大部分是女兵,另外还管着全团的卫生人员(各营卫生所有医生或者医助,各连队有卫生员)。起初连队各自为战非常分散,卫生队就组织到各连队去巡诊,集中培训学习三年里只是在海林、沈阳和北平进行了几次。我去报到后,队里分配我到药房,跟着司药李举义、药剂士孔繁若做调剂员,在北平这里边干边学药剂知识。部队南下到河南漯河、进军武汉时,我高炮阵地守卫着黄河大桥,保障部队顺利南下。我看管着一车的药品器械,过孝感时正赶上发大水,我们把药品卸到小船上摆渡,还是护士班的女同志和往常一样不论是装车还是卸车,在张凤琴班长的带领下,秦素贤、孙菊芬、张文玲、刘梅芬、王淑敏等抢在前面背的背、扛的扛、抬的抬,很快完成上船。到了孝感又到武汉硚口,部队在长江边上进入阵地掩护大军过长江。那时天气很热,我们北方人受不了,战士也没发蚊帐,蚊虫太多,大家把被子里的棉花掏出来,蒙着被套睡觉,身上都长满痱子,没办法我就天天晚上泡在一个大水池子里,等到半夜凉快时再去睡觉。后来又船渡过长江南下到长沙、衡阳、广州,部队又去雷州半岛徐闻、海康执行掩护步兵渡海作战训练任务。<br>在广州东山区驻地,门外有修理、出租自行车的小店,我用发的津贴去租车,到东边培正中学的操场上练习骑车。在这个中学里读书的大部分是华侨子弟,看样子都挺富有。一天我在篮球场捡到个小包,打开一看是块漂亮的坤表,别看我没戴过手表,可因为护士班的女兵们有这种表,所以我认识,再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估计是上课铃一响,打球的学生急忙跑回教室丢掉的。咋办?我就交给校门口传达室的师傅,说明情况让他查还失主。过了两天一张表扬信送到了我们队部,说有个小同志拾金不昧,解放军不愧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子弟兵等等。这件事情也让我很自豪了一把:在新解放的大城市里,我遵守了入城纪律,扩大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影响。队里的同志都夸我:“小林,顶呱呱。”<br></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送别朝鲜战友(前排3人)作者提供</h3><div><br></div><div>2月上旬,听到些风声,我们四野队伍里的朝鲜族同志,要回朝鲜去。团里七连是朝鲜族连队来到高炮团的,还有一些司机,我们卫生队里有孙钟淑、朴汝姬和金医助2女1男3位朝鲜同志,他们也要到朝鲜去。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要离开了,怎么办?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志核计,还是照一张合影相,以作留念吧!这三位朝鲜同志约上我、孔繁若、护士班长上街照相,相照好了要题个字,一下子难住我们了,当时有纪律要保密,照片上不能暴露朝鲜同志走的消息。我们几个悄悄商量一阵,决定题上“中送鲜留念”较好,于是就这样定下了。5月份海南岛解放,部队回到广州市在中山纪念堂开完庆功大会,6月初团里把所有要走的朝鲜同志集中编队,有百十号人,一起送走了。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br><br>难忘卫生主任谢德风同志<br>北上到安东后,队里把我和一营卫生员张忠信同志调换了一下,我到一营卫生所工作,直接领导是营部医生谢德风。说起长我十多岁的谢德风同志,我难以忘怀。因为1950年首次入朝参加云山战役,直到1953年凯旋回国,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高炮团组建时,他在牡丹江市里开私人诊所,是自学成材的执业医师,听说部队急需医务人员,便毅然偕妻子一同参军。那时全团的医生里面,除了康庆和刘国栋军医两口子之外,就属他是老医生了,其余都是从佳木斯卫生学校新毕业来的医助。他来后便被分配到一营部卫生所,他妻子开始也搞医务工作,后来部队入关精简人员被留到沈阳,南下时又跟上来。夫妻俩从松花江畔到海南岛,孩子在牡丹江出生的叫寒江,武汉出生的叫长江。工作中,他视基层干部战士如亲人,满腔热忱地为他们服务,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不管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多么险恶,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连队阵地比较分散,无论白天深夜,不管路途多远,只要连队一报告,他背上药箱就赶去救治。打起仗来,他准在前线包扎所里,亲自救治伤员。对牺牲的烈士他都认真地检查伤处,把整个身体清洗干净,将伤口进行包扎,还要更换新衣新被装入布棺。就是对被俘受伤的美国飞行员,也给予认真地检查上药、包扎。一次紧急行军一名病号下车,车开了,不知掉队在何处,他便立即指派人员原路返回寻找,终于在防空哨那里把病号接回来了。<br>解放战争时候药品不足,上边下发的很少,靠团里自购或者缴获补充,营以下就更紧张,连队也就配有解热药、健胃药、行军丹、阿司匹林等,外用药有碘酒、220、紫药水。到1951年第二次入朝后,部队扩编为师,谢医生也随着一营改成六O一团就任团卫生队主任,这时药品状况才有所好转,可以保证每个班有裹伤包、三角巾供战时急救,但常用药还满足不了需要。那年夏天朝鲜发大水,部队腹泻病号很多,对症药不够,他就叫我们捡战死的马骨头烧成骨炭末,作为止泻药发给连队卫生员防治腹泻。他说上边发的对症药不够,我们要尽力保证战士们的身体健康,千方百计想办法,自己弄点土方中药来用,起码能解决点暂时困难。<br>在朝鲜前线的包扎所里,他一般都是亲自查伤情、清理创面、止血、包扎、固定。他所做的,就是尽量让伤员少受痛苦,挽救生命,并按阶梯医疗体系,及时安全地后送到战地医院。<br>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那种全心全意为部队战士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和救死扶伤的高尚品德。全营(团)干部战士、家属和我一样,只要提起谢主任没有不翘大拇指的。<br></div><div><br></div><div><div style="text-align: right;">(2006年10月3日于石家庄)</div><br>作者简历:黑龙江宁安人,1934年生,1947年11月参军,曾任宣传员、卫生员、司药、政治助理员、战勤参谋、医院院长等职,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美战争。1994年离休。<br></div><div><br></div><div><br></div><div>未完待续</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