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影像映童年

付兆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除了偶尔能与父亲去邻家似懂非懂地听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放学后聚在同学家听孙敬修爷爷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外，儿时的我如除岁般盼望的便是看露天电影了。

露天电影，装点了我的生活，满载着我的期待，陪伴我走过文化生活贫瘠的童年和少年。

那年月，虽然物质供给匮乏，但十三四岁时，“饥不择食”的我已经长成了“半大小子”，可与屯里一些成年人试比高，于是便光荣地被吸纳为“南征北战”追“影”大军成员，这也引起过个头矮小的小伙伴们的羡慕。

每次得到“送电影下乡”的消息，我都特别兴奋，放学铃响后飞也似的往家跑，到家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直奔生产队与大人们集合，生怕被落下而赶不上队伍。

那时，我们公社的文化站只有一部放映机，对于有七个大队五十多个自然屯的公社来讲，每年每屯放映露天电影也就三五次而已，好在我所在的屯处于三个公社的三角形中心，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可以使我们屯能得到其他两个公社的各个方面的辐射，自然这露天电影也让我们偏得了不少。

当年，没有机动车，“送电影下乡”只能依靠小马车，放电影的是公社文化站的干部，后来也有在全公社年轻农民中选出的佼佼者。被选上公社电影放映员，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除了通过培训能学会放映知识外，还需要掌握必不可少的“车把式”技能。

在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电影的放映地点都在生产队，后来生产队消失了，再放电影时就选择了屯中的宽阔地带。每次屯里有露天电影，大人们都主动帮助放映员忙活，树杆的树杆、钉钎的钉钎、系绳的系绳、抬音箱的抬音箱，大家一起动手。

不一会儿，一块长方形的白色屏幕如船帆般在两个木杆中缓缓升起，挂在一侧木杆上的音箱也在“喂喂”中调试完毕，随着放映机“嗒嗒”声响，露天电影便开始了……

农村的露天电影大都是在农闲时节放映的。夜幕降临后，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来到放映地点，条件好一点的会手拿马扎前往，更多的人都选择席地而坐。

屏幕两侧都坐满了聚精会神、鸦雀无声看露天电影的乡亲们，只在“换卷”间歇，大家才会发发议论或唠唠家常。“人”能在屏幕上随意走动、音箱还能大声“说话”，这个神奇的不解之谜困惑了我好多年。

尚德敬老已然成了一种习惯，深深地融入了乡亲们的血脉中。如果你身临其境，便会有所发现，露天电影场地中间有利观看的地方，不会有小孩子独自抢坐，坐在那里的都是屯里的老辈人，每个屯子都形成了这样不成文而又没人去破坏的规矩，放映场地主动边缘化的都是如我一样的孩子们。那时质朴的民风就像一粒种子，播散在我的心田。

仰望星移斗转，倾听蛙声一片，咀嚼稻香丰年，人们恬淡而轻松，蚊子也嗡嗡地准时到场，成群结对地在场地里逡巡，伺机寻找作案目标。虽然大家都事先穿了长衫长裤，但也避免不了让它们见缝插针，一些人在观看的过程中，被肆虐的蚊子亲密接触，然而这根本阻挡不了人们对露天电影的挚爱。

再后来，农村逐渐从贫穷走向了富裕，黑白和彩色电视陆续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如何判断哪个屯的日子过得富足，主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这个屯有多少耸立在天空中的电视室外接收天线，在那个年代，它的确可以说是家境殷实的一种象征和标志。

而现在，露天电影在农村基本绝迹，默默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影院和城市影城，看电影已经不是什么奢求的事情，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随时随地通过移动介质把看电影变成即时现实，科技发展带来的回馈让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岁月更迭，我不会忘记在艰苦的岁月里露天电影所带来的思想塑形，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老影片一直用清澈之泉涤荡、净化着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追影印迹和矢志不渝的逐梦情怀。

时代的产物——露天电影，你丰盈了我们的成长岁月，我们把你化作美好的回忆，永远珍藏在心底。一同珍藏的，还有那如歌的青春、如金子般的友谊、如甘泉般的亲情与乡亲，以及对未知不知疲倦的追寻与探索、对优良传统不遗余力的坚守与传承、对美好生活不畏风雨的选择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