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今天上午带领同学们复习，遇见一篇命题习作“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我提示大家如何结合本学期所学习作进行选材、构思、布局谋篇。今天恰逢六·一儿童节，我想起了我童年的六·一，那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写下来，一半为了记忆，一半拟作“下水文”。</p> 1986年6月1日下午，上小学二年级的我，生平第一次参加“重大活动”——村支部组织的六·一集体活动。那时也不知叫什么活动，反正就是把行政村各教学点的孩子都集中到村支部与焐坊门口的打谷场上。 在去之前，老师还特别强调，要求我们每个人下午都要带书包，但书包里不许放书，要放一个“草疙揪”。听了老师的话，我们抛起布书包，齐喊“噢——”，兴奋得不得了。 一放学回家，我就来到自家的草堆前，拔下一把稻草，三下五除二就把稻草揪成一团，再绕个结，把书包里的书甩到一边，高兴地把“草疙揪”装进妈妈用旧衣服缝制的书包里，恨不得马上就开锅吃饭，好下午早些到学校去。 不巧的是那天我越急，妈妈煮饭越迟。她在缝纫机前赶做一条蓝白条相间的小孩长裤，我趴在妈妈的缝纫机前，用手拽着缝纫机刚刚走过的线，心里不停地说：“快，快，快”。嘴里还埋怨着：“赶快煮饭吧，今天下午老师还带我们到大队（行政村）里去耶！吃过饭再做衣服吧。”妈妈一边手脚麻利地赶制这条裤子，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今天下午，老师不是让你到台上讲话吗？我给你做条新裤子。” 天哪！这条新裤子竟然是给我做的！我喜出望外，高兴得跳起来，大喊：“太好了！”“太好了！”那个时候，我家姊妹四个，过年的时候也难得摊上一件新衣服。 妈妈真是重视我这次“讲话”呀！我也开始重视起来，从语文书中拿出老师为我写的稿子，大概有两三百字，写在印有红条纹的正式信纸上，纸上用红笔标注了许多拼音，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当妈妈喊我吃饭的时候，稿子差不多读熟了，只等下午“上台”。 吃过饭，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新裤子，蓝白条相间的花纹，特别显眼，裤腰前，妈妈还给我做了个大荷包，其实现在想起来，那裤子就像如今城里人穿的睡裤，但当时心理别提有多美了，再背上装着“草疙揪”的书包一路朝学校跑去。 到了学校一看，同学们早早到了，老师又强调了几句，叮嘱了一番，其实我们什么也没听进去。我们跟在老师的后面，顶着烈日，顺着田间抗旱渠道一路向大队焐坊走去。 来到大队焐坊门前的打谷场上，只见那排焐坊屋前摆着三张没有刷漆的长条办公桌，桌后放着几把同样没有刷漆的椅子和几张方凳。几位男老师正在用水田插秧拉线的“秧弹子”在打谷场上定点、拉线，还有人沿着“秧弹子”的尼龙线撒上石灰，眼看着地上画下了一道道显眼的白线，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正式的场面，感觉好隆重。 <p class="ql-block"> 我们各个教学点的学生在老师的安排下，沿着一条条石灰线站队，对于从来没有像样站过队的我们，第一次站队，也能站得和地上石灰线一样直，心中充满着神圣感。</p> 接着，老师指挥我们从书包里掏出“草疙揪”摆在脚边的石灰线上，一个个坐在“草疙揪”上。虽然没有现在影剧院里整齐、舒适的沙发椅子，但孩子们坐得都非常整齐，而且一个个脸上红红的，笑眯眯的，甜蜜蜜的，充满期待。 发糖，对于所有孩子来说，最令人盼望。各教学点的带队老师到村支书那里领取糖果。老师们一个个脱下头上的草帽，冒顶朝下，帽檐搭在弯曲的手臂上，草帽帽顶的“窝窝”就成了装糖的容器。老师们领到了糖，分散到各队发给我们。一只只带着浓郁汗味的大手，抓起一把把包着白底红花糖纸的水果糖伸向我们。我们伸出一双双玩泥巴的小手，小指边合拢，弯曲，接过一颗颗充满引力与诱惑的糖果，捧在手心。看看前面的，看看后面的，左右看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糖，个数也是一样多。一时间，孩子们一个个嘴里含上了糖，腮帮鼓鼓的，有的还把糖嗍得叭叭响；有馋的，干脆把糖嚼得咯嘣咯嘣脆，过把瘾。我也吃了两颗糖，其余的悄悄装进新裤子的荷包里，准备回家与哥哥姐姐一起分享。 大家都吃起了糖，地上却没掉一张糖纸。奇怪吗？告诉你吧，不是我们的养成习惯有多好，而是那时的画着彩色花纹、带着蜡感的糖纸是稀罕物，是时髦的东西。好不容易吃次糖，糖纸怎么舍得扔掉呢？当然要像宝贝一样把糖纸整理平整，折叠好，收在荷包里。以后还能夹在书里，当个小书签，一边读书，一边回想吃糖时的甜蜜，为读书增添许多美好和动力；折几个小星星，串起来戴在手上，当个美美的手链；还可以像存折一样藏在一个盒子里，哪天和谁关系好了，送一张糖纸给她，这便是心爱的礼物了。 <p class="ql-block"> 村部儿童节活动正式开始，村支书讲了话，村小的校长讲了话，然后是请少先队员代表讲话。这时，老师提醒我，该我去讲话了。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少先队员，更不知道我就是少先队员代表。我从来没参加过什么入队仪式，也没见过少先队员的标志——红领巾，更不用说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了。那个时候，乡村多子女家庭孩子穿衣的布都成问题，哪里还专门用红布做成红领巾呢？不知我怎么就糊里糊涂成了讲话的少先队员代表。老师见我有些迟疑，他可能担心我胆小，就过来搀着我的手朝台前走去。说是台，根本不像现在的舞台，就连一个土堆子也没有，就是把摆着长条桌的地方叫台。村支书、校长讲话都是坐在椅子上，扒在桌子讲的。长条桌前没有我坐的椅子，不知是怕我太小了，一坐下去就看不见，还是根本就没有记着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台前发言。这时候，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师给我从旁边拿来一张木头方凳，放在领导和同学们之间的空地上，他示意我站在凳上讲。我麻利地爬上凳子，这一下，感觉不错，简直和大人们一般高。</p> 老师示意我可以讲了。由于激动和紧张，老师给我写的讲话稿没装进新裤子荷包，丢家里了。没有稿子可读，我讲什么呀？一时咬着嘴唇不敢开口。老师又催了一遍“讲啊。”我豁出去了，讲就讲吧。也许是中午的功夫，竟然不拿稿子，也没排练，基本上按老师的意思讲完了。老师为我这个站在凳子上的“斩尾巴猴”捏了一把汗。当我从凳子上跳下来的时候，站在场地拐角的老师一边示范，一边指挥道：“鼓掌，拍巴掌”。霎时，打谷场上如打豆子、打小麦一般，叭叭叭，响成一片。如今想起来，那个指挥的老师似乎就象今天电视台的导演。 就在大家一个劲地拍巴掌的时候，村支书从长条桌前绕过来，又递给我几个糖。这时候，我猛然想起，哥哥之前叮嘱过我：说完话，要向台上、台下弯腰鞠躬。刚才忘了，干脆这时候补上吧。我接过支书的糖，笑着向他一鞠躬。我的老师对我这一举动很满意，后来还特意在同学们面前表扬我灵活、有礼貌。我暗自高兴，那是“现学现卖”，是那天中午，上中学的哥哥为我“上台”特意教我的一招。 时隔三十多年，那是怎样的一个六·一儿童节啊！虽然没有现在的剧场的舞台及灯光、音响，没有周密的组织安排，没有任何文艺表演，更没有拍照、电视摄像，可那具有乡土气息的一幕幕都清晰地摄进我的眼睛，存储在在我头脑的硬盘中，至今不曾忘记。我的小学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他们白天教育学生，早晚种田。他们文化不高，智慧不少，能够如此因地制宜组织活动，“五育”协作的示范对我触动至今。还有，为了我的“上台”，母亲、哥哥幕后的支持与鼓励，都是永不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