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无缘

醒悟

　　我的一生，结识过很多人，也看过不少书。但知心知己的人不多，真正热爱的书也很少。我知道，结识人和喜爱书一样，都需要缘分。

缘分是什么？缘分就是人与人或人与事注定有相遇的机会，并且终身相依相伴。

我的中小学学习时间虽然与“文革”同叠，但在我迈入中学后，头一两年是真真切切地在发奋读书。由于周总理患病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从上到下对学校的教学质量抓得很紧。那时我在乡中学唸书，老师认真授课，学生勤奋学习，教风严学风浓。学校除了正常的考试外还要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比赛，比如作文比赛、数学比赛、朗诵比赛、演讲比赛等等接连不断。学校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体育运动队，我都被选中参加了。在每次各种比赛中我都会取得名次获得奖状。学校办在南华山脚下的一座寺庙里，寺庙的前后殿堂分别是教师宿舍和学校厨房，厨房里烧的柴火都是师生在南华山上砍来的。另外建了两栋平房做教室和学生寝室，办学条件非常简陋，师生的学习生活也很艰苦。我在这里读了三个学期，但是是我一生读书中收获知识最多的地方，也是获得荣誉最多和人生第一次辉煌的地方。每个学期放假时我会带回一大摞奖状回家，只有这时父母才会在乡邻乡亲面前炫耀我，夸奖我，让乡邻乡亲们羡慕他们。我知道我为他们长了脸争了光。

不知什么原因，乡中学突然撤销，把我们拼入到县城的永新中学读书。永新中学是一所县完中，也是全县条件最好的学府，学生人数是我们乡中学的十几倍，光我们初二年级就有九个班，我分在（8）班，仍然担任“学习委员”。正当我满怀信心将更加发愤读书时，学校掀起了开门办学活动，三天两头上工厂下农村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老师教书也应付了事，我们呢？因为小不懂事觉得不要上课不要考试是好事。

一九 七四年下半年，我进入了高中。学校把高一年级分成了许多专业班级，什么文体班，财会班，兽医班，农机班等等。我分在财会班，上课时老学打算盘，大多时间是去农村帮助大队搞统计分配或参加农业劳动，到了农忙时还要去学校办的农场收割水稻。后来又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动员学生写大字报，写广播稿。再后来又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越来越觉得在学校读书没劲，产生了不读书回家的想法。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离开了学校，带着被盖回到了家里。结果被父亲大骂了一顿，老老实实返回到学校。

回到学校后，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整天愰愰惚惚觉得很无聊。后来我发现校园里暗中有同学在看小人书，这些小人书都是同学之间互相借阅。我很快加入进去。我清楚的记得，阅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被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坚强意志所折服，并把他“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当成我的座佑铭，牢牢的记在心里。

我喜爱文学。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人沉浸在小说中。走路看书，吃饭看书，如厕也看书，如果遇到借的书规定还回去的时间，有时坐在路灯下通宵达旦地阅读。同学的书看完了借不到了，我就在学校大门口不远的县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几年下来，县图书馆的文学书刊几乎被我翻遍了。

我开始做文学梦。

那个时候，我幻想将来做个作家。于是就开始学写日记，我想：写日记是提高写作能力的最好方法，经常写日记以后才能写出好文章，只有写出了好文章，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家。

高中毕业那年，一个要好的同学偷看了我的日记，他对我说:“你真厉害，写得那么好”！我说“你经常写，可能比我还写得好”。他是县城人年龄比我大，也比我们农村来的学生让人看得起。那时他就喜欢和女生搅在一起，女同学也很喜欢城里吃商品粮的男生。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居然与班上一名女同学谈起了恋爱。每次收到女同学的信就拿给我看，并要我帮他回信。我推辞不了，只好让他口述回信内容的大概意思我来执笔，写好了让他审阅后重抄，这件事坚持了半年，直到高中毕业放暑假，我回到了乡下才停止。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都先后逝世，河北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伤了很多人。那年暑假，我也彻底告别了校园，回到了我那没电没公路贫穷的小山村，从此要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谋食。刚回到家，就投入到热浪滚滚伤筋动骨让人想到就害怕的“双抢”中。

所谓“双抢”，就是早稻成熟收割后，立马要栽上晚稻秧苗，一定要在“立秋”前完成，否则收成将减少，甚至绝收。在短短的二十几天时间里，时间紧任务重，抢收抢种，所以叫“双抢”。“

“双抢”期间是没日没夜的繁重体力劳动，不管是太阳像火一样的三伏天，还是大雨滂沱的下雨天，都要下地劳作。或割禾、或打禾、或滚田、或拔秧、或莳田，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息。有时一家人正在吃中饭，天空突然“咔嚓”一声巨响，大雨来了。大家慌忙丢下碗筷，抄起扫把、箩筐、塑料雨布奔向晒地，稍微慢来一点，刚凉干的谷子一旦被淋湿就要霉烂。大家晒黑了，都变成了“非洲黑人”。就是在这样忙碌的“双抢”期间，我也会抓住一些机会，捧着厚厚的小书躲在没人的地方翻看，经常招来父母亲抱怨责怪的眼神。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所以“双抢”从小时侯就伴随我直至壮年，已化成一种融入血液与骨头里的记忆，镌刻盘踞在我的心灵深处，其滋味刻骨铭心、五味杂陈。 至今提起“双抢”，还让我心悸、惧怕与敬畏。但它的艰辛苦涩、繁重磨人让我在后来的人生路途中学会了无畏、忍耐、坚强！

一九七七年十月，春雷一声震天响。中国大地到处传播着好事情好消息: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大中专院校招生要通过文化考试，废止推荐选拔的政策。全国人民沐浴在春风中，大家都喜气洋洋。

十二月七、八日，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终于开考了，虽然我心里忐忑不安，但还是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决定命运的考场。

　　我与 文学无缘。

这次考试最让我难忘的是语文和数学。打开语文试卷，就是写一篇《我的好老师》作文，没有其他。我心喜若狂，认为是天助我也(因为只有在乡中学读书时学了点语文基础知识)。我略一思索，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就跳了出来，我仿着这篇文章的架构写将下来，没有打草稿，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好后检查了一遍，改了几个错别字，提前半小时交了卷。当我打开数学试卷时头就大了，从第一题读到最后的题目，只有前面的几道计算题和分解因式题会做，其他的题目都不会做(因为那时初一数学只学到分解因式)。最后我绞尽脑汁想解答一道平面几何题，脑袋突然"嗡"的一声像爆炸似的，人也晕乎乎的。我赶忙把头靠在台上休息，当走出考场，感觉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但我仍在心里算了算数学答对的题目，不会超过30分！我垂头丧气，自信心彻底躺平，人沮丧到了极点。

奇迹发生了。春节前我接到了体检通知书，春节后又接到了学校录取通知书。我心里清楚，是那篇作文的功劳，让我如愿以偿。我异常兴奋，天天走亲访友，与同学相聚说到那篇高考的作文时，我总是高谈阔论，俨然自己就是个文学家，人也开始飘飘然了。

开学前几天，在永新县城的大街上遇到了以前的中学老师现在师范的教导主任吴其麟，他热情的告诉我，由于你的语文考得好，我们把你分在“中文科”。我认为自己的语文够可以了，数学是短板，必须补短板。所以就冲口而出，吴老师，您把我分在数学科吧。

当我登上东华岭，在新生报到栏里果不其然在数理科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师范分科前所未有，完全是因为当时中学大量缺少老师，所以政府和学校决定把我们培养成中学专科教师。我分在数理科，就是专门学数学，其他科目基本不开设。我们全班54名同学，除我外应该都是这次师范招生数学成绩最好的。整个学习期间，尽管我从未染指过喜爱的文学书刊，也没日没夜的在苦学数学，课余时间都在演习数学难题，但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在后面。这时才发现我当初自以为是狂傲的决定是多么的愚蠢。为了做一名合格的中学数学老师，我放弃一切休息，每天十多个小时坐在教室里，吃尽了苦头。虽然毕业时成绩合格，但我人生第一次与文学失之交臂。

　　毕业后，我只在中学里打了个转就派放到小学里。因为当时又是小学大量缺少老师，师范毕业学数学的同学第一批成了小学教师。我沮丧，我愤怒，但更多的是后悔，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命运捉弄。

来到小学，我做什么都不开心，看什么都不顺眼，以致同当时公社管文教的领导发生言语上的冲突。没想到，第二个学期开学时我被宣布调在一所村小里。三个年级四个老师，一个民办教师，一个代课教师，还有那位近60岁的老校长。站在那幢破烂不堪改做校舍的老祠堂门口，眼眶里盈满了委屈的泪水。只听见老校长自言自语地嘀咕:年轻人就像刚成形的石块，要经过时间河水的磨砺，把角角棱棱全部磨去，才能变得圆滑让人欣赏。

我开始全方位审视自己:必须要把身段放软，溶入社会，同世界上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和谐相处，学习他们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缺点。

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做好本职工作尊重领导，任劳任怨；与喜爱的文学书刊为友。我又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人也变得精神满满，好运也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 在五年的时间里，我结婚了，生子了，立党了，从一个村小老师成长为一个中心小学副校长。

八十年代初中国涌现出一大批下放知青作家，孔捷生、张抗抗、梁晓声，史铁生、叶辛等。阅读他们的文章，读罢他们的简历，常常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立志向他们一样。从此，我不但是图书馆的常客，也经常去县文联拜访，最后成了文联主席李前的文学徒弟。

我开始尝试写作。

试写了很多篇短篇小说，跑到县文联请李前老师斧正，每次都受到他委婉的否定。有一次他看完我写的小说后说，你现在先应该尝试着写些其他体裁的文章，比如散文、感想什么的。我遵从了老师的话，开始试着写散文。当我把一篇《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散文送给李前老师斧正后，他在文章的后面批了这句话:“文章非常不错，可向报刊杂志投稿”。

这给了我莫大的鞭策和鼓舞，正当我踌躇满志信心倍增向文学发起冲锋之时，教育局人事股长找到我，要我挑重担，任中心小学校长。我委婉的拒绝了股长，说我年纪小没经验不适合做正校长。开学前几天，局长亲自找到我说:“这是局委会开会决定的，没有商量余地”。

我乡处在县城的南郊，共有八所小学，四所在南华山脚下，离县城路途远而且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四所在县城附近，大家想尽各种办法要安排在这四所学校里，人事安排是历届校长的头疼问题。那时我常常自嘲的说:八所学校，106位老师的安排，这是道无解的数学方程。还有上传下达，迎来送往的各种检查，各种评比活动，虽然不是什么苦事，但要宝贵的时间相陪，一分一秒都不能少。渐渐的文学书刊阅读得越来越少了，半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字。

校长做久了，威信也高了。加之我生性洒脱，胆子大，敢做敢为，有一分把握就敢干，把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办成了吉安地区“星级学校”。自己也多次获得县“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十佳校长”的光荣称号。从此我也慢慢地很少阅读文学作品，更没有写过一篇文字。我知道，这些荣誉的获得，是放弃了我终身钟爱的“文学”换来的！

写于二0二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