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

张先和

　　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孙女近几天欢天喜地穿彩衣、淡妆素裹汇报演出，仿佛把自己拖进了童年时代……。

我的童年是在乡村渡过的，降生在金兰镇甘溪雷公村一个贫雇农家里。比新中国少一岁。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剝削，享受着自由阳光下的生活。但国家刚解放，由于受到几十年战争推毁，一穷二白，农村生活还是较艰苦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是比较艰辛的，发生了很多给我难以忘怀的往事……

一、吃食堂饭，饥不饱腹

1958年，全国大办食堂，我们村也跟风办了两个大食堂。村上头的前进、上游、新迠、永兴、和平五个生产队为一个食堂，5个队人员全部集中到赵湾（和平队）集中吃住，大概200多人。老家允许留空房子，但不允许住人和生活。食堂规定：各家不准煮饭，不准冒烟，把锅、鼎和家用铁器全部集中炼钢铁。我家当时有7人，父毌和五兄弟，迁到赵弯两间小屋集中居住。

食堂实行按人定量，大人每歺半斤米，10岁以上3两米，10岁以下2两5线米。用楠竹做成竹蔸子盛米放蒸笼里蒸，一层蒸笼可蒸几十份，有5至8层蒸笼。打开蒸笼，饭香扑鼻，我总爱选那竹蔸很满的饭吃，其实就是烂饭。因为吃不饱，小孩三五成群到队里集体放柑庶的地方下面门洞里偷柑庶吃，后被发现，洞也堵住了。由于吃不饱，很多人面黄饥瘦，得黄肿病，也出现了偷瓜菜吃的小贼。但大队干部和食堂干部不会挨饿，他们个个都红光满面。

吃食堂饭时社员都发歺票，有半斤、四两、三两、二两、一两五的，一个月发一次。吃饭时用歺票领饭，只要你有歺票就可以多吃。在我的记忆中好象没吃什么菜，但凡有好一点菜都是上级有人来检查时。我父亲在洪罗庙李子山砍树，长期未在家，我毌亲帮一个大队干部带小孩，由于带得好，经常能接到几张馈赠的歺票，家里基本上过得去。

吃食堂饭，出集体工，出工时都是几十人一起，浩浩荡荡，很热闹，边做事还要边唱山歌，歌颂三面红旗，也有男女调情的痞歌。闲时不安份的男人就当众把结婚妇女按地上，撩开上衣看奶婆大小，女人还嘻嘻哈哈，但黄花闺女动不得的，还有不爱开现笑的女人也不能动。人都很和睦，很知足。但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是狠的，当时有一个地主家婆娘五十多岁，晚上在地里偷了一个红茹老子吃，被干部吊半边猪毒打一顿。还开了批斗大会。

我那时8岁，上半年未读书，帮集体放一头黄牛，黄牛很凶。不能靠近，用一丈多长的长索牵住它吃草，眼晴要径常望着它，防它斗人。早饭两次，牛要吃得肚子很鼓，屁眼上面两边的函要鼓平才能回家，由敬远清验收，有一次被牛斗了一次，差点没命。因为放牛每天有5分，大人出工是10分一天，那时靠工分分红吃饭。也只放了两个月牛，下半年就读书了。

196o年初，食堂解散，一家又回到了破漏不堪的老屋场雷公村居住。

二、冬出麻疹，哀鸿遍野

1958年冬，一场突如其来的麻疹袭击了这个贫穷的村庄。那时缺医少药，村里有一个老中医颜仔禄，西医居说要到金兰寺。由于防疫条件差，凡未出过麻诊的青少年都难幸免（大人无事），当时出麻疹的有五、六十人。来势凶，传染快，一个来月时间，这个食堂就因麻诊死了十多个人〈有人说是20多人），都葬在赵湾过桥的黄泥岭，用竹织的箢箕罩坟上，群众叫这是短命鬼岭，白天过路身上都起鸡皮疙瘩。大屋场夜夜闻哭声，一片凄凉。当然也有条件好的（包括队干部）家庭就医早，没有死人。

当时我家五兄弟（姐己出嫁）全部出疹，首先是当时大哥先发（18岁）和我弟省奶几（5岁）出疹最重，开始发烧，几天后昏迷不醒，中药不见效。大哥虽然只小学毕业，写得一手好字，会打算盘，被食堂聘为保管员才一个月，由于有一天天寒地冻到塘里网鱼受凉，得病急，七、八天后就一命呜呼。隔几天，小弟睌上突然口出蛔虫，天亮时也咽了气，两个尸体摆门板上，我和两个哥哥也发烧了，大队干部赶急通知我父亲从洪罗庙回来，把兄、弟二人草草埋在黄泥岭。公社蹲点干部决定把麻疹较重的先达，先运送去医院治疗，父亲用一担谷箩把二人担到医院，先达哥病较重，口嘴全肿，不能言语，幸亏及对住院，救了一命。家里当时只有我和母亲，母亲以泪洗面，气得好几次在外不晓得回家，把别人家当自己家去煮饭，被送回来。幸亏当时隔壁住一个五保户赵奶奶，虽有八十来岁，经常来我家和毌亲作伴，用烧红的青瓦倒醋烫煨杀菌，有时还帮忙作家务。而我出麻疹是最轻的，低热，只打两针，吃两副中药就好了，没有在床上困一天，还帮忙做家务，减轻了父母亲的压力。

这次麻疹对我家是一次严重打击，也是对我父母的严重打击，毌亲四十多岁，几个月现白头发，好象老了十岁。这也是我童年记忆中一次严重的家庭灾难。

三、读书求学，不畏艰难

58年秋，我有8岁，父毌也准备让我发蒙读书。那时全村在茶亭子利用几间旧民房办了一个小学，好象有两个班，教书的是彭老师两夫妇，吃国家工资，但住在火箭生产队。我读书时，本村颜福朋老师也来教书了。教室简陋，不避风雨，从食堂到学校来回14里，从雷公村到学校来回16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当时要求上午8点前到校，12点半右右放学，三年级的下午2点到校，4点放学。每天都是毌亲打早火，冬天鸡叫二遍时就起床做饭，吃完早歺天刚亮，7点半准时到校，中饭都是温在顶锅里自己回来吃，2点吃完饭再去打猪草。那时一天读书往返要走几十里路，但不感到累。

1960年散食堂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政策允许农民开荒自留地，开始没设限，后限定每人5分土面积（半亩），可以种植红茹、萝卜、蔬菜充饥，这就需要劳动力，当时我大哥读到小学三年级就失学，二哥读到小学四年级也失学帮父亲一起开荒种地。我当时10岁，读到二年一期己失学在家做小工。1962年，学校彭老师三次上门做父母思想工作，要求我三兄弟都复学，因为我们三兄弟学习成绩都好，老师认为不读书可惜，怎奈家中无钱（虽只有几元钱，但难筹）过年都未吃肉和白米饭，那有钱读。彭老师最后发脾气说，你祖辈几代不读书，那个有出息，家无读书仔，官从那里来。我父毌在老师多次劝说的感动下，最后决定我个人复学，当时没有二年二期，直接跳到三年一期。感谢彭老师，也感谢父毌及哥哥，省吃俭用，拼命干农活送我读书，我自己也很争气，认为这份荣誉来之不易，虽来回往返几十里，从不叫苦和累，学习成绩一直拔尖，老师都很器重和培养我，从小学到初高中都是班长或团支部书记，使我成为村里第一个高中生。

四、赶守野猪，有惊无险

六十年代初，生产队集体种了很多红茹，如灌场坪地，对门造、堂公村、屋场坪。但野猪也多了起来，一只野猪一晚上可叼吃未成熟红茹达几亩地，破坏很严重，因此，到七、八月都要派人守红茹赶野猪，当时都称守野猪。队里在红茹士坡上用竹篾片围一个茅草屋，上盖苳茅遮漏，留一扇门，开一铺床，各户轮流按时段脕上去守野猪，一般要带竹筒做的敲帮，电筒，梭标，被子，第二天再带回。大部分是大人一人或夫婦同去，也有一家一脕要守几起的（自留地红茹也要守），就由大人带一个比较大的小孩去。野猪一般是睌上半夜和五更时出没，守野猪人隔半小时要敲竹帮，大喊“唆嘿”，力求把野猪吓走。一晚基本没睡，如不小心睡觉了，野猪吃了红茹，不但不记工分，还要追责任罚款，在我的印象中，好象没发生过。

母亲也带我到对门造和堂公冲守了几次野猪，没有云彩的夜睌满天星斗，母亲在厂棚内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说那是七仙女，有一颗较暗的是七仙女下了凡，启明星是皇帝，很亮，五更才出来，是皇帝五更上朝，还有银河星…凡人都在天上有星，人死了，星就下落不见了。母亲有时还教我唱山哥，晓得十多首，这样一夜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母亲虽未读过书，我认为她是很有知识的。

大概我14岁右右在灌场坪单独守野猪时遇险，以后我就没守野猪了。

那个晚上家里大人都有事，星期天放假，我一个人去灌场坪守野猪，厂棚在山顶上，半山腰有大人宁昨青在守，山脚有宁家兄弟住，但到山顶有400来米远，喊不应的。大概半夜时分，天下大雨，我敲帮时发现离厂棚30米远的灌场坪横路上有两只电灯泡大的禄光对着厂棚，一动不动，我手电光弱，照不到，当时想到可能是虎豹，就紧握梭标，大喊半山腰宁昨青，没有回应。当时就想真的猛虎来了也只有拼博。这时听见床底下有响动，用电筒一照，是一只全身湿透的狗躲在床底下战抖，我想可能是它惹的祸，就用梭标赶，狗也不叫，后狗敌不过校标，就在围的篾缝里逃走了，再往厂外看，绿光也不见了，害得我一夜未睡。有惊无险。第二天我和父母一讲，他们再也没叫我守野猪了，而且生产队守野猪的每脱都是两人了。

野猪我从小见过一次活的，是几十斤重的黑猪，长嘴巴，不怕人，慢呑呑地往山上走。小时候也看见猎人打野猪，野猪受伤跑到龙坑里，正碰见二哥拿毛镰刀砍柴，人猪对視，幸亏打铳的及时赶到补一铳，野猪死了，人无事。有一次父亲清早去楠竹山摘烟叶，在斗石磡听见黄斑叫（豺狗），父守大喊一声，十多只黄斑走了，在河里只剩下一只野猪的头和四肢骨头，父亲担回来，刮下来好几斤肉，除送别人吃外，自家吃了好几歺，比家养猪好吃。难怪野猪肉比家养猪肉贵

现在老家野猪越来越小，因为有人放绳猎捕，再加上没有种红茹萝卜，没有食源，只靠吃冬笋渡日，所以野猪出也是在秋冬季出没。随着禁猎文件出台，野猪也会渐多起来。

以上几件事是童年记忆最深的往事，一直难以忘怀，有过伤心，也有过喜悦，尝过了酸甜苦辣，也缎造了我坚毅性格和不屈不挠精神，为后段成长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看到现在儿、孙辈童年的美美幸福感，衷心感谢共产党的明领导和父辈们辛勤付出，也感谢老师等园丁们的精心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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