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闲笔 (第十七辑：看到真士隐冒辟疆)———冒芝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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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辟疆从内心排斥科举的迂腐与僵化，但他多年参加科举，在当年社会条件和政治框架之下不放弃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作为世代官宦之子也是抱有一颗效力社会的初衷之心。

再观察他后来的社会经历和作为，他其实是一个梦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这种矛盾与纠结，始终让他未能心怀激情地投身仕途；后来积极推荐嫡孙从军，参加拓疆卫国事业。由此看，冒襄是一位可爱、抱有自身政治主见的人。

讲《红楼梦》是一本史书的另一重要论据，就是《红楼梦》(《石头记》)中隐藏着很多历史点的人物、物品、事件，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非历史专业的人、非对祖国历史熟悉的人，很难深刻看到这一点、体会到这一点。

冒辟疆《南岳省亲日记》提到自己登临滕王阁写《滕王阁记》，从水绘园因树楼的命名，我们可以一窥冒襄的趣味，在精神层面他欣赏以因树为屋的申屠蟠生活态度，以及对历史文献上徐孺子的欣赏。

王勃点赞徐孺，冒辟疆在《红楼梦》(《石头记》)借交阯怀古怀念王勃，提及初唐四杰所撰人事，都透露了这类思想信息。

早年的冒襄似乎有王子安的影子，从申屠蟠到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徐孺到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到冒辟疆《滕王阁记》，及至《红楼梦》里交阯怀古、秦可卿房里武则天所用器物、冒襄隐居的水绘园中因树楼等。可谓“真士隐”潜质一脉相承。

读《红楼梦》，不难看到冒辟疆撬动历史文化沉积板块的杠杆之一就是《南岳省亲日记》。

把庙堂之高的视角转移到人人家里都有的家庙文化，冒辟疆努力实现了对帝王将相史为主的正史的狭隘性的突破，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正如我们看到《红楼梦》对以刘姥姥为代表的普通仆人、下人的描写也是尽力细腻准确的，并带有明显的肯定与客观的创作意图，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与人生品味。

虽然冒辟疆的《南岳省亲日记》是一古文记述性日记，《红楼梦》是一白话小说；两者都有意深入浅出，冒辟疆在文中链接的众多历史人物，也许是无意也许是有意，设定了我们读者阅读欣赏的不同“领悟”起跳高度。

至于能摸多高，那是读者自己的事，有趣的是，作品让不同的读者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种相似，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把小说式的故事与当年历史现实进行链接研究，为更好读懂《红楼梦》起到了其它古文献不可能发挥的作用。

《南岳省亲日记》，反映了冒辟疆精深的文化修养。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他为这趟省亲兼文化旅游的行程做足了功课，也反映了文豪冒襄多年素日的文化积累。当年活脱脱一个王勃再世的文化青年。

无论冒辟疆《南岳省亲日记》，还是《红楼梦》，把作者心目中人民的范围扩大到最大的广泛。“贾宝玉”也好、冒辟疆也好，内心深处对最广泛的人民的概念通过自己身边人与事的记述、思考，进行了无数次的自我拷问，才能在作品最普通的描述中表现出最高境界的和与贵。

精英意识和人民性，不仅是《红楼梦》，一直是社会关系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一对矛盾范畴。妙玉喝茶把刘姥姥喝过的茶碗一扔了之，宝玉的态度却是“接过来给了刘姥姥”，平平淡淡的描写就是这一对矛盾范畴的反映。

妙玉是不合时宜？不，肯定不是；是精英习惯？应该是社会角色的潜在意识以及对社会现象的主观审美情趣。

到底是妙玉对还是贾宝玉做得更对，我们再看书中对在场的贾母的描写，就能感受到作者内心那种婉转的表达。

可能很多人无法认识到进贾府之前的刘姥姥跟小说结尾处刘姥姥之间细微的变化一样，在《红楼梦》中贵族生活的接触也给刘姥姥带来了熏陶和影响。在这种贵族与大众相互之间的熏陶、影响之中，社会文明逐步得到了提升。《红楼梦》是一部努力讲社会角色会流动的白话小说，这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

宝玉说：除四书外，一切都是杜撰的。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驳斥？有没有必要去驳斥？这其实充分反映了《红楼梦》作者因为自身丰富的经历以及自己深邃的思考而表达出来的一种文学骄傲。

用怀疑态度，但又要有一种虔诚的精神，去研读前人留下的一切文章字典。这就是毛主席所倡导的“批判地吸收”、哲学里所提到的“否定之否定”思维。宝玉的质疑，再次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肤浅的纨绔子弟。

话语权往往在于人类思想的交锋之中而产生正确性。历史的胜者自在各位的心间；对过往的怀疑态度是对的，那是社会性的“一日三省”；虔诚精神更是对的，我们不能失去根。冒辟疆就是抱有这样难得的二合一思维观点。宝玉(富贵闲人)后来出家了，而晚年冒辟疆过上了“绳枢瓦灶”的清贫生活。

《红楼梦》隐史的笔法，就是育人、醒世的主旨，她把朴素的辨证法寓于人情世故之中。什么是“奴性”？ 看看《红楼梦》中贾雨村这个人物前前后后的表现，当我们以“革命者”身份高呼反奴性时，资产阶级的所谓“革命者”何尝不曾以奴性的身段咀嚼着“个人感恩”的甘蔗。资产阶级政党革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近代国民党最终脱离人民、败逃台湾，也正说明了这一点。还是伟大的毛主席讲得很对，若干年后人们会认真地亲切地称他为“老师”teacher。教育才是最能救人的，毛泽东思想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教育人民。

我们同样能不能看到《红楼梦》的教育意义？ 宗教的属命观，是改造者不认从的; 人类的物质属性、人的生存法则是王道。由此，辨证法更突显了它的现实意义。

《红楼梦》所宣传的辨证法，就是她把人物命运的设计，写成“交流的”、“流动的”。这在当时十七世纪，《红楼梦》作者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思想家。也许，后四十回的面世与流动，是有它现实的难言之困。因为《红楼梦》作者（冒襄）的思想境界已经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识水平。正如贾宝玉的想法和言行超出了大观园一干众人的思想。

所以《红楼梦》书中有人说贾宝玉是怪人、怪才、顽逆之货。冒辟疆《南岳省亲日记》和他的《梦记》与《红楼梦》一样，大量地提到理性和宗教以及宗教和迷信这类矛盾范畴。

在大众眼里任何哲学范畴的矛盾都是服从于“生存”这个基础的。但在生存这个概念上又有生理生存和思想生存这两个存在形态。

有的人屈从于生理生存而放弃思想生存，有的人把这二个生存形态辨证地兼顾起来，有的人放弃生理生存而追求思想生存。

这些都是人类社会正常的社会行为表现。而冒襄的人生轨迹、冒襄著作《红楼梦》，在那个动荡的明清鼎革时代，俱很好地实现了生理生存和思想生存的两个目标。引得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研究、思索。

“隔江犹唱后庭花”是一种无奈。当武力上无力反抗，精神上无力站立时，自然会失去思想，有的只能是低层次的果腹思维。

因此，社会勇士的壮丽、文人的气节都十分重要，这是一个人精神能够坚强站立住的基础。冒辟疆圈子里，秦淮诸佳丽古优的气节个个毫不逊色，这为冒襄创作《红楼梦》(《石头记》)提供了一手素材，也是冒襄创作的主要动力源泉。告之后人，完美地实现了他的思想生存。

没有气节，文人就是残缺的文人。没有谋略，勇士只是蛮汉。“隔江犹唱后庭花”不是弱女子们的错，没有人能有资格去怦击她们。因为抗御外敌，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们的天然责任。当条件够不到“思想生存”时，“生理生存”是应该受到尊重的。高兴地看到，现在的世界、现在文明，俱大大进步了。

《红楼梦》(《石头记》)在盗跖这个问题上，作者直接评论夏金桂“盗跖脾气”，用夏金桂这个人物隐射“盗跖”是恰如其分，也是有目的滴。在夏金桂与“盗跖”的链接上，并没有破坏《红楼梦》在人物塑造上“一分为二”的客观的笔法风格。

“一分为二”不是说有50%是错的、有50%是对的那样机械；而是一种利弊相存、对错参杂的辨证认识。但这不妨碍对事物、人物性质的界定与评判。

夏金桂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在客观上打击了薛蟠横行跋扈的气焰、挑战薛姨妈的权威、一付蛮狠嘴脸，拓宽了夏金桂自身的生存空间，实质是女权意识向男权主义的挑战。代表了一股叛逆的力量，当然这股力量是粗野、无文化的。正如盗跖的逆叛行径客观上缩短了中国古代奴隶制的衰落进程，促进了封建制。

在对与错、在主观与客观、在目的与效果之间；就如同战争，战是战士们具体一个个去打的，但战史的分析和总结却是文人用笔写的。这二者是必然联系的，却又是二回事。

晴雯虽有盗跖的脾气，但不具有盗跖(夏金桂)那样的条件和地位。如果让晴雯拥有夏金桂那样的地位与条件，晴雯会怎样呢？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贾宝玉不是薛蟠，贾宝玉具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魅力，贾宝玉具有相当的包容度与认知水平，相信贾宝玉能感动或改变具有假设“夏金桂地位的晴雯”。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教育的力量。现实生活正是如此。这就是《红楼梦》在情节细微处描写的现实主义风格。

夏金桂这个人物的塑造，作者有着多重的表达与含意。不难看出影射吴三桂的负面表现：

1.初期，在杀父夺妾与当时民族利益的两难境地下，吴三桂选择了个人的恩仇荣辱高于一切。尚能原谅。

2.没有大局谋略，在南明尚有一线希望时，未见有“联南明救汉民”的举动。

3.社会大局稳定后，却自封为王，树反清大旗闹独立，与时局的发展相违背，试图拓展个人的“家天下空间”。

3.逞妇人意气，在各股地方力量中，未能合纵连横。不具大胸怀。

与夏金桂欺负香菱无异，与夏金桂气哭其婆婆薛姨妈无异。冒襄对盗跖的内心评价可以通过对夏金桂的人物塑造来了解。

《红楼梦》中在论及宝玉祭晴雯，黛玉讨论宝玉“女儿诔”祭文时，这里多处写到黛玉的“笑道”，表达了黛玉对“宝玉晴雯关系”的宽容、默认，突出了黛玉对宝玉天生具有的可爱“痴情”性情的笑。

作者这种对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的写法，既准确地描绘了黛玉的形象，也准确地塑造了宝玉的形象。

《红楼梦》对宝玉、黛玉、晴雯三者关系的情感描写，正契合了冒襄、董小宛、吴扣扣之间的微妙情感。看看现实生活中，冒、董、吴三者的感情关系是怎样摆放的：

董小宛见吴扣扣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举止娟好，机理如朝霞，眉妩间作浅黛色”的小美人，私下对冒辟疆说：“是儿可念，君他日香奁中物也。” 十年之后，吴扣扣终于接受冒辟疆了。

只是在小说创作中，作者把吴扣扣的岗位做了调整，从初为女主人董小宛的“丫鬟岗位”调整成了男主角贾宝玉的“丫鬟岗位”。这也体现了作者考虑到了作品社会影响的正统形象。

把董先于吴仙逝，反过来写成了晴雯先于黛玉仙逝。这是集中笔墨能更好地、更完整地塑造好重要主角林黛玉形象。

但晴雯(吴扣扣)的丫鬟身份是吻合、没改变的。晴雯跟吴扣扣一样均是因病英年早逝，没有改变。晴雯去世时贾宝玉的悲痛欲绝，与很多历史文人所记载的吴扣扣去世时冒辟疆的悲痛欲绝没有改变。

清初大名鼎鼎的陈维崧在他的《吴姫扣扣小传》中写道：“今年中秋后二日，绮岁正十九，先生(冒襄)将为饰孔翠、传阿锡、备小星嘉礼焉(准备办正式纳妾仪式)。 而先期一月，姫遂病，病一月遂死，先生(冒襄)哭之恸。”，继续写道冒襄与陈维崧的交流：“‘余(冒襄)益信姫定为再来人(董小宛去世后的第二位爱妾)无疑也。今果舍我去矣。’先生(冒襄)言竟，哽咽摧藏。余(陈维崧)亦泫然，不知所出。江风大作，篷月忽低，援笔为《吴姫小传》。” (见《冒辟疆全集》下册879页)

《红楼梦》的文本内容与先贤冒襄的切身经历，所有这些都是文创的必然也是需要。是“文创”与现实的区别，其内在的精神表达、情感表达、思想表达却是同一个灵魂。

文创是现实的延伸，两者有着“同一根线”，但又有着区别，在这其中能看到作者的境界与文学水平。

2022.05.26 (待续)

冒芝桦，男，诗人，祖籍江苏如皋，冒氏第二十一世孙。

人民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世界汉学会会员，全国佛学研讨会、南通诗词协会、冒辟疆研究会等传统文化研讨机构成员，有关文学期刋理事、特约创作员。“冒著红学”理论研究者。

一位以文字为笔、以音符为墨、以摄影绘画为色盘、以佛法为圭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