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古城的四次筑城运动

江上清风

　　重庆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的治理者都从当时各种条件出发，经营、建设重庆城。

　　历史上有关重庆古城的筑城运动主要有四次，分别在秦代、三国蜀汉、南宋和明代洪武年间。其目的是为了在外敌入侵时，保存军队的有生力量与装备物资，充分发挥兵力兵器的作用，消耗和阻滞敌方，迫其在不利条件下作战。

　　第一次筑城运动在公元前316年。

根据《华阳国志》记载，远古巴人的白虎等部，在川东建立了古巴国。古巴国和古蜀国虽然同宗同源，但是经常爆发战争。

　　公元前316年，巴王向秦国求援，秦惠王派大夫张仪和将军司马错率军出征，很快占领蜀国，设置蜀郡。巴王闻讯后兴奋不已，出城劳军，没想到此次求援则是引狼入室，引火烧身，秦国顺势俘虏了巴王，一举占领了巴国领土。

　　随后，秦在江州（今重庆）设郡，并命张仪在今朝天门、小什字一带为岸修建城墙，建立军事堡垒，并逐渐成为秦王朝在川东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

　　第二次筑城运动是三国的蜀汉时期。

蜀汉时期的公元226年，蜀国大都护李严为加强江州城的防御能力，再筑江州城，把城墙向西扩建到渝中半岛的山脊之上，不过此次筑城仍用夯土工艺，修筑了周长为16里（6624米）的城垣，这便是“以崖为墙”的重庆城墙的前身雏形，因此又被称为“大城”。

　　第三次筑城是在南宋时期。

公元1238年，蒙古大军开始了他们世界性大规模的征伐。在重庆，蒙古军队也是大兵压境，来势汹涌，当时作为重庆知府的彭大雅虽然知道重庆城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但是泥墙却是其致命弱点，成败的关键也在于此。

　　在沿江视察时，彭大雅看见重庆老城墙均为泥土夯成，大发雷霆：“尔等愿做亡国奴吗？此等夯土建制，不易防守，必须重筑新墙！”当时反对者众，彭批驳皇帝和宫里的大臣们说：“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

　　彭大雅顶住部属反对、朝廷猜疑、政敌攻击，坚持一边打仗，一边不惜代价斥巨资和人力，在旧城墙的基础上用条石下基，也用条石垒墙，于1240年完工，将重庆在李严“大城”的基础上扩大了两倍，并加强了城防。

　　正是因为彭大雅的“一意孤行”，使得蒙古大军带领十万铁骑也没能攻下这座城，并使得蒙古军南下时多次在重庆城这个地方遭遇败仗，蒙哥汗也因战斗受伤死在钓鱼城下，使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能够风雨飘摇的多延续40多年，并在一定意义上改写了世界历史。

　　重庆最后一次大规模筑城，是在明洪武初年。

元末战争频繁，重庆城池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残破的城池，既不利于军事防卫，也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对经济发展造成阻碍。明朝初期，时任重庆卫指挥使戴鼎来到重庆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修重庆城。

　　据乾隆时期的旧志《巴县志》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址砌石城，”形成了在原基础上“以崖为壁，环江为池”的筑城方案，基本恢复了宋代重庆城的形态。

　　戴鼎所筑重庆城为石城，极为坚固。城墙“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其规模比蜀汉时期李严所筑“李严大城”稍大一些。现在人们仍可看到的17段残存城墙遗址。

　　戴鼎在城池的设计有所创新，共开设17个门，九开八闭。这是戴鼎有意而为之，城门九开八闭，象征“九宫八卦”。“九宫八卦”是古代易学的理论，后来又衍生出“九宫八卦阵”，这样的设计，体现了戴鼎永保重庆城池稳固的祈愿。

　　戴鼎其人名气不大，在正史中没有传记，其事迹基本不详，结局如何已不可考。但他大规模重修重庆城，由此奠定了此后近五百年重庆城市的基本格局，在重庆城市建设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笔，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