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甥自远方来

浩如烟海

　　大年初二的一大早，我和夫人早早起来，操办着伺候女婿的各项准备工作，忙的满头是汗。

大约九点来钟，楼道门铃叮铃铃的响了起来，家中宠物狗盼盼兴奋的狂吠不止。

我想，怎么一对新人来的这么早？也不给我们准备的时间？

当我打开大门，看到的是我的两个外甥，他们身后还有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当那似曾相识的身影叫出一声舅，我突然醒悟到这是我那离开故乡到遥远的内蒙古大雁煤矿工作而又十几年没谋面的大外甥。

我赶紧趋前握住大外甥的双手，看着他那苍老的脸庞，心中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
　　其他的外甥等人由夫人招待着，我和远方来的大外甥则热聊起来。说着说着，爷俩时而激动两眼放光，时而黯然神伤、泪水涟涟。毕竟十几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几年？
大姐一生育有三个孩子，远方来的外甥则是大姐三个儿子中的老大，比我小四岁。大外甥从小崇拜我、尊敬我，对我言听计从，不敢在我面前粗言粗语，把我当作师长一般看待。

　　大外甥有个大爷，在内蒙古大雁煤矿工作，据说是矿上的一个大官，很有活动能力。文革期间，由于深受成分论的影响，故乡他的那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亲戚子弟纷纷投奔了他。他也念旧，凡是投奔他的不仅为他们办理了农转非、户口迁移，而且都在大雁煤矿上为他们安了家，并且给他们安排了正式工作。那些找不上媳妇的大龄男儿，容光焕发又回到故乡，找的媳妇貌美如花，春风得意，羡煞了十里八村的人。

大姐的大伯哥这么有能耐，可大姐家却像投奔他大伯哥的那些亲戚一样是地主成份。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出身这样家庭的青少年不仅不能入团入党，而且当兵没有资格，上大学受到限制，当工人轮不上，找媳妇有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扎根农村当一辈子农民。
　　大姐看到日渐长大的长子，常常为三个孩子今后的命运发愁。记得一个雪花飘舞的上午，大姐回到了娘家。午饭后，我坐在炕上把被子披在身上，母亲则与大姐围着冒着火苗的炉子闲聊。只听大姐唉的长叹一声对母亲说：“三个儿眼看着长，真为他们今后发愁。要不，让老大或老二跟着你？”母亲也唉的叹了一声说：“当年没给你掌好眼，千挑万挑竟挑了一户地主家。”母亲接着说：“唉，你有弟弟，有他顶立门户就够了。”大姐泪眼婆娑，母亲说，实在不行，让孩子们找他大爷去，他大爷不能不管。大姐哭着说，太远了，想他们怎么办？
时间不长，大姐的大伯哥寄来一封信，与她商量把大外甥的户口转走，先到内蒙古大雁煤矿的子弟学校读书。看到这封家信，大姐悲喜交加。高兴的是大外甥今后的出路有了着落，跳出了农门，成了吃国库粮的人，今后当工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难过的是，大外甥是她三个儿心上的那个，一旦走了不知何时才能见上一面。后来，在母亲及亲人的劝说下，大姐最终还是放手让我的大外甥投奔他的大爷。
　　记得大外甥走的时候，有十三四的样子，正读初一，我正读高二。听说大外甥要到内蒙古大雁煤矿去，既为他高兴又有一股难以割舍的亲情，一想到这一走还不知什么时候见面，心里不免升起一种悲壮的离别之情。外甥走的时候，我果断的没有送他，怕多愁善感的我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大外甥走后，一想起与他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日子的时候就会拿出中国地图，寻找那遥远的地方。

真正了解大外甥去的地方还是他回来找媳妇的时候。

那次，我问他，为什么走了那么长的时间这才回来。他说，太远了，来回坐汽车、火车要三天四宿，还不说路费。我也是从他的嘴里听到，内蒙古大雁煤矿那儿冬天雪大、气温低，零下三、四十度、冻死人是常有的事。他向我诉苦说，虽说大爷全家对他很亲，可常想念自己的爹娘，想起故乡的一切。每当想家的时候，就会蒙上被子大哭一场。

　　大外甥所在的单位，和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一样，也经历了下岗、破产等痛苦过程。虽然退休了，却不得不跑包头那儿去打工。

那天，我与大外甥开怀畅饮。我为他不断的夹菜，而他不断的为我满酒，不知不觉每人喝了几乎一瓶高度酒，要不是在家人的劝说下爷俩真的会一醉方休。

虽然爷俩都有点醉意，但远方来的外甥却让我感到格外开心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