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之于当下中国摄影的现状，不能不谈纪实摄影。</p><p class="ql-block"> 从1980年代末开始，报道摄影（含纪实摄影）进入了“记者——艺术家时代”：摄影师不仅要做报道，还要让照片有优美的形式、丰富的信息、鲜明的观点，让自己成为这些照片的作者；他既是报道者，又是艺术家；这一潮流的杰出代表是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这是法国批评家、图片编辑克里斯蒂安·考柔尔（Christian Caujolle）的观点。</p><p class="ql-block"> 然而，对当下纪实摄影日益极端的艺术化、虚构化，美国影像文化学者米歇尔·伯格瑞（Michelle Bogre）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代一些艺术摄影家只是在利用纪实摄影的影像，他们不关心它的价值、拍摄过程和社会关怀，只关心照片的视觉审美，他们的拍摄手段包括而不限于摆拍、构建和操控(manipulation)。如果痛苦、恐惧和苦难被当作艺术来出售，艺术家采取了纪实摄影的美学形式，却没有纪实摄影所持有的关怀、良知与同情，那它们又怎能有纪实摄影的力量和感人的真实性呢？ ”</p><p class="ql-block"> 当下国际摄影生态中的纪实摄影衰落了吗？它更血腥还是更安静？人文关怀为何成了一个问题？纪实摄影如何艺术化？激进的行动主义为何兴起？对其价值观又作何评判？……本讲结合乔纳森·托格弗尼克、尼克·勃兰特、费迪南德·莫莱雷斯、阿莱玛·罗斯、多纳·费拉多等人的作品，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