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蚌埠中国银行的集邮者张贻孙——张中宇的邮史馆（38）

邮之趣（5525）

民国时期蚌埠中国银行的集邮者张贻孙

张中宇

津浦铁路全线贯通后，地处铁路和淮河水运重要交汇点的安徽省蚌埠，物资和货币流量激增，金融业应运而生。至抗战爆发前，安徽省境内有银行机构22处，蚌埠就设有7处，另外还有钱庄10余家，蚌埠的银行、钱庄常年存放款在五、六百万银元上下，成为皖北地区的金融活动中心。
民国元年（1912年）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北京成立后，1913年即在蚌埠的二马路（今凤阳路）购地建房，筹建分支机构，1915年3月1日正式开业，称“汇兑所”，为首批分设机构之一。1916年3月6日改为支行，行内略名“蚌支行”，下设经一路办事处，开办有15个种类的存放款业务和10个种类的储蓄业务，与全国大中城市可直接通汇。至1937年，“蚌支行”除在蚌埠经一路设有办事处外，还在宿县、明光、临淮关、徐州、淮南煤矿等地设有办事处。在1929年中央银行蚌埠支行成立前，中国银行蚌埠支行是在蚌的银行、钱庄的举事首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蚌支行”于12月停业撤离，历经正阳关、河南省漯河、湖北省汉口，于1938年秋撤至上海。1943年作为伪中国银行下属机构返蚌埠营业，战后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派员接收清理，1946年4月1日复业。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蚌支行”奉命撤退至南京，于1949年被裁撤。

初识张贻孙

笔者对邮史研究很感兴趣，本地的邮史自然是研究的重中之重。自认为，本地的邮史研究者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力条件，自应该比外地的研究者多出成果才对。如果连本地的邮史都弄不清楚，这对研究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也是一件说不过去的事。而民国时期蚌埠中国银行集邮者的情况，恰恰就是笔者多年来耿耿于怀，纠结于胸的烦心事。

在《安徽集邮史》第二章“安徽早期的集邮活动”中，收录了抗战前安徽的邮人信息。其中，“参加新光邮票研究会者：……‘张贻孙（蚌埠中国银行，会号394号）’……”。寥寥数语，虽已达到了编纂者的写作要求，但对邮史研究者来说，需要对此信息进行深入了解的还有很多。比如：张贻孙是哪里人？哪年来蚌埠工作的？他有什么集邮经历？等等问题，都是一个个未解之谜。

寻找张贻孙

2014年我与安徽师范大学鲍训华老师开始交往，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邮学研究的难题。有一次，他无意中说道，当年在编纂《安徽集邮史》时，他编写的是第一章（清代部分）、裴正和编写的是第二、三章（民国部分）。说者无意，听者大为震惊，因为我一直想调研张贻孙的集邮经历，而最便捷、最高效的方法是向《安徽集邮史》第二章的编纂者请教，来获得被调研者的详细线索，再一一进行考证核实。我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退休干部裴正和老师是在2012年QQ聊天时相识的，他帮我购买集邮文献，传授邮学研究心得，没有一丝保留，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安徽集邮史》第二章的编纂者。当我听鲍老师说裴正和就是《安徽集邮史》第二章的编纂者时，懊丧、悔恨、失望、失落，多种情感郁结于胸，为什么呢？因为裴老师已于2013年3月8日去世了。我向知情者求知张贻孙集邮经历的计划宣告失败。
看来走捷径是行不通了，只好老老实实在史料里去找寻张贻孙。但要找的史料浩如烟海，能找到相关的资料谈何容易啊！上百度、360、谷歌搜索，一无所获，只在“全国报刊索引”检索到《中行生活》1933年第12期张贻孙所作的《留别镇江诸友》长诗（图1）： 胜地栖迟十六春，一朝骊唱倍伤神。权衡之术惭诸父，纰缪无多累后人。敢以私情妨正谊，幸能观过乃知仁。熙来攘往缘何事，谋食当然是苦辛。
喜与群公有夙缘，推心置腹自年年。同经忧患余生在（遇兵燹四次，日处火线之下），每遇谘谋让我先。情比汪伦千尺水，廉同刘宠一文钱。剧怜行李寒酸甚，宝鼎鸿文压两肩（承商会及各界作序□行并媵银鼎）。最难离别早春天，两点金焦更黯然。丁卯桥边寒食雨，昭明台上夕阳烟。诸多胜迹萦魂梦，再续前游待岁年。为此江山真不舍，重来恐要变桑田（镇江桑蚕方在勃兴）。
只缘曾读数行书，结习于今未尽除。垂老尚求新知识，无时敢忘旧菑畬。氋氃自笑羊公鹤，归去常思张翰鱼。记得此邦人爱我，他年于此卜园居。
此诗是张贻孙在即将离开工作16年的镇江时，离别伤感之余，为感谢此地善良的人民有感而发之作，字里行间抒发着作者的感恩之情。《中行生活》由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属于经济类刊物，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是一份内部发行的月刊，仅供该行同人参阅，不对外发售，不作任何商业用途。它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中国银行业务问题的研究和刊登反映该行行员公私生活状况的文章。张贻孙的这首长诗以及刊登它的载体，透漏给我们几点线索：①张贻孙是中国银行雇员；②他在镇江工作了16年；③1933年调离镇江。 这个张贻孙是不是我们要找的集邮者张贻孙呢？2021年4月，经金问涛老师指点，告知国家图书馆藏有1922年《中国银行行员录》和1929年、1947年的《中国银行职员录》，在其官网“民国时期文献”中可供查阅。经笔者查找，得知：张燕祥，字张贻孙，江苏江宁人，1917年9月进入中国银行，1922年时已任中国银行镇江支行行长，时年虚龄41岁（图2）。 1929年的《中国银行职员录》记载的张燕祥信息相同，只是支行“行长”职务名称已改称“经理”，时年48虚岁（图3）。在1947年的《中国银行职员录》中无张贻孙的记载，按照时间推算，张贻孙时年66虚岁，估计是已经退休了。 虽然查到张贻孙就是张燕祥，但此人是镇江的张贻孙，他是我们要找的蚌埠张贻孙吗？根据《中行生活》张贻孙长诗透漏的信息，1933年张贻孙调离镇江，调往何处没有说明。假如他调任蚌埠支行，初步判断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集邮者张贻孙。但推测是不一定就是事实，还需找到原始资料加以佐证才行。
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无意中在国家图书馆网站首页搜索项检索，发现《中国银行职员录》还有1933年、1935年、1937年的版本可供查阅，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仔细地翻找比对着，找到了！在1933年《中国银行职员录》里记载：张燕祥，字张贻孙，江苏江宁人，1917年6月进入中国银行，1933年任中国银行蚌埠支行经理，时年虚龄52岁（图4）。 在1935年和1937版《中国银行职员录》亦是如此记载（图5、图6），只是年龄增长了几岁而已。他就是我们要找的蚌埠集邮者张贻孙！

张贻孙的集邮信息

张贻孙是在何时、何地加入新光邮票会的呢？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安徽集邮史》里张贻孙的新光邮票研究会的会员信息：“张贻孙（蚌埠中国银行，会号394号）”。根据此信息，笔者先从张贻孙的会员号着手进行查对。在新光邮票会出版的正、副会刊中，没有查到张贻孙的入会题名。这是因为新光邮票会会刊在刊登新会员题名时，时断时续，遗漏了很多会员的入会信息，至今让统计、研究新光会员课题的研究者十分头痛。
我有幸在2017年结识了原苏州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金问涛老师，他是邮史研究专家，支援我很多邮史研究资料，对我提高研究水平的提升帮助很大。2017年9月，金老师寄给我一份《新光邮票钱币会员名录（民国二十五——六年）》，让我得以首见张贻孙的会员信息“张贻孙，394，职业：金融，收集类别：华邮，通讯处：蚌埠二马路中国银行”（图7）。根据此信息，结合1937版《中国银行职员录》可知，张贻孙最迟在1937年即已经加入新光邮票会了，是在蚌埠工作期间加入新光邮票会的。 在1935年10月10日出版的《新光》复兴第十二号（四卷十二期）上，300号字头的新会员题名顺序已至383号，已很接近394号。而1936年2月出版的《新光邮票钱币杂志》第五卷第二期则刊有390号会员刊登的征求广告，由此推测，张贻孙加入新光邮票会的时间可前推至1935年底或1936年初。
结语：张燕祥，字贻孙，江苏江宁人，1882年出生，1917年6月进入中国银行即在镇江中国银行工作，时间长达16年，1922年时任中国银行镇江支行行长，1933年调任中国银行蚌埠支行经理，至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中国银行蚌埠支行停业撤出。1935年底或1936年初，张贻孙加入新光邮票会，会员号394号。

张贻孙的补充信息

笔者将完成后的稿件呈送金老师补正，又接到他提供的张贻孙工作方面的信息，以及张贻孙在钱币收藏界的活动情况，补充完善了张贻孙的资料：
①1921年11月10日《申报》载，张贻孙当选“镇江杂粮粉麸油饼交易所理事会”理事；
②《申报》1925年11月15日报道，镇江商会改选会董，本月13日公布结果，张贻孙等30人当选镇江商会会董；
③《申报》1928年5月16日报道，15日镇江商会改选，张贻孙等25日当选为执行委员（图8）； ④《申报》1930年11月15日报道，江苏省政府348次会议决议，省政府主席陈其采聘任陈光甫、许伯明、张贻孙、陆小波、俞行修、江禅山为建设公债监督用途委员会委员（图9）； 这些资料显示，张贻孙在镇江任中国银行支行长（经理）期间，还兼任着政商界职务，为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他在《中行生活》发表的长诗《留别镇江诸友》中所称的，在离别镇江时受到镇江商会及各界人士馈赠银鼎及题词的感人事迹。
⑤张贻孙1933年调任中国银行蚌埠支行经理，1934当选“蚌埠银钱业同业公会”主席（图10，见《全国银行年鉴 1936》），可见当年中国银行在蚌埠金融界的地位。 ⑥中行蚌埠支行1938年秋迁沪后，旋为汪伪控制，张贻孙此时当已退出“蚌支行”，并于1942年10月担任“恒源钱庄”经理，时年60岁（图11，见《1943年新设钱庄庄名一览表》上海钱庄史料[M].1960）。至1944年2月此职位易人，此后未见张贻孙其踪，其是否身故，则不得而知。 ⑦1935年，经著名集邮家、钱币收藏家蒋寿銈（蒋伯壎）的介绍，张贻孙加入了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见《蒋寿銈的东北泉缘》，peiyuanbo448的新浪博客），此会前身为“东京古泉协会”，成立于1899年，发行有会刊杂志，是日本很早建立起来的泉币组织，1918年改名为“东洋货币协会”，杂志更名为《货币》，会员数逾二百人，是当时日本最大的钱币爱好者组织，会员不仅遍布日本诸岛，并吸收大量中国、朝鲜等国同好。张贻孙有收藏钱币的爱好，以前未所知之，按照他的工作履历来看，1935年他加入日本的“东洋货币协会”，当在蚌埠中国银行工作期间。

原载《安徽集邮》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