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秋

神塘

陈亮秋，我的父亲。今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九年。这段时间我突然特别想念他。总觉得应该写点东西，不然这个名字将会永远被消失。

听爸爸说的过去

我父亲生于1925年9月8日，也就是农历乙丑年七月二十一日。那时候家族殷实，有良田百傾，茶山连片。徽派明式屋场坐北朝南，三进堂屋，左右回廊，天井套厢，比邻节次，整个家族几十户，走门串巷，晴不遮阳，雨不打伞，布履穿行，脚不沾泥。左有虎岭，右有猫塘，门前燕子山，有五虎踏燕平步青云之说。

爷爷是家族里的四少爷，与当家长兄相差四十二岁，娇生惯养，放荡不羁，肩不挑手不提，倒是吹拉弹唱，说古论今，也是风流倜傥之人。奶奶黄氏的父亲在潇湘流域也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拥有四艘火轮往返于衡阳和湘潭，生意红火。父亲从小集家族和父母宠爱于一身，四岁入私塾拜先生。良好的幼教和无忧无虑的“亮吖几”生活了八年。

1933年奶奶带着无限的忧愁和痛楚离开了牵肠挂肚的三个孩子出家当了尼姑。那年，我父亲八岁，叔叔六岁，还有个两岁的姑姑。

一个美满的家庭破败了。爷爷吸鸦片卖掉了所有属于他的田土山林，仅剩下两间偏房和半间堂屋，自己也堕落到替人家点鸦片唱小曲活命的地步。奶奶出家后，他已经顾及不到自己还有儿女了。我父亲和叔叔被寄养在两个伯伯家，姑姑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寄人篱下就再也没有了爱，每天都得放牛捡柴，割草喂猪。有次踮起筷子在菜碗边夹了一点小虾，被伯伯扣了一碗，逼着全部吃完，从此，父亲再也不吃小虾。

叔叔也是顿顿不饱，饿急了就跑出去偷李子，找野果充饥，营养不良个子矮小，号之“子钦矮子”。姑姑更加可怜，小小年纪就病死他乡。

九岁年纪上了火轮当了学徒，跟师傅学烧锅炉。每天三、四点钟就得起床生火添炭。三年后在三门镇粮行当账房学徒。写的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说是能左右两手为两个唱单的记账。史记，三国，隋唐演义信手拈来，也是三门镇上一才子。

1945年日本人在三门镇一把大火烧毁了父亲的生活轨迹，为躲壮丁只好远走他乡，在江西九江投靠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营长的表兄黄斌台，靠着一把算盘，当上一名军需官。三年多的军旅生活伴随他的是一块刻字的钢板和一把算盘，好笑的是没摸过枪。

1949年8月部队在保靖驻扎，父亲接到命令，连夜帮长官抄写一份投诚密信，转送解放军，不久部队在长沙改编。

长沙解放后，父亲已经厌倦长年奔波，此时也是牙疾难耐，揣着上尉军衔遣散费回到株洲。

三年务农后，来到了株洲田心机车厂当了一名工人。

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1951年，时逢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正是机车厂需要工人的时候来到了工厂，被分配到铸造车间当了翻砂工。毕竟读过四年私塾，当过轮船锅炉学徒，在那个年代学习铸造技术比较其他人进步要快得多。我记得父亲走得最近的是一个叫巴金华的浙江籍高级工程师。车间几度调父亲当生产调度，而巴总则更需要父亲在班组把关，从配砂到造型，从扣厢到浇注，每个工序都当过班长，一辈子干的都是兵头将尾的事。

1981年，我所在的湖南省电力设备总厂为解决远距离传输煤灰难题，研制生产油隔离泵，阀体为高锰钢铸件，成品率极低，根本无法满足技术要求。工厂也专门派人到田心机车厂铸造车间学习，还请了我父亲的徒弟彭东林现场指导，仍然没有解决缩孔和气泡的技术难题。当时我厂铸造车间高级工程师刘子湘与我家有某些交结，他提出请我父亲到厂里看看，父亲怕拨徒弟彭东林的面子，只好利用周末工厂休息了，悄悄到铸钢车间实地调查研究，和刘工反复讨论比较。他说：高锰钢浇注苏联专家很早就有成熟的低温快浇工艺，你们可以试试。刘工便着手实施低温快浇浇注工艺，很快获得成功。为此，刘子湘还获得湖南省电力工业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父亲最为满意的是我的大弟弟。下乡五年后顶职进了厂，当了一名外线电工。弟弟做事勤快，爱动脑筋，遇事好琢磨，很快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他总是说：要像迪兆那样有一技之长，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

劳其筋骨 累不死人

我记忆中的父亲永远是忙碌的。不算很高的个子，黝黑清痩，胡子拉碴。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皲裂的双手时刻缠着胶布，一高兴就咧个没有门牙的嘴，严肃的时候好像更加多一些。

那时的父亲是五级工，每个月五十一块五，要养活四个孩子和负担爷爷的生活费。所以，父亲总是没命的工作，他的勤快在铸造车间是有了名的。经常主动上夜班，特别是那种晚十点到早十点的通班，一来是职工食堂会发个营养夜餐，一家人可以当一餐荤菜，二来有更多的时间种点菜，钓点鱼。

工厂十好几年没调整工资，1971年国家重新进行工资调整，虽然强调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评级。但是，调整比例仅仅是百分之六，全车间六百多人，我父亲还被全票通过调为六级工，每月六十一块六，对于一个家庭是多么幸福的事，然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他经常说：人是累不死的，五八年大炼钢铁，我们几天几夜不睡觉，在炉子边站着都能睡着，一觉醒来都好了。

父亲在工厂干活从来是不惜命的。铸造车间的工作环境是全厂最脏的，高大的厂房被浓烟熏的黑黑的，里面高湿高温，粉尘弥漫，气味浓烈，噪音震荡。父亲始终如一地干了二十八年。

砂厢压碎了一个脚趾头，吊链蹦掉一排门牙。经常徒手造型，被型砂粘合剂腐蚀了双手的皮肤，皲裂的伤口愈合了又裂开，经常渗出红红的血印，每天都是钻心的痛。

职业性矽肺病造成的慢阻肺，使得他五十来岁就不能像同龄人那样正常活动，稍微重一点体力劳动就会气喘嘘嘘，五十四岁提前退休，工厂返聘，父亲只干了两年就再也力不从心了。

不能上班了，但是他也始终停不下来，还是每天进厂去伺候他的菜地，我都清楚铸造车间外那些边边角角被父亲刨出来的菜地，总是种着南瓜豆角，茄子辣椒，时令果蔬应有尽有。一年四季家里几乎不要买蔬菜，堆在床下的芋头红薯，冬瓜南瓜好像永远吃不完，收获的红薯、土豆完全能够满足我们兄妹成长裹腹所需。

后来种菜的活也干不动了，就在家门口种花，坛坛罐罐满是各色花草，姹紫嫣红的月季花，香味扑鼻的夜来香，金茉莉山茶花，房间里，阳台上，楼梯过道，门前屋后，那那都是他的宝贝。

也有惹人讨厌的时候，他把种菜沤肥的方法弄到家里，发酵的时候臭气熏天，因为他的嗅觉退化，总是说不臭。

不过，现在我退了休的妹妹也继承衣钵，种花种草，插花造型，好像品种更名贵，格调更雅致一些。

培养读书家风

我们家祖上是个郎中，以治疗眼疾闻名。听说发迹是缘于治好了清军里的一位八旗将军眼病。祖上也有曾花银子捐了监生的，没出过秀才。

真正发家是父亲的爷爷陈世树，原来是做上门功夫的篾匠，因受辱被欺，收工回家将篾刀抛进路过的三舌塘，赌咒发誓：今后我的子孙再不做篾匠，除非篾刀浮起来。三十四岁改学道师，四处行走，信息活路，心慈人善，乡里号称“宾道师”。那个年代有文化的极少，很快就买田置业，成了十里八乡的富绰人家，人富裕了就想子孙发达，于是修祠堂，办私塾，希望家族后代有出息。

七十多岁纳妾得子，生了我的爷爷陈岳臣，排行老四。老故交由爷爷长兄扶养，爷爷长大后游手好闲，爱好唱戏，常年混迹酒楼戏院。我记忆中的爷爷光头高瘦，捧着水烟枪，每天咚咚锵，理个浪，吊着嗓子，来一段，从眼神身段是特别喜好青衣旦角的那种票友。

父亲虽然当了一辈子工人，但是他骨子里还是个儒雅先生。四年私塾给父亲打下来非常好的文化功底，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烂熟于心。长大了一点就特别喜好历史经典，开始是在火轮上烧锅炉，大副是奶奶家亲戚，看着爸爸长得白皙清痩，年幼爱学，就让他在空余时间读书写字。真正大量读书是在粮行学徒的时候，空余时间都用来读书。史记、三国志、隋唐演义等等能找得到的都读。还喜欢咬文嚼字，当个教书匠或者账房先生可能更适合他。时世弄人，丢了粮行，当过丘八，终于工匠。

原先的名望家族没出过秀才，他更希望他以后的子孙能多出读书人。所以，我们的家教是很严的。早起，必须读书写字。妹妹两岁时爸爸就抱着和两个哥哥妈妈围着一个黑黑的大方桌各坐一方读书写字。我每天除做完功课，就必须练大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都围着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展开论战。爸爸哪派都不参加，心里面拥护保皇派。工厂正常的秩序打乱了，湘江风雷和斗批改两派激战，还发生了枪战。学校里是韶山兵团和井冈山兵团。因为我自小写大字，仿宋体的腊版刻得漂亮，抄大字报、刻腊版、发传单是我那时最喜欢的游戏。斗批改倒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我的名字被公布出来，是斗批改总司令部宣传部的人。爸爸吓坏了，连夜赶火车把我送到外公家躲起来。

1969年复课闹革命，我们都才回到教室读书。那几年学生们还要做战备砖，挖防空洞，到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三年中学其实没怎么读书。

尽管社会动荡，父亲仍然要求我们在家里读书写字，丝毫不得懈怠。

一晃1971年底我们九年制中学毕业。运气不错，碰上我们这一届有三个面向，我因为是家中老大直接进了厂当了工人。其它同学一部分参加三线建设，另一部分上山下乡。

弟弟1975年下农村，妹妹1978年参加工作，因为写字漂亮当了描图员。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兄妹三人都做过努力，终因底子太薄，名落孙山。

小弟弟在我们兄弟里最聪明的，极小好学，两岁就喜欢卖弄成语，爸爸最是喜欢。1981年小弟弟参加高考，全家人都期以厚望，终因失利未果。年底我儿子出生，父亲喜不自禁，悻悻然想出来“攀峰”这个名字，是指望孙辈能够高考中试，扬名家族。果不然，期后小弟弟再接再励1983年以优异成被武汉大学录取。国内名校，一流大学，那是比科举制度的秀才还是要高出一筹，父亲得意之情不亚于范进中举。

以后，我们兄妹三人也没有辜负父亲期望，通过努力都完成了高等教育学业，取得了本科学历文凭。生活过得充实满足，虽然都人进暮年，但终究自己衣食无忧，儿辈学业有成，事业发达。

人生在世孝为大，善为先

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感觉到家里很穷，兄妹四人，老家有病怏怏的爷爷，偶尔还要接济外公舅舅。每个月都得等发工资的时候买点肉补充营养需要，我们最巴望的就是家里来个客人，桌上可以多看到几个碗。如果碰到开学，爸爸妈妈就得去央人借点学费。我记得有一年，我家人均生活费不足9元，工厂还免6除了我一期的学费，好像是吃了四块一角钱的困难补助。

那个年代，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也有遭灾的年头，经常有些衣衫褴褛，背袋柱棍要饭的人群，站在家门口，蹲在屋檐下，那种祈求的眼神让你胸口发颤。妈妈每次都会给点，锅里的，桌子上剩的都会倒给他们，只要是爸爸在家，就会满满的舀上一端子米，碰见老人和孩子还会请进来一起吃，尽管没什么好的，钱没有，饭是管饱的。

他说：人到了出门要饭的地步，那是实在没办法了。我小时候再穷再苦，还没拉下面子去要饭，我们穷，还有比我们更穷的人。

在我以工代干三年后正式被任命团委副书记的时候，他跟我讲了他的一件往事：

1945年冬，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九江驻扎，这支队伍是醴陵籍抗日名将程潜的旧部，当时有句话说是：只要讲得醴陵话，就有襁皮带子掛，所以，醴陵籍军官居多。父亲当时负责营部的军需管理，部队大量补充兵员，被服发放后，新兵换下来的百姓衣物父亲是可以自行处理的。当营长的表兄黄斌台也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同醴陵籍乡亲们一商量，就将这些衣物让士兵清洗干净，收纳整理后，接济给当地穷苦百姓。当时九江码头晒满各色各样的衣裤成了一个奇观。所以，任何时候都是会有怜悯穷人的人，都会有善良之举，这是人性本善的平常心。

你现在不再是一般干部了，只要有能力就要力所能及的帮助比你弱小的人。人生在世，孝为大，善为先，有其力为，顾其羸弱，你有此心，必无贪念。

父亲的厨艺

父亲的厨艺非常好，不管什么食材经过他的手，做出来都回味无穷。我总是回忆他做完饭菜看着我们滋滋有味大快朵颐的时候那种满意的微笑。妹妹调皮，爱挑刺，总说这不好那不好，爸爸说：你扎蠢妹几，就是不好吃也要讲好听的飒！

父亲烧菜没参过师，厨艺都是瞟学的，还有的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出三门到渌口一路逃跑躲壮丁，最后在江西九江投靠表兄，一开始当伙夫，每天跟锅碗瓢盆打交道。部队大部分是湖南人，湖南人吃饭就是一把辣椒一瓢盐。父亲做饭用心尽力，手艺不错口碑很好，后来就专门给营部长官开小灶。一次采买买到了一只五六斤的大脚鱼，长官们要吃红烧的。父亲没做过，还是一把辣椒一坨酱，一堆蒜子多放姜，浓汁收汤香菜盖面。长官们吃的个个滚圆，喝的酩酊大醉。当了一年伙夫，写得一手好字，凭着一把算盘，加上长官们赏识，从火头军就变成了军需官。

上个世纪物资匮乏，特别是吃食短缺，捱饿是人们的普遍记忆。少吃没穿是人类的生存常态。人们调侃对付饿肚的办法是：站着饿，坐着饥，困哒吃得一筲箕。起身干活找吃食，越是躺着越是饿。

我们是出生在一切凭票购物的年代。五十年代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肉票油票豆腐票，煤票糖票粉丝票，等等等等都要票。

猪老壳猪脚猪下水不要票，父亲就经常扛个猪头，提挂猪肺，捧堆大肠回家，给我们改善伙食。父亲对吃到肚子里的东西特别讲究，每次都清洗干净，煮熟烧透，卤腊烧炖，精心调制，一想起就流口水。

现在讲究健康生活，但是我还是个爱吃下水的吃货。

父亲钓鱼

我们家族祖屋祠堂在株洲县湘江边的一个叫东宝山的地方，先前是个渔耕之村，祖辈也有靠打鱼为生的，钓鱼打鱼也是家族成员的谋生的手段。

1945年走日本人，父亲没了工作，回到老家就和叔叔靠钓些鱼拿到三门镇上去卖，换些粮米菜蔬为生。

那年冬天要过年了，家里粒米皆空，两兄弟还是决定到河边碰碰运气，天蒙蒙亮就出门，经过一个浚坝，看见不深的水面浑水涌动，黄泥翻滚，仔细看是一条大鱼在追赶一群小鱼，父亲连忙跳起来堵住回游河里的浚口，叔叔就狂扑猛赶，把大鱼往更浅的岸边逼，不一会儿，大鱼搁浅了，一条二十多斤的鱤子鱼成了两个泥人的战利品。等到镇上，因太冷了没有一家有鱼卖，有钱的人家看到来了一条大鱼，马上围上来，卖了个好价钱，好几户人家把大鱼给分了，兄弟两个换了些肉菜米面和爷爷一起过了个好年。

后来，父亲钓鱼就是一种消遣，既寻找乐趣还可以盘餐荤菜。

那时是周六工作制，星期六一下班父亲就会提把钉耙挖蚯蚓，遇到天气太热还很难挖到。

鱼竿自己熏，鱼钩自己纡，我们用尼龙丝鱼线，还有马尾，虫丝，腊线等都当过鱼线。所以，我们钓的都是小鲫鱼，小游鱼（白条）青皮㜛子小鳑鲏，钓到大点的最多八两半斤，大鱼很少。所以，爸爸钓鱼一般塘主都不赶。

我是老大，爸爸钓鱼几乎每次都会带上我。头天晚上准备渔具，爸爸用的是自己制作的三节四节竿，我用的是两节三节竿，还要炒酒米，备干粮。一夜兴奋，三四点钟被蒙蒙胧胧叫醒，扛着鱼竿背着鱼篓高一脚浅一脚跟着爸爸出发，不知走多久，天空泛白可能就到了鱼塘边或者是河坝下，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哪儿有塘，哪儿有鱼。打窝等鱼的时候就开始或是红薯或是馒头吃完早饭等鱼上钩。

一钓就是一天，一般是要看不见浮漂了才收杆回转。一天大概就是大菜碗碗巴子小鱼小虾，不过这一碗菜真的特别好吃，鱼汤泡饭，鲜鲜的，辣辣的，香香的，特别下饭，每次汤都不会剩的。

记得一次父亲钓得很少，总想凑够一碗，天黑了，离家不太远，让我先走。我扛着鱼竿掛鱼篓回家，回家要路过九牛山，路边有一片坟地，看不清路，还刮风，心里害怕，走得急，忽然觉得冷风飕飕的，后背有节奏的滋滋响，越听越瘆人，越想越害怕，怕起来就跑，跑起来更响，等跑到有人家的地方一身都汗透了。停下来再看看，原来是扛着的鱼竿和掛着竹编的鱼篓子棕绳子摩擦发出的声音把我吓得半死。

我爱好钓鱼也是那时跟爸爸学的。

等我有条件，想请父亲去钓鱼，他也力不从心了。

认认真真干傻事

父亲本来就不爱修饰，头发碷碷的，胡子拉碴。有一年暑假，妈妈带我和弟妹回南阳桥外公家住了几天，我们从乡下回到家里，一进门，看见父亲剃个大光头酷似吸鸦片的爷爷，妈妈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脑，一通臭骂。走到灯光下看着爸爸咧个嘴一脸傻笑。后来才知道爸爸为了这个家干了件傻事。

那年代，糖是营养品，非常金贵，蜂蜜那更是极品。父亲在离家不远的铁路边看见一窝野蜂，突发奇想，调好糖浆去逗野蜂，想引窝蜜蜂回家养，结果惹怒了蜂群，被蜜蜂围起来，盯了一头的包。还固执地把一群工蜂引到家里来，说是在没有蜂王的情况下，蜂群会自动产生新的蜂王。

父亲被蜂毒蛰的得实在是痛痒难忍，最后还是放弃了。蜂没养成，脸上肿得不成型了，眼睛也睁不开了，脑袋上的包也是疙疙瘩瘩，又正值大热天，只有剃个大光头，好搽万金油。

父亲的嗜好

父亲喜抽烟，爱喝酒，打麻将，推牌九，木脑壳，跑符子，下象棋，玩扑克，样样精通。

抽烟是那种不是太好的，那时候有大前门，双炮台，黄金叶什么的，经常抽的是特别便宜的红桔，好像是一毛三，飞鹤贵一点，过年有计划凭烟票可以买到长沙的芙蓉，郴州的郴州烟。他抽烟多的时候一天两包。老了点，出气不赢，就一天一包、半包的减，后来就一支烟分两次吸，把量减下来。有一阵子，我们家里到处都是半截烟屁股。

六十二岁戒烟。戒得很彻底。不过，改掉几十年形成的习惯，潜意识里的行为还是要表现出来，父亲戒烟七八年了，但是在他去世前的弥留之际还做出吸烟的动作。

父亲也爱喝酒，有酒就喝，没酒不想，喝的不多，喝也不醉。清早起来也抿一小口，每次喝酒二两，不过三两。是那种爱酒，又很有克制力的享受型喝酒。

也听说父亲醉过一次。是做新姑爷，外公自己酿谷酒，馏出来的酒，还在冒热气，父亲好玩，边接边喝，一碗一碗的喝，开始还表现自如很有绅士之风，等到要见亲戚了，怎么也找不到这位新姑爷。以后提起此事，父亲都还不好意思。

我们家里总是备着乡下自酿的谷酒。小弟弟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四到处找，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才发现小家伙偷偷喝了半瓶爸爸用白糖浸泡的白酒，倒在书桌下睡了差不多一天。

没能给父亲买茅台是我一生的遗憾。我知道父亲爱喝酒，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每月工资20元，自己留2元零花，其余给娘。心里面想哪天买瓶茅台给父亲。到商店一问，茅台酒要七块一瓶，觉得太贵了，当时没买。1975出师了，工资涨到32元，茅台又涨到16块钱一瓶，还没舍得买，1978年我转干了工资涨到47，茅台又涨到32，1981提干工资64，茅台又涨了。那时候要结婚生子了，就淡忘买茅台的事了。后来，爸爸喝茅台是弟弟妹妹他们孝敬的了。

偶尔看到爸爸跟别人下象棋，小弟弟下象棋是爸爸教的。小弟弟下象棋水平不错，他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我到工厂俱乐部值班，带他去玩过。我们老领导工会主席肖永洲特别喜欢孩子，喜欢找弟弟下象棋，两人对弈，结果都是屡屡告败。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造反闹革命去了，爸爸和几个要好的老伙计还是每天准点上下班，没活干，老哥们就天天打扑克，四副牌打百分升级，输了就在脸上贴纸条，每天回家也还乐呵呵的。

父亲麻将打得好，属于老奸巨猾的那种。我们家最早玩的是奶奶留下来的牛骨头嵌竹面的老式小子麻将。

打麻将得有点小意思，输赢不大，几块十几块的，所以都是在家里玩，弟弟和弟媳老陪他打，赢了就咧开缺牙巴哈哈大笑，手气不好，就玩点小花脚，有时逗他高兴就装着没发现，有时就故意抓他的现场。只要说打麻将吧，他就会搬桌子，挪椅子，烧开水，屁癫屁癫的忙不赢。有时堂兄和堂嫂也会过来陪他们玩玩。

父亲和文艺

父亲不那种爱巴结领导的人，要是走上层路线，就不会当一辈子生产班长。他常常笑话同时进厂的一个老乡，字认不得一篓筐还喜欢“讲三点”，讲完这方面忘记那方面。那个就是领导让爸爸当调度爸爸没答应，而顶上来，后来成了车间副主任言伯伯。

但是，副厂长于亚伦，爸爸倒是挺喜欢，一提起于老头，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于亚伦不是一般的人，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南下的司局级干部，妹妹是著名演员于兰。在工厂主管文教卫。酷爱文学艺术，尤其是对京剧造诣颇深。所以，在工厂不仅有宣传队文工团，还有一个极具规模的京剧班子。不但自己演，还经常请一些著名的剧团和著名的演员来厂演出，铁道文工团带戏下基层也是每年都要来。

父亲也喜欢京剧，可能对历史比较熟悉，对一些经典剧目里的历史故事也了解透彻。什么《霸王别姬》、《二进宫》、《赵氏孤儿》、《将相和》等等剧目，说得头头是道，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家隔壁住着工厂俱乐部主任金定国，一个有爱好，一个有条件，所以只要俱乐部有戏，父亲就有份。所以那时的《三娘教子》、《三家店》、《四郎探母》、《锁麟囊》、《望江亭》、《凤还巢》、《玉堂春》等剧目，我都没少看。

所谓上仿下效，领导喜欢京剧，那么大礼堂里有演出，大喇叭里有广播，宣传橱窗里有剧照，就是我们铁中的学生们都要排练样板戏。当时的《望江亭》、《红娘》、《吊金龟》、《洪洋洞》、《秦香莲》等等有的是看过演出，有的是听过广播。

不好意思的说，八个样板戏，我们那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倒背如流。

什么西皮二黄，四平调南梆子。文场的京胡月琴笛子，唢呐二胡弦子，武场的鼓板大锣铙钹，木鱼梆子堂鼓。曲牌有山坡羊、将军令、 点绛唇、 风入松、扑灯蛾、 四边静、 金钱花等等，唱法有大嗓小嗓尖团子，念白有京白韵白等等。如此之类的京剧常识，也都是父亲等长辈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们。

父亲也喜欢当下流行的，比方颇有时代感的流行歌《二郎山》，风靡全国的电影《刘三姐》也都是他比较痴迷的。

后来电视剧兴起，他也喜欢追着像三国水浒西游记，济公乾隆封神榜等连续剧看。

所以说，父亲也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

后记

父亲一生好读书，特别倾心古文和历史，所以为自己取名陈历彬，历，尽;遍也，彬，则取自于唐代杨炯的“风标自落落，文质且彬彬”。

这个名字，一直是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但是就是这个名字也给他带来了一次大麻烦。

那是1966年8月份的一天，爸爸上夜班，下了班却没回来。后来，有人要妈妈给父亲准备几件换洗的衣服拿走了。

这下妈妈慌神了，我父亲一辈子不团不党，运动来了不左不右，最大的圈子就是铸造车间，负最大的责就是生产班长。既没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又不招惹他人。妈妈找了好多人才打听到，父亲就关在田心北门疗养所。离我们家也就几百米。

大概半个来月，父亲带着一身疲惫回家了。

至于为什么关？怎么关？父亲没跟我说过。

只是后来本家堂兄陈金台作为调查我父亲的证人，才把事情的原由告诉我。

说是：四几年他在湘南游击队当过勤务兵，那支队伍里也有一个叫陈厉彬的人，当时他并不知道我父亲叫陈历彬。至于什么原因调查我父亲他不知道，他只是可以证明那个陈厉彬不是陈亮秋。事实证明那个时间段我父亲不在衡阳而是在江西九江。

这也是我在本文中前面一直没用陈历彬这个名字的原因。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特别是我们兄妹继承了父亲诚实，勤奋，笃学，仁爱的优秀品质，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顺，父亲的担忧也就逐渐释然了。

我是1974年代干到工厂机关负责共青团工作，1976年入党，1978年提干，那时候的政治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我记得，负责我的入党政审的是一个42年入党的老干部胡绍文同志，我入党前的谈话就是他亲自谈的。那时外调是政审的重要环节，我的单位离我父亲的单位很近，为了了解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他亲自领队，反复核实，证明我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现实表现非常好。

于是，我21岁入党，23岁提干，弟弟19岁入党，妹妹也很年轻就入党了。

我父亲后来在跟我们聊家事的时候说：你爷爷吸鸦片把我们家从大地主变成了贫雇农，倒是又造就了你们从贫雇农变成党员干部。

现在想起来这话也不假。如果没有鸦片，没有那场家族的变故，我们这些后人又可能会是什么状况呢？

但是，无论如何，传承父亲诚实，勤奋，笃学，仁爱的优秀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承载的责任，也是家族的成败兴衰的根本。